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郭小川：党组里新来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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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渔
1978年3月,就郭小川的评价问题复信其长子郭小林：“对一个人,生前往往有这样那样的鉴定,死后,往往有这样那样的评论,有时对了,有时错了,有时高了,有时低了,可靠吗？可信吗？又可靠可信,又不可靠不可信,因为鉴定评论,终归要人民,要群众,要后代子孙来做.”
“忧伤”的宣传干部
郭小川,1919年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一个贫穷的教师家庭.1937年加入,1939年任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的机要秘书,1941年到延安；1948年开始从事报刊宣传工作；1953年进入任宣传处副处长,是典型的“三八”式干部——作为诗人形象的郭小川,要迟至几年后才逐渐丰满起来.
在,郭小川虽然还没有写出真正有说服力的诗作,但他的业余创作行为仍被指责为“不务正业”“骄傲自负”,日子过得很不愉快.1955年8月,组织上打算调他到中国作协,但他对此心存疑虑,解释说“不敢跟那些大作家们打交道”,其实是怕陷入更大的政治旋涡,不仅创作搞不成,甚至会影响政治生命.于是他向主管意识形态的周扬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态度,随后参加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此前,他刚刚参与了整理胡风信件的秘密工作,这也是他第一次参与绝密的高层政治斗争.9月9日,周扬找到他,说陆定一看了他的发言记录,觉得不错,“政治情绪比较饱满”“是有战斗力的”,决定让他到作家协会当秘书长兼总支书记,“争夺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郭小川顿时有些“受宠若惊”,即刻答应,只是请求不兼任总支书记,怕卷到人事纠纷中去.
到作协不久,郭小川就起草了一大批文件、报告、社论,表现出了一个宣传干部精明强干的一面.
1956年是那个紧张年代的间歇期,一个相对松弛的年份.这年的 《文艺报》 上,刊登了由丁聪、叶浅予、华君武等漫画家创作的 《万象更新图》,近百位作家分布其上：郭沫若骑在和平鸽上；作协大院里的主席、副主席们正日理万机；年轻的“车把式”刘绍棠赶着大车走在乡间大道上,车上坐着赵树理、马烽、沙汀、魏金枝、胡丹沸；在张天翼的钢琴伴奏下,谢冰心、严文井、陈伯吹、叶圣陶、金近和孩子们围成一圈跳舞；由林默涵、郭小川、袁水拍、黄药眠、臧克家组成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大军手持铁铲、扫帚、消毒剂,将胡风分子铲上垃圾车……漫画还配有一首由袁鹰、郭小川、袁水拍创作的解说诗：《作家们,掀起一个创作的》.然而,漫画中一大串熟悉的名字不见了——沈从文、朱光潜、梁宗岱、陈梦家、钱钟书、傅雷、废名、穆旦……这些被称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作家被排斥在正统之外,左翼文学内部的“反对派”也一个个被排斥.同时,一个专事制定、执行文学政策,对文学领域进行领导和控制的阶层已经形成,郭小川正是其中一员.
《万象更新图》 是受到周扬、林默涵的直接指导和支持,并由郭小川具体操办的.不料发表后,却在群众中引发了不满,于是周、林又反过来批评郭小川,使郭的情绪大受影响.1956年4月,刘白羽决定安排郭小川脱产学习哲学三个月.这期间,郭大部分时间在家读书,机关事务基本不管,只偶尔参加一下会议.
7月13日,正在青岛的林默涵、郭小川接到周扬的电话催促,要他们回京给他准备“八大”的发言稿.7月22日回到北京,27日郭就与林默涵上西山开始看材料,并与林默涵互发牢骚.林此时也有退意,觉得文艺工作不好做.后刘白羽、张光年等陆续上山,“大家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确都有意见……晚饭后又继续谈至深夜”.
