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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泰山范文 类别:毕业论文 2024-03-22

《我身后有这样一座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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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8年3月1 9日.一个阴霾密布、春寒料峭的日子.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这座曾经明星荟萃、佳片迭出、充满艺术气息的电影花园,被笼罩在一片肃杀凝重的氛围中,那些原本用来拍摄影片的摄影棚,如今成了羁押、批斗所谓的牛鬼蛇神和文艺黑线人物的秘密场所,充斥着造反战士声嘶力竭的嚎叫和惨无人道的蹂躏.突然四号棚的屋顶上出现了一个身影,他衣衫不整、满脸憔悴,惊恐地张望着,那神情写满了绝望和恐怖.听不清他嘴里念叨着什么,也许是对无情迫害的控诉,也许是对生命的眷恋,也许——在众人一片惊愕的目光中,他一个踉跄,像一片孤立无助的落叶,顺着屋檐飘然而下,重重地摔在这块他曾经辛勤耕耘了近二十年的土地上,他那瘦弱的躯体蜷缩着,构成一个大大的问号.这问号直指苍天,面向众生,留下的是愤慨、悲怆和控诉.

他,一介书生,生性矜持儒雅,可是为了捍卫尊严和人格,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5 2 岁.他离开了人世, 但他并没有得到解脱,造反派将他的抗争视作“自绝于人民”,给他套上“ 畏罪自杀” 的桎梏, 扬言要“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他们残忍地拒绝家属与之见上最后一面,不许收尸火化,还侵吞了他的英纳格手表和派克钢笔,私自处理了他的骨灰.时至今日,无人知晓他身在何处,这成了家人永远的痛!

他,就是我的岳父、时任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张友良.

我没有见过我的岳父,从没有在他的生活中出现过;可是我的生活中,他经常出现,尤其是在上影工作的三十多年里,我始终觉得他就在我身边.亲朋的娓娓叙说,战友的深情缅怀,同事的真诚回忆,以及各种报刊史料的真实记载,都鲜活逼真地呈现了他的音容笑貌、秉性特质、喜好习惯,以及历经坎坷的革命经历、演艺生涯.他是可敬的前辈,他是可亲的长者,他是可爱的影剧人.

第一次走近岳父,是在1978年上海市电影局为其召开的平反昭雪的大会上.当强加于他的一切罪名和不实之词被剥弃之后,我倏然觉得饱含十年冤屈的他,又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地站了起来, 从地狱回到了人间.一份简单的生平, 让我第一次和他有了亲密接触.一位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转战“八千里路云和月”、风餐露宿,用燃烧的青春伸张民族大义、反对外来侵略的抗敌演剧队的进步青年;一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黑云压城城欲摧” 的艰难岁月, 不惧白色恐怖,紧跟,用舞台为人民鼓与呼的新中国剧社的坚强战士;一个追求进步、热爱电影、富有艺术造诣和组织才能的上海电影界的优秀领导.这些角色,融为一体,在我心中勾勒了岳父张友良的形象.我视岳父为泰山,我仰之弥高.

