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重建古典的解释学如何可能评刘毅青《徐复观解释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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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圣元
古代文论的当代性问题是我近年来思考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我们不能局限于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历史来理解其当代意义,而要在一种广阔的学术视野下来理解前人已经提出的但并没有解决的许多问题,来认识其与当代各种思潮之间对话、互动、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将传统文论当作现成的理论框架简单地与当代思潮进行比较.因此,捕捉和响应时代性的问题,才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在２１ 世纪得以活力重现,并且得到延伸和发展的根本途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话语体系建构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当下的思想文化语境和发展态势,则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明确的参照性目标和丰富的话语资源,为我们从理论话语的层面来深入阐述和实践性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在阅读刘毅青教授的专著《徐复观解释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时,我脑中时时浮现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意识,在我看来,该著是以西方解释学作为一种参照构建中国现代解释学的有效尝试,其凸显了一种比较美学的路径,以西方的理论来激活中国自身丰富的美学理论资源,使之具有当代性.
我们在研究中有个极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将研究对象贴标签,但这种标签式的概括常常忽视了其内在的差异,使得我们对其中有价值的思想缺乏仔细的考究.国内对徐复观的学术定位大体就是如此,其实,在海外新儒家的学者里面,徐复观在学术进路与思想旨趣上实在是有别于牟宗三等其他的新儒家学者.一般都认为,徐复观作为新儒家的贡献主要在于思想史研究.但正如刘毅青所指出的,在新儒家里徐复观是少有对中国文学批评与中国美学进行过系统深入研究的学者,在思想史研究之外,徐复观有专门论述中国美学、文学艺术的《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学论集》与《中国文学论集续编》三本著作,此外他还有大量的翻译和杂文涉及中国文学、中国美学、西方现代艺术以及台湾乡土文学.而少为人知的是,徐复观从台湾移教香港新亚学院之后,其主要教授的课程恰恰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就是说,徐复观确乎是一位文艺学研究的学者.在刘毅青看来,由于徐复观本人中西的学术功底深厚,他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无论从方法上,还是结论上都值得我们借鉴,他对中国美学与艺术多有创新之见,可以这样认为,他是可以与王国维与宗白华比肩而立,相媲美的中国美学家.当然,这样的论断不妨再做商讨.值得注意的是,刘毅青在著作中着力阐发的,对徐复观来说,文学艺术与美学的研究是他中国文化重建的一个部分,是他从事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有机部分.鉴于徐复观文艺美学思想的这种基于思想史与所具有的强烈的文化关怀,刘毅青对徐复观文艺思想的研究选取了解释学作为结构与研究的基点,由此刘毅青揭橥了徐复观文艺美学思想的内在特质以及其当代意义,也使得该著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性研究,成为中国美学与比较美学的重要成果.
一
西方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美学思想进入中国,在中国学术界引发了极大关注.其原因恐怕就是刘毅青所说的：“解释学作为一种发现处理人文话语中意义和理解问题的一般性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需要自己的解释学理论,因此,创建中国解释学成为中国学术研究中具有号召力的呼声.”（《徐复观解释学思想研究》,第２８页.以下引文出于该著者,仅标页码）
徐复观虽然没有解释学建构的理论自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史阐释与解释学无关.事实上,正如刘毅青所指出的, “以西方解释学作为参照,我们就会发现,在具体的解释实践中,徐复观形成了自己的解释学理论.我们能够从徐复观的思想史阐释方法中发现一种解释学理论,这是因为徐复观的思想史阐释实践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不同角度重新看待西方解释学,尤其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思想,另一方面还可以使我们对解释学问题本身的理解更加深入”（第６页）.刘毅青进而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徐复观的解释学来自中国经典的解释学实践,是对中国解释学经验的总结,是中国传统的考据训诂的注释方法向现代解释学迈进的典范,同时又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解释方法.就我的阅读感受来说,刘毅青对徐复观解释学的这种评价,并非一种有意的抬高,他的这种评价是将徐复观放在百年中国学术史的语境中进行考量的结果,而该著的意义就在于,站在这样一个视野里,刘毅青充分挖掘了徐复观解释学具有的丰富内涵及其具有的学术意义.
