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容庚的爱国收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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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到1945年,容庚学习、工作和生活在北京.这20年也是他学术研究的巅峰期,尤其是在故宫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工作,使他有机会与数以千计的青铜器打交道,不仅能亲自摩挲鉴赏,更得资深专家指点,致使他对青铜器的鉴赏与收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青铜器的研究必然离不开出土文物,除了在故宫接触到的古铜器,再就是私人所藏以及琉璃厂、隆福寺等处的文物市场了.
容庚的个人收藏也是从琉璃厂起步的,始于1928年4月28日.这一天对容庚来说,可谓极具纪念意义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向不入古玩铺之门,以囊中羞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这一天,他与范天祥、明义士逛琉璃厂,购得易儿鼎、三羊镜、得志玺、宗妇簋各一.这就是他收藏青铜器的起始,并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了隆福寺、海王村等地的常客.当时的容庚只是一介学者,工资并不高,但在收购青铜器和相关书籍方面,他却从不吝啬,出手很是大方.为此,他生活极其节俭,每月除了拿出一半工资留作生活之用,其余的就全部用来收藏书籍、铜器和字画等,并凭借眼力和经营头脑,以藏养藏.
1930年,山西有一大收藏家逝世,其后人拟把数百件古铜器整批出售,索价万余大洋.这对容庚来说不啻为“天文数字”.于是,他先筹借5000元作为订金.等这批铜器运到北京后,他便召集同道选购,凭借卖出去的半数抵偿价款,另一半则均为自己购藏.由此,容庚跻身于古铜器收藏家之列,声名鹊起.
1931年秋天,容庚在琉璃厂著名古玩店式古斋中,购得一柄长55厘米的古剑,剑格上有鸟书错金铭文,两面共8字,其中左右各作“王戊”二字.当时,容庚对“王戊”二字并不十分理解,误以为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卿王”,所以对此剑并不十分在意,并用这柄剑和古文字学专家于省吾交换了藏品.
直到有一天,容庚在日本人所著的《周汉遗宝》中见到“ 王矛”,才明白此剑中的“王”二字应倒读为“ 王”,竟然是把春秋时代的“越王剑”.然而世上从无后悔药一说,容庚也只得扼腕叹息,就此作罢.幸而后来事情又有了新的转机.1937年春,容庚机缘巧合购得师鼎,同样具有巨大的收藏价值,于省吾见到后就希望容庚割爱转让,容庚借此机会提出交换条件,以师鼎来换越王剑.于省吾对“越王剑”早已视为心爱之物,但师鼎又实在太过诱人,他在再三权衡和考虑之后,终于答应将越王剑作为交换.1956年,容庚将此剑捐赠给广州博物馆.
虽然容庚素以青铜器收藏而闻名,但他收藏的书画也是蔚为大观,不容小觑.他深知宋元书画名迹不在故宫即在海外,即便偶现市场,不是伪作,就是天价,远非他一工薪阶层所能负担得起.因此,他常到琉璃厂书画店购买明清作品,而且以小名家作品为主,凭借自己的眼力去“淘宝”或“捡漏”.
收藏几乎伴随容庚的一生,他的藏品除了以青铜器和书画为大宗,还涉及书籍、甲骨、丛帖、信札等.人生有聚就有散,收藏亦是如此.深谙此理的容庚,很早就开始为自己的毕生所藏安排出路.他的藏品中,最早散出的是青铜彝器.1956年,他向广州博物馆捐出铜器88件(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栾书缶”；还向华南师范大学捐赠了一批青铜器,包括著名的十年陈侯午敦.容庚前后共捐出近200件古铜器珍品.1977年以后,他分三批将所藏青铜器及书画字帖捐赠给广州博物馆,后又将10000多册珍贵书籍交付中山大学图书馆.他病逝后,其家人遵照他的遗愿,将最后一批著作手稿、名人信札、金石拓片、古籍图书等400多种、2000余件捐予中山市图书馆.他的女儿容璞回忆说：“父亲曾言,取之于国,用之于国,把东西捐出去,能让大家都看到,这是他的情怀.父亲去世后,我们几个商量,决定把剩下的藏品文物全部捐给国家,一封信札都不留,这也是父亲的心愿.他曾和我们说,你们不懂（这些东西）,放在你们手上可惜了,捐出来可以让更多人看到,他是用实际行动在爱国.”
“我的工资收入并不高,但这十几年来,我倾尽我的所有收藏了这些字画器物,为的就是学术研究以及保护我国的珍贵文物,以免外流.”简简单单一句话,容庚却用了一生的时间去实践.从1922年北游京师问学罗振玉入读北京大学国学门到1983年去世,他从一介书生,以其微薄的收入、独到的眼光、新颖的理念,到开创了属于自己收藏之路的“平民大藏家”,容庚的学术生涯横跨60年.他收藏与学术互为表里,虽收获颇丰,但有聚有散,圆满安排藏品出路,得之淡然,失之坦然,值得我们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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