原创《黄上南店我的记忆骨狄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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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记忆骨灰瓮
◎杨炼
1981年,我逃离下乡插队的黄土南店整整五年后,又是一个冬天,我在圆明园废墟里散步.下午四点多钟了,天色越来越暗,西北风咆哮而来,四周众树摇动,视野渐渐模糊,这寒冷,有种深藏的熟悉……突然,一个念头（一种？）从心底窜起：回村看看！对我来说,“村”这个字,不是用于任何别的村庄,它只能是黄土南店,那个我从1974年5月4日到1977年初插队的地方.离开它五年了,我一次也没想到过该回去看看.离开,意味着头也不回,让它永远与我无关.这感觉,比恨更简单.但谁知是什么,用1981年那个冬日暮色提醒了我？是时候了,为了印证一种记忆,甚至加深它,我得“回去”.
现在的朋友们,听说我在北京西三旗插队,都捧腹大笑：“你这也叫插队？”确实,在今天的北京地图上,紧挨北四环的西三旗,早成了昂贵的北京市区,我不少朋友就住在回龙观楼群里,那曾是我们黄土南店的顶头上级“回龙观管理区”所在地.可是,1981年,西三旗的景观,还没被北京后来的房地产热潮炸碎.当我那个“回村”的念头一起,即刻的行动,也就是立马跳上从颐和园开往清河的355路公共汽车,到清河下车,转德胜门开往昌平的344或345路,再坐几站,西三旗就到了.
那时公共汽车虽然慢,可这全程也就花一小时左右.我记得,在西三旗下车时,天已黑透,加上冷,感觉真像个孤魂野鬼.但没关系,这儿一切都太熟悉啦.闭上眼睛,我也记得清清楚楚：下车的十字路口上,是农机研究所.从那儿向东拐,过军械站,就到了黄土南店一队的“地头”（我的地头！）.我像当年一样,不走大路,斜插野地,摸黑也认得,路边那块地叫场院南,种了冬小麦的七尺畦,黑黝黝衬着残雪,在脚下吱嘎吱嘎响.我知道哪儿是沟,哪儿是坎,一条斜线,直奔村头结冰的三角坑,远远看见了,村子还黑黢黢蹲在夜色中,一个个窗口,一盏盏昏黄的灯光,和五年前没什么两样.是的,我回来了,如果这也能叫“回来”的话.我到了这个村子,但不想敲任何一扇门,不想见任何一个人——我不知说什么.怎么解释长达五年的一去不归？那些灯火,在我左边右边,忽明忽暗,和我擦肩而过.如果老乡们知道,在这个冬夜,我曾经偷偷潜回,却不想和他们打一声招呼,他们会怎么看我？他们已经在怎么看我？当我在雪地上伫立片刻,和村子默默相望,那些灯光,都像鬼火.只是我不知道,村子和我,谁更像鬼魂.
我的目的地,是那排小屋,当年我们的知青宿舍.在三角坑后面,沿小路擦过当年村里唯一的“文学青年”（其实是少年）大海头家,就到了.它还在,黑灯瞎火.我离开后两年,知青们就搬到别的宿舍去了,再两年,最后的知青也返城了.“知青宿舍”成了历史遗迹.可对我,五年前封存的记忆,却像保了鲜.这一次归来,虽然有黑夜遮蔽,像个小偷,我的心却咚咚直跳,像来赴恋人的幽会.小屋静静蹲伏在那里,好像也知道我会来,来看它.为这次冥冥幽会,它已经等了很久.