这些天,面对文艺界的种种是非,郭小川情绪大坏,天天在日记中发泄不满：
对于文学,我好像完全丧失了兴趣.我简直不想在这样的气氛里生活,而且对于未来怀着很大的恐惧.很多人都在反对教条主义,但,其中有些人不过顺流而下,蛆虫已在他们心中生了根.我们为如此的人效命,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我倒异常向往着战争的过去的日子,那时候要愉快得多……矛盾,何等矛盾呵！（7月31记）
总之,我这时的思想是很混乱的,我既拥护周扬的那一套,又觉得他也不大行,他也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而且书生气十足；我既赞成反对教条主义,又觉得许多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小资产阶级……我和张光年、林默涵、刘白羽的关系也不太好,觉得他们看不起我,总说我“年轻”,意思就是“幼稚”,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屈辱”.（郭的“检讨书”之三）
对于郭小川的“忧伤”,郭当时的副手张僖回忆说,郭来作协时没有多大名气,人家把他当作工作劳力看待,工作稍不令人满意就有人盯着.当时作协的情况比较复杂,三十年代的矛盾、延安与国统区的矛盾、几个解放区之间的矛盾全集中在一起.“小川跟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搞不到一块,有些人认为他思想太右,为‘丁陈’事训他,认为他没有出力.有的人板着脸孔训人训惯了,抓住一点事就批.小川很倔,有时拍桌子去顶……后来我想,正由于他曾当过王震的秘书,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没有敢动他,否则1958年很可能被补划上”.（1999年8月6日陈徒手的采访）
张僖所说的“丁陈”事,正是将郭小川拖进政治旋涡,并给他带来无尽烦恼的政治事件.
沦为斗人的工具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组成了由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首,包括周扬、刘白羽、陈之琏在内的“五人审查小组”.经过大量调查,张际春发现丁玲没有叛变或反共行为.经过小组内部激烈争论,最终共同确认丁有变节行为,犯有政治错误.在丁玲的一再申诉下,不久又成立了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专门小组,调查一直进行到1956年冬季,结果发现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对此陆定一下达了“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的指示.
在确定为丁、陈问题写结论的人选时,出现了一些周折.先是由唐达成写了个初稿,未获通过；后来让丁宁写,她坚决不肯；让林默涵写,林也不肯.此时,刘白羽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听命于他的郭小川修改结论.于是,这个烫手的山芋转到了郭小川的手上,让他避之不及,只能“慨然应允”.
1957年元旦一过,郭小川就开始躲在家里苦干.先是给陈企霞作结论,为了写这个结论,郭小川前后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可谓苦不堪言.他在日记中说：“看材料一天,事情之艰难和复杂真是达到严重的程度.”（1957年1月2日）“八时起,就为眼前这件事煎熬着,弄得心情非常之坏,似乎感到这文艺界的混乱状况是没有希望改变的.”（1月11日）下结论的难度在于,当年在斗争丁陈的会议上发言的很多人都不认账了,并且把材料中那些尖锐的、上纲上线的话全部抹去了；而陈之琏一方又要求事实要充分,并且紧紧催索.郭小川十分无奈,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所作结论几次都通不过,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郭认为,既然“反党小集团”的帽子要摘掉,也就只能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之类,别的帽子他想不出来.结论最后要组织上向丁陈“赔礼道歉”——但这一提法让周扬大为不满,郭只得一遍遍修改,最终炮制出一个比较理想的“帽子”——“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陈企霞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剩下丁玲的结论稿就好写了,再“如法炮制”一番即可.结果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搞成了.
然而,丁陈问题的结论还未及公布,6月8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这是为什么？》 的社论,调子大变；“鸣放”结束,“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于是斗争继续,郭小川依然需要扮演一个“整人”的角色.
除批斗“丁、陈”之外,作为作协的秘书长,郭小川在很多运动中都可谓身处前线,做了许多台前幕后的、事务性的工作.此时,郭小川的表现是积极的,也是发自内心的,他此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沦为斗人的工具.
反右运动中,郭小川表面上态度决绝,尖锐激烈,但内心仍不免时不时有一丝惶惑.他在自己的“交代材料”里写道：“对于秦兆阳划的问题,我一直是动摇的；对于李清泉,我更觉得可以不划,我的理由是作协划的已经够多了.实际上,我看不清他们的实质,在思想上和他们有共同之处.刘白羽坚持要划,我才同意了.”“对于韦君宜、黄秋耘不划,我是表示赞成的.”“我在反丁、陈斗争的末期,就担心‘扩大化’.会议上批判到一些作家,我是很不安的.我觉得,不要把这些人都打倒,因为文学还要发展,还需要有作家”.1957年对郭小川来说是“不平凡的”,他在这一年日记的末尾写了几句“一年小结”,其中说道：“这是紧张而严峻的一年.文学界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斗争.我自己,是每一个斗争的参加者.”