岳父平反昭雪后,因为落实相关政策,我于1981年被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记得,第一次跨进上影这座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艺术殿堂的大门时,我觉得自己像做梦一样,心头漾起难以名状的荣耀和自豪.然而,这种感觉稍纵即逝,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我人生的这一步是岳父用生命换来的呀!心一下子被收紧了,一股痛感衍化在我胸间,咬啮着我.我默默地注视着四周,仿佛感到有一双明亮的慈祥的眼睛在注视着我,那不就是冥冥之中的岳父吗?那目光闪烁着殷切的期望,包含着深情的嘱托.我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在岳父曾经工作过生活过的上影,我不能懈怠,不能闪失,不能为他老人家抹黑!我要为他争气,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三十多年过去了,岳父一直以精神教父的形象,引导着我,影响着我,鞭策着我.在上影老同志面前,我始终享用着“张友良的女婿” 这样的称号.这些和我岳父共过事的父辈, 关心我,爱护我,常常给我讲述岳父的一些往事逸闻, 让我不断走近他,熟悉他,不断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我刚到上影文学部上班不久,老编辑林朴晔就找到我,他自称和我岳父是抗日演剧九队的老战友.林先生告诉我, 岳父比他年长,生于1916年,1938年6月在武昌加入了抗日演剧九队.他出身大户人家,自幼受过严格的家教,中学读的是名校长沙广益中学(李立三、柳直荀、欧阳予倩、朱镕基等都是该校毕业生),若不是父亲英年早逝、家道中落,他早就完成学业,实现他深藏心头的“读书救国”的梦想了.他是带着他的梦想投身于抗日洪流的,他十分清楚,在大敌当前、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之时,抗日救国是第一位的,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他才能安安稳稳地去读书去深造去圆梦.因此他是带着相关学业的教科书来到演剧队的.刚进演剧队,他不谙歌舞,又不擅表演,但他知书识礼,有美术基础,会写美术字,又勤奋好学,在肩负宣传鼓动的演剧队活动中可派上了大用场.演剧队的生活是紧张而艰苦的,食无定时,居无定所,行无车船, 常常背着行李、饿着肚子,靠两条腿转战湘鄂桂之间.夏天蚊虫嗜血,冬日冰雪沁骨.但是凭着一腔热血、一股,这些年轻人日晒雨淋, 餐风露宿,含辛茹苦,在党的指引下,行程万里, 讴歌抗日, 播撒火种.岳父正是在这血与火的锤淬中不断进步, 学业固然是荒废了,但政治和艺术上的成熟,谦逊好学的他成长为演剧九队的中坚力量, 显示出良好的组织才能.林先生在讲述这些经历时,并不忌讳他和我岳父这样的文艺青年总有一股“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情怀和气概,对街头剧、活报剧这些常见的比较通俗简单的艺术样式有一种不满足感.他们渴望舞台,向往艺术,期盼驰骋于更大的艺术天地.