整排知青宿舍一共只有四间屋.两头两大间,中间两小间.男知青住西边,女知青住东边.我的小屋,在从西头数第二间.门窗仍漆着天蓝色（是我想像的吧？）,门上挂着锁,玻璃却碎了一块,让我能探头朝里看.没错,还是老样子.土炕的炕沿,当年就叫我们磨秃了,四个小伙子并排挤着睡,跳上跳下,哪能不秃？糊顶棚的破报纸,裂开一道道口子,也没变化.我还记得躺在炕上,曾亲眼看见小耗子的尖牙,叼着报纸一点点撕开,一对黑亮的小眼珠从裂缝处朝下窥视,我脸朝上,正好四目相对.当年炕沿下放着我的小炕桌,孤灯一盏,照着暗红的油漆,那是别的知青呼呼大睡后,我在纸上写“小资”诗的地方.哦,我哪知道,得过多久,我才掂得出“诗”这个字的分量？在北京、在柏林、在世界,见够种种面孔和人生游戏,旅途的归宿,还得回到诗上.破玻璃让雪花飘进了小屋,给地面漫上白白的一层.借着微微雪光,我的心猛跳,墙上的灰尘间,清清楚楚映出一块独特形状的白,那是头,那是四条腿,朝五个方向大大展开.一张狗皮,我的小狗“小黑”的皮,被剥掉后,我曾把它钉在了这里.谁知道我离开后,它又在这里留守过多久？狗皮盖住的地方,已经和别处墙皮的颜色反差这么大.小黑还在这儿,带着他的刺疼,等我呢.
这只小黑狗,像个标志,嵌进我的1976年.
那是我到黄土南店插队的第三年.虽然我“插队”的地方,远不如东北知青的黑土地、西北知青的黄土地那么“打眼”,像块“”的胎记,一望即知盛满故事.但,“黄土南店”这个名字,仍然渗透了中国的土腥味儿.和如今的北京比,它显得那么远,不是空间上的远,而是时间上的远,缩成一个小黑点儿,藏在了高楼大厦的阴影下.我记得好清楚,1974年5月4日那一天,我们北京67中高中毕业班的知青,到达中越人民友好公社,被分成若干组,由生产队的来人接走.行李被堆上一匹老白马拉的马车,人也坐上去,看它一扭一扭,艰难地碾着黄土路上每一道沟坎,马汗夹着马屁味儿,混入路边正分蘖的麦苗味儿,又酸膻又清新,像我们心里说不出的感觉.兴奋？惶惑？茫然？都有都不准确.这里离家也是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当黄土光秃秃一片,二十公里和两千公里能有多大区别？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真老实,骑自行车就能回家的距离,领导说两个月回去一次,就真等两个月.哪像晚两年来的知青,很快就学会了在兜里揣一张汽车月票,每晚干完活,铁锹往回村的马车上一扔,转身跳上汽车进城,一个多小时后就舒舒服服坐在（躺在）家里了.真聪明啊！
杨炼
黄土南店——我的记忆骨灰瓮
“插队”第一堂课,当然是物质的,简单说就是饿.知青食堂的饭,总是清水白菜,难得见到油星儿,加上份量有限,对长身体的男孩女孩,哪够？给我们做饭的老吕头,总穿条传统的缅裆裤,于是被我们偷偷叫做“大裤裆”.他早先走街串巷卖驴肉,最喜欢给我们显摆当年驴肉多好吃,说得我们馋虫蠕动,猛咽口水,心头越恨越爱听.那几年,我们什么没吃过啊,文雅的,花一毛钱到附近安定医院住院部小店买块桃酥（我们叫它“耶稣”——噎酥）解馋.粗鲁的,抓来只麻雀塞进冬天的火炉,听它扑簇簇钻进烟囱,拚命向上飞,快挣扎到烟囱拐弯了,又一头栽下来.对饿坏了的我们,那不是鸟,不是生命,只是一小块肉,久违了的、喷香的、魅力无限的肉.
我们在生产队干活的收入,根本指望不上.生活费,得靠也被下放的父母每月寄来.黄土南店一队是个穷队,我插队第一年,队里一个工（等于十个工分）两毛多钱.我很努力地干了一年,年底分红拿到二十多块,这可是一年的工资,还包括饭钱在内！呸,没戏了,我约上两个朋友,干脆到北京莫斯科餐厅（简称“老莫”）,一顿吃了它.
“”知青,无论插队的地方远近,都经历过一条类似的思想曲线.刚下乡,理想得要命,一心投入报纸上许诺的“三大革命”.对我这本就容易过分热情的家伙,那煽动更奏效.高中毕业,我就一,申请去陕北延安插队.幸亏我老爸,自己也下着乡,同时正被我姐姐千方百计要逃脱她那“北大荒”折磨得心
力交瘁,一句话拍板定案：“不行！”
1975年,摄于北京昌平县中越人民友好公社黄土南店插队知青小屋前.
