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一战之殇论《重生三部曲》中的男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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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巴克(Pat Barker, 1943-)是英国当代著名女性作家,她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书写着历史背景之下的普通故事,同时又挖掘并揭示着潜藏在故事背后的深刻含义.其最为著名的战争题材小说《重生三部曲》,包括《重生》《门中眼》《幽灵路》,以战士代表普莱尔、萨松和医生代表瑞弗斯的战时经历为主线,展示了一幅从1917年夏天至1918年一战结束期间英国社会的动态全景图.在《重生三部曲》中,巴克以特定的艺术手法,揭露了特殊时期下英国军队、政府、医院等不同场所中男性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本文将结合著名男性问题研究专家——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1944-)的“霸权性男性气质”理论,分析小说中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对其他男性气质群体在权力关系和情感关系上的支配②,以及后者反抗和质疑前者的结果.
一、规训与操控——霸权性男性气质在权力关系上的支配
在《重生三部曲》中,军队高级统领劳合·乔治、医院主治医生瑞弗斯等人,以及政府高层人员罗德少校等人,都是富于理性、受教育程度高、外形刚强、异性恋的男性群体代表,不仅符合社会的性别文化理想,并且在军队、医院和政府等权力机构中具有领导权和话语权,如康奈尔所定义,能够体现霸权性男性气质的人必须符合社会的性别文化理想,同时经过集体机构性权利的认可和授权,【-]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正是康奈尔所说的霸权性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相比之下,战士代表——普莱尔等人,则由于战争创伤产生的精神问题而被命名为“弹壳症”③患者,被认为没能达到“勇敢、忍耐、刚强等社会性别文化价值观”[z],被要求接受医生的矫正治疗.而战士萨松虽然英勇刚强,屡获战功,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性别文化理想,但由于公开反战而被军事法庭定义为“疯子”,最终被于精神医院,被要求接受矫正治疗.普莱尔和萨松等人所体现的正是康奈尔所说的从属性男性气质( subordinated masculinity),这类男性气质群体常常被霸权性男性气质命名为阴柔的,形同女性的,在性别秩序中处于底层.从康奈尔性别学说中的权力关系维度来看,在战争期间,军队统领、医院医生和政府高层等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常常是以“文化上的赞同、以话语为中心、制度化以及把其他选项边缘化和非法化”【s]的方式,支配、压迫和控制着那些没能符合霸权性男性气质或试图反抗的男性群体,换句话说,前者常常通过权力话语,更合法地在机构和制度之中对处于从属地位的男性进行身体和身份的规训[4】,同时在文化霸权④下,使得后者自愿认同其权力话语和制度化规训,接受自己作为“男子汉”和“战士”的身份,从而服从于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最终服务于帝国战争.
首先,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总是通过话语为自己赋权[s】,巴克在小说中向我们揭露了在一战时期的英国社会环境下,军队统领和政府高层常常将男性塑造成“不怕死的英雄”,而一旦他们情绪崩溃,就会被命名为“娘娘腔”“弱者”和“败将”.不仅如此,那些反战者也常常被命名为“逃兵”和“疯子”.在诸如此类的权力话语之下,军队统领、政府高层和医院医生等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不仅将处于从属地位的男性刻画为无法承担保家卫国责任的“弱者”,同时还赋予了自己为了国家安危而矫正这些“弱者”的权力.
