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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方面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与中美图书馆的交流和合作形式以文化交往一行业交流的功能谱系为中心方面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交流范文 类别:发表论文 2023-12-28

《中美图书馆的交流和合作形式以文化交往一行业交流的功能谱系为中心》

该文是交流方面有关自考开题报告范文跟谱系和功能谱系和中美图书馆方面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 中美图书馆间长期的交流和合作关系一直是中国国际图书馆合作中的主轴,对这一关系的深入研究将为中国图书馆界的对外交流和合作提供多方面的启示.文章以中美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形式为着眼点,以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剖析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图书馆合作历史,梳理出合作办馆、馆藏资源交换、合作展览与文化展示、古籍数字化项目、其他数字化项目、国际会议、馆员交换、其他等8种合作形式.通过“文化交往-行业交流”功能谱系,将8种合作形式分为文化交往导向、行业交流导向和过渡型等3种类型,并论述不同类型合作形式的特点、适用场景等,试图为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理解和展开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提供指引.

关键词 图书馆交流与合作 文化交流 行业交流 中美关系

引用本文格式 李刚,肖鹏,赵越. 中美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形式研究——以“文化交往-行业交流”的功能谱系为中心[J]. 图书馆论坛,2016(10):25-31.

Research on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ctivities between Sino-American Libraries

——from the Continuum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LI Gang,XIAO Peng,ZHAO Yue

Abstract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been in the central of China library profession’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ctivities. Research on such issue would benefit to our foreign communication practice in different ways. From the onset of mentioned above,the article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library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using the method of content analysis,and finds out 8 kinds of cooperation activities:cooperative library,collection exchange,cultural exhibition,rare collection digitization,non-rear-collection digitization,international conference,librarian exchange,and others. Based on the continuum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the authors classify these activities into 3 types,including cultural communication,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im activities. Advantages,disadvantages and possible situations of 8 cooperation activities are discussed as well. It’s meant to be useful to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 and as a guide in adopting different kinds of cooperation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Keywords library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cultural communication;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Sino- American relation

中美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渊源已久,其缘起可追溯至清同治年间的图书交换,双方互赠书籍之外又交换农业种籽,而中美之“书缘”亦以此为肇始,从册页与种子间破根发芽、日趋滋长,至今已有百余年[1].然而,一直以来,针对中美图书馆交流与合作的研究不成系统,零散居多,具有承接性的较少,大多倾向于回顾已有事件的历史、探索其成就和影响,面向实践领域的指导和反馈意见不多,薄有缺憾.

但近年来,拥有长期历史沉淀的中美图书馆关系正随着中国图书馆界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而越来越受重视.随着信息化日渐抹平地理和空间距离,中国各级各类图书馆在业务和工作范畴上有较大的拓宽,涉及跨国的交流与合作日渐增多.以往仅仅局限于国家级科研图书馆、少数发达地区公共图书馆和学术型大学图书馆的跨国交流活动,如今在区域和层级间迅速下移,不少中小型图书馆,以及西南、西北地区的图书馆都参与其中[2-3].早在2002年,王世伟就借第66届国际图联大会的主题“情报工作——创造未来的全球图书馆”,指出图书馆全球化工作与深度协作的重要性[4].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诉求呼声日涨——一些现实的难题摆在图书馆员面前,比如,不同级别的图书馆如何处理对外关系?如何运作交流与合作项目?在何种情况下应当提出或采取怎样的合作形式?作为中国国际图书馆交往中最重要的中美图书馆双边关系有望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充分的素材.

本文试图从中美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形式入手,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图书馆交流与合作形式的概念规整和体系梳理,总结不同的交流与合作形式的特点所在,更进一步地借由“功能倾向”这一基本的概念工具,剖析不同交流与合作形式的适用场景及其效果,试图为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理解和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指引.