从“整人的人”到“挨整的人”
在由调往作协时,郭小川就曾跟陆定一和周扬讲过价钱,“希望只搞两年就调回来”.组织上当然未作肯定的答复.来了之后,郭小川“很想把战斗任务担负起来,跟党组和白羽同志在一起,把作协整顿一下；另一方面,却也想利用这创作团体的环境,把个人的写作恢复起来”.
在“和白羽同志在一起”这个问题上,郭小川一开始就很别扭.因为经常受到训斥,到作协不到半年,郭小川便心生退意.至于个人写作问题,“很想搞创作”其实是郭小川当年来作协的动力之一.刚到作协不久的他,在作家们面前还有些“自卑感”,感到某些作家看不起自己,以为“哪里来了这个毛头小伙子,居然来领导我们”,甚至还听到有人说“作家协会的工作,让非作家来领导,简直是笑话”.这种议论对郭小川刺激很大,他觉得“最好是离开作家协会,不离开的话,为了做好工作,也得搞创作”,这是他“搞创作”的外部原因.
作为一个时代性的诗人,郭小川的大部分代表作正是他在作协这几年间写出来的,比如长诗《深深的山谷》 《白雪的赞歌》 《一个和八个》,抒情短诗 《望星空》 《甘蔗林——青纱帐》 等.在郭小川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他日写数百行的记录；有一个阶段,他还在每月日记的首页记录下自己所写的字数、行数,以及当月所收到的稿费.为搞创作,他几乎花费了一半以上的星期天和每个没有工作的晚上,一年写了近6000行的诗,还没算上未发表和已修改完毕的——作为领导层成员的郭小川如此辛勤创作,自然会引起同志们的不满.特别是随着他在文学界声誉日隆 （他当时与贺敬之、闻捷一起成为 《诗刊》 最推崇的三大诗人）,同志们的反感情绪日甚.到了1959年,当“反右倾”运动越来越紧张时,郭的勤奋创作、丰收成果就成了他的“罪证”之一：“郭小川同志在作协四年期间,一共写了一万余行诗,出了五本诗集和一本杂文集,但仍然叫嚷创作与工作矛盾,叫嚷不能‘合法地’创作,当一个人取得一些成就的时候,就沾沾自喜,对于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有抱怨情绪.”
1959年初夏,郭小川感到自己身体很不好,到医院检查又没什么结果,情绪一时低落,遂提出想在夏天的工作淡季到下面休整一下.刘白羽拒绝了郭的提议.郭小川一时难以克制,当夜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提到：“我到作协工作已将四年,最近越来越感觉难以工作下去.说句丧气话,再这样下去,有沦为‘政治上的庸人’的危险……一天到晚被事务纠缠着,弄得身体垮下去,不能读书,不能下去,也不能认真写作……”刘白羽看完信后,告诉郭小川,既然问题已发展到此等程度,就需要组织出面解决了,否则“对你和党都不利”.但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党内谈心会后,郭小川感到更加压抑,心情始终不能平静.6月15日,他又写信给邵荃麟,袒露自己“精神依然很坏”,“我真有点害怕,是不是精神分裂症初期的症状？”并对写给刘白羽的信作了解释,说“关于我最近提的意见,本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心里很想下去工作,若不可能,也用不着斤斤计较”.
这封信迅速在党组内部传阅开来.对于信中郭所流露出的不满情绪,刘白羽后来在批判大会上批判道：“……说明他阴暗的个人主义是长期的,掩盖在各种表面现象之下,而且是很顽固的.他总把个人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政治风云诡谲多变,郭小川此时的心境是暗淡的.他不再是一年前那个“整人的人”,而是逐渐翻身向下,渐渐变成了一个“挨整的人”.
《一个和八个》 受批判
1959年国庆节后,反右倾的调子越来越高,批评作协反右倾搞得不够彻底,于是作协党组赶紧行动起来,确定批判对象,争取在十天之内把批判掀起来,方法是“自己把思想谈出来,大家批判,别人提供”.10月23日,在作协党员大会上,党组正副书记邵荃麟、严文井、郭小川首先检查个人思想,然后再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到10月底,批判的火焰渐渐烧到了郭小川身上.
1959年12月17日,作协党组向汇报了郭小川的“主要错误”,将郭的错误归为四项：向党闹独立、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名位思想、向右倾妥协、创作上的严重错误.