虽然不行,这堂现实课,还得在黄土南店补上.我到村里后,因为爱写写画画,被搜罗进村里广播站.第一年“三夏”大忙,收完麦子,得赶着向田里送粪,好播种晚季玉米.那时残存的些微物质刺激,是“计件”制：送一车粪计一件,每天按件计酬,多计多拿钱.那天晚上,队里的马队长跑来找我：“你没看见么？阶级斗争新动向！”“什么？哪儿？”我激动了,阶级斗争啊,这可是“三大革命”的第一项！“就在这儿啊！你没看见刘大山,他推一车粪,可是到地里倒成两堆,算两件！还员呢,这起了什么带头作用？”我一看,可不是？那刘大山,仗着是队里妇女队长的丈夫,干活吊儿郎当,装一袋烟也慢半拍,他车上的粪,装得比别人多一点儿,可推进地里倒成两堆,一下子拿双份钱.这是破坏呀！我记得1960年代初中苏之争著名的“”,于是抓住这话题,在我的广播站,也来了个“一车粪倒两堆”.而且,村里播完公社播,公社播完县里播,一时间沸沸扬扬,刘大山比粪还臭了,马队长见我就拍肩膀.我得意之余,也不免疑惑,怎么村里人对我这阶级斗争的壮举不热情？有些人甚至远远看见我绕着走？又一年后,我和村里几个年轻人混熟了,才明白,什么“阶级斗争”,那次我整个被马队长当使了.他和刘大山正在争队长印把子,我那,永远打消了刘大山的可能性,也永远和“刘派”结了仇.“你傻呀！”我好朋友大海头说,“一个知青,将来还得靠村里人推荐才能返城,结了这个仇,你回家的路断了一半！”哇,后悔吗？太晚啦！
我的革命热情,在黄土南店渐渐降落,随着心态沉静,身边的真现实回到了眼前.一天又一天,如果说有什么比饥饿、劳累更难忍,那就是孤独.毕竟,我才不到二十岁,能对谁倾诉这一切？唯一的安慰,是盼到每月母亲寄来的钱和小包裹,她的寥寥数语,对我突然变得如此宝贵.她间或回京治病,更成了我们团聚的小节日,直到1976年1月7日那最后一次！她的猝然去世,扔下一大片真空.心里的空白好深啊.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死亡”,原来“死”这么具体：只是一张脸,出生第一天就看见的,从小以为她永远会在身边的,读着书信就会浮现在眼前的,一个总守在那儿的倾听者、对话者、安慰者,突然——没了.怎么可能？虽然,这感受在我后来的生命里,还将重复多次,但都代替不了第一次,况且是以母亲的形象,实施了一次突然袭击！那些日子,收工回来的晚上,别人呼呼入睡,可我睡不着.空白,就在眼前.一张横格纸,一个小笔记本,我在上面茫然地写写划划,一行一行,我渐渐发现,这些字,和以前那些自以为是“诗”的东西,很不一样了.它们不再高亢、光明、热烈,而在下沉,沉到了地上、地下、心底.语言仍然幼稚,但它里面,长出一种“根”,和我内心的欠缺契合在一起,越欠缺,这些语言越有出现的必要.它们在弥补某种不可弥补的空隙.我说出这样的语句,不再觉得是模仿别人的声音.这是我自己的话,也只为想听且能听懂的耳朵而说.除了“她”,别人听或不听有什么关系？白纸,常常写着写着就被泪水模糊.写了之后,还把小本子藏起,因为这些语句的味道,实在与“”要求的昂扬不同.那时,我甚至很难想像,以后会被人叫做“诗人”,而这些词句,正是一个“诗人”未来一生的真正起点.死亡、孤独、内心的空缺,让诗,成为必要的！母亲最后“梗在心里的遗言”,直接把一粒诗的种子播进了土地.
我的小黑狗,也几乎就是那时到来的.母亲去世后不久,有一天,窗外忽然小狗汪汪叫,夹杂着几位知青兴奋的笑声.我出去一看,知青们围着一只小黑狗,正商量怎么杀了吃肉,小狗像能听懂似的,哀叫着左顾右盼.忽然,我起了怜悯心,推开众人说：“不能吃,这小狗我要了.”不记得大家有啥争辩,反正小狗归了我.