在通过话语为自身赋权之后,军队统领和医院医生等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进而通过高度组织化和严格管理化的制度和机构,试图对处于从属地位的男性进行规训和管制.【s]在《重生三部曲》中,巴克主要塑造了两位治疗医生,他们分别是瑞弗斯医生和叶兰德医生.前者极具理性,具有专业知识,符合社会性别文他理想,同时又得到军队和医院等权力机构的支持,是典型的霸权性男性气质代表.在小说开篇,巴克借瑞弗斯医生之口表达了当时英国社会对“弹壳症”患者的普遍看法：住院的战士里面有许多实际上是懦夫、避责者和身心沦丧者⑤,并通过严格的治疗对病人进行管制和规训.在对萨松的治疗中,面对萨松强硬的反战态度,瑞弗斯反问道：“别人去死,你却过着安稳日子,你不觉得难受吗？”(54)他将萨松的行为视为“避责”,进而在严格的心理治疗过程中,向萨松灌输政府和军队的组织纪律,以此让萨松重新认识到自己作为战士的职责所在,返回战场杀敌,显示了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操纵其他男性的典型手段.另外一个医生——叶兰德,同样得到了军队和医院等权力机构的支持,同时自愿地维护霸权性男性气质的支配权,他将精神崩溃的战士命名为“天生弱者”(166),在治疗过程中常使用残忍的电疗手段,强制性地矫正战士们的失语症、梦魇等问题.战士铠兰是一名因为战争创伤而罹患失语症的病人,叶兰德医生将他关进电疗室,对他说：“我认为你是英雄,你应该符合我的期望.”并威胁他： “除非你恢复正常讲话的能力,否则不准走.”(316)随后,叶兰德多次将电极伸进他的喉咙深处,强迫他接受作为“英雄”应有的担当,在强烈的痛苦之下恢复一个士兵应该具有的语言能力,最终成为“归顺、可以被使用和可以被改造和完善的身体”[7】.
除了医院医生,政府高层同样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机构和制度对处于从属地位的男性进行身体和身份的规训.威廉是无数基于道德反战的男性代表,他在政府机构面前表示： “把青年送上战场互相厮杀,是不道德的事.”却被反驳：“你不信上帝,所以不能基于良知而反战.不信上帝的人没有良知.,,[s】政府机构通过权力话语合法地否定了这些反战青年的话语有效性,并通过监狱机构,使后者被剥光衣服和失去人身自由,并强迫他们穿上战士制服,服从兵役.这显然是在通过机构与制度强制驯服后者的身体,矫正他们的身份认同,迫使他们接受“男子汉”和“英雄”的身份和责任,最终成为战争武器.
除了制度化规训,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的文化霸权同样深深影响了处于从属地位的男性,使得后者主动迎合霸权性男性气质的要求.军队统领、政府高层以及医院医生体现着一战时期英国社会的性别文化理想,当军队、政府和医院等权力机构与社会性别文化理想的目的达成一致,即要求男性成为“英雄”和“男子汉”时,这二者便构成了文化霸权,常常使得处于从属地位的男性有意或无意地自愿认同以霸权性男性气质为代表的权力话语,希望成为所谓的“英雄”.作为小说中明确提到的第一个回归军队的战士,萨松便深受霸权性男性气质的文化霸权影响.他相当看重自己是“英雄”还是“弱者”,当谈及在战场上受伤的战友时,他流露出对这位战友的英雄气概的崇拜之情；而当说到这位战友在精神崩溃之后祓送进精神医院时,又说到：“我们两个都被送到疯人院了.”(169)这不仅反映出他对霸权气质的鄙视态度,也反映了他对英雄形象的向往,进而体现了男性文化霸权对他渗透式的、洗脑式的影响.战士普莱尔也是瑞弗斯的病人,当瑞弗斯因为考虑到普莱尔的哮喘病而建议他当国民兵时,普莱尔表示拒绝,因为他认为“成为国民兵是一种耻辱,希望尽快回到法国战场杀敌”(283),这种希望恢复“战士”的“光荣身份”的行为,显然也是在主动迎合霸权性男性气质的文化霸权中的“英雄”形象,反映了文化霸权对处于从属地位的男性的精神操控.
由此可见,在权力维度上,军队统领、政府高层和医院医生等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对身心崩溃的战士或是反战者的支配方式,并非总是通过武力实现的,相反,他们常常是通过权力话语赋予自己矫正这些男性的权力,进而合法地通过制度和机构将后者规训为战争武器.更为可怕的是,在其无孔不入、潜移默化、洗脑式的文化霸权下,战士的意识形态也受到了操控,成为了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的傀儡.
二、监视与压制——霸权性男性气质在情感关系上的支配
在《重生三部曲》中,以曼宁为代表的同性恋群体被军队统领和政府高层认为是操守不当,危害国家安全的群体．受到后者的打压.在康奈尔的性别关系结构中,同性恋处于性别秩序中的最底层,与萨松和普莱尔等人一样属于从属性男性气质.在战时英国,男同性群体受到了政府的监视和压迫.不仅如此,军队统领还严格监视和管制着军队中的男性情谊,以防战士因感情用事而影响军事利益.从康奈尔性别学说中的情感关系来看,在战争期间,军队统领、医院医生和政府高层等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常常是以“文化上的赞同、以话语为中心、制度化以及把其他选项边缘化和非法化”的方式,支配、压迫和控制着男性之间的与情感.换句话说,前者常常通过权力话语打压男同性恋和监视男性情谊,同时在文化霸权下使得后者自愿认同其权力话语,从而服从于霸权性男性气质,最终服务于帝国战争.
