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观察者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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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通过专栏文章,郑永年的知名度迅速从学术圈扩展至大众媒体.与此同时,郑永年及其诸多观点也遭到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批判、乃至当面.在批评者看来,理想主义风潮中成长起来的郑永年,放弃了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批判,实在令人费解.对所有这些批评,郑永年概不回应.而他给自己的定位始终是书生——观察、研究政治,对现实政治不感兴趣.
出现在记者眼前的郑永年,身材高大,脸色微红,神态谦和,身着灰色西装、蓝衬衫、不着领带,典型的知识分子打扮.不过,落座之后,一双鲜红色的袜子从他的裤管下倏然露出,格外惹人注意.
“中国的男人太沉闷,我喜欢有些色彩,生气蓬勃.”他带着笑意,一本正经地解释,普通话带着南方糯糯的口音.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也是当今最具知名度的华人政治学者之一.
最近十年来,得益于资讯的发达,其有关中国现实的专栏文章、新闻采访观点和专业著作,在国内广泛传播,知名度也迅速从学术圈扩展至大众媒体.
当然,郑永年及其诸多观点也遭到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批判、乃至当面.
郑永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看似难以理解的冲突与复杂,又是如何形成的？
从浙东农村到普林斯顿
1981年考入北大国际政治系,是郑永年命运的分水岭.
在此之前,这个生长在浙江余姚四明山区郑洋村的青年,只是一介农夫——种田、种树、劈山造田、修水库,各种农活全干过,辛苦劳作却吃不饱饭.
幸运的是,生于1962年、在家中8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七的郑永年,却在贫穷的1970年代得以上学到高中毕业.虽然他的初中、高中各只有两年,基本上没学过理工科,不过倒是学了—些窦用的技术,如装电灯泡、开拖拉机.
更幸运的是,1977年郑永年高中毕业,恰逢中国重新恢复高考.不过,乡下青年郑永年当时并不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毕业后就直接回家务农——因为年纪小,又上过高中,就当了生产队工作相对轻松的记工员.后来,他还教过夜校——教农民识字和简单的算术；在生产队做会计期间,他亲身经历了包产到户,将集体土地分到农民手里.
农村的生活经历,给郑永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辛苦、吃不饱,也深深影响到他日后的学术研究：独立、底线与角度、立场意识.用他自己的话说,读书再苦,能苦到哪里？
一年之后,郑永年从村里的广播宣传中得知了高考的信息,并得到家人对他继续考学的支持.然而直到1981年,他才高考出线,被北大录取.由于外语考了60分——这在当时非常突出,北大招生办的老师建议这个考生报北大国际政治系；而由于通讯不便,未能联系到他本人,他的中学班主任代他做了决定.
郑永年就这样学了政治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研究苏东共产主义、国际政治和外交等.
甫上北大的郑永年,也曾羡慕过班上那些来自城市家庭的同学——“唱歌、跳舞、画画、足球……他们什么都会”；而他,所曾学过的太少,便一头扎进北大的书堆： ”也不知道要学什么,有太多的书可以看了,而看书比起种庄稼要容易太多了”.
和1980年代的很多大学生一样,郑永年也曾想过当文学青年：学过意识流、喜欢海明威——至今仍然喜欢, “觉得他是个男人”；他也喜欢庄子、萨特—一“作为一种生活哲学,超然一点”.他日后长期在新加坡研究中国,某种程度上即是看中这里的一份超然——离中国不太远,也不那么近.
但郑永年终究没有成为文青,上研究生之后,就再也没怎么读过小说. “小说越看越没劲,就不喜欢了——可能我这个人还是喜欢理性思维.”
1985年,郑永年大学毕业.在还是分配制的当时,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生有很多选择：外交部、中联部都要人,但他却留在学校继续上研究生.“我一直以来的目标,都是想成为一个老师或者学者,观察、研究政治,而不参与政治.”3年后,他如愿以偿,硕士毕业留校任教.