我把他叫“小黑”.这只小黑狗,长相确实很一般.虽说是“四蹄踏雪”,浑身黑毛只有四脚雪白,但四条腿挺长,身子特短,显得不大成比例.不知是他知道我有救命之恩,或他的到来,恰恰填补了我心里一些空白,反正我们一见如故,特别亲.我在知青食堂里本来不多的口粮,总得留点给他吃,半个馒头、几勺菜,看他埋头猛吃,我就高兴.小黑狗也懂事,他主要靠自己出去找食,少给我添麻烦.现在想来,他必是个好猎手,因为我不记得曾为喂饱他伤脑筋.当我出工,他就静静守在小屋门口.我从队部收工回来,进村前要斜插一片坟地,他每天都在那儿等着我,一见我出现,就远远迎上来,尾巴甩得溜溜圆,带着整个小屁股左摇右摆.然后,在我脚下跑前跑后,一路回家.最美好的时刻,就是别人睡着了,我坐在小炕桌前,或看书,或写字,他伏在脚下,身上狗皮的土腥味,那么温暖.小黑好像从来不会睡着,任何时候,我叫他一声,哪怕只朝他挤挤眼,他就一骨碌站起来,朝我看着,等待下一个指示.
1972年左右,高中时代.
没什么“指示”,我继续看书,他就把呼呼喘气的小鼻子,伸到我的书上,眼珠盯着我的脸.那眼神,用信任,用安宁,抚慰了我多少个黑夜.对于小黑,最困难的时刻,是每隔两个月,我“获准”回家的那几天.我消失前,总会把他委托给朋友照管,但谁知他怎么这么灵,每次——一次不少——当我骑车回村,离进村还有两里路,准能看见他的小黑影,在路口上等着,他有一部雷达？通了灵,能算准我正回来？或每天如此,从早到晚、风雨无阻地等在这儿？当然,是后者.我只在十多年后,到了澳大利亚的悉尼,帮好友白大卫照看他的狗“哈瑞”时,才看到一模一样的情景.白大卫不在家的日子,哈瑞也无精打采,整天趴在院门口,眼巴巴地等.唉,小黑,谁知你的皮,又在我的小屋墙上,等了好多年！
1976年,是我的也是中国的“命运之年”.1月7日母亲去世那晚,我抱着相册哭了半夜.第二天一大早,我和父亲还躺在床上,突然广播喇叭里哀乐大奏.啊,为我妈妈？怎么可能？原来,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了.我记得很清楚,身边的父亲说了一句“总理去世,是个很重要的事件啊”.他话里有话,传达着一批“老革命”们的政治信息.我不懂那些,但仍能感到1976年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从周恩来去世,长安街上民众的自发悼念,到报纸上社论一篇接一篇,口吻语气越来越严厉.三月,村里又来了一批知青,这批城里甘家口中学的学生,虽然年轻,政治嗅觉可比我灵.四月初,天安门广场就出事了,悼念周恩来的诗篇和“小白花”铺天盖地,我4月4日还在广场上钻来钻去,当天回村,第二天就是那场著名的镇压.当然,广场经历必须隐瞒.四月以后,我的笔记本上,诗句也在渐变.从怀念母亲,转而朝向对知青宿舍东边第一间屋的渴望.年轻的爱情出现了.一个身影,高挑而瘦弱,话语带着鼻音,占满了我的视野和听觉.四月和五月,春天和初恋,激发着文字.小笔记本很快写满了.怎么办？真遗憾没有母亲咨询的金玉良言啊,这个太缺乏经验、却太不乏的未来诗人,竟斗胆（心里肯定抖索着）把大大题为《爱情之歌》的笔记本,就那么递给了梦中人.我简直没想到,从抄录的陆游《钗头凤》,到我写下的那一大串“永远”,会是怎样一颗炸弹,在那双十八岁的手中爆炸！顺理成章,没主意的她,却有一位母亲,笔记本随之转到了“母亲”手上.读着我那些愚蠢的革命加爱情的誓言,“母亲”说不定心里怎么偷偷暗笑.我同样不知道的是,她家里也是老革命,而且此时正在“”重灾区教育部工作,还有谁比她父母更懂“白纸黑字”的可怕？再后来,笔记本倒是完璧归赵,退还到了我手上,同时递回的还有一句话：“写作永远是给别人当靶子！”嗬,一个小女孩儿,竟比我理解诗歌的处境早得多,真是先知先觉呀！