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字延异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文论对西方文论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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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后现代主义的不断发展,语言学与阐释学注意到了语言文字的“延异”问题,西方文论家就此问题,探索性地提出“召唤结构”.而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了语言文字的局限性,在道家哲学的指导下进行辩证思考,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将其转化成为一种审美趣味.而中西方文论也因“延异”有了参考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延异；言意发展
一、中国古代文论对“延异”问题的解决与发展
“延异”本身与“言”“意”并没有直接对比性,因为“延异”是对文论发展到现代语言学产生的问题的客观描述,是一种语言现象.“言”“意”是在中国象形表意文字基础上构建出来的文学特征,它既是文学特征,又是审美特征,无论是创作还是接受都是一条重要的标准.但是从根本上说,都是在关注语言本身的问题.
1.古代文论对于“延异”的初步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老子注意到了语言的局限性,这是由他的哲学思想所影响的,他认为道是不可限定的不是具体的实物.他反复强调万物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于是产生了“妙”的概念,“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儌”.此处之妙与道的存在形态联系起来,对后世的审美批评影响很大,它强调了事物无限的一面.也就是说,从文论的角度讲,文学也会有其无限性,这种无限性就是“意”的所在.庄子在老子的认识之上,直接提出了言不尽意的观点,一方面承认了言的有限,另一方面继承了意的无穷.他认为：“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言在面对道时往往无能为力.孔子修著《春秋》微言大义,也证明了在文学产生的早期,就开始追求“意”为本的审美特征.
两汉时期,由于时代变革历史演进,词义开始发生变化,进而经典著作原意可能也发生了渐变.董仲舒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诗无达诂”的观点,对此问题作出了指导：“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借古语以说“我”之情,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典籍的记载中多不胜数.此时文字的“延异”问题被人们所认识.春秋战国时期起以意为本的审美特征在两汉时期继续继承和发展,“诗无达诂”解决了文字的“延异”问题.
2.中国古代文论的“言”“象”“意”
中国自古便有“言”“意”之辩,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中可以见得,言是构成象的基础,象是为了准确表达意而存在.这一理论是在庄子“言不尽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周易略例?明象》本是解释《易经》的著作,但和文论也有很大的关系.《文心雕龙》在阐释文的意义时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又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也就是说自然以万物形态体现道,人以文体现道,而文源自阐述道的古代哲学理念著作《易》.
从这个角度说,文学即是哲学.“象”具有虚实两面性,它既有“言”为基础的具体感,又有“意”的动态抽象.以《逍遥游》中鲲鹏描写为例：“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意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者,天池也”.从“言”的角度分析,写了鲲鹏由北到南的过程,简单描写；深入“象”的阶段,我们对于鲲鹏有了思维上的具象感官,它非常大,从极北之地到天池所在的极南之地.“化而为鸟”是怎么样的过程呢？作者在此处“留白”,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就是此处想象不同阅历的人会有不同的想象.这是“象”虚化的一面；在阅读这一段的时候仅仅是知道了一个故事么？读者通常都会由“象”进入到会“意”的层次.如此大的鲲鹏在两极之间迁徙,不由的读者会心生磅礴恢弘之感.最后“言”“象”“意”三者相互交揉,一个自由自在、形象丰满的画面出现在眼前,叫人心生向往.从“言”“意”到“言”“象”“意”是文论发展的又一阶段,这个阶段在“延异”问题被解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入了“象”的概念,“象”的出现具象化了“言”“意”使得文学变得更为丰富和形象, 从而衍生出一种递进的审美关联.
3.从“意”到意境说
文字“延异”的问题在魏晋文学自觉之后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文论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已经发展出关于“延异”的审美.在春秋战国时期艺术批评中,“味”的概念就被提出,开始只是和音乐相关,后来逐渐用以文学批评,作为审美特征或以指美感作用,不过无论是王充的《论衡》、陆机的《文赋》、葛洪的《抱朴子》还是刘勰的《文心》对于“味”的阐述都只是三言两语,语焉不详.及至钟嵘,在“味”的基础上提出了“滋味”说,确立了滋味在文论中的重要地位.
钟嵘认为,滋味之有无与与浓淡,与赋、比、兴手法的运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滋味”说传承到晚唐时期,司空图将其发展为“味外之旨”.司空图认为“辩于味而后可以言诗”,这证明了他的文论观依然延续了以“意”为核心的文论传统.此时“味”不仅仅代表了“意”,还融合了审美情趣、创作方法等更多的思想内涵在其中,其中最主要的标准就是“醇美”,是多种“意”趣的兼蓄与中和.此时“意”的内涵由单一审美倾向发展为更为复杂的审美要求.继而司空图又提出了“思与境谐”的观点,借自佛学的“境”的含义,提倡文学的意蕴和艺术感染力.“思”是作者的创作动机,“境”既是创作要求也是接受标准,要有与“思”相符的审美层次,二者要谐调.单从创作角度来说,“思与境谐”就是要情景交融.这是有关“意”表达的创作、审美要求,这说明意境论在司空图这里更加自觉成熟.司空图意境论的成熟体现在他意识到诗歌意境多层次的特征,他总结了唐代之前的意境理论为后世王国维的“境界”说提供了理论基础.
