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陈毅致学界名流的五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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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龙榆生（1956年）】
元亮先生道鉴：
两信均奉悉.刘述周部长本周返沪,对先生及熊十老安排当可就商.熊老方面代我再致意.爱护长老,尊敬读书人,为国家、民族培养读书种子,此正基本政策之一.自然会有个别部门和某些同志不能完全了解或执行得不很好,但绝不是政策不好,也不是要改变政策.个别的行动会影响政策,但决不能改变政策.希望有信心采取多种合作,使政策做得更好.至要至盼.另,陈寅恪先生处再请吾兄致意,他日去广州当以接谈为幸.匆匆,致
敬礼.
陈 毅上
二月廿七日
龙榆生,又名元亮,生于1902年,是20世纪深孚众望的词学大师.其所编选的《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久负盛名.他与陈毅的交往始于鼎革之际.1949年11月受时任上海市长陈毅的接见,在其关怀下,即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纂.作为词人,现存最初的与陈毅交往的文字记录是《水调歌头·一九五三年春,陈仲弘将军枉访,转达关怀盛意,试以旧瓶盛新酒,赋献四章》,1954年有《临江仙·陈市长属徐平羽同志转知博物馆,许我专精撰述,不必随例上班,因用东坡词韵赋此报谢》,次年有《满庭芳·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陈毅副总理过上海博物馆观画,因约畅谈,赋此纪之》.
1956年2月,在陈毅的安排下,龙榆生特邀列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其间陈毅约谈,因有《摸鱼儿·一九五六年二月七日,仲弘元帅招作夜谈,赋成此阕》,内有“拨幺弦、赏音能几,十年禁惯憔悴.灯前接席成清话,诉尽平生心事.君看取.爱缓带轻裘,坐我春风里”之咏叹.二十天后,陈毅有此复信.龙榆生致陈毅两函,虽未得见,但大体可以推测,事涉知识分子政策,当与“个别部门和某些同志不能完全了解或执行得不很好”有关.对此,陈毅反复其言,可谓真情殷殷.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龙榆生是一位历史复杂的知识分子.对此,学者张晖在题为《龙榆生：徘徊在文化与政治之间》一文中如此解读：
龙榆生正是众多读书人中的一个.抗战来临,他不甘于仅仅以文字报国,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因为和汪精卫有着较深的交谊以及受其政治思想的吸引,加入汪政权.随即感到绝望,遂转而回到学术教育,希望藉此脱离政治.但政治救国之心未死,他利用自己诗词专家的文化身份,暗中帮助中国从事策反郝鹏举的工作.当汪政权倒台之际,他认为自己在汪政权中主要从事与政治无涉的文化工作（策反事件在当时是不为外界所知的,包括国民党也一无所知,否则对龙榆生的处罚会截然不同了）,对保存文物、学校有着许多贡献,应该可以不受政治的牵连.但最后龙榆生还是以政治获罪,文化身份在关键的时候并没有给予他任何帮助.
在2月7日的“促膝论心”中,听罢龙榆生“诉尽平生心事”,陈毅叹曰：“君果命途多舛”.在陈毅的一再关照下,除住房条件得到改善,这年4月,还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
“爱护长老,尊敬读书人,为国家、民族培养读书种子”,陈毅的作派显示出有远见有胆识的政治家风度.1957年5月,《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报道上海知识界鸣放的通讯中有这样一段话：“此间文艺界人士所以怀念陈毅同志（陈于1954年9月调任国务院任常务副总理——引者注）,就因为他曾广泛接触文艺界人士并给以各种无微不至的支持.”
陈毅在信中还特意提及“陈寅恪先生处再请吾兄致意,他日去广州当以接谈为幸”.这不尽是出于“尊敬读书人”,更有对陈寅恪人格的认同.1956年12月,大病初愈的陈毅南下广州休养,专程去中山大学拜访陈寅恪,并就《世说新语》等话题畅谈.据《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作者称,陈寅恪对的高级干部中有“这样懂学问”的性情中人感觉意外,因而对陈毅“肃然起敬”.
【致熊十力（1956年）】
力老道鉴：
二月两信奉悉,积压甚久,作复迟,祈谅之.先生要求并不高,当照办.请与市府来人面商.无论从事著述或作个人修养,政府均应予照顾和协助.和党的政策如是订定甚为合理,我人所应遵办者也.至学术见解不能尽同,亦不必强求其同.此事先生不必顾虑.对尊著毅除赞佩外尚有若干意见,俟他日见面时再细谈.不日即奉命入藏,五月底返京南行,当图一晤.匆致
敬礼.