1 概念界定和研究综述

本文所论及的交流与合作形式,关注的主要是两国不同图书馆或图书馆组织之间开展的各类型活动.与以往的一些研究不同,把更多的关注放在图书馆行业领域,因此将牵涉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领域的学术交流排除在外.例如,在一项针对中美恢复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图书馆界交流的研究中[5],作者王蕾认为两国图书馆主要的交流方式有“互派留学、学术互访、事业考察、参加和举办国际会议、译作、书刊交换以及项目合作”等,总括性地呈现了两国历史上合作的成绩,但其中关于留学、互访、翻译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形式偏重于学术领域,“项目合作”这一归类比较笼统,使其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参考价值不高——当然,这一缺陷纯因其出发点与本文不同所致,而非其他原因.总的来讲,不同的合作形式意味着什么、在可操作的空间内如何采纳不同的交流和合作类型、如何让图书馆从国际交往中获益等对图书馆员而言可能才是更重要的问题.本文侧重从这一实践角度展开论述.

早期的国际图书馆界交流和合作,多半并不是“不同国家来做什么”,而是“哪些国家参加了”,这主要体现在早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国际图联(IFLA)在国家图书馆间推动的一系列合作项目中[6].随后,随着不同层次的合作日渐频繁,研究者才越来越多集中到“如何更好地促进合作”的问题上.由此可见,从早期开始,图书馆的国际交流很多时候便与政府和国家层面的文化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现有关于中美图书馆交流和合作的相关研究大多从历史角度出发,或是报告性的论述,除上述所及的王蕾的研究,还有L.J.埃里克森和B.J.福特[7]、李明华[8]、余明霞[9]等不同学者在不同时代、不同时间节点的论述,多侧重于对大事件的陈举和影响分析.此外,亦有不少研究是针对图书馆交流和合作的某种形式展开深入分析.比如,在数字图书馆合作共建方面,有对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CADAL)[10]立项以来的发展及其前景的探讨;在文献资源交流、中美互赠图书方面,有对哈佛喜乐斯入驻中山大学图书馆过程和影响的细致论述[11].因所涉较多,兹不一一列举,在下文相关部分将进一步介绍.但就笔者所见,目前尚未有较为深入的、对不同合作方式展开横向对比的研究.此外,与本文议题相关的还有更大层面的,包括中美关系、涉及多边的国际流,如吴建中曾以其参会国际图联的感想,提出4个方面的意见:经济上强调与商业群体的协作、专业上注重相互学习、文化上重视多元文化、技术上要加强与网络界的交流[12].这是学界较早关注到交流与合作中的技巧和策略问题.本文以“交流与合作形式”作为着眼点,也有进一步细化图书馆组织交流技巧和合作策略的意图.

2 研究方法与分析过程

民国时期,受交通不便、战事频繁、民国政府国际地位不高等因素影响,中美图书馆之间的交往方式较为简单,即便派遣留学生、出国参会、邀请专家来访等,覆盖面和参与范围并不广泛,事务性的特征较为明显,很难出现类似当时英美联合目录这一类较大规模的合作项目(当然,中西方语言之不通,以当时熟练掌握外文人数之寡,难以全面推进相应的合作,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乃至于改革开放以后,不同形式的交流与合作才逐渐丰富起来,而与美国的合作模式也往往被推广到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之中,这也是本文选择中美关系为切入点的原因.

本文主要通过4种信息来源,对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项目进行梳理,包括:(1)以中国知网为代表的数据库产品;(2)图书馆及其主管部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站;(3)相关的纪事类著作,典型者如陈源蒸、张树华、毕世栋的《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1840-2000)》,本类相关素材还包含年鉴类著作,但数量有限;(4)最终通过通用搜索引擎(主要选取Google和百度)进行查漏补缺.之后梳理获得中美图书馆界的国际合作事宜或项目的基本列表,剔除不相关的项目,如上文所述的偏重在学界发生的学术交流;以内容分析法对不同的新闻、论文、资料进行剖析,最终将中美图书馆交流和合作形式分为8项:馆藏资源交换、合作办馆、国际会议、合作展览与文化展示、古籍数字化项目、其他类型数字资源项目、馆员交换、其他.这8项内容又分别归入“文化交往导向—行业交流导向”的功能谱系之下,其中侧重文化交流导向的合作形式,意味其往往与政府的文化职能和对外交往工作有较为深度的关联;而业务交流导向的合作形式,则多与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密切相关;过渡区中的合作形式,则是两种性质兼而有之,颇难澄清其倾向问题,具体见表1.