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那晚上,睡到半夜,我突然听到雷雨大作,雨点直砸在我脸上,惊醒才发现,那是顶棚上哗哗落下的土.地震了！我跳起身拉门,可门拉不开,挣扎半天才发现前一晚把门栓上了.等跳出屋子,知青们都已经到了院子里.当晚搭起地震棚,男女知青在院里分开睡.巧啊,我和她隔着块塑料布,头对头,近得能听见她呼吸.这地震真是无比美好！接下来两个月,哀乐广播接二连三,对我们却是幸福好日子.没人有心思留在农村,再说知青宿舍房子破,砸死人更麻烦,干脆都放回家.笔记本没奏效,地震可帮了大忙.这两个月,我的自行车乘着初恋的清风,飞驰在颐和园和甘家口之间.这样的好日子,保持到9月8日,那晚,我们在紫竹院小柏树下幽会亲吻,被巡逻的工人民兵抓个正着,幸亏她机智,挡住了我,交代是溜回城的知青,否则麻烦更大.终于被放走时,我突然看见,树丛后面月亮金黄一轮,硕大浑圆,原来那天是中秋节.第二天9月9日,去世的消息传来,知青们被勒令回村.回去后第一件“政治任务”,是连夜为的追悼会制作白纸花.的追悼会呀,谁敢不沉痛？可不知我是玩野了还是启蒙了,竟半开玩笑地对大家说“这得给夜班加班费呀” .话刚出口,看见她在我斜对面,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那些《评一车粪倒两堆》大作结下的梁子,现在结出了苦果.村里的权力,山不转水转,转到了不喜欢我的人手中.这回轮到我倒霉了.
谁能预料,多年后的我,会写出《艳诗》那样的玩意？说来没人信,本来那个我,老乡们讲黄笑话,会躲到一边去,倒不完全是害羞,而是听不懂,这就足够“不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你永远躲不开想找茬的人.我们知青宿舍旁边是个大水坑,夏末秋初农忙的日子,那一夜,别的知青都睡了,我和她坐在水坑旁,聊着人,聊着书,聊着她最喜欢的《红楼梦》和林妹妹.事实上,聊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上有星光点点,四外寂静无声,促膝而坐的两个人,近近的呼吸间,就是整个宇宙.话语流逝,时间流逝,谁知道几点了？突然,一道手电光射来,那个民兵连长查夜来了.“什么时候啦？干嘛呢？”坏了,我知道这家伙讨厌我,这次落到他手里了.果然,第二天早晨出工,我刚到队部,就发现“丑闻”早被他传开了.那年头,谈恋爱几乎等于耍流氓,何况只有一男一女,更何况是在大半夜！人们看我的眼神好复杂,她也悄悄躲着我,好吧,那我们就拧着来.从此,我从一个积极分子,急剧跌落成反派人物,再后来,干脆自甘堕落,把对文学的爱好,展开得越发不可收拾,在队里却能混就混,能懒就懒,每两个月回家,能多待一天是一天.黄土南店啊,我真够了！
但我太年轻,没想到人心能有多黑.那次,我又讪讪骑车回村来,突然感到有什么不对劲.怪啊,怎么没见到小黑？每次他蹲着等我的路口,这次却空空荡荡.我慌了,赶到宿舍,路上的知青,都躲着我,而在我的小屋里,却留着一碗肉和小黑被剥下的狗皮.怎么回事？我气懵了.找大队党支部书记“理论”,得到的回答是：“狗要吃人的粮食,上边有指示,不准私人养狗,所以打死了他.”“可这村里到处是狗,为什么偏偏打死小黑？！”书记翻翻白眼不回答.就这样,小黑没了,小屋更空了.那碗专为刺痛我留下的小黑的肉,仿佛直接嵌进了我的血肉.那张皮（我不敢想像他们剥下它的样子）,黑岑岑渗透着仇恨,被我钉在小屋墙上,每天提醒我,不准我忘了这经历.这场敌对,发展到秋末冬初,在一次知青会上达到,那村支书当众宣布：“只要我当头儿一天,你就甭想返城！”嗬,知青们唯一的梦,就是有一天能离开农村回家,他这句话,不啻判了我死刑.反正没希望了,还待在这儿干嘛？第二天一早,我拉上门,走了.