首先,在一战时期的英国社会,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常常通过话语为自己赋权,实现对同性恋群体的压迫.在曼宁递给瑞弗斯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英国历史上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在德国特工获得的一份四万七千人的名单里,罗列着英国私生活异常——包括有同性恋行为——的知名人士.[,]该文章极力突出同性恋行为的“丑恶”,甚至认为这些人已经因遭德国胁迫而“叛国”,这显然体现了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对同性恋群体的污名化,通过将男同性恋刻画为作风混乱、有叛国之嫌的群体,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从而更加合法地对前者进行监视和打压.
在通过权力话语为自己赋权后,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进而通过严格的制度和高度组织化的机构,对男同性恋和男性情谊进行监视和管控.在1894年,英国的《军事法手册》⑤便规定了对涉及同性恋行为的男性处以两年的判刑,而在一战期间,由于军队和政府认为同性恋群体与背叛国家有关,后者也遭受了更加严酷的监督和处罚.曼宁是那段特殊时期里同性恋群体的代表之一,由于被发现同一名男性之间的亲密行为,他被带到了局,受到法院的制裁,最后虽然因为战伤和军衔等原因免刑,但仍然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有病的、需要矫正的.根据历史记载,英国有22名军官和279名战士因为同性行为而被军事法庭判决两年苦刑.【加]无论是小说还是历史,都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中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对同性恋群体的打压.
不仅如此,霸权性男性气质的文化霸权下,社会——乃至从属性男性气质群体内部——也自愿将同性恋群体污名化和边缘化.萨松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代表,在与里弗斯交谈一位男性因为同性恋行为被捕的事情时,他连续使用“”“这种可恶的东西”和“那种恶心的倾向”来形容同性恋行为. (280)长久受反同性恋文化影响的萨松,在字里行间充分透露出对于同性恋的排斥和鄙视,由此可见,在霸权性男性气质的支配下,一战时期的英国男同性恋群体处境艰难,他们不仅受到霸权性男性气质权力话语的污名化,还受到了法律的禁止和政府机构的监视和压迫,在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下也被视为异常的、需要矫正的.
另一方面,军队同样认为战士之间不应该培养过多感情,因为战场上的“感情用事”往往会危害集体的利益.通过将战友感情描述为“感情用事”和“女人气”,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将男性情谊贬低为危害集体利益的、有待管制的,从而更加名正言顺地对男性情谊进行监视和管控.
在通过权力话语为自身赋权后,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进而通过制度和机构对军队中的男性情谊进行监视和管控,故作为军队统领的支配者严格监控着男性情谊.战争期间的训练手册要求指挥官必须下达过分的要求,不能体贴士兵,落队者必须弃之不顾,不能因而延误乘胜追击,亦不可因伤兵而停止攻势.曼宁在战场前线时是一名军官,因腿伤回到后方后,却常常梦见“有一只手从泥巴里伸出来,抓着狭道板”[儿】.在接受瑞弗斯的治疗时,他袒露自己的经历：他的队伍里曾有一名叫作司高德的士兵,常常因为犯错受到军法处罚,但是他却对司高德关照有加,因为他认为让军人撑下去的动力其实是弟兄.然而茌一个大雨天的进攻中,司高德却掉进并身陷泥坑,他与其他士兵屡次救援失败.作为一名深受军事手册教育的军官,他知道再救下去,难保坑外的弟兄不会掉下去,而自己必将受到军法处罚.于是他开将司高德杀死,而这也成为他噩梦的来源.显然,虽然曼宁试图培育与司高德的兄弟情谊,以此互相鼓励,但是却不敢违背军事手册,只能满怀愧疚地杀死了自己的弟兄.在战场上集体利益高于兄弟感情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却使这种价值判断成为了一种法则,以法律来监视,以刑罚来胁迫,要求军队中的男性压抑兄弟情谊,这样的监视和管控最终造成了将士们的心理创伤.