郭小川受到批判的长篇叙事诗 《一个和八个》,写于1957年5月间.在延安时期,郭小川就曾听到过一个故事：张国焘肃反时期押了一批犯人,都是被冤枉的好同志.在一次反围攻时,这批犯人起而反抗,大多壮烈牺牲,仅有几人逃出.他前后用了不到半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初稿.他在日记中说：“这是一首真正用心写的诗.”这首诗让他写得欣喜若狂,“由于快乐,也由于对自己这个人的欣赏,我简直狂热了”.
《一个和八个》 初稿写好后,郭小川交给了《人民文学》 的陈白尘,陈看后马上意识到主人公被判死刑的严重性,建议郭小川多加修改.郭修改好后,转给 《诗刊》 的编辑先看,臧克家、徐迟等人亦赞不绝口.但郭不愿在自己主管的 《诗刊》上发表太多作品,于是又转寄给 《收获》 的靳以,靳以回信说,还是不发表为好,表示这个主题很难掌握,发表出来会起什么作用很难说,担心会引起读者很多意见,尤其是会被不良分子钻空子,说党是常会冤枉好人的.郭小川感到很郁闷,他没想到自己得意的作品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他不甘心,又将这首诗交给了周扬,想听听周扬的意见.
周扬当时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一直到1959年6月,郭小川在作协受批判时,周扬才把这首诗拿出来交给作协党组,要求用以批判郭小川.刘白羽在批判中说：“这正如一个同志看了《一个和八个》 后,简直不相信这会是参加斗争的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写的！”郭小川在当时的检讨不可谓不深刻,但内心其实是不服气的.到了1967年,周扬、刘白羽被打翻在地之后,他才在另一份检讨中说：“我认为,周扬、刘白羽的手法是不正派的.《一个和八个》 诗稿在周扬那里放了一年零四个月,当我给他们驯服的工作时,他一声不吭的；当我跟他们闹了别扭时,他就批下来叫作协党组批判.我写给刘白羽的信,也在刘的手中放了几个月,后来才忽然拿出来批判.”
据当年批判过郭小川的人说,在批判大会上,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有想不通的地方,我回去再考虑一下.”他考虑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彻底放弃抵抗,彻底将自己否定,包括自己的工作、党性和诗歌写作.在一次又一次的“检讨”后,郭小川陷入了严重的困顿中,他既没有了自信,也失去了方向；他的“检讨”,从最初的“言不由衷”,逐渐过渡到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孰为对孰为错的境地了.
“黑线”上的“干将”
1959年挨整后,郭小川基本上就靠边站了.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作协活动陷于停顿中,郭小川也落得清闲.接下来的两年,他主要参与了《文艺十条》 的起草工作和筹备作协理事会,其他则是“混日子”,并尽量避免与周扬、林默涵和刘白羽等人接近.他相继辞去了作协党组副书记和 《诗刊》 编委的职务,此时他的想法还是“一走了之”,哪怕降职也在所不惜.
1962年10月,在胡乔木的关照下,郭小川正式调到 《人民日报》 任记者.到了《人民日报》 后,他就很少再与作协发生关系了.1964年5月,他甚至想离开北京,调到中南局去工作.然而有些运动,想躲是躲不开的.1964年,突然对文艺工作作出两次严厉批示,在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份整风报告上,毛还批示道：“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
上级问话,就必须有人被揪出来承担责任.作协挨了批评后,立即将正在大连海滨养病的刘白羽调回来,任命他为作协整风检查组长,取代党组书记邵荃麟,全面负责作协的整风和工作.领导“这些协会”的周扬、林默涵似乎是首当其冲的,但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却是邵荃麟.邵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书卷气较浓.他瘦骨嶙峋,长期胃下垂,以吃流质食品为主,体质一直比较虚弱.刘白羽给邵荃麟定的罪名是“教条主义的无限清谈,官僚主义的不闻不问”.
1966年 《五七指示》 发出后,新疆建设兵团被选作宣传典型,郭小川与同事一起前去采访.采访尚未结束,“”的气氛就浓烈起来,满街贴满了大字报,到处在烧书、批斗、辩论,郭只得返回北京.在回京的飞机上,郭就开始紧张起来,他拿过纸笔,将自己的财物“存款4000元、派克金笔一枝”等写清楚,准备回京交给组织.随行同事安慰他：“运动可能不会那么严重,说不定一年半载的就过去了.”郭阴郁地说：“这次看来非比寻常.”