值得强调的是:(1)正如上文所提及,多边交流关系时至今日已成为常态,因此本文涉及的许多项目和合作中,参与的远不仅中美两国,但笔者的论述仍然偏重中美图书馆而非其他;(2)表1中的倾向只为本文的分析所用,但其确定和判断的依据,除上述4种素材来源之外,还包含研究团队在本项目或相关项目中所进行的访谈与调查,如对北美图书馆员的采访内容.但即便如此,也仍可能由于团队资料收集的不完整、不确切而出现一定的偏差;(3)笔者采用“功能谱系”和“导向”的提法,是为了表明很多交流与合作的形式兼备有文化交往和行业交流的目的和功能,只不过在表征上更倾向于其中的一方罢了,其特征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3 “文化交往-行业交流”功能视角下的图书馆交流与合作形式分析

3.1 “文化交往-行业交流”功能谱系提出的意义

正如第二部分所言,本文采用功能谱系的思路,将中美不同的交流和合作形式划分在“文化交往导向—行业交流导向”的概念连续体之中.这些概念的提出有着较为深刻的实践考虑.笔者并不试图展开过多的理论陈述,而试图以团队中一名成员在对广州市区级图书馆的调研中某馆长的谈话来呈现其意义:

很多时候啊,我们也有很多苦……(图书馆)是个政府属下的部门,要做很多事情,有些是上面定好的啊,有些不是,其实没有定好的,反而很难做,你绞尽脑汁去想怎么搞出新意,(这时候)就是我们图书馆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时候了……你们学界的研究,还很不足够,(这种时候)我们很想要你们的意见,我也知道很多文章是想想就写的,但还可以给一个参考,有个参考,就可以有点发挥……但……有很多(研究)其实和我们业务脱节了.

必须澄清的是,以上的访谈与图书馆国际合作并无关系,而是属于另外的议题,但潜台词十分具有启发性:图书馆学对实践工作应当提供一种“指南式”的参考,我们需要为特定情境中的图书馆员给出可以借鉴的工作思路和基础工具.这正是国外诸多图书馆组织常年编纂各种“工具箱”“工具包”“指南书”的目的所在.“功能谱系”的提出意图与之类似.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某些时候图书馆只是纯粹的执行者,但在某些场合或情境下图书馆员拥有一定的主动权,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笔者试图通过“文化交流导向—业务导向”的区分,使图书馆员对不同的交流与合作形式的功能特征和文化内涵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拥有一定主动性的情况下,能够针对不同情况提出适宜的交流与合作提案,探索协作的可能;而即便是作为执行者,也需要对门提供意见和反馈,这个时候或许也能借此向政府提出恰当的建议,从而体现图书馆的重要性,争取更多的后续支持.例如,如果是为了配合城市间交往的庆祝活动,图书馆选择开展“文化交往导向”的合作形式是比较适宜的,这对其整体的业务要求和资源压力也不会很高和很大;而如果为了加强自身的业务能力和整体实力,则“行业交流导向”下的形式具备更强的适用性.

当然,笔者视“功能倾向”为一个工具,则工具必然有局限性.首先它不是绝对的、静止的,而仅仅“可资参考”;其次,它既然应用在国际交流和交往中,必然要配合相关的文化、政治等语境进行解读.比如,在本研究中,笔者强调分析材料和对象主要是中美关系中的图书馆交往而非其他,就因为美国有其本身的特殊性,像其对图书馆和文化领域资金投入之巨,往往是小国家所无法企及的.

下文以“文化交往-行业交流”的功能谱系为中心,具体针对不同形式的开展方式、优缺点等进行论述.

3.2 文化交往导向下的合作与交流形式

中美图书馆交流与合作中,以文化交流为基本导向的形式主要包括合作办馆、馆藏资源交换、合作展览与文化展示等.

合作办馆的典型有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图书馆,为支持改革开放后最早开展的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南京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每年为这个图书馆购买大量最新出版的中英文图书、期刊和声像资料,并提供国际联网数据库和国际馆借服务”[13].由于双方需要共同投入资金进行建设,这种合作形式无疑需要较大的资源和精力投入,需要明确长期的合作协议和意向,如果没有更高层面(如学校、地方政府或特定基金会)的支持,往往难有持续性.此外,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形式很多时候就包含馆藏资源交换,或者说,更多时候其实质是馆藏资源交换,如“上海—旧金山友谊图书馆”的工作重点之一便是“负责将双方所赠送的书刊加以收藏和利用”[14].在分析过程中,笔者将中美合作的、设立在图书馆内的信息中心和资料中心等设置也归入本类.