陈 毅启
三月十四日
熊十力,生于1885年,哲学家,与马一浮、梁漱溟并列为新儒学三大宗师,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因难耐北方漫长的严冬,1954年底,熊十力移居上海,住在儿子身边.然儿子家人多,孩幼,使清静惯了的熊十力难以适应,只得另觅住所.他与董必武关系亲密,遇事必求之.董老笑谓：“我成了你一个人的副主席了.”
1955年5月,董老秘书致信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透露了个中信息：“熊十力先生从前在京时,住的是一个独家小院,有书房（因他要写书）、卧房、厨房、卫生间等……他冬季很怕寒,但又不能穿皮袄和厚棉衣,不要有暖气设备的房子.怕北京冷,是他返沪的原因之一.熊先生最近来信说,人口加多,房子太挤,环境不大安静,无法写作.夏季又怕热,想别处暂住.熊给董老的信中说,可以就沪住,他提出的条件是要有书房、卧房、厨房、卫生间等,单独一栋,不与别人合用.在住处附近不要有烟囱,要有可以散步的地方.董老说你们可否在沪郊或江湾给他找一个适当的住处？”此事颇费周折,熊在这年6月下旬致信刘述周等人,说到曾去淮海路、虹桥、茂名南路、南京西路各处看房,“均不宜”,不能不承认“条件太多,大家难得找合适之房,自是实情”,恳求当局“仍为留意”.
1956年2月,熊仍为房屋之事接连两次写信向陈毅求助,于是就有了这封回信.这年6月,熊十力搬进新居,三天后致信梁漱溟：“六月十四日移住淮海中路二〇六八号楼房二楼……二楼最佳,楼下亦住二家,皆人口甚少.二楼全部归我,面前花园颇大,树木长大,西边窗前纯是绿化.来此才三日,吐痰再无黑灰,此乃最喜之事.日夜有清凉风,才尝海风味道,此旧住处所不能有也.”欣喜之情,溢于字里行间.熊十力心情大好,勉力写作,当年即完成《原儒》下卷,与前所作上卷相合,是三十余万字的巨著.
“至学术见解不能尽同,亦不必强求其同,此事先生不必顾虑.”服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陈毅视野开阔,胸襟博大.一次在给上海高校的教师作报告时,陈毅建议大家多向熊十力请教：“佛学是世界哲学里的组成部分,一定要学.讲辩证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论,又怎能精通唯物论呢？”
1965年春,陈毅宴请熊十力、马一浮、沈尹默、夏承焘、傅抱石诸名流,“共畅饮,回春暖酒”,“席间纵谈,庄谐间作”,使与会诸公“所获良多”.此真“天才的统一战线的执行者”也.
【致马一浮（1957年）】
浮老尊鉴：
先生此次来京,我因病未能聆教,深以为怅.病中时展诵先生题禊帖诗和先生前后寄我诗作,佩服佩服！尊作不仅典雅,且有醇味,弟最爱读,希时以新作惠我.现病好转,尚需时日才能解脱.匆匆致谢并敬候起居佳胜！
弟陈 毅顿首
四月廿六日
马一浮,生于1883年,梁漱溟尊之为“一代儒宗”,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1952年春,陈毅因身体不适,赴杭州疗养.休养期间,去西湖蒋庄看望马一浮,恰值马氏午眠未起,陈毅便嘱咐不要惊动,随即在附近观赏风景.折回后,马氏仍未醒,天空却飘起蒙蒙细雨,马氏家人欲请陈毅一行进屋,陈毅回说“未得主诺,不便遽入”,依旧在门外等候,直至马氏醒来.主宾相见甚欢,畅谈甚久,话题涉及玄学、禅学、宋明理学、诗词和书法等.古有“程门立雪”的艳说,今有“马门立雨”的佳话.马一浮慨而赋诗相赠：“不恨过从简,恒邀礼数宽.林栖便鸟养,舆诵验民欢.皂帽容高卧,缁衣比授餐.能成天下务,岂容一枝安.”
这年六一儿童节,陈毅在参加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庆祝儿童节广播大会后,即挥毫书写了这首五律的首颔两联,并赠送给广播大会的主持者.在此特定背景下,陈毅显然推重“林栖便鸟养”以勖勉从事儿童教育的工作人员.（此句典出《庄子·至乐》：“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有解读者谓,“这句诗,个性色彩很强,非马一浮写不出”.）陈毅当场默写,只字不差.这与其说是过目成诵,不如说是心有所感,同声相应.故信中所言“尊作不仅典雅,且有醇味,弟最爱读”,当非仅礼数,实乃由衷.