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其对徐复观解释学实现的重构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视野中完成的,也是在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里对徐复观的解释学具有的学术史意义进行定位.正是由于通过将徐复观放在中国学术中西碰撞中,梳理了其解释学的主要目标,凸现了徐复观所具有的现代性危机意识以及由此所激发出的学术研究的路径,才能突显出徐复观解释学实践对于当下的中国解释学建构而言是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此相应,本书对中国传统的训诂考据从解释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当今学术界普遍认为训诂考据为方法的注释之学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解释学,少有学者对其局限性进行理论的反思.而本书通过徐复观对考据训诂学的局限做了分析,指出中国解释学的建构要从传统的注释之学完成解释学理论的建构就必须走出考据训诂的局限.
刘毅青认为： “考据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现代中国解释学的重要来源.但是,在继承考据训诂的解释思想遗产时,必须对其局限性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徐复观从人文科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考据学,从解释学的意义上对考据进行了批判.徐复观的这一批判对于中国古典研究来说具有方法论更新和范式转变的意义.”（第６６页）在著作中,通过徐复观对考据训诂学的局限做了分析,刘毅青指出中国解释学的建构要从传统的注释之学完成解释学理论的建构就必须走出考据训诂的局限.他认为,人文科学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种理论所建构起来的价值倾向.而且,中国的古典研究由于考据的顽固立场,其研究过多地停留在对史料的考辨上,而从来很少去思考历史文献所具有的价值所在,其意义可能性,其提供给当下的时代智慧,这是缺乏人文科学自觉意识的表现.
的确,徐复观曾深刻地批评实证主义的倾向导致中国现代学术停留在整理文献材料的阶段,而缺乏对文献提供的材料进行意义的发问和研究： “五四运动以来,时贤特强调治学的方法,即所谓科学方法, 这是一个好现象.历史上,凡是文化的开山人物,总多少在方法上有所贡献.不过,凭空地谈方法,结果会流于几句空洞口号.方法是研究者向研究对象所提出的要求,及研究对象向研究者所呈现的答复,综合在一起的一种处理过程.所以真正的方法,是与被研究的对象不可分的.今人所谈的科学方法,应用到文史方面,实际还未跳出清人考据的范围一步,其不足以治思想史.”［１］因此,在徐复观的思想史研究中他自觉地贯穿解释学的精神,从而在事实上将自己的思想史研究导向了解释学的方法.他这样说： “由此可知解释不仅是自然学与史学的目的,并且也是研究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动力；没有此一动力,便不能发现问题,为考订工作开路.在此种情形之下,便只有记流水账式的考订工作！连史料整理的任务都无法完成,这种情形在中国是不难随处发现的.”［２］而一味地考据研究则“因为排斥解释的工作, 所以这种点滴工作,都是孤立的,结果会沦为印书馆的校对工作,字的错误是校正了,但字与字之间的相关意义却没有明了,于是对自己所校正的是何意义,茫然不解.由此顺推下来,便把‘大多数史学家’的鉴往知来的任务也便要打掉.但我得指明,史学是人的自身之学,是把人间的经验放进时间流转的过程中去加以研究之学.我们不可想象到没有过去的人间生活；也不可能想象到没有未来的人间生活”［３］.刘毅青由此充分肯定徐复观在学术论争中对现代学术研究的范式意义,认为徐复观的解释学彰显的是“我们必须对中国人文学术的方法进行反思,树立新的研究方法,对整个学术取向进行反思,反思这种学术取向中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的批判,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更新和范式转变”（第９１页）.