从新疆一回到家里,一张大字报就贴在门外,上面写着：“把文艺黑线周扬的黑干将郭小川揪出来！”此时,“走资派”陆定一、周扬、刘白羽、邵荃麟等人都已被揪了出来,作为“黑线”上的“干将”,郭小川也跟着掉进漩涡.他被揪回作协,与邵荃麟、刘白羽、严文井、张光年等一起,在文联大楼地下室,接受小将们的轮番批斗.
1969年9月底,中国文联大楼六七百人被连锅端往“五七干校”.作协有意留下郭小川让他回报社,郭很激动,还写信告诉远在内蒙插队的女儿,准备大干一场,没想到报社却回绝了他.无奈,郭小川只得打点行装,随作协南下咸宁.
一句话把他赶回干校
在咸宁,郭小川表现得不错,他拼命干活,拼命表现.到干校不足半年,他就被“解放”了,“恢复党组织生活”,拥有了较自由的身份.他写信给 《人民日报》,要求回报社参加新的革命,无奈已掌管报社的姚文元不喜欢他,他的愿望落空了.
1972年夏天,周恩来对的“”运动进行了干预.他指示,在干校的十二级以上的干部,统统先回北京,能工作的工作,不能工作的先养病.9月,郭小川被借调到国家体委,为正大红大紫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写报告文学.半年后,一篇题为 《笨鸟先飞》 的文章发表了,此文因香港媒体的报道,引起了的注意.在此之前,郭还写了一首歌颂“”的长诗 《万里长江横渡》,发表在 《体育报》上.文艺界一片喝彩声,何其芳更说出了“中国诗坛的希望寄于小川同志”这样的话来.在一种洋溢的情绪里,郭小川又参与了反映乒乓球队生活的话剧 《友谊的春天》 的剧本改写.
可到了1974年3月,部长于会泳公开指责 《友谊的春天》 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一心想洗心革面的郭小川再次被推到了革命的反面.此时,幕后的策划者则是.郭小川和其实是老熟人了,两人在电影处时,一个是处长,一个是副处长,也正是在那时,领导批判 《武训传》 和 《清宫秘史》,郭的表现让她很失望,这笔账一直没有勾销.其实郭小川对的印象还不错,他曾对“牛棚”里的朋友说：“这个人确实懂得文艺.”
由于的一句“郭小川是修正主义分子”,郭被重新赶回了咸宁干校.这一次,对他的打击更大,干校里的郭小川,有些未老先衰的迹象.此时他身患肝病,意志消沉,面色憔悴,酗酒,因服用过量的安眠药,每天都显得昏昏沉沉,始终睡不醒的样子.他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刚到作协党组的年轻人了.
此时,又有一项罪名与郭小川若即若离,那就是“与林彪反党集团关系密切”.这倒也并非完全捕风捉影.事实上,郭与林彪早就认识,郭夫人杜惠与林夫人叶群关系密切,杜说“实际上我是她的小朋友”,她们几乎无话不谈.郭对林彪印象也不错,说林彪善于打仗,具有大军事家指挥若定的气派.“批林批孔”运动一起,这层关系为郭小川埋下了祸根,他写的那首长诗 《万里长江横渡》 也被指责为“暗喻”林彪.他被打成“现行”,由“专案组”重审,又重新陷入不停地检查交代之中.
1974年12月,咸宁干校撤销,大部分人员已返回北京,郭小川却不得不随原属中国作协的一批干部并入天津附近的团泊洼“五七”干校,继续劳动和接受审查.著名的 《团泊洼的秋天》 即写于此地.1975年10月,“专案组”派人来到团泊洼,澄清了郭的问题,宣布他与林彪一案没有任何关联,“结论书”上还有副总理纪登奎的批示：“由国务院政工组安排工作.”此时的郭小川,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他冲出校部,一路上逢人便讲：“我解放了！我要回北京啦！”
10月9日,郭小川回到了几年不见的北京,他相继看望了老首长王震、老熟人纪登奎,还受到了李先念、的接见.此时,一伙正在走向孤立.很快,郭小川的组织关系被直接转到了中组部,而不是干部分配办公室,显然这是领导人过问的结果,而且这也是一种保护性措施,因为“分办”隶属长于会泳领导,搁在,郭自然还会难逃厄运.郭回京后,兴奋之情一时难消,他四处拜访“认为可靠、知根知底的人”,并四处讲述他所知道的高层斗争的内幕.不久,纪登奎就找到郭小川,严厉批评他：“这是党内高级干部问题,不能外传！”郭听后甚是惊恐,马上噤若寒蝉.