4.王国维的“境界”说：中国文论史上第一个中西文论的结合
王国维从西方美学入手,接受德国古典美观点结合中国古代文论开创了“境界”说.“意”的文论观发展到近代,审美趣味已经衍生出“神”“韵”“气”“味”“趣”“格”“调”“辞”等范畴,王国维在此之上总结并发展,在《人间词话》中他将此划分境界：
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称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言气质、言格律、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格律、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三者随之矣.
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又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至此“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王国维提出了更高的关于“意”的审美标准与内涵：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 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 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写“意”要真要饱满,要“思与境谐”即情景交融,这样才能统一化为“境界”.“意”到了近代,统一归摄道“意境”之下,有了新的审美界定和标准,文字“延异”的问题变为了审美范畴.
二、西方文论关于“延异”的探索：召唤结构
1.文字的延异：现代文论之殇
西方文论自古希腊时期起,就注重哲学指导下的关注当下,每一次理论的革新,都试图精细而准确地概括,这就导致了其文论的不可延续性,因为尤其是到了近代,科技迅猛发展推动社会结构不断改变,矛盾在各个阶级之间反复出现,文学作为反映时代的载体,显现出不同的形态,而哲学若对此进行精细而准确的概括,难以抓住历史延续的内核,所产生的文论便就形态各异,由于缺乏可靠的理论来源,就只能不断地从古希腊先哲的理论那里找到立足之地.这样难免就形成了文论断层,隔代传承的特点.
亚里士多德《诗学》认为：形象、性格、情节、言语、歌曲、思想在悲剧艺术中是六个重要的元素.可以见得,西方文学在起始阶段便注意到了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但“语言的表达占第四位”,文学的思想性和语言特性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诗学》是西方文论重视实在的理论起源.到了现代,语言学的出现使人们开始关注文字对于文学的作用,这对文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注语言文字,就是关注文本背后所表达的思想,这就不得不面临语言文字意义的变化问题,延异说就此应运而生.德里达提出的延异说,其实是关注语言文字的意义,通过对言语意义的准确把握,以期获得文本蕴含的意义.
2.文字的更多可能：召唤结构
对于德里达提出的语言延异问题,德国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在英伽登“未确定点”“空白”“图示化”等思想上,提出了“召唤结构”概念.召唤结构将文本定义在未确定、非自足、未完成,这一概念绕过了文字本身意义不能确定的问题,直接从文本入手,让作者构建文本,而文字所产生的延异问题,通过读者来进行阐释理解,从而使文本获得意义.
召唤结构无疑给现代文论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它彻底颠覆了《诗学》形象、性格、情节实在元素第一位,言语、思想第二位的常规,打破了西方文论的千年传统.召唤结构的出现使文字构建的文本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打开文学创作的新的大门.
三、 中西文论关于“延异”认识对比
中国古代很早就意识到了语言文字的“延异”问题是由哲学问题开始的,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道产生的,万物的产生、变化、消亡都是道的体现.人作为万物之一,并不能突破道的束缚而只能顺势而为,因为道是规则的全集,人无法穷尽道,永远在无限接近道.于是后来的庄子提出了“言不尽意”的观点,人类的语言是思想的显化,而思想就是人所理解的道,就此来看,语言在道的面前显得十分苍白展现出很大的局限性,言的局限性自此成为共识.到了魏晋时期之后,文学开始自觉.真正文学作品开始出现,“求言外”“感悟”、意境说成为一种审美和创作的共识,以至于后来这种共识变成了中国古代文人与生俱来的文论意识而并不将其作为理论来讨论.
“求意外”与现代接受美学的召唤结构基本一致,他们都意识到了语言的局限,无法真正表达思想,只能依靠人的共同的经验来理解“言外之意”.然而人除了共同的经验外还有差异的“感悟”,这些“感悟”因人而异,在阅读文本时会产生理解的偏差,而偏差造就了一千个眼中的一千个哈姆雷特,造就了每个人心中不同的“境界”.
从“延异”问题被解决到意境说的发展,古代文论家利用言语的局限性将“延异”问题变为一种审美.而西方现代遵从“非理性”的思维方法,无论从其创作的主观性还是接受的主观性,无疑都是在向中国古代文论的靠拢,由此看来从中国古代文论中汲取营养来构建现代文论是十分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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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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