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辽代农业赋税减免与原因分析》
该文是农业类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跟辽代和赋税和原因分析相关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农业赋税减免是辽代赋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梳理其演变过程,可知有辽一代,确实实施过农业赋税减免政策,并且至迟出现在辽穆宗时期.主要分为灾害减免、劝农减免、战争减免三种类型.赋税减免的原因有：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灾害频发、战争频仍等.其最终目的是稳定社会秩序,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辽王朝的统治.
关键词：辽代；农业；赋税；减免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2-0017-05
农业赋税减免政策是整个赋税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研究辽代农业赋税减免,就需要弄清其农业赋税制度.目前学者多从辽代农业赋税的缘起、制定依据、种类、特点及财赋机构等方面进行考察,{1}也有较多的研究成果问世.由于史料匮乏,鲜有学者对辽代农业赋税减免进行研究.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演变过程、类型、原因三方面对辽代农业赋税减免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这一制度有整体的认知和把握.
一、辽代农业赋税减免的演变过程
有辽一代,农业赋税减免具体产生于何时,史无明载.可以肯定的是,必定产生于辽定赋税制度之后.史载：“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2}太祖任用汉人韩延徽,初步确定辽代赋税制度.《辽史·食货志》载：“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3}史籍中并没有记载太祖时期农业赋税减免的具体内容.或许因为辽代建立初期,庶事草创,并没有具体的农业赋税减免政策,但至少在太祖心中已有减轻赋税、推动农业发展的想法.辽太宗会同二年（939）七（闰）月：“乙室大王坐赋调不均,以木剑背挞而释之.并罢南北府民上供及宰相、节度诸赋役非旧制者.”{4}辽太宗时期整治赋役不均,并对赋税进行调整,免除不合旧制的赋税,但史籍中亦无农业赋税减免具体措施的记载.萧韩家奴对辽穆宗的评价为：“穆宗虽,省徭轻赋,人乐其生.”{5}辽穆宗是否生性,暂且不论,但从其言辞中可认定辽穆宗时期已有赋税减免措施.辽穆宗应历三年（953）,皇帝下令“诏免今岁租”,{6}印证了萧韩家奴所言,这亦是辽朝有史以来,确切记载皇帝对农业赋税减免举措.辽景宗时期,平王耶律隆先留守期间,“薄赋税,省刑狱”.{7}辽圣宗时期是农业赋税减免的重要时期.辽宋战争期间,山西诸州数被兵,加上饥荒等灾害,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八月,“用室昉、韩德让言,复山西诸年租赋”.冬十月,“以南院大王留宁言,复南院部民今年租赋”.{8}韩德让总领南北二枢府事时,“以南京、平州岁不登,奏免百姓农器钱”.{9}因为南京、平州粮食歉收,上奏免去百姓的农器钱.统和十二年（994）冬十月,“诏定均税法”.{10}制定均税法,进一步完善辽代赋税制度.统和十四年（996）,“以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减之”.{11}或许是重新制定的税法对农民负担太重,因此下令减少税收的征收.耶律休哥因为燕地百姓困苦穷乏,“省赋役,恤孤寡”.{12}这是辽圣宗时期对西京、上京、南京等地区的赋税做出的调整,可证实这一时期确有关于农业赋税减免的事实.辽兴宗即位初期,面对赋税不均的现象,认为“宜通检括,普遂均平”.{13}检括户口与登记民产是辽代赋税征收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赋税调整的重要依据.据《辽史》记载,辽圣宗期间,农业赋税减免计22次.辽兴宗重熙八年（1039）,萧孝穆：“表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从之.由是政赋稍平,众悦.”{14}兴宗听从其建议,征收赋税得以稍稍平均一些.兴宗时期,农业赋税减免共计2次.辽道宗大安三年（1087）二月,“以民多流散,除安泊逃户征偿法”.{15}辽道宗时期,从法律上正式废除对逃散流民纳税的规定,农业赋税减免计24次.辽天祚帝在位期间忙于镇压叛乱,因此对农业疏于管理.乾统九年（1109）下诏“诏免今年租税”.{16}由上可知,辽朝农业赋税减免现象确实存在,至迟出现在辽穆宗时期,减免主要集中于圣宗、道宗时期.
