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第二世界视域下嘉靖地震文学的奇幻审美以宗臣《二华篇》为观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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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556 年1 月23 日）子夜,陕西关中发生8 级以上大地震,震中位于今渭南市华州区（34.5 °N,109.7 °E）.地震波及多个省份,“河南地方稍轻,山陕极重,别省微觉地动”[1]403,除秦晋豫重灾区外,直隶、山东、两湖、两广均有震感.地震中人畜死伤惨重,可谓亘古未有,据张廷玉《明史》载：“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①如此惨烈的自然灾害在震后文学②中多有表现,无论是官修史书还是各地方志,无论民间碑铭及文人悲悼感怀之作,均对此次地震的过程、情状、影响等进行了充分记载.
翻检这些作品,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官私史书还是文人民间撰述,在描述地震过程时多夸张之语,如《明史》及关中各地方志、王沂《续文献通考》、赵时春《赵浚谷文集》（《纪异》《汪黄奸佞》《华亭令官擢守同州序》《送徐令东归序》）、秦可大《地震记》、马峦《地震叹》、佚名《地震记》、程士真《地震记》、宗臣《二华篇》、朱国祯《涌幢小品》、张瀚《松窗梦语》等,言及地震过程、相关佚闻时均笔法奇幻,驱遣想象,营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灾难世界.这固然与地震灾害的特点有关,但也为我们从“第二世界”角度考察这一文学现象提供了可能.
“第二世界”与嘉靖地震文学书写
“第二世界”（The Secondary World）是英国作家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在一个主题为“论仙境故事”（On Fairy Storie）的演讲中提出的,他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指出仙境故事不是对现实世界中美丽与恐怖的简单复制、再现或者象征性的解读,而是利用其中的元素进行再创造.在幻想之中,奇境诞生,而人成为“亚造物者”（Sub-Creator）.上帝创造了“第一世界”（The Primary World),仙境就是人类创造的“第二世界”[2]327-328.在托尔金《魔戒》《霍比特人》《尼格尔的叶子》等作品中,“第二世界”是一个与现实世界迥异、但又有“逻辑自洽”（Self-Consistent）的“幻城”与“奇境”,貌似奇异荒诞,但实际却有其“真实的内在一致性”（theinner Consistency o f Reality）.“第二世界”是“幻”与“真”的结合,虚构、想象、夸张是其最典型的艺术手法.
嘉靖大地震文学书写集中体现出“幻真结合”的特点,如地震发生之前即有异兆：“日光忽暗,有青黑紫色,如日状者数十,与日相荡,俄而数百千万,弥天者半,逾时渐向西北散去.”[3] 地震发生时奇象络绎：“地势摇动,震响如雷,一升一降,升如登山,降如坠井”[4]；“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5]646；“人如坐舟船行波浪中,真大变也”[6].震后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光绪年间《新续渭南县志》载县境原有“五指山”,震后竟“削毁无存”；乾隆《西安府志》卷五十三载耀州始将军山震后“峰峦或移数里”,地面“或涌出朽烂之船板,或涌出赤毛之目鱼”[5]647.社会组织亦罹摧折,机构破坏,文士凋零,述此惨状之文多触目惊心：“韩尚书以火厢坑喂烬其骨,薛郎中陷入水穴者丈余,马光禄深埋土窟而捡尸甚难”[1]425.震后舆情及社会秩序描写方面,亦多夸饰之笔,尤以张瀚《松窗梦语》载“天庭放榜兆”及“从关云长得免”最为奇异③.综而言之,有关地震的文学描述虽出于实情,然经过作者的夸张、虚构和想象,创造出一个充满恐怖气息和奇幻色彩的“第二世界”.既是对灾害的夸张性描述,又寄托了身处灾难中人们的恐惧、绝望、迷茫和寻求解脱的尝试,宗臣的《二华篇》可谓此类作品中的典型文本.