不同于训诂考据追求那种绝对客观性的注释目标,徐复观认识到在文本的客观性与理解的主观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但他指出：我们可以通过“追体验”的方式理解古代思想的本来面目,他坚持古代思想的原意应该是支配我们解释的基本原则.原初意蕴可以与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发生碰撞产生新的意义,这种意义具有现实性, 来自现实的需要,同时它又是真正来自古人的思想,不是出于现代人脱离古人具体语境的那种过度的现代解释.解释也就意味着要用古人自己的思想阐释他们,做到像古人那样理解他们.“追体验” 的解释学在主观与客观之间保持了一种必要的张力,而恢复古代思想的原意成为一种可能.
二
刘毅青将“追体验”视为徐复观的解释学思想的核心,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徐复观在具体的解释实践中所提出的概念,是其行之有效的解释学理论.更因为,此一概念切合中国经典文本的解释学特性.正如徐复观所强调的,中国思想的特性就体现在对体验的理解上,徐复观通过对体验的解释,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思想的认识.这正是他有别于新儒家其他学者以西方哲学体系作为架构重建中国哲学的路径,代之以从具体的思想史与艺术史、文学批评史的解释来重构中国文化的解释学范式的原因.
徐复观反对将西方的形而上学体系视为哲学思想的模本,在他看来,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传统向来不重视抽象的思辨,中国思想的体验体现了中国思想本体与方法的统一,它是一元论思想的核心.而西方的二元论哲学中,体验只是作为一种方法,还是在意识情感层面.中国思想中的体验首先与人的意识情感相关,尤其在文学艺术中,这种体验结合着想象,它是最基础的和最浅层次的.而进一步,体验还要与实践相结合,而这种实践是一种特殊的身心体验.这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实践,它基本上是对个人生命行为的理性反思与决定,它必须付诸理性的意识.而中国思想中的实践也体现在体验上,与生命本身的特点相关.徐复观认为在中国思想里面, 体验与工夫（也叫功夫） 相联系,中国思想来自思想家本人的实践体验,这种实践体验就是功夫,这种功夫是来自身心统一的体验.他认为“工夫”的内涵在于：“（道德）只有从生活中、从生命中, 层层反省, 层层发现,所体认（在生命中认出来的.在生命中得到证明,又谓之体验）出来的,它是生根于人自身生命之内,与人不可分离（《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一方面有其实践性、经验性,同时又有其超经验的性格, 因而有其永恒性、普遍性.西方人过去不重视体认,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体认,只是体认不深.同时,西方人没有‘工夫’的观念,所以只能做感想式的体验, 停止在人生的表面上,‘工夫’ 是把自己的生命作为一种对象,把裹挟着许多杂乱的东西,一层一层地剥掉,以发现生命的真实；此生命的真实,乃是道德的主体.”［４］故而他反对用思辨的方式来研究人的内在道德意识： “西方了解道德的价值,而体认得最深切的,莫过于康德.但康德虽强调动机中‘善意’的重要性,但他还没有扣紧仁爱方面来作为道德的内容.‘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这是无间于古今中外,而可当下加以证验的.但康德必须用二律背反的方法,费这大的思辨力量,以证明道德理性的存在.这是说明西方文化的习性,不把人当下可以证验的道德事实加以承认而肯定其价值；却必须通过理智思辨的形式,以建立与事实有距离的概念,在概念上去辩论有无是非.”［５］