通过对《辽史》等相关史料梳理可知,辽朝农业赋税减免共计51次,其中辽穆宗2次、辽圣宗22次、辽兴宗2次、辽道宗24次、天祚帝1次.减免时间主要集中于辽圣宗986-1003年、辽道宗1068-1099年,且在这段时间内,减免频率比较集中.从减免的分布看,据不完全统计,南京道减免27次、上京道4次、中京道3次、道3次、西京道7次,{17}主要集中在南京道地区,其次是西京道地区.从区域上看,农业赋税减免南部多于北部地区,原因是辽代农业区主要分布在燕云、渤海等地区.辽代南面财赋机构主要由南枢密院户房、五京计司、三州钱帛司及地方各专门经济机构共同组成,掌管着五京州县的财赋.{18}辽代农业赋税征收有明确的机构管辖,对于农业赋税减免,并没有具体的流程记载.担任地方财赋征收的长官大多是汉人,{19}推测其减免流程亦与汉人传统流程相似.此外,从上述“用……言”“以……言”“表请”“诏免”等字眼推测,其减免程序应当是：由地方大臣上报皇帝,皇帝经过核实后,再下诏是否减免农业赋税.皇帝拥有最高决策权,但辽代统治者自始至终贯彻“因俗而治”的治国原则,因此地方大臣大多因时因地管理其统辖区域的赋税减免.
二、辽代农业赋税减免的类型
辽代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减免农业赋税措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以稳定社会秩序,巩固辽朝统治.依据其减免的性质及其欲达到的目的,可将减免分为灾害减免、劝农减免、战争减免三种类型.
（一）灾害减免
辽代自然灾害严重影响农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经济损失,为此,辽代统治者大都通过减免赋税的措施加以应对.如辽穆宗应历三年（953）,南京地区发生水灾,皇帝下令“诏免今岁租”.{20}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诏令:“五稼不登,开帑而代民税；螟蝗为灾,罢徭役以恤饥贫.”{21}农业收成不好,政府开粮仓代替农民交税.统和十二年（994）春正月,“诏复行在五十里内租”.这年正月,漷阴镇地区发生水灾,淹没许多村庄,皇上下诏蠲免京城方圆五十里内居民租税,二月再次“免南京被水户租赋”.{22}统和十六年（998）夏四月,因为崇德宫所辖州县遭受水灾,“罢民输官俸,给自内帑”,{23}即停止百姓输纳官员俸禄,改由国库供给.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冬十月辛亥,“永清、武清、安次、固安、新城、归义、容城诸县水,复一岁租”.{24}南京道诸县发生水灾,下诏减免一年租税.道宗咸雍三年（1067）,南京遭受旱灾、蝗灾,第二年又发生水灾、地震,因此在咸雍七年（1071）十一月,道宗下诏“免南京流民租”.{25}多重自然灾害的发生,大量流民生活陷入困顿,因此皇帝下诏减免因灾害而产生的流民赋税.大康二年（1076）九月戊午,南京地区发生蝗灾,下诏“免明年租税”.{26}大康五年（1079）十一月丁丑,南京道地区,“被火之家免租税一年”.{27}由上可知,灾害减免主要集中在南京道地区,主要是由于水灾、蝗灾、火灾等灾害减免赋税,减免年限基本是一年.