而从读研究生开始直至1990年出国前,郑永年帮他家乡浙江的一家出版社主编了一套《政治学译丛》,并翻译出版了不少著作——这也被他视为是日后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他博士申请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0年,身揣120美金的郑永年告别待了9年的北大,飞往美国,攻读普林斯顿的政治学博士.
“中国立场”与实证研究
去往普林斯顿前后,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剧变,深深地触动了郑永年,也改变了他的学术研究方向——在此之前,他关注、研究的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是西方政治；这之后,他开始思考中国.
“我开始研究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些发展之间是矛盾的,还是不矛盾？怎么处理这样的矛盾？因为中国是后发展国家,各方面都需要发展,但所有方面一起发展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都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郑永年在普林斯顿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是中国的与地方关系.论文写完后,天不怕地不怕的他直接寄给剑桥大学出版社.“两位评审说,这本书挺好,但要修改.我花了不少时间改好后,其中一位评审却改变观点了——因为当时苏联解体了,他认为中国的与地方关系也会像苏联那样——我不认同,就撤回了,我不能改变我的观点.”
也因此,郑永年第一本英文学术著作,并非他的博士论文,而是两年后他在哈佛所做的博士后研究题目《在中国发现中国的民族主义》.
郑永年的研究结论是：中国有民族主义,但是一种向内的,而非向外扩张的民族主义.这个论文出版的时候,郑永年在原书名“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后边加上了“in China”——翻译过来就是,《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
“这好像是多余的,但站在纽约或伦敦看中国民族主叉,和站在中国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同意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看法.所以,我坚持要写上 ‘in China’.”
在郑永年的研究中,与“中国立场”一样突出的另一特点是：实证研究,而不是价值判断. “我所做的研究是实证的,探讨的是实际上在发生什么；至于‘Normative’（应当发生什么）,是个价值判断、道德判断,是个想象的东西,不是我所从事的知识研究范围.”
平衡：学术VS智囊,新加坡VS中国
在哈佛做博士后研究的第二年,郑永年开始频繁往返于新加坡：一位哈佛教授建议他研究当时正如日中天的“亚洲四小龙”.恰巧,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正在美国刊登广告招聘研究人员,而哈佛大学汉学家傅高义又刚好认识该所创始人吴庆瑞,遂建议郑永年去申请.
由时任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创立于1983年的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是一个为新加坡政府撰写政治分析报告、提供咨询的智库.1997年吴庆瑞退休后,该研究所进行改组,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更名为东亚研究所一一也因此,郑永年一来东亚研究所,就成了“元老”.
东亚研究所的这一智库特征,使郑永年对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之间的分野有着清晰的认识：做学术就要标新立异,如果两个人观点一样,总有一个人的论支发表不了；而政策咨询刚好相反,关键要有共识,没达成共识,政策就没法出台.
中国国内对郑永年的认知冲突或许即由此产生：人们基于他的学术经历、身份,将其视为西式的自由主义的学院派学者；而他给自己的定位虽然是书生：观察、研究政治,对现实政治不感兴趣,但事实上,他的研究因与中国现实政治联系紧密,他得以与中国政府、甚至高级官员接触,被邀请参加各种智库的座谈、交流,“有一些想法,给提供一些建议”.也因此,在私下里,他被视为中国的“智囊”.
本来,郑永年的计划是在新加坡最多待两年,之后还是回美国找个大学,再回中国；但没想到这一待就待到今天,并从2008年起在得到的首肯之后出任东亚研究所所长.虽然任职单位是新加坡,郑永年的研究对象却是中国.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多年来,他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中国,差不多每个月为了考察回中国两次,他在广东有不少调研点,如珠海、南海、顺德、东莞等——那里离新加坡近,比较方便,他的老家余姚,也经常去.
对于在两国之间游走,是否会带来冲突,郑永年说：首先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做政策研究、负责那里的工作；同时,他是中国人,也要为中国服务, “并且,我相信国际关系是双赢的,尤其大国跟小国之间的关系更是双赢”.
当然,郑永年肯定,他最终会回中国,只是还没想好去哪里——北京基本不太想去,那里已经人才济济,他要到 “真正需要我的地方去”.
摘自腾讯《棱镜》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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