1975年11月中旬,郭小川又被巧妙地安排到了河南林县,以便使他“暂避一时”,躲开的追查.
离奇的死因
林县坐落在太行山东麓,由于缺水严重,这个小盆地曾被判定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然而林县人民战天斗地,硬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一条人工河——红旗渠,也使这里成为少数几个“”期间开放参观的地区.郭小川的两个女儿此时正在林县当知青,于是郭小川就取道郑州,来到了林县,并将远在东北农场落户的儿子也调到了林县教书.
郭小川到林县不久,就派人追查来了,目的是通过对郭小川的追查,挖出郭背后的“高人”,并准备把郭小川的材料整理齐全后上报.郭小川的命运岌岌可危,此时,他甚至流露出了“重上太行山打游击”的念头.值得庆幸的是,正当有关方面准备对郭下手时,“”垮台了……
1976年1月9日,周恩来逝世.身在林县的郭小川闻听消息,泪飞顿作倾盆雨,哭得昏昏沉沉,甚至拒绝饮食.随后,他写了一首悼念总理的长诗——《痛悼敬爱的周总理》,交由林县县委印制成小册子,四处散发.1976年9月9日,逝世.郭小川马上草拟了一份给中组部的电报,大意是：“惊闻主席逝世,至极哀恸！亟盼回京参加追悼会,请速电示.”中组部打电话给林县县委,转告郭小川：就地参加追悼活动.追悼大会在林县一中的操场上举行,郭因身体虚弱,被允许在医院朝向操场的一间病房内参加追悼——此时的他,茫然胜过悲哀.在1976年夏天,郭小川曾不止一次对自己的女儿说：“啊,我们真跟不上……”并不停地用双手做着来回翻转的动作.
但郭小川还是自觉给自己定下了一项任务：写一首悼念的长诗.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甚至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无法给自己的领袖作出全面的评价.灯黄卷前,郭小川的思绪凝滞了,他一日千行的诗才不见了,那首为领袖写的悼诗进行到第235行,刚写到“想不尽啊/批判 《武训传》/批判 《清宫秘史》/远不是两部电影的”时,就戛然而止,连个句号也没写完.
1976年10月6日,“”被抓捕.听到消息的郭小川兴奋异常,他意识到,自己长达十几年的挨整历史就要到头了.然而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却实实在在演变成了一个真实人间的悲剧——那就是郭小川的离奇死亡.
关于郭小川的死,老作家冰心曾写道：“10月9日他听到党粉碎‘’的消息,欣喜若狂,以上这些都是我能想象到的.意外的是就在当年的10月18日凌晨,不幸发现他在服安眠药后点火吸烟,卧具着了火,竟至而逝！”
在1999年11月河南的 《大河报》上,刊载了一篇 《郭小川之死》,作者曾亲自参与这一案件的侦查取证.文中说,郭小川从林县返京途中,在安阳转车,住进地委招待所高干楼,身份是“组织部首长”,后发生火灾烧伤窒息而死,全身烧伤面积达70%.就在个人命运云开雾散之际,主人公却因一个小小的烟头儿而离奇去世,这不是一出人间悲剧又是什么？但在浓厚的悲剧里,又分明有一点喜剧的色彩,让人五味杂陈.
在那个动荡而诡谲莫测的年月,因历史的迷雾尚未散尽,再加上其情节之离奇,其传说之莫衷一是,郭小川的突然死亡自然会使人浮想联翩.其家属也觉得郭死得蹊跷,曾致信当时的中组部部长,对郭小川的死因提出质疑,并对郭小川的评价提出意见.