由自然灾害引发的次生灾害,也划归到灾害减免的范畴中.其一是恤贫减免.减免主要集中于辽道宗时期,原因在于辽代后期尤其道宗时期自然灾害频发,多达49次.贫民无法进行正常生活,因此皇帝下诏书减免赋税.辽兴宗重熙十七年（1048）八月,“复南京贫户租税”.{28}辽道宗时期多次减免贫民租赋,且减免地域非常广泛.道宗大安三年（1087）正月发放钱米赈济南京贫民后,“仍复其租赋”.同年三月,“免锦州贫民租一年.甲戌,免上京贫民租如锦州”.大安四年（1088）四月,赈济苏、吉、复、渌、铁五州贫民,“并免其租税”.{29}可见,恤贫减免涉及南京道、中京道、上京道、道地区.赋税减免往往伴随政府赈济,双管齐下解决贫民问题.其二是饥荒减免.道宗大康元年（1075）九月南京地区发生饥荒,“免租税一年”.{30}寿昌五年（1099）冬十月,赈济辽州饥荒的同时,“仍免租赋一年”.六年（1100）冬十月,平州发生饥荒,下诏“复其租赋一年”.{31}饥荒减免主要为道宗年间,集中于南京道地区,减免与赈济共同进行.
（二）劝农减免
由于辽代统治者不断加重对种植区农业人民的剥削,大批人口为了躲避战乱、逃避沉重的赋税,不得不离家逃亡.人民逃散,土地荒芜,严重影响了辽代农业赋税的征收和对外战争所需的军用物资,为此政府采取劝农减免措施,主要包括垦荒减免和复业减免.
1.垦荒减免.辽代对外征战颇多,加上自然灾害的频发,造成大量农民出走他乡,田地无人耕种.政府为发展生产,对农业采取垦荒减免.统和七年（989）六月,辽圣宗下诏：“燕乐、密云二县荒地许民耕种,免赋役十年.”{32}允许百姓耕种南京道地区燕乐、密云二县无主荒地,耕种荒地者免除10年的赋税徭役.统和十五年（997）三月,圣宗招募百姓耕种南京道滦州荒地,“免其租赋十年”.{33}垦荒减免主要集中于南京道地区,减免租期为10年.
2.复业减免.大量流民的存在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政府鼓励流民复业.如辽道宗咸雍十年（1074）二月,下诏：“蠲平州复业民租赋.”{34}减免平州地区恢复旧业百姓的租赋.大康六年（1080）五月,再次下诏:“免平州复业民租赋一年.”{35}
（三）战争减免
辽代政府亦会对受战争波及的地区减免农业赋税,以抚慰百姓,减轻战争带来的苦难.辽与宋在东自燕山地区,西至雁北地区千余里的接壤线上连年征战,争夺燕云地区的归属权.山西地区自宋兵入侵,人民流离失所,盗贼出没,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负担,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八月己未,室昉、韩德让向圣宗进言：“复山西诸年租赋.”{36}皇帝接纳其建议,减免山西当年的租赋.宋辽战事波及云州地区,圣宗于统和七年（989）三月“诏免云州逋赋”,{37}并于统和十年（992）再次“免云州租赋”.{38}宋辽战争期间,云州、朔州地区为主要交战地区,因而辽朝多次减免该地流民赋税.辽圣宗统和十年（992）二月,下诏：“给复云州流民.”免除云州地区流民的赋税.五月,下诏：“朔州流民给复三年.”{39}减免朔州流民3年的赋税.辽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四月,“颁南征赏罚令”,意与宋开战,结果以宋增岁币称贡告终.因此十二月兴宗“诏蠲预备伐宋诸部租税一年”,{40}下诏蠲免为伐宋做了预先准备的诸部租税1年.战争严重影响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大量劳动力流失,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战争期间,对农业赋税进行减免,有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
三、辽代农业赋税减免的原因
（一）农业在辽代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历任统治者都重视农业的发展
辽朝是北方游牧族群建立的政权,在辽朝早期,牧业占据重要地位,直到907年辽太祖阿保机建立辽政权,东灭渤海,俘虏大量农业耕作者,农业的地位开始上升.太宗时期,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地区给辽朝,辽代农业迅速发展.辽世宗在位3年,于天禄五年（951）因耶律察割反叛被弑.世宗在位时间短暂,农业减免情况很少.而在辽代末期天祚帝时期,辽边境叛乱四起,女真人反抗尤甚,天祚帝忙于镇压叛乱,无暇顾及农业生产,但仍有关于农业减免的记载.