图书馆馆藏资源交换主要是图书和刊物的交换.一般情况下,文献收藏作为图书馆最基本的职能,馆藏资源的交换和获取是驱动图书馆开展交流工作的动力之一.除书刊外,馆藏交换还包含其他类型的资源,如政府出版物,典型者如中美建交后确立的中美出版物交换关系,双方借此获取的出版物中有不少并非书刊.

在这次研究中,笔者意外地发现,对中国公共图书馆或高校图书馆而言,图书馆在馆藏资源交换过程中所充当的往往寄托了更大层面的文化寓意和内涵,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用者和保存者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资源建设本应该偏向专业内容,却被归入“文化交流导向”的原因.例如,广州图书馆与美国洛杉矶等地的图书馆即有国际图书交换和设置“广州之窗”等活动,就缘起于广州的“城市形象推介战略”和“友城拓展战略”,发生语境也往往和“结好N周年”等活动密切相关.从历史回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美国图书馆界对中国文化的支持就是通过科学刊物和图书的支援加以体现[15].如果将视野推广到美国以外的国家,广州图书馆与法国里昂、日本福冈等地的图书交换事项,同样围绕友好城市等策略而开展.即便在学术型高校图书馆中,由于数字化项目已经成为中美资源互补的主流,除少数特例外,两国图书馆间馆藏资源交换的文化交流内涵远比实际的资源价值要大.

比起合作办馆,合作展览和文化展示较为普遍,主要涵盖几种不同的操作模式:由中美图书馆为主办方,或联合其他机构举办的展览;由外部个人或组织举办、图书馆提供信息资源的展览;图书馆仅提供场所等非信息资源的展览活动.在牵涉中美的跨国展览活动中,图书馆领域举办的仍多与政府的文化活动或文化项目相关.由于资源投入较少、操作方式和主题设置比较灵活,因此这是图书馆界经常见到的交流和合作模式.但由于本土学界对设展等议题的专业化关怀稍显不足,阻碍了这一形式的进一步发挥.以英美等国图书馆、博物馆的相关设展为例,操作过程中便多有专业设计公司的介入(如IDEO还曾为图书馆推出设计工具包)、图书馆员在策展主题的提炼等方面的能力和意识也颇为到位.

在“文化交往导向”的若干交流和合作事宜中,图书馆在地方政府或上级部门的指导下,履行文化交流的中介职能.在合作过程中,更多需要与相关的文化单位和政府机构联合或互动,意义多在阐述图书馆传承与传播文化的价值.

3.3 行业交流导向下的合作与交流形式

中美图书馆交流与合作中,以业务提升为基本目标、属于“行业交流导向”的合作形式主要包括古籍数字化项目、其他数字化项目和国际会议.显然,从古籍数字化这种形式更容易看出“行业交流导向”与“文化交流导向”的区分是相对而言的,古籍本身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但笔者仍将其划分到“行业交流导向”之下,是试图强调其与图书馆的使命——信息处理、加工和共享——有着更深的关联.侧重“行业交流导向”的合作事宜之专业化特征明显,政府虽然也常有介入或主导,但仍多属于行业的内部对话,对于参与交流的图书馆业务和资源能力(包括物力和人力)的整体要求较高、带来的效益更为明显.

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将以古籍数字化(涵盖族谱、中国记忆等以本土传统文化为核心的项目)为主要处理对象的相关项目,与其他的数字化或数字图书馆项目互相区别.前者如“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古籍特藏”,其形式、目的和路径明确,且以海外文本的搜集和中国传统典籍的保存为中心.与此同时,在这批项目中,因为信息处理对象的本土化,中国的主体性和话语权体现比较明显;但在其他类型的数字化项目中,本土图书馆的参与深度就相对较弱.这一对比的差异显示了我国图书馆在相关数据库的合作开发中,主要仍然是以本土资源为核心关怀的.

