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对重庆巴南麻柳沿江开发区明代墓葬的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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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2年9月,重庆市巴南麻柳沿江开发区发现一座明代墓葬,笔者尝试从考古材料出发,结合相关文献研究,来探讨墓主人的身份.另外,还对墓主人棺材板下七星图案作了简单探讨,来揭示墓葬资料透露的社会文化信息.
关键词：巴南；明代墓葬；李文进；七星图案
2012年9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1,重庆市文物部门在对巴南麻柳沿江开发区开展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文物保护工作时,获悉麻柳嘴镇梓桐坝村三社石马湾曾有石马、石羊等石像生发现.在调查地发现石室墓一座,墓前有两匹被荒草和泥土遮掩的石马,并且发现有大量石构件散落在墓葬四周,初步判断这应是一座规格较高的明代墓葬.
一
石马湾明墓地处长江右岸一坡地上.墓葬依地势而建,背靠山坡,前为低洼水田,左右两侧为坡地.该墓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由墓室和墓前建筑两部分组成.墓室为竖穴土圹石结构双室墓,坐东朝西.左侧墓室被盗扰,封门缺失,墓顶前端局部破坏,墓室内堆积部分淤土和石块,底部雕刻有星象图案.右侧墓室完整无损,内有木棺,棺材腐朽较为严重,被淤土包裹.两个墓室顶部均有双层盖板,在下层盖板的表面阴刻题字,左侧为“明勑葬總督都御史……”,右侧为“明勑葬誥封淑人李母陳氏之墓”.墓前建筑由三重拜台组成.拜台环以条石砌筑的墓墙,拜台之间以踏跺相连.第一层拜台上散落大量石质构件及瓦片,可判断此处原有牌坊类附属设施.第三层拜台上发现有石象生,包括石马二、石羊二、石虎一、石人一（残存头部,为文官）从考古现场出土文物的情况来看,可以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墓顶盖板题字被毁坏,尤其是墓主人名字的缺失,为直接肯定墓主人身份的工作带来难度.从该墓的规格及等级来看,现存有石人一（文官）、石羊二、石虎一及石马二,根据对称放置的石马判断,其余石像生原来均为一对,因此该墓前原应立有石像生8件,为石人、石羊、石马、石虎各二件.《明史?礼志?凶礼》载：“一品、二品石人二,文武各一,虎、羊、马、望柱各二.三品四品无石人,五品无石虎,六品以下无”2,因此判断该墓葬仪等级应为一、二品官员.
该墓墓室顶部题刻有“明勑葬總督都御史…”、及“明勑葬誥封淑人李母陳氏之墓”,判断男性墓主人姓李.据《明史?职官志》载：“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都御史为正二品,与墓地葬仪相符.然“一品曰夫人,后称一品夫人、二品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3,“淑人”为明代三品官的母亲及妻子的封号,似与男性墓主的官阶不符.
再根据墓顶题刻有“勑（通“敕”）葬”二字.据《明史?礼志?凶礼》载：“赐祭葬…据嘉靖中事例,祭葬加一等…”4,三品官赐葬应按二品官葬仪等级下葬,则墓主去世时官阶实应为正三品副都御史.
据《巴县志》5、《重庆府志》6的记载,明代巴县人中担任过总督都御史一职的仅李文进一人.《重庆府志?人物志》（道光刻本）载：“李文进,巴县人,嘉靖中举进士,授衢州府推官…,遂进副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益自奋发,逾年卒于官,诏録其边功,赐祭葬.”按《明史?礼志?凶礼》中对“赐祭葬”的规定,身为三品副都御史的李文进去世后应按二品都御史的葬仪安葬,这与墓地中葬仪的等级及墓顶题刻墓主身份的“明勑葬總督都御史…”相符.虽然“明勑葬總督都御史…”后面被毁坏,但依旧可以辨认“都御史”之后有一“同”字,李文进号同野,应为同野之同字.根据2008年于四川省资江市发现的同一时期嘉靖朝阁臣赵贞吉（号大洲）之墓有“明敕建少保赵文肃大洲墓”的先例7,可推测墓主人身份介绍的文字有引其号的做法,加之《明代进士登科录》载8：“李文进,贯四川重庆府巴县民籍…娶陈氏”,这与墓地中女性墓主身份“明勑葬誥封淑人李母陳氏…”相吻合.
综上墓葬等级、题刻及文献判断,该墓即为明朝嘉靖年间副都御史李文进及其妻陈氏合葬墓.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等级制度森严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如何来区分众多官员的高下尊卑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个体系的职官制度,而且越演越复杂,甚至古代为了显示和表彰一些高级官员的地位与功劳,还专门加上了一系列荣誉性的虚职,出现了诸如“品”“阶”“勋”“爵”的概念,其中“品”是这一制度中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品官概念起源于东汉最后一年延康元年（220年）吏部尚书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意在沿用汉代将人品分为九等的方法作为官僚选拔的重要参考制度.虽然这种取士的标准在历史上被诟病过,但作为官阶的一个划分却被沿用了下来,以至到了明朝将每品分为正从,无论文武保留了十八个品阶,比如说按照《明史?职官志》的记载,左、右都御史为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为正三品,是朝廷的高级官员.
二
笔者发现李文进棺材底板刻有北斗七星的图案,现将一些看法说明如下.古人对北斗七星的信仰源远流长,北斗七星最早是作为“观象授时”的工具而被重视,在古人的原始观念逐渐被神化.如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45号墓地9,就体现出这一观念.现在关于北斗七星考古发现的材料比较多,如殷墟卜辞中有关于祭祀北斗的内容,“庚午卜,夕,辛未比斗”、“丙辰卜,夕,丁比斗”、“己亥卜,夕,庚比斗,延雨”、“癸卯,夕,甲辰比斗”等,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上有北斗七星的星象图,10在长安三里村东汉墓出土陶瓶上的符箓也有北斗七星的图像11,在东汉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上有北斗星君的图像12,在明代广西上思石棺墓也有北斗七星板的发现.经过先秦、两汉及其以后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北斗信仰的内容也发生着变化.综合上述各个时代关于北斗七星的考古材料,再查阅相关文献,可以大体将北斗七星信仰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北斗主四时,如《夏小正》：“正月初昏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等.《鶡冠子?环流》：“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2.北斗主杀伐,如《后汉书?天文》：“北斗魁主杀”、《搜神记》卷三载：“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3.北斗主人之寿命福禄,如《三辅黄图》：“……取丝缕就北斗星辰求长命乃免”、《河图帝览嬉》：“斗七星,富贵之官也,其旁二星,主爵禄,其中一星,主寿夭.”
4.厌劾之术,如《汉书?王莽传》：“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
可见,北斗信仰源自北斗七星的指示作用和现实意义,在早期可以看出是统治阶层的特权.西汉时期是北斗信仰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天人感应”思想的流行,不仅使北斗信仰逐渐系统化,而且与政治、皇权有了更紧密的联系.东汉时期,道教的兴起,促使北斗信仰逐渐世俗化,内容也更复杂、系统,“厌胜”作用凸显.东汉以降,直至明清,北斗信仰主要在道教中盛行,佛教也有相似的内容.民间的信仰主要包括祭祀祈福和厌胜.近代以来的民间的墓葬、祭祀等活动中还保留有一些北斗信仰的迹象.总体而言,巴南石马湾明墓中发现的北斗七星图案,具有厌胜的作用,也有为死者向上天祈福的含义.
墓葬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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