（二）辽代自然灾害的频发,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不得不减免农业赋税
辽代自然灾害频发且种类繁多.据学者统计,辽代共发生自然灾害13种133次,其中水灾、旱灾最为常见.道宗、圣宗时期是自然灾害频发期,圣宗朝39次,道宗朝49次.{41}此外,道宗中后期处于长达35年的连续自然灾害发生期.南京道地区是辽代重要农业耕作区,是虫灾高发区,其特殊地形及温带大陆性气候又导致水灾频发,同时还发生多次地震.{42}自然灾害往往伴随着饥荒的发生,引发次生灾害,政府需要应对,而农业赋税显然是最有效的抗灾之道.
（三）辽代连年征战亦是赋税减免的重要原因
辽朝是马背上的契丹族群建立的政权,扩张性强,而战争是扩大势力范围的最有效手段.以圣宗朝为例,就多次出兵镇压部族叛乱,还远征高丽.自986年宋辽大战于岐沟关,至1004年,圣宗军队南下,双方签订“澶渊之盟”,辽宋对峙局面形成.战场主要在辽南京道、西京道与宋边境交界处,战争消耗大量的物资,土地被弃耕,流民增加,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为了社会稳定,保证战争供给,减免赋税就成为不二之选,圣宗朝农业赋税减免主要集中在986年—1003年就是例证.可见,战争和农业赋税减免有很重要的关系.
（四）辽代崇尚佛教亦有助于减免农业赋税
佛教讲求乐善好施,做善事,行善念.同时有辽一代,历任统治者都非常重视佛教的发展.{43}减免一定的农业赋税,从而帮助农民恢复农业生产,也是善举.以辽道宗为例,在这一时期,辽道宗大力提倡佛教,佛教文化盛极一时,成为自南北朝后中国北方绝无仅有的现象.{44}因此,不得不说,辽代佛教的发展对农业赋税的减免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农业赋税减免是辽代农业赋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辽一代,农业赋税减免持续时间很长,且以圣宗和道宗期间减免次数最多.从减免类型来看,灾害减免,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推动了灾后重建工作.战争减免,减轻了因为战争给农民带来的生活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劝农减免,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总体来说,统治者减轻农业赋税,有助于保证军事物资的供给,有助于促进辽朝农业生产的发展,进而稳定社会秩序,巩固辽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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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比较典型的论著有：罗继祖.辽代经济状况及其赋税制度简述[J].历史教学,1962,(10).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M].北京：三联书店,1978.75.武玉环.辽代的赋役制度[J].北方文物,2003,(01).蒋金玲.辽代南面财赋机构考[J].求索,2012,(03).
{2}（元）脱脱,等.辽史(卷59)[C].食货志上[A].北京：中华书局,1974.926.
{3}（元）脱脱,等.辽史(卷59)[C].食货志上[A].北京：中华书局,1974.924.
{4}（元）脱脱,等.辽史(卷4)[C].太宗纪下[A].北京：中华书局,1974.46.
{5}（元）脱脱,等.辽史(卷103)[C].萧韩家奴传[A].北京：中华书局,1974.1449.
{6}（元）脱脱,等.辽史(卷6)[C].穆宗纪上[A].北京：中华书局,1974.72.
{7}（元）脱脱,等.辽史(卷72)[C].耶律隆先传[A].北京：中华书局,1974.1211.
{8}（元）脱脱,等辽史(卷11)[C].圣宗纪二[A].北京：中华书局,1974.124-125.
{9}（元）脱脱,等.辽史(卷82)[C].耶律隆运传[A].北京：中华书局,1974.1290.
{10}（元）脱脱,等.辽史(卷13)[C].圣宗纪四[A].北京：中华书局,1974.145.