此信以“先生此次来京,我因病未能聆教,深以为怅”推断,当写于1957年.陈毅于1956年4月率代表团,乘车赴西藏,辗转各地,长达两月,高原缺氧,于健康损害甚大.11月初在一次外交宴席上晕厥,经救治于当月下旬病愈出院.病由脑贫血所致,医嘱须静养数月方可复原.直到1957年10月,陈毅才正式恢复工作.
信中所说“题禊帖诗和先生前后寄我诗作”,盖马一浮作为诗人,多有赋赠.1955年12月,有《北游赠陈仲弘》：“尊酒三年别,新都此日来.太平临老见,万象及春回.谈笑安诸夏,经纶识异才.西湖应在念,垂钓兴悠哉.”1956年12月中旬,陈毅赴广东疗养,在从化温泉偶遇马一浮和邵力子夫妇,并作长谈.次日又邀请他们一同参观良口流溪河水坝工程,归后赋《千秋岁·再游良口》,上阕云：“粤北岭外,温泉偶相会.一夜谈,佳晤对.翌晨游良口,电站看水位.同欣幸,如此建设遍国内.”陈毅于书法亦颇喜好,马一浮在后来致其信中提及“题禊帖诗”：“旧写兰亭诗一幅,似可附于尊藏《定武兰亭》之后.别临杂帖数种,并呈雅鉴.”
“希时以新作惠我”,马一浮既获知音,故乐于不时赋赠新作.1958年2月,陈毅出任外交部长.马一浮欣喜地诵读其出访诗录,感念元帅外交家的风采,赋《寄怀陈仲弘》：“每闻异域诵新篇,上国风猷四海传.论道终符无外者,经邦先重屡丰年.康衢俗美民归厚,玉烛功成物自妍.皓首扶藜长仰化,未知何日更行边？”1963年岁末,参加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又赋《呈陈毅副总理》：“訏谟定国恃贤才,旷代经纶式九垓.要使斯民安衽席,有时谈笑挟风雷.鸣鸾佩玉遐方至,鼓瑟吹笙阆苑开.我亦讴歌偕野老,杖藜翘首望春台.”
【致江庸（1957年）】
翊老惠鉴：
尊集收到,病中读之有清新趣味.古人云诗可以疗疾,信然.大作早岁以情韵胜, 晚岁以健劲胜.黄晦闻评早岁作,有中者有不中者,即可信又不可全信.黄之《兼葭楼集》弟亦读过,艰涩之态显然.彼论词独推美成、白石、吴文英等而抑苏辛,其趣旨可以概见也.先生诗留集太少,又宣言不复作诗.弟以为过矣.可否采纳弟之两项建议,将千篇诗大部或全部刊行,宜破戒多作诗以反映人民新时代.大集中如“不辞攘臂为冯妇,只恐将头赠马童”,此等奇句何可以不作耶? 先生年已八旬而食眠均佳,问政多年以余事为诗,真诗人也,何可以放弃本行耶? 弟病可六个月,现有好转,仍需调养.病中握笔,草率之至,祈谅之.匆匆 致
敬礼.
弟陈 毅顿首
5月8日
江庸,生于1878年,近现代著名法学家、大律师和法学教育家.
1957年,江庸大病初愈,选刊旧作《澹荡阁诗集》一册（因感精力日衰,自序中有“不复作”之语）,寄赠陈毅.展读之余,病疗康复中的陈毅挥毫写下了这封热情洋溢亦富诗人情怀的回信.
“诗可以疗疾”,典出杜甫友人郑广文称赞杜诗：“足下此诗,可以疗疾.”对江庸这样的称道,显示出元帅诗人的雅人深致.“情韵胜”也好,“健劲胜”也好,呈现不同的风格,而在这位革命家的口味中,似乎隐隐然寓有“庾信文章老更成”的意味.故对黄晦闻“论词独推美成、白石、吴文英等而抑苏辛”之趣旨颇不以为然.陈毅在1960年所作《冬夜杂咏·吾读》有云：
吾读长短句,最喜是苏辛.
东坡胸次广,稼轩力万钧.
这与“晚岁以健劲胜”美学趣味一致,当可引为同道.
陈毅特意标举“不辞攘臂为冯妇,只恐将头赠马童”,并称之为“奇句”,除了印证“健劲”的评骘,另有引发作者美好回忆的用意.1949年春,应李宗仁代总统之请,为促成国共和谈,江庸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一行有西柏坡之行.在接谈之后,江庸有感于事势,以七律《感事》抄呈：
往愬还防彼怒逢,刃经屡折岂成锋.