1978年3月19日,给郭小川的长子郭小林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仔细看了中组部关于你爸爸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不是中组部一家经手的,而是同一块并会同当地的组织部门、门到现场检验和各方调查作出的.正是用了这种可靠的方法,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你爸爸的死亡,是一个意外的不幸事故,而排除了其他致死的可能性.同志看过这个调查报告.我也相信这个调查报告.你说你有怀疑,如果你能提出比较可靠的理由,特别是能提供是属于坏人谋害致死的证据或线索,或者以后得到这种证据和线索,组织上是会大力追查的.”“悼词是不是还可以多写一些话,是不是还可以评价得更高些？这当然是可以再讨论的事情.但我认为,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否基本上正确或者基本上不正确.或者说,是否基本上合乎客观的历史实际.基本上对了,也就可以了.如果是坏人,应把他美化为好人,行吗？如果是好人,硬把他丑化为不好的人,行吗？即使暂时歪曲了,能长久吗？根据这个道理,你还可往下想：革命队伍中,对一个人,生前往往有这样那样的鉴定,死后,往往有这样那样的评论,有时对了,有时错了,有时高了,有时低了,可靠吗？可信吗？又可靠可信,又不可靠不可信,因为鉴定评论,终归要人民,要群众,要后代子孙来做.”在信的最后,当看到郭小林为了写信反映问题,竟然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搞了一个月时,说：“这一点,使我感到惊奇,说得更直率些,我很担心.我的小老师！你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去干这样的工作？费这么大的精力值得吗？”
在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这实在是一番让人感佩的话.那时候,成千上万的运动受害者需要澄清案情、落实政策、写出评定,又有多少人纠缠于“多说一点、少说一点,评价高一点、低一点”之类的事情上啊.这些重要吗？可靠吗？多少年过去了,事实证明,的眼光是独到的.无论组织给你下过多高的评价,最终也不一定是可靠的,“历史掌握在人民手中”.
郭小川的“标本意义”
逝者长已矣.作为党组里新来的年轻人,郭小川被一代人怀念,又被新一代人忘却.无论怎样评价他的写作,他作为一位诗人的形象,在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消逝,至少在义务教育的课本上,还有他的诗篇.
郭小川的诗歌写作,大多属于“政治抒情诗”的范畴,诗人以“阶级”“人民”的代言者身份出现,表达对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作为代言者,郭小川的诗基本上都在“高音部”上飘,一读他的诗,就会想起广场、喇叭、义正辞严的朗诵,节奏看似铿锵却乏味,情感读似浓烈但空洞.
艺术拒绝回到历史现场.在那个年代,很多诗人是紧跟时局的吹鼓手,少有人敢与时代作对,做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甚至很少有人敢于停下来,不前进,做一个沉默者.所以那一代的很多人,甚至称不上是“诗人”.郭小川出生于五四运动爆发之年,根基未稳即进入延安,此后南征北战,命题作文.他“没有鲁迅那样的‘小楼’（“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没有沈从文那样的‘边城’,也没有郁达夫自己的‘迟桂花’”（王富仁语）,更缺乏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艾青的“象征主义与聂鲁达”、冯至的“歌德与里尔克”.他有的只是少许的民歌传统和并不纯正的马雅可夫斯基……因此,他的诗歌,成为工具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这样来评说历史人物似乎有些无情,但正如所说,“鉴定评论,终归要人民,要群众,要后代子孙来做”.
郭小川曾因“个人主义”被批斗,在一段时间里被排斥,受了委屈,但他不同于丁玲、艾青、冯雪峰这些成名后才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他们尚有半个身子不属于革命,革命只是他们的选择,不是全部；他更不同于沈从文、戴望舒、张恨水等从另一个世界跨过来的文人,他们是被排斥在集体之外的边缘人.他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个集体,但他也从中得到了益处.看看他日记中经常出现的“电影”“舞会”“演出”“溜冰”等词汇,就知道这些并非那个时代的一般民众所能享有.
郭小川的悲剧,从根本上说,并非某个人加害于他,而是游戏规则使然.在集体面前,他的个人主义是那么显眼,他必须“忘我”,这就是规则.一旦他不能与集体融合,就要受到排斥.读他那一迭厚厚的“检讨书”,让人心生怜悯,觉得文化人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境况竟是那么的卑微……邵燕祥说：“他参与整人他也挨整,他的苦恼困惑以至挣扎,他的激进和他的局限,他的自豪和他的屈辱,都是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土地上相当部分被称为革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一个标本.”
郭小川的“标本意义”,也许就在于揭示荒诞,警示后人.
（选自《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2015》/耿立 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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