{11}（元）脱脱,等.辽史(卷13)[C].圣宗纪四[A].北京：中华书局,1974.148.
{12}（元）脱脱,等.辽史(卷83)[C].耶律休哥传[A].北京：中华书局,1974.1301.
{13}（元）脱脱,等.辽史(卷59)[C].食货志上[A].北京：中华书局,1974.925.
{14}（元）脱脱,等.辽史(卷87)[C].萧孝穆传[A].北京：中华书局,1974.1332.
{15}（元）脱脱,等.辽史(卷25)[C].道宗纪五[A].北京：中华书局,1974.295.
{16}（元）脱脱,等.辽史(卷27)[C].天祚皇帝一[A].北京：中华书局,1974.324.
{17}其中《辽史》记载三京诸道地区,应为较早设置的上京、南京、三京地区.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设置中京大定府,重熙十三年（1044）,辽兴宗升大同军节度为西京大同府.为方便数据统计,本文仍将减免地区划归五京道隶属地区.
{18}关树东.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J].中国史研究,2003,(02).
{19}蒋金玲.辽代南面财赋机构考[J].求索,2012,(03).
{20}（元）脱脱,等.辽史(卷6)[C].穆宗纪上[A].北京：中华书局,1974.72.
{21}（元）脱脱,等.辽史(卷59)[C].食货志上[A].北京：中华书局,1974.924.
{22}（元）脱脱,等.辽史(卷13)[C].圣宗纪四[A].北京：中华书局,1974.144.
{23}（元）脱脱,等.辽史(卷14)[C].圣宗纪五[A].北京：中华书局,1974.153.
{24}（元）脱脱,等.辽史(卷22)[C].道宗纪二[A].北京：中华书局,1974.268.
{25}（元）脱脱,等.辽史(卷22)[C].道宗纪二[A].北京：中华书局,1974.271.
{26}（元）脱脱,等.辽史(卷23)[C].道宗纪三[A].北京：中华书局,1974.278.
{27}（元）脱脱,等.辽史(卷24)[C].道宗纪四[A].北京：中华书局,1974.284.
{28}（元）脱脱,等.辽史(卷20)[C].兴宗纪三[A].北京：中华书局,1974.239.
{29}(元)脱脱,等.辽史(卷25)[C].道宗纪五[A].北京：中华书局,1974.295-296.
{30}（元）脱脱,等.辽史(卷23)[C].道宗纪三[A].北京：中华书局,1974.277.
{31}（元）脱脱,等.辽史(卷26)[C].道宗纪六[A].北京：中华书局,1974.312-313.
{32}（元）脱脱,等.辽史(卷12)[C].圣宗纪三[A].北京：中华书局,1974.135.
{33}（元）脱脱,等.辽史(卷13)[C].圣宗纪四[A].北京：中华书局,1974.149.
{34}（元）脱脱,等.辽史(卷23)[C].道宗纪三[A].北京：中华书局,1974.275.
{35}（元）脱脱,等.辽史(卷24)[C].道宗纪四[A].北京：中华书局,1974.285.
{36}（元）脱脱,等.辽史(卷11)[C].圣宗纪二[A].北京：中华书局,1974.124.
{37}（元）脱脱,等.辽史(卷12)[C].圣宗纪三[A].北京：中华书局,1974.134.
{38}（元）脱脱,等.辽史(卷13)[C].圣宗纪四[A].北京：中华书局,1974.142.
{39}（元）脱脱,等.辽史(卷13)[C].圣宗纪四[A].北京：中华书局,1974.142.
{40}（元）脱脱,等.辽史(卷20)[C].兴宗纪二[A].北京：中华书局,1974.228.
{41}蒋金玲.辽代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基本规律[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3).
{42}孟古托力.辽道宗中后期自然灾害述论[J].北方文物,2001,(04).
{43}刘浦江.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J].佛学研究,1996,(05).
{44}唐统天.辽道宗对佛教发展的贡献[J].社会科学辑刊,199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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