追根溯源,中国美学与文论来自人伦鉴赏,故而中国思想文化以体验为中心,以伦理思考为方向的哲学性格也具体地体现在文艺思想中,刘毅青通过对“文如其人” 这一中国文论的关键论题的分析,指出徐复观“追体验”建构了一种人格解释学.由于“工夫”是儒道思想创造的根源,中国思想的概念来自工夫修养的境界,是通过实践体验到达的阶段.这样,他们思想的概念是他们实践体验的结果,不是来自思辨,因此对他们思想的了解必须通过解释者自身的体验工夫来验证.对于解释者来说,对他们思想的理解就是对他们思想境界的理解,他们思想的境界作为最终的解释目的是不能更改的,因此,对他们思想境界的解释就需要解释者通过自身工夫体验来验证, 这样解释的过程就是“追体验”的过程.（第１１７页）不难看出,刘毅青之所以将“追体验”视为徐复观解释学思想的根基是基于对中国思想与文论特性的把握上的,正是对此概念的哲学思想以及文论的理论溯源,使得我们清楚地看到,“追体验”所具有的解释学的理论有效性.根据刘毅青的观点,“追体验”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释义学,传统的解释对于徐复观来说,首先是我们历史经验的基本方式,而不是解读文本的技术,尽管为了理解我们需要技术.对传统的解释是为了对历史做出现实的回答,它将使我们回到我们的真实的生命世界,他所以反对用考据和训诂代替思想,因为考据和训诂是死的,是一个作为无根的主体自以为地做出关于人类和历史的种种苍白的解释.在历史的研究和文学史的研究中需要的是研究者自我生命的融入,这种融入就是主体作为一个在世的存在者的历史性的显现.这种生命的融入就是为历史的研究带进现实感、历史感,既还原历史,又使历史获得生命力.解释是人的存在方式,因此,对传统的解释的立足点就代表了阐释者的存在观念.（第９０页）当然,对于当代学者来说,“追体验”作为理解与解释古典的进路存在着语境的重构的困难,但这是真正切合中国文化实际,得以进入古代思想世界的途径,除此之外,我们难以找到更为合适的理论.
三
围绕“追体验”,结合具体的文学批评与艺术史,刘毅青对徐复观解释学思想进行了多方的探讨,并与西方解释学,尤其是伽达默尔解释学所涉及的解释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比较,对“误读的合法性” “前理解” “解释学的循环”等解释学理论从中国解释学的角度做出了分析,指出了中国解释学在这些解释学关键问题上与西方解释学的不同.由此,他提出在总结中国解释学思想的时候,必须对西方解释学的理论采取审慎的态度, 了解西方解释学的限度,从而为建构中国解释学做了理论的准备.因此,刘毅青在研究上突出地对国内的解释学建构里对西方解释学理论的直接套用进行了批评,深入地辨析了中西思想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中西解释学的差异.在书中以“道与逻各斯”作为思想之分野,做了专章分析,以辨析其中的分歧之处以及其中所蕴含的解释学差异.在刘毅青看来,西方解释学展开的理解始终是在理性逻各斯的语言层面上展开的,其解释学还是以“真理”作为目标,在文本理解中始终不能脱离形式逻辑的制约,呈现线性的逻辑,不能突破二元对立的认识模式.而中国思想的最终目的是“道”.以“道” 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是一种具体的逻辑,是一种行为的逻辑,这种逻辑是网状的,它有一个贯穿的线索,但整体与部分之间不构成线性的因果关系,这里没有一个必然作为前提的预设.中国的解释学是建立在一元论的基础上的,它对审美、道德与宗教的理解始终是内在性,而不是外在性的.刘毅青从徐复观的思想出发,将中国思想的特质概括为“人文逻辑”,其解释的方法必须落实到“追体验”,它不同于以逻各斯为哲学基础的西方解释学.而从文艺美学的角度看,徐复观的“追体验”解释学是以中国艺术创作的工夫体验为核心,认为艺术创作来自作者自觉的意识.而艺术创作的主体性问题是解释学理论的关键所在,中西方关于艺术创作是否自觉的差异导致中西解释学的不同.
从一种解释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刘毅青力图挖掘中国解释学所具有的对解释学所可能的贡献.通过上述理论的梳理与建构,刘毅青强调,在西方解释学中,有关解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以及有效性的论争是解释学的核心问题,形成了作者中心、读者中心和文本中心这三种不同的理解方式,这三者之间互相批判.但是,西方解释学的这三种解释范式,都忽视了作者与文本、读者之间互动所具有的更高层次的理解可能.刘毅青以徐复观的“追体验” 为理论建构,强调理解作为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主客观融合的意味生成过程,提出了一种“解释学突破”的可能.在他看来,“追体验”能够处理解释学里文本的客观性与理解的主观性之间存在的内在冲突,认为“追体验”的解释学能够进入古代思想的原初意蕴,其解释在与现代人的生命碰撞中生成新的意义,此意义具有当下性.从而“追体验”的解释学方法使得主体在理解中对自身的超越成为可能,实现理解的飞跃,达到解释学的突破.也就是说,中国的这种以工夫实践为特征的解释学能够突破西方哲学解释学的“解释学循环”.