多重视角：奇幻空间的建构
宗臣《二华篇》写于嘉靖丙辰秋,即嘉靖大地震后半年多,时作者送好友李攀龙由顺德守擢陕西提学副使,由于地震甫息,余灾频仍,文士多视赴陕为畏途.宗臣以浪漫笔法抒华山之奇伟、地震之怒及李攀龙登华岳、友诸仙之潇洒风神,为好友此行鼓劲.全诗以歌行出之,疏而不滞,放情长言,颇能动人.李攀龙亦深受鼓舞,抵陕后即登华山并作《杪秋登太华山绝顶四首》《宿华顶玉井楼二首》诸作,其中“地敞中原秋色尽,天开万里夕阳空”句为人称道.细读《二华篇》,可揆度诗人多角度、多向度建构起来的奇幻空间,营造了一个来源现实又迷离惝恍的“第二世界”.
《二华篇》首先从垂直向度入手,将空间分割为天界、人间和地府,三个空间既互相分隔,又潜通表里.在天界,有将巨石奇峰“擘为二华遥相望”的“上帝”,有因“孤根”裂为二华而得以自由翱翔的“牛女”与“羲龙”,有笙箫合鸣、乘凤仙去的玉女,还有紫髯白皙的“三五公”,这些仙人骑白鹿、驭青龙、持青玉、把芙蓉,从容飞渡,组成了缥缈逍遥的天界空间.天界之下则是人间,诗人将这一空间置于地震背景下抒写,“山缺河溢,坏庐仆人,二千里人烟几绝”,一幅惨绝人寰的灾异世界.地府则充斥着魍魉魑魅,并因人间空间的灾害而冲出地府,“青天唯见魍魉舞”,实现天界、人间和地府的交通.值得一提的是,诗人从垂直向度建构空间时,兼及水平向度,将华山置于中区：“东来不得数泰岱,西去那复夸崆峒,中有紫髯白三五公.”从纵、横两个维度开拓,诗歌的诗意空间空廓夐远而充满张力.
除地理空间外,诗人用隐喻的手法营造了地震前后的社会空间.在地震之前,仙界晏然,诸仙人“手持绿玉披芙蓉,有时踏天跨白鹿,镇日鞭石挥青龙”,一片清平和乐,这正是“嘉靖中兴”的艺术再现.嘉靖即位初面对正德危局,力主新政,抑宦官,整朝纲,减租税,赈灾荒,剿倭寇,强边备,“天下翕然称治”.灾眚降临,山陕震动,九州陆沈,“千门万户半作鬼,广厦高宫尽成土”,无论是位极人臣,还是贩夫走卒；无论高门华阀,还是寻常巷陌,皆无法幸免,化为埃土.震后政府采取祭天禳治④、发银赈灾⑤、减免赋税⑥等措施,地方政府官员虽死伤凋零,但幸存官员仍黾勉从事,劝富户开仓赈贫、用重典抑治劫掠、治理水灾瘟疫等次生灾害,开展官署、学宫、宗祠重建工作,基本稳定了社会秩序.故《二华篇》后半部分以李攀龙入陕治理寄寓对震后社会重建和精神重建的希冀：“手挈蛟螭山下,仗剑一一数其辜.山之摧者叱其立,黄河在手如持盂.”最终实现“千秋万载同欢娱”的“治世”.事实上无论朝廷还是地方政府,在赈灾策略和实施中多有迟钝和偏颇之处,诗人此处以大胆夸张的手法写灾后应对举措,或隐讥刺,然更多为对友人的希望,诗人以奇幻笔法出之,构建出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社会空间.
宗臣在《二华篇》中还罗列了不少仙人形象,如威严的天帝、隔河相望的牛女、吹箫引凤的玉女、乘白鹿而遨游的紫髯仙人等,引驾前驱的雷神丰隆等,营造出一个以道教为主的宗教空间.华山自古就是人们朝拜神的名山,据《华山经》云：“白帝少昊司之,百神之所冢也.盘古死,委厥足巨灵掌以通河曲.轩辕氏莅止,乃会神.”《神仙传》亦云：“鲁女生者,饵食绝谷,入华山.后故人逢女生,乘白鹿,从玉女数十人.”这些优美的传说和仙人形象共同构筑起一个色彩斑、如梦似幻的宗教空间,给读者带来奇异灵幻的审美体验.