古籍数字化项目这一合作形式的掣肘非常明显,缺少适合数字化的古籍和特色资源作为“议价”基础,便很难参与到交流与合作之中.从这个角度出发,恰恰可以理解为何程焕文等较早参与海外图书馆合作中的图书馆管理者会一再发出“资源为王”的口号.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对各级图书馆的资源采购工作给予启发:对地方文献和特色文献的重视,可能将会为图书馆赢来更多交流与合作的机会.事实上,由于近年来历史学研究理念的整体“下移”,侧重文化史和地方叙事,某些特色地方文献如徽州文书、太行山文书、黑水城文书、潮汕侨批等日益受到海内外学界重视,这为某些省市的中型图书馆展开相应交流和合作腾挪出越来越大的操作空间.

国际会议的合作形式可能是中美图书馆交流中最普遍的形式,其渊源可以追及民国时期韦棣华、沈祖荣等参与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之事.改革开放以来,单单是成系列、持续开设的会议就有中美图书馆合作会议、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中美图书馆实务论坛、中美法律信息及图书馆研讨会等.不同会议在数量、参会人数上都呈增长趋势,且涉及领域和主题亦逐步细化.对各级各类图书馆而言,会议是最具可操作性的形式,一方面可以明确投射出办会主体的关怀所在,召集业内同道中人共同磋商和协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因馆制宜,以资源投入、问题大小的差异而举办不同级别、规模的会议.

由上述数种形式可以发现,图书馆在行业导向型的交流和合作中,多以专业化形象出现,其对话也多集中在同行之间,主体性较为明显.

3.4 综合交流合作形式

综合交流合作形式主要包括馆员交换和书籍交换等.馆员交换方面,代表性项目是两国政府在2007年确定的“中美图书馆员专业交流项目”,此外亦有不少中美图书馆一对一或一对多的交流项目,如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访问馆员培训计划.这一类合作形式虽属行业内部的对话、且以图书馆员本身业务能力的提升为宗旨,但其展开多与北美汉学界、华人图书馆员行业组织关系密切,很大程度上富有文化交流之涵义.由于跨国交流的经费开销大,一般图书馆很难自行操作.

中美图书馆间其他的交流和合作还包括跨国行业奖项的设置、书籍交换、合作编辑和出版等.值得提及的一个案例是,钱存训先生生前就把他的大部分藏书赠给母校南京大学,这种文化反哺也属于中美图书馆交流的一种特殊文化形式.可以想见,随着中美交流和图书馆国际化协作的进一步发酵,还有更多的交流形式可待发掘.

4 结语

本文虽以中美图书馆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形式为中心,但相关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可拓展到更宽阔的多边交流场景之中.然而,这一研究仅仅是一个开始,必须承认,功能谱系的分析理路有很多并不严谨之处和矛盾凸显的地方.首先,本文虽然号称“中美研究”,但基本是以“中国”为话语主轴,如果从“美国”的角度看,很多论述就不合适.其次,由于本文在资料获取的层面来讲仍可以视作一项“历史性”的研究,文章展开的“文化交往导向-行业交流导向”的分析,其实都是基于已有的史事,同样的“形式”是可以承载不同的内涵和功能的.某种程度上,这更像是一项关于“合作形式的刻板印象”的研究:学界一提“文化策展”就会想图书馆在执行门的指示,而说到“古籍数字化”便容易联想到行业内部的专业协作.未来可以为“策展”赋予更多的专业化的色彩;而随着“数字人文”向公众的蔓延,也将“古籍数字化”推向更广阔的公众交往领域.

但本文的真正意图是希望学界的研究在注重学理性之余,进一步着眼现实并付诸实践关怀.通过第三部分,笔者发现,即便是很多交流形式耳熟能详,却仍缺乏研究.例如,图书馆举办国际会议乃是图书馆管理中一项颇具挑战性、意义重大的业务,其所涉及的操作细节和具体问题很多,却未见有相关的研究性或经验性论述——当然,这一命题的学理性多少有所欠缺.不管如何,必须牢记:一个足够专业和职业化的图书馆界是图情学科存在和发展最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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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刚,博士,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肖鹏,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为哈佛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赵越,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硕士生.

收稿日期 2016-06-19

(责任编辑:刘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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