除此之外,在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营造的文化霸权下,男性也在潜移默化中维护着军队对男性情谊的管控和压抑.萨松在前线时是一名战功显赫、英勇刚强的军官,十分符合霸权性男性气质和社会性别文化期待,但同时他又十分看重兄弟情谊,在医院里心系他的弟兄,在从医院返还战场前,就曾在他写的书——《反击》中说道,不是回到战场杀人,而是回去照顾那几个弟兄,显然在当时的他看来,兄弟情谊高于军队纪律.然而当他第二次因伤回到医院时,对瑞弗斯袒露归队理由时却充满对自己的嘲讽.他把用娘娘腔的口吻阅读《反击》中归队的理由,称为“我那套可悲的小配方”,并向瑞弗斯抱怨：“你那时为什么不踹我的头？,重返医院的萨松认为自己过分看重兄弟情谊,不像男人和英雄,对此感到羞愧和耻辱,而造成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却恰恰在于霸权性男性气质的文化霸权对他的深刻影响.他的副官曾问他：“（在战场上如此英勇的）你跟这个（因为在乎兄弟情谊而归队的）萨松是同一个人吗？”在军队纪律和军队文化下——即霸权性男性气质营造的文化霸权下——萨松产生了对自己的质疑.由此可见霸权性男性气质的文化霸权洗脑式、渗透式的管控.
综上,在情感维度上,军队统领、政府高层和医院医生等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对男性和男性情感的支配方式并非总是通过武力的,相反,他们总是通过权力话语,名正言顺地通过制度和机构监视和压制同性恋群体和军队中男性情谊,并通过文化霸权潜移默化地实现对处于从属地位的男性的情感压制,最终给后者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三、无奈与迷失——对霸权性男性气质的质疑与结果
在《重生三部曲》中,居于从属地位的战士萨松、普莱尔并非是完全被动地接受霸权性男性气质的“文化上的赞同、以话语为中心、制度化以及把其他选项边缘化和非法化”的支配,同时也在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的权力机构——政府和军队——进行了反抗和质疑.在康奈尔看来,性别就是性别实践的构型⑥,而“身体既是社会性别实践的对象,也是社会性别实践的主体”[¨】,用她的话说,萨松和普莱尔作为性别实践的对象,受到规训和操控、监视和压制.同时,他们也是性别实践的能动主体——即茌受到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的支配的同时,也做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反抗和质疑.但是在小说中,萨松和普莱尔的反抗与质疑却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而他们自身也走上了无奈和迷失.用康奈尔的话来说,性别实践不能摆脱性别结构,无法脱离其环境.[H】在战时情况下,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在权力关系和情感关系上的强力支配,还有难以结束的战争,最终都使得以萨松和普莱尔为代表的从属性男性气质群体的种种反抗与质疑难逃失败的命运.
萨松是战争的经历者,也是战争惨痛的见证者和承受者.正如刘建梅所说,四年多漫长的跨海作战和拉锯式消耗战,以其投入的精备武器、毒瓦斯等行径,早己将人们心中的英雄主义的神话摧毁,取而代之的是无奈地坚守和不断地叩问与质疑.[坫】萨松撰写了反战诗歌和反战宣言,用以抨击政府高层和军队统领,抨击英雄神话,质疑战争的合理性.在他的《拒绝再战：一名军人的宣言》(4—5)中,他政治的失策和政客的虚言假意,当局者欺瞒士兵的恶行.不仅如此,他还写了许多反战诗歌,以《致主战派人士》为例,他在诗中写道：
直至惨死士兵归还
匍匐回归人寰
手足断折曲扭
悲鸣凄厉哀泫
将士路过无人瞅
战火为君熠熠闪
凯旋圣渎恰参半(38)
这首诗既揭露了战士佃身心受创却根本得不到尊重和所谓的“荣誉”结局,又对政府和军队所宣传的“为国捐躯”的英雄主义产生了质疑.然而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在政府高层和军队统领等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的统治之下,他无法要求当局者停战,反而还因为反战宣言被定罪为“扰乱军心”,差点进入军事法庭,最后还是因为好友格雷福斯在医评会面前宣称他精神失常才获得免刑.而他虽获免刑却被当局者送进了医院,要求接受“矫正”治疗.