写诗多年后,我把黄土南店称为我第一个“命运之点”.我给这个词的定义是：人,全然不情愿地被推入绝境,却由此体味到根本的真实.二十岁,母亲的死、小黑的死,像另一根脐带,连接起中国的、人性的死亡.在我还没学会分析这世界时,先塞给我一团巨大而混沌的“经验”,就像中文传统式的教学那样,理解含义之前,先背诵课文吧.“命运”越朴素越说不清,越耐嚼耐琢磨,在未来也越能汲取更多滋养.一个人一生中,不会有很多“命运之点”,但每一个,都会夯实人对生命的认识.站上、站过那一点,看见的风景就全变了.黄土南店,把我从一个胡思乱想的浪漫男孩儿,拉回人生这口深井.冷飕飕的水,正浇到这棵未来诗人的庄稼根上.它给我的人生打了底.形象地说,它像一只骨灰瓮,里面盛满了不同姓名、不同时代的骨灰,就像我从医院取回母亲骨灰时看到的：黄白,枯槁,残片与碎末掺杂,那么轻薄空泛,却有强大的辐射力,能穿透覆盖在它们上面的水泥地面和楼群建筑,从地层下时时刺痛尚未麻痹的神经.我得感谢它啊,这骨灰瓮,总让我一掏一大把,永远掏不尽,命运之点就是诗之点.
但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这一走有多冒险.支书甚至不屑于去找我,因为他知道,谁在中国没有档案,甭想找到工作.而我的档案一如其他知青,存在公社知青办,要拿到得凭他认可“表现好”的批准信.我离村后,在我父亲几个老朋友家漂流了好几个月.这一家家都是中国政治的老运动员,太知道我这小小反叛的危险了.他们着急,又不好对我说,只有暗暗托人.也是我命不该绝,竟然有一天,邻居们来看黑白电视新闻时,广播文工团的画家刘宝俊恰在其中,爸爸的老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一聊之下,他对我的农村遭遇颇为同情,第二天去团里询问,广播文工团创作室竟然正有一个工作名额,而且即将作废！宝俊找到“”时和他同一派的文工团长,团长说还要考个试.宝俊透露考试内容大约是我未来的职业：写歌词.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认真”对待歌词这东西：连夜翻看,背下几首歌颂华主席的七字句,第二天果然要我现场“作词”,拼凑组装了几个现成句子,团长看了对我说：“还不错,稍微年轻一点儿,不过你本来就很年轻嘛.”“那你们要我了吗？”“好,我们要你了.”
绝处逢生“考”进广播文工团创作室,我死死按住满心狂喜,故作平静地对团长说,我可以自己去取档案,给团里省点事.团长哪想到这小男孩还会玩心眼,当下应允.我连夜潜回公社,找到知青办一位也爱舞文弄墨的朋友（他当然不知我和村里书记的冲突）,出示盖着鲜红大印的调令,诡称报到时间急,请他帮忙.朋友不知其中有诈,还很为我庆贺.我拿到档案,先去广播事业局大楼报到,在“”单位正式上了班,然后转身回村.进村就远远看见那支书,站在黄土路中间,简直像在等我.他一见我就满脸溢出笑容,我能读懂其中的字句：“小子,我知道你跑不了！”而小子我径直走到他面前,离他鼻子一寸远,说：“我回来就为了告诉你,我、走、了！”“不可能！”他骑上车就去了公社,哈,太晚啦,我的档案早没了.他一个小小的村支书,离“”级别差得太多了.我算为小黑报了仇.终于,可以安心走了.这一走,就是五年.
杨炼新著《你不认识雪的颜色》获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华德无界行者”项目资助,本文为该书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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