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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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也屡创新高.“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中国对带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仅占中国OFDI总量的10%所有,尚有巨大开发潜力.中国现在正面临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不再具有低成本制造优势,很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而在研发和创新等高附加值环节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距离.伴随着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国内低端产业过剩,需要转移落后产能以延续产业竞争力.而中国过剩的产能、中国的资本、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都是这些“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一带一路”国家倡议的实施使得中国过剩的产能找到新的市场,资本得到投资空间,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建立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在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上,由于目标是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潜力,故选取的是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其历史数据是平稳的,更容易观测,因此将存量数据作为随机前沿分析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自变量的选择.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体的大小,GDP较高,经济规模较大,投资潜力较大,预期结果为正.人口总量反应国家的市场规模,一般来说人口越多,越有市场投资潜力,预期结果为正.对于技术非效率模型中的变量构建,选取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各个国家的加权地理距离,抑制腐败与政府效率平均值,政治稳定无动乱与监管质量的平均值,法律制度与公民话语权的平均值,预期这4个变量对效率都是正相关,即预期符号都为负号.模型样本数据选取了2006 2015年“一带一路”62个国家的数据,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地理距离来源于法国智库国际经济研究中心（CEPII）,其他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标（WDI）.（二）模型设定
首先,借鉴引力模型的变量选择,在巴特西和科里提出面板数据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如下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建立模型后,将相关数据输入软件Frontier4.1,得到最后的分析结果.根据结果显示,模型的似然比检验值为 -1216.43 ,LR检验值为253.78,两者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γ估计值为0.99,t 统计值为3268823.40,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用此随机前沿模型分析可行且合适,技术非效率项μit 主要影响投资效率不足.在所有无效率中,人为可控制的比例相当高,蕴含着巨大的潜力.得最终的函数如下：
前沿函数模型中,β 1、β 3、β 4通过了显著性检验,β 2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GDP、人口数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人口额对我国投资效率影响都比较大,“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很小.而且β 2的符号于预期相反,其原因有可能是中国到这些“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不同于以往的投资,不是因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规模较大,而是因为这些地方的资源以及尚未开发的市场,若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较大,反而影响了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在技术无效率中,结果显示δ 2、δ 3、δ 4是显著的,表明抑制腐败与政府效率平均值,政治稳定无动乱与监管质量的平均值,法律制度与公民话语权的平均值对中国投资效率有明显的影响,δ 1是不显著的,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地理距离虽然会对投资效率产生影响,但影响不显著.影响力从高到低依次是法律制度与公民话语权的平均值,政治稳定无动乱与监管质量的均值,抑制腐败与政府效率平均值,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加权地理距离.在之前的预期中,我们认为非效率模型的四项系数都为负数,结果有δ 1,δ 2,δ 3符合预期,δ 4不符合预期,说明法律制度与公民话语权与中国的投资效率是负相关的,说明对我国的投资效率起到抑制作用.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解释,一是我国部分投资可能选择监管和法律不严的国家作为目标,方便逃脱监管；二是我国投资更喜欢公民话语权弱的地方,若和东道国的公民出现纠纷问题能较快较好的解决.
（二）技术效率分析
每年的平均技术效率值在0.3左右,所有的这些“一带一路”国家整体的技术效率基数很小,只有新加坡投资效率最高,投资效率在0.5一上,蒙古居中,平均投资效率在0.5附近.剩下的国家投资效率都极度偏小,马尔代夫、柬埔寨、科威特、白俄罗斯、塞浦路斯、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虽然技术效率值也很小,但相对来说,技术效率有一定幅度的提升.之所以这些技术效率值很小,才更加说明这些国家的投资潜力并没有较好的实现,还是有很大的投资潜力,有较高的上升空间.
四、结论
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投资情况,利用frontier4.1软件对20062015年的数据进行处理,从指标系数和各个国家的效率两方面做出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根据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结果,在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中,确实存在技术效率方面的差异,统计误差的影响较小,而技术非效率扰动具有比较大的影响,意味着本文的研究结果是可信的,具有一定的价值.第二,在所选取的影响因素中,中国的GDP,总人口,“一带一路”国家的GDP、总人口数以及抑制腐败与政府效率平均值,政治稳定无动乱与监管质量的平均值这几个变量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效率都是正相关的,有利于充分发挥投资潜力；法律制度与公民话语权的平均值与投资潜力负相关,不利于投资潜力的提高.第三,到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整体投资水平和平均值都不乐观,而且缺少高投资效率国家,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潜力有待大幅度的释放,中国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略,进一步挖掘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蕴藏的巨大潜力.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04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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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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