刘毅青结合徐复观对李商隐《锦瑟》的研究对此进行了分析.在解构论的解释学看来,意义的增值过程也是原意的消失过程,意义的增值是以原意的模糊和消失为代价,误读的合法性就在于对原意的超越.而徐复观“追体验”的意义就在于确定了原意的地位,以文学的欣赏作为文学的自身价值所在.这就是认为,如果没有原意,所谓的误读也就不存在了,因此,误读并非否定原意,而是认为原意始终成为我们的参照,提示我们误读的限度,或者阐释的限度.据此,我们对解构的意义理论提出批判,解构在承认误读的地位和宣扬过度阐释的时候,否定了原意,而根据徐复观,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原意,就不存在误读.原意和过度阐释,以及意义的生成之间并不是矛盾的,意义的衍生始终是与一个原意作为比较而存在的,虽然最终的原意并不能定于一尊,也就是我们无法最终将其中的一种解释作为唯一的解释接受,但是对原意的尊重始终是引发我们进行重新阐释的动机.因此,如果完全脱离《锦瑟》, 那么就没有必要通过《锦瑟》的文本阐释,以之为参照进行建构,可见,文本的原意的存在始终是激发误读和过度阐释的根据.（第２５８页） 在我看来,这一分析我们理解文学阐释中文本意义的增值和原意之间的张力有着重要的理论建构.
结语
《徐复观解释学思想》是首部系统地从解释学理论角度研究徐复观美学的论著,它拓展了新儒家的美学研究,同时也是比较美学的重要研究成果.本书以徐复观学术思想研究为线索,打通文艺美学、中国诗学、思想史、哲学等学科,勾勒其解释学所具有的人文学普遍特点.本书不但从徐复观的文艺研究而且深入到其思想史研究中,梳理构建了徐复观的解释学思想.这种建构尤其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思想的深刻领悟,把握住了徐复观思想的精髓,按照中国思想的内在脉络对其解释学做了深层的建构,从而避免了将其解释学思想放置于某种西方的哲学与理论观念的先见中.
本书不仅对中西解释学理论做了认真清理,更体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这也是近来国内学界讨论的比较多的,那就是如何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真正回归传统语境.从解释学来看,就是中国现代所面临的经典解释问题.刘毅青以徐复观的解释学建构回应了这样的问题,依刘毅青,不同于训诂考据追求那种绝对客观性的注释目标,徐复观认识到在文本的客观性与理解的主观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但他指出：我们可以通过“追体验”的方式理解古代思想的本来面目,他坚持古代思想的原意应该是支配我们解释的基本原则.原初意蕴可以与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发生碰撞产生新的意义,这种意义具有现实性,来自现实的需要,同时它又是真正来自古人的思想,不是出于现代人脱离古人具体语境的那种过度的现代解释.解释也就意味着要用古人自己的思想阐释他们,做到像古人自己那样理解他们.“追体验”的解释学在主观与客观之间保持了一种必要的张力,而恢复古代思想的原意成为一种可能.而正如刘毅青所说,对中国思想来说,其生命力就表现在它能够接受现代性的危机挑战,在回应现代性的问题中不断得到充实而实现自身的现代价值生成,传统也只有在现实的价值实现中复兴.唯其如此,中国思想才不仅仅具有塔里面的资料意义,而具有现实意义.
解释论文参考资料：
简而言之:这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古典和徐复观解释学思想研究和《徐复观解释学思想研究》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解释本科毕业论文解释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