拟真写作与“真实的内在一致性”
文学创作需要虚构,正如伊瑟尔所言：“虚构是人类得以扩展自身的创造物,一种能从不同角度研究的状态.”[7]279 中国古代文论家也高度重视想象和虚构的重要性.但虚构必须以现实为基础,并且在逻辑上与现实一致.故“第二世界”的创作必须是“拟真写作”,其中包括的自然、地理、习俗、语言、信仰、建筑等因子越与现实一致,则其越具有“自洽”性,托尔金称之为“真实的内在一致性”,亦即伊瑟尔所言的“三元”⑦合一.
《二华篇》严格按照华山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进行创作.诗云李攀龙“侯今跃马函关去, 隆招摇为前驱”,“函关”指函谷关,处秦、晋、豫交界,扼两京道由洛阳西去长安之要冲,过函关、入潼关,则太华遥遥在望矣.诗中写二华“孤根倒插黄河底,奇峰直耸天门旁”,华山距黄河不过二十余公里,登山可见黄河如丝,故云“孤根倒插黄河底”亦可谓实录.“太者在西少者东,千崖万岭盘晴虹”,华山位于少华山之东,宗臣此语与实际不符.据《水经注·河水》引古语：“华岳本一山,当河,河水过而曲行.河神巨灵,手荡脚踏,开而为两,今掌足之迹,仍存华岩.”巨灵神掌抵太华,脚蹬首阳（中条）为黄河开道.从“天门牛女不敢渡”句看,宗臣当知此传说,但他将中条山和少华山混淆了.虽然山名讹误,但太华、中条及黄河间的地理位置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写到地震时的惨状时,虽多夸张奇幻之笔,但也均源于现实⑧.“金鳞乍开似飞电,怒角并斗如奔雷.惊沙飘忽天柱动,狂飙迅急坤轴摧”写大地震荡,天旋地转,据佚名《地震记》描述“出户立站不定,只见树梢点地”[1]403,耀县文庙《重修庙学记》载“忽由东南而来,地势摇动,震响如雷” [4]282,《渭南县志》载震时“声如轰雷,势如簸荡”[1]431 等,均可相互印证.“白日不闻父老哭,青天唯见魍魉舞”也基本与史实相符,关中一带百姓死伤惨重,据赵时春《记异》云：“自平凉至渭南,民多死,小县千人,大州县至数千.自渭南东至陕,北至甘泉及蒲解,举城皆没,口皆数万.”[8]373 朱国祯《涌幢小品》载：“潼、蒲之死者什七,同华什六,渭南什五,临潼什四,省城什三.”[5]647 可知万城皆空、魍魉横行虽有夸饰,然亦与现实不远.“奇峰片片下沉水.黄河直上峰头坐,忽散人家室屋里,往往屋上游赤鲤”写黄河直上华岳之巅、莫名现身别人房间、房中游鲤,虽荒诞不经,确与震时及震后的实际情状相仿佛.《涌幢小品》载：“或山移五里而民居俨然完立,或奋起土山而迷塞道路,或一山分移,相去四五里,其他村树之易置,阡陌之更反,盖又未可以一一数也.”[5]647天启四年《大荔县志》卷一六载“雒渭井泉俱竭,平地复涌泉,高丈余,中多鱼蜗薪炭诸物.”[1]441 可知诗家语虽有夸张,然俱属“拟真书写”.