不辞攘臂为冯妇,只恐将头赠马童.
眼在雾中花变色,爪留雪上雁无踪.
叶公毕竟乖真赏,性到能驯定伪龙.
冯妇典出《孟子·尽心下》,成语“再作冯妇”谓违背承诺,重操旧业,多含贬义.马童典出《史记·项羽本纪》,吕马童系项羽部将,后降刘邦,垓下之战获旧主首级.以为此诗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形势与作者在鼎革之际的心境.可以想见,稍后,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赴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当能读到这首叠用典故寓意丰富的七律.
陈毅称赞作者“问政多年以余事为诗,真诗人也”, 并热诚建议“宜破戒多作诗以反映人民新时代”.江庸后人在1983年撰文,回忆往事：“先父接函后,对陈毅同志所望第二点,曾有续作,惜不多耳.而一九六〇年二月即逝世,集外诸什未及整理,十年内乱后所余百不及一,颇负厚望.”令人欣慰的是,世纪之初,文献出版社出版《江庸诗选》.著者亲属特请陈毅生前战友陈丕显为之作序,谓“《江庸诗选》的出版,具有文学和历史价值,亦是陈总之遗愿,甚感欣慰.”
【致朱师辙（1962年）】
师辙先生尊鉴:
尊函及尊著均收阅,近日才送中华书局办理出版,裁答延迟年余,十分罪过,祈先生见谅.赠诗称誉逾恒,令人惭愧.先生谓拙作使湖山生色,愚谓适得其反.先生住湖畔近十余年,而著述精勤,垂老不衰,他日秉史笔者当首书先生,可断也.愚有志艺文,但苦于行役和外务,业余捧场而已,言著作断不以此自欺欺人.先生《黄山樵唱》我甚喜读,词格与梦窗为近,叹咏人民事业及其伟绩,愚以此属望于先生,能常以新作见惠,不胜感谢.灾情重,夏日又寒暑不定,千万珍重.
陈 毅敬礼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日
朱师辙,生于1879年,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之孙,现代文字训诂学家、历史学家.1951年,在中山大学任教的朱师辙退休,移居杭州.为了传承家学,朱师辙勉力编辑祖、父两代的部分遗著.除个别得获出版,多数甚为困难,遂于1961年致函并不主管文教和出版事务的外交部长陈毅.于是就有了这封回信.
向来礼数周到的陈毅因“裁答延迟年余”,故开首便表示歉意.也许接信前后,正值外交事务格外繁剧之际.1961年5月,陈毅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时间竟长达五十余天.不过在笔者看来,此时正当三年困难时期的谷底,物质极度匮乏,使一向对学界名流乐于“给以各种无微不至的支持”的陈毅,一时无从施以援手.郭沫若这期间在回复某学者请求出版学术著作的信中,直言不讳地告知：当下纸张缺乏,自己的一些著作也无法付梓,希望耐心等待.到了1962年6月,虽然亦复“灾情重”,但毕竟已走出谷底,形势渐好,这才“送中华书局办理出版”.
在收到陈毅的复函后,朱师辙至为感激,遂填《感恩多》二阕以表谢意,兹引 “其二”：
儒林既显著,编述徒完著.
难能逢贵评,特超英.
世代传经修史,未忘情.
未忘情,感谢提携,喜丛刊早成.
“他日秉史笔者当首书先生,可断也”,这并非浮泛的恭维,盖民国初年,朱师辙与其父朱孔彰相继任清史馆编修,与名学者缪荃等,汇集清代史料,成《清史稿》536卷,其中《艺文志》有100多篇出于朱师辙之手.
陈毅的赞誉和出书的希望,再次激励朱师辙勤奋著述.令人遗憾的是,这年9月,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反修”声浪日益高涨,出版方针发生变动,即令陈毅亲自交待,亦无补于事,致使朱师辙将先代遗稿印成丛书以嘉惠儒林的热望终成泡影.
1942年5月,陈毅为纪念保持民族气节不屈而死的苏北名宿韩国钧,以近乎文言的体式,撰写一千三百余字的《记韩紫石先生》,其中有这样几句：“余从军以来,每莅一地,辄乐与当地贤士大夫游,能纳交长者如韩紫石先生,固深以为幸也.”战争年代,在野奔走如此；和平时期,掌控权柄亦复如此.这大概就是天性罢.此真可谓终其一生,不忘初心.难怪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接谈之下,一改孤傲,对陈毅“肃然起敬”.“将军本色是诗人”,信然.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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