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自述：我的扶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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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其实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
总书记曾如是说道.40多年来,从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始终牵挂着贫困群众,关心和思考着扶贫工作.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讲的扶贫故事,分外真挚、动人.
陕西：“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
1969年年初,我到延安农村插队当农民,还不到16岁.从北京一下子到那么穷的一个地方,感受确实很深.晚上黑灯瞎火,沿着那条沟亮着几盏煤油灯,真是“一灯如豆”.如果外出没有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的,搞不好就掉沟里了.
那里土地很薄,没有什么肥,粪是挑上去的,都是点种,真是广种薄收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工分才能评六分五.两三年后,我什么都学会了,成农村壮劳力了,才能拿10分.那时候,挑100多斤的担子,走10里山路,一点问题没有.这10个工分,也就值分钱.算下来,出一天工,买不了一盒羊群烟（上世纪70年代,宝鸡卷烟厂生产的一种最便宜的）,当时一盒羊群烟九分钱.
知青刚去时,还有些粮食供应,后来要靠自己劳动,跟老百姓一样,就挺紧张的了.当地老百姓经常说：“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正月里吃年饭,“宁穷一年不穷一日”嘛,但到三四月就没饭吃了.
春耕时,家家户户都把唯一的粮食留给种地的壮劳力,婆姨带着孩子出去讨饭.当地人谁见了,只要有一口干粮,都掰一半给人家.当时,要饭现象是普遍的,有的大队还给出去要饭开证明.
刚开始,知青脑子里都是概念化的东西,觉得要饭的都是不好的,不给他们吃的东西,有的还放狗去轰他们.当地农民就说,哎呀,这些北京娃“残”着咧！“残”的意思就是对人凶狠.后来,我们自己落到快去要饭的地步了,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主动帮着出去要饭的人开路条、开介绍信.那会儿,这些现象让我们心里大为触动,感觉农民怎么这么苦啊.
当时,延安地区有3万北京知青,我是第一个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北京市奖励给我一辆三轮摩托车,我一看,这车在村里没什么用,开都开不进去,换个实用的东西吧.
后来,开着它到了延安,找到延安农机局.我说,这辆三轮摩托车是北京给我的,我想跟你们换几件农机具.他们听了很高兴,当时那辆摩托车在延安也是很紧俏的,最后换了一辆东方红52马力的手扶拖拉机、一台磨面机、一台扬场机、一台碾米机和一个潜水泵,都很实用.
河北：“连个宿舍都没有,就住在办公室里”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工作,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我带着全套上山下乡的东西和当兵时穿的衣服,到那儿连个宿舍都没有,就住在办公室里,两个板凳搭一个床板,铺盖也是自己带的.
当年,正定比较贫穷落后.比如,农村“连茅圈”大量存在.“连茅圈”就是厕所和猪圈连在一起,很不卫生.
当时,正定是北方地区粮食亩产第一个“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县,但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却成了一个“高产穷县”,搞“高征购”,老百姓吃不饱,还要到处找粮吃.
我在正定下乡调研时,经常要过滹沱河,作家梁斌的两部小说《红旗谱》《播火记》都写到过这条河.滹沱河北边有20个公社,南边有5个公社,从北边的公社到南边的公社,坐车去很远,要从石家庄绕过去.我都是骑着自行车去,到了滹沱河边,扛着自行车一步一步蹚过河.
到了要去的公社,我就住在他们那儿.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招待所,公社书记把他的办公室、床铺让给我.当年的那种情景,我历历在目.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当县委书记以后,全县200多个村子我都走遍了.
福建:“那真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
我去宁德当地委书记之前,省领导找我谈话说,福建9个地市,宁德经济排老九,宁德的同志到省里开会,都坐在最后一排,不敢大声说话.派你去宁德,就是让你用特区的闯劲、特区的精神到那儿去冲一冲,把宁德带起来.我说,宁德和特区毕竟不一样,去了怎么干我还得掂量掂量.
宁德曾是全国十八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一边挨着福州,一边挨着温州,都是富庶之地,到它那儿“短路”了.宁德靠海,但不是有沙滩的海,大部分海岸都是悬崖峭壁,往里走全是大山.我在宁德待了一年零11个月,基本走遍了所有的乡镇.
当年到下党乡,那真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我们每个人拿个竹竿,沿着河边走,他说这样走近一点.那个地方,由于过于偏僻难行,上面的干部很少去.地委书记里我是第一个去的,县委书记是为了给我打前战才去的.
老百姓说,“县衙”都没来过,“地府”就来了,他们把地委书记叫“地府”,也就是知府.一路上,隔上两三里,老百姓就自发在那儿摆摊,一桶一桶的清凉汤,都是用土药材做的,让我们消暑,真是“箪食壶浆,以迎红军”啊.虽然很累,但我很感动.
当时,下党乡落后到什么程度呢?老百姓吵架的豪言壮语就是,“我还怕你啊,我连圩上都去过”,意思是他赶过集、见过世面.那个地方也怕养肥猪,都是深山,抬不出来.
我去的时候,下党乡党委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休息的地方,乡党委就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里.我们那么多人,就在桥上开会.福建有一种桥叫廊桥,很多活动都在桥上进行,祖宗牌位也放在那里.
我去之前,他们把从家家户户借来的躺椅、凳子、桌子摆在那里,中间立一个简易的屏风,一边是开会区,一边是休息区.那样一个地方,你去了一次,人家记你几代.现在他们还会说,当年习书记到过下党乡.
湖南：扶贫,“炸跳蚤”是不行的
我在福建当副书记、省长时,提出了“真扶贫、扶真贫”的问题.上面的措施下去了,下面不问青红皂白,最后钱不知道花在哪儿了,甚至搞不好是一个腐败的滋生地了,我一直在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上次到湘西十八洞村视察,我感触很深.爬那个山爬了好远,好不容易才到那里.后来,全村乡亲都来了,我一看,人不多,全是“996138”部队,也就是老人、孩子、妇女,青壮年都到城里打工去了.这个地方这么偏僻,又是一些老人和儿童,搞什么大事业啊? 根本搞不起来.我说,还是给你们搞“几条腿”来吧——一户养几头黑猪、一头黄牛,再养几只山羊,这总能办得成.老太太、老大爷听了很高兴,说我就要这个.
为什么讲要精准扶贫?“炸跳蚤”是不行的.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剿匪,派大兵团去效果不好,那就是“炸跳蚤”,得派《林海雪原》里的小分队去.
扶贫也要精准,否则钱用不到刀刃上.抓扶贫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要一件事一件事做.不要因为总书记去过了,就搞得和别处不一样了,搞成一个不可推广的盆景.钱也不能被吃喝挪用了,那是不行的.
个别地方扶贫有时思路不对,好像扶贫都要搞一些工业项目.在深山老林里搞工业项目,没人才,没市场,成本又高,不容易发展起来.
扶贫要实打实解决问题.首先,要为下一代着想,让孩子们上学,教育不能落后了.其次,一些基本公共设施要保障,像路、水、电之类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再有,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根据他们的条件和能力,教他们“打鱼”的本领.如果是一些老大爷、老太太,就养几只鸡、鸭、羊,给他们选优良品种,教他们科学喂养,给一些扶持资金,这样年收入有几千块,也可以脱贫.对年轻人,主要是找就业的路子,搞一些培训,引导他们外出打工.对搞种养的人,就帮他们提高产品附加值.
（治国摘自《文史博览》）
自述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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