在反战失败后,他因为思念战友而重返战场.然而当他回到战场后,他却仿佛分裂成了两个人：先是在战场上英勇,甚至残暴的杀敌者和男子汉,而回到营地后又拿起笔杆子写下对战争的控诉.一方面,萨松深受霸权性男性气质的文化霸权的操控和影响,对英雄文化非常向往,但另一方面,人性的良知又促使他对战争的残酷表示.这样的矛盾深深困扰着他,使他迷茫和痛苦.当他因伤第二次返回医院时,他做出了不再回到军队而是去后方工厂的决定.然而作为一个残酷战争的经历者,作为一个向往英雄形象却质疑英雄神话的矛盾体,萨松在后方的生活可想而知.
相比萨松的结局,普莱尔的结局则更加戏剧性,也更具悲剧性.普莱尔在离开了医院后,进入了政府的情报部门进行工作.一战时期的英国政府对一切反战运动风声鹤唳,当得知在他童年时期对他帮助颇多的比蒂因被认定行刺首相而被捕入狱后,普莱尔决定收集证据解救她.他回到家乡,在收集证据时,见到了童年时的好友麦克道威尔,而后者也因为发起罢工运动而受到政府通缉.但是在政府的高压之下,解救比蒂无异于是在质疑政府的权威,意味着对政府的背叛,意味着与霸权性男性气质划清你我界限.显然,深受文化霸权影响,向往着融入霸权性男性气质群体的普莱尔难以做到.在双重的压力之下,普莱尔的人格分裂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最终他的反抗与质疑被内心的和麻木所吞没：另外一个人格的他——在法国战场精神崩溃之后渴望融入霸权群体的那个他——将麦克道威尔的情报递交给了政府,由此导致后者被捕,而解救比蒂的愿望也连同他对政府机构的质疑与反抗一同破灭.
普莱尔质疑过战争的残酷与徒劳,这从他在写给瑞弗斯的信中可见一斑： “新型的战争下,英国原本准备的开放式的、行动式的实行全部无效.战士们只能在无法动弹、被动和无助的状况下走向精神崩溃.,,【M]但是他又深受霸权性男性气质的规训和精神操控,渴望英雄荣誉,最终在对战争的咒骂声中走向了战场.在最后几封写给瑞弗斯的信中,他写道：“爱国心荣誉感恶心恶心恶心,仍有意义的只有地名.,,["】如此决绝的话语不仅体现了普莱尔对战争的控诉,更体现了他心中的虚无感.在巴克的笔下,普莱尔于战争前夕死于德军的炮火,虽然十分具有戏剧性,但却也真实地反映了战争时期的现状,无数小人物对军队和控下的战争所进行的反抗都是无效的,造成他们人格的迷失与命运悲剧的产生.
综上,萨松和普莱尔作为从属性男性气质的典型代表,虽然在受到霸权性男性气质压迫的同时也做出了反抗和质疑,但个人的力量毕竟是薄弱的,战争的大环境和社会的性别秩序难以改变,最后他们的反抗和质疑,只能连同他们的无奈与迷失从历史走向现实,警醒着当代人们战争的残酷和男权社会的恐怖.
结 语
在《重生三部曲》里,帕特·巴克并非简单聚焦于战时饱受摧残的男性,而是从权力关系、情感关系等不同维度,揭露了军队统领、政府高层、医院医生等霸权性男性气质代表,对无法达到霸权性男性气质要求的、试图反抗政府和军队的,以及有同性恋倾向的从属性男性群体进行监视和压制.不仅如此,巴克还进一步揭示了战争时期的男性对于霸权性男性气质的无效质疑和徒劳反抗,以及这些人物的无奈与迷失.在结合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分析《重生三部曲》中的男性气质关系时,我们能更加深入地认识到一战中数以百万的男性受到了何种压迫,做过何种反抗,又遭遇了何种悲剧性结果,从而对一战中卷入帝国斗争的男性及其命运做出更加深刻的反思.不仅如此,通过阅读巴克的小说,理解战争之中的小人物的悲苦与无奈、迷失与毁灭,我们也能认识到战争的可怕及和平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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