另外,诗中神仙、仙界组成的宗教空间也非蹈空虚构,亦有其现实信仰依据.从现实政治生态来看,嘉靖后期崇信道教,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大设斋醮,以求长生,“壬寅宫变”后干脆移居西苑,不复听政,以至“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⑨.嘉靖还严厉打击反崇道的官员⑩,而擅撰青词者则得以晋升重用,甚至出现袁炜等“青词宰相”.《二华篇》中出现的道教人物及意象,确有其现实政治源头.而另一方面,道教是华山景观的核心文化内涵,道教中传说的冯夷、陈抟、玉女、毛女、赤斧、古丈夫等多于华山成仙,据传茅山道祖师茅盈的曾祖茅亦于秦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在华山“乘云驾龙,白日升天”.故诗中出现的神仙描写,亦非凭虚凌空,而与华山文化紧密绾合,幻中有真.
灾害文学奇幻风格的现实意义
以《二华篇》为代表的嘉靖灾害文学笔涉奇幻,一方面利用虚构将灾异现象夸大,极言其恐怖,而另一方面虚构和夸张也产生一种奇异的“间离效果”,使读者得以从中抽离出来,从而起到消解恐怖、抚慰人生的效果.如《二华篇》中震前逍遥缥缈的神仙世界对震中灾难世界起到有效的“冲淡”；震时“玉女散发乱峡走,仙人赤脚沧海回”,连神仙也狼狈奔跳,以求避祸,何况凡人？
从心理学角度说,将强者置于同一境遇,是对弱者的安抚和激励；诗结尾“山上芙蓉色不枯,仙人玉女复来吹玉竽.侯也与之长相,千秋万载同欢娱”,营造出人神同乐、天下太平的景象,寄寓着诗人希冀震区早日恢复、灾民走出阴霾、完成精神重建的政治理想.从这个角度来说,灾害文学作家精心打造的“第二世界”其功能类似于“成人童话”,对现实人生的悲哀起到消解作用,同时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愿景.正如托尔金在其《论仙境故事》中所言：“如果童话故事作为一种类型值得人们阅读的话,它就值得为成人创作,供成人阅读.”[9] 他进一步指出,“第二世界”当具有幻想、恢复、逃避、慰藉四种功能,它不仅仅是通过幻想营造光怪陆离的神仙世界供人们逃避和获得慰藉,更是引导人们从现实世界的挫败中恢复、超脱的“桃花源”.
灾害文学也表现出鲜明的“呼唤英雄”的文学母题.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其《心理学与文学》中认为：“人类文化开创以来,智者、救星和救世主的原型意象就埋藏和蛰伏在人们的无意识中,一旦时生变化,人类社会陷入严重的谬误,它就被重新唤醒”“每当意识生活明显地具有片面性和某种虚伪倾向的时候,它们就被激活——甚至不妨说是‘本能地’,被激活——并显现于人们的梦境和艺术先知者们的幻觉中.”[10]特别是在大的灾害降临时,文学作品对英雄的召唤就更加典型和集中.以《二华篇》为例,诗人将入陕的李攀龙视为当时解民于倒悬的英雄群像的代表,驱遣想象,让他“手挈蛟螭”,仗剑拷问其过失,喝令倒伏的群山依命立起,手绾黄河如“持盂”,命归故道,这样一个无所不能英雄形象寄托着诗人对治世的美政理想.在其他的文学文本中,我们也能看到大量的“英雄”,震后幸存官员“寄寓荐绅家,蔽席舍视事”[1]441,但仍能勉力政事,华州知州杨彩安抚灾民,抑制纷乱,命富家供粟赈贫,四境民无一犯令者；山西按察司副使、渭南人南逢吉“焚券数十,又输粟数百石于官助赈,全活者众,乡人德之”；三原县震后“盗贼群起,人心汹汹”,知县穆宁中宵衣旰食,安抚百姓,致力恢复,离任后“民咸思之”.灾害文学中的英雄形象或回天转地,或质实可亲,然均承担着黎民期望救拔解脱、远离苦厄的美好愿望.
文学论文参考资料：
综上而言，上文是关于对写作宗臣和嘉靖地震文学和第二世界视域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文学本科毕业论文文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