我看着面前这位文质彬彬、身材瘦弱的老先生,似乎很难将他和抗日老战士联系起来.然而当他如数家珍地将这段充满传奇的经历告诉我后,我被他们的家国情怀深深地打动了感染了.透过他,我似乎捕捉到了我岳父的身影和那代抗日文艺战士的群像.他们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历史时刻,以天下为己任,背井离乡,抛家弃眷,以文艺为武器,深入前线,宣传抗日,虽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辉煌之举,但他们的精神同样可歌可泣.站在他们面前,我们汗颜,曾被我们这一代人耿耿于怀的上山下乡的那段经历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演剧队待了两年多,岳父决定离开,但是他没有离开革命的文艺队伍,他的胸膛里依然燃烧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烈焰,期待自己发挥更大的作用.1941年10月,岳父参加了新中国剧社的组建,并在这个由周恩来亲自领导、田汉和洪深抚育支持、杜宣直接负责的演艺队伍中奋斗了近六年.1983年我采访高博和梁明老师时,作为岳父当年新中国剧社的战友,他们深情回忆了和岳父一起度过的那些难忘的岁月.他们说, 新中国剧社名义上是民间职业剧团,实际上是党领导的革命文艺团体.剧社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政局,集聚散落在西南后方的进步文艺界人士和参与抗日救亡的年轻人,以落实党制定的“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另一方面,在党的领导下,继续组织演出进步话剧,创作革命歌曲,针砭时弊,唤醒民众,发挥革命文艺无可替代的作用.剧社就像一个大家庭,互相之间都没有雇佣关系,尽管荟萃了许多造诣深厚、知名度很高的艺术家,像石联星、叶璐茜、瞿白音、严恭等,但因为家底薄又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因此生活十分艰难.后台的地铺是大家的“宿舍”,一日三餐即便是粗茶淡饭也常常出现断炊的窘境,有时八个人用餐只能共享一块豆腐乳, 谈剧本时连泡壶茶都很困难,往往一壶茶能喝上几天,对付几拨人,被大伙戏称为“接班茶” .至于排戏, 更是捉襟见肘,只能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布景自己搭,服装自己缝,道具自己做……有一次在湘潭排演古装戏《海国英雄》,需要的服装量很大,即便自己做,也没钱买足够的布.无奈,岳父出面找到自己熟识的一位布业公会的理事长,好说歹说用戏票冲抵布款,总算解决了这个难题,保证了这出戏的演出.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条件这么差,生活这么苦,但这些志趣相投的文艺战士甘当革命的志愿者,不计报酬,不讲条件,六年中竟然排演了48台大戏,而且都是弘扬正能量的进步剧.这是一种什么精神?除了敬佩,我无言.谈到岳父,剧社的老同志交口称赞,给出的评价是聪明、勤奋、能干、谦和.他不仅参与剧社的组建和管理,而且还担当舞台灯光和舞台美术的设计,也做过导演和舞台监督.每次到新的地方,他总是打前站,先找到剧场,再就近安排剧社的落脚点.在他看来,有了剧场就有了阵地,就可以有所作为.他怀着初心,在环境的历练和艺术的熏陶中,逐渐成长为一位懂艺术善管理、有能力肯吃苦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这为他日后从事电影制片和电影事业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极其艰难的六年里,岳父为了追求光明和进步,怀着梦想和热血,承受苦难和风险,把自己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新中国剧社,而新中国剧社也助他收获了最珍贵的爱情.1946年,在风雨如磐的日子里,为了开辟新的阵地,寻求新的生机,新中国剧社决定排演《郑成功》《桃花扇》《茶花女》《牛郎织女》等几部大戏,去台湾演出.为了充实演员阵容,特地去当时的国立戏专挑选一些学生加盟,正在表演系学习、日后成为我岳母的吕薇有幸入选,在《茶花女》和《牛郎织女》中扮演女主角.于是,在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日子里,张友良和吕薇从相识、相知到相恋,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将两颗心紧紧地拴在一起了.岳母曾经告诉我,那次赴台演出遇到的困难很多,几十口人、上百件行李转战千里,交通又极不方便,车船劳顿,一路颠簸,打前站的总是我岳父.为同志们安排食宿,为剧团寻找场地,为演出排忧解难,他风尘仆仆、任劳任怨,难事苦活都带头扛着.他身兼数职,夙兴夜寐,人前人后、台上台下,总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尤其在台湾,人生地疏,遇到的难事更多,岳父义不容辞地担当重任, 到处找关系, 四下推演出,还亲自担任导演、灯光、服装和舞台设计, 是剧社公认的“全才”;但是他待人和善、性格温和,处事谦逊,从不显山露水,居功自傲.他出众的才能和良好的秉性、素养,给岳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剧社的这次赴台演出,是有历史记载以来,海峡两岸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遗憾的是由于1947年爆发了“二·二八事件”,演出被迫中断,他们回到了上海,度过了一段异常艰难的日子.正是经历了风霜雨雪的考验,他们的爱情瓜熟蒂落,纵然两手空空,没有婚房,没有嫁妆,没有一件像样的衣裳,但是他们义无反顾地结合了.婚礼虽然没有奢华的排场,但嘉宾纷至、高朋满座,场面喜庆热烈,成了上海文艺界的一次聚会.欧阳予倩和熊佛西为他们证婚,阳翰笙、田汉、于伶、洪深等文艺战线地下党的领导,徐桑楚、杜宣等演剧队、新中国剧社的战友以及影剧界的的一些知名人士都见证了他们一生中做幸福的的时刻.

遗憾的是,岳母和岳父在一起仅仅生活了二十年.这二十年,他们同在上影工作,岳父从制片主任干起,一直到当上海燕厂副厂长.《南岛风云》《林则徐》《聂耳》《枯木逢春》《李双双》等名片佳作,都融含着他的心血和汗水.作为上戏表演系毕业、曾经有过明星梦的岳母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当场记、做副导演,先后参与了《庐山恋》《张衡》《最后的选择》《少年犯》等十多部影片的拍摄,一辈子默默无闻、甘当绿叶.这二十年,他们努力工作,快乐生活,一家人共同享受着美满和幸福.然而,的恶魔,无情地打碎了平静而幸福的生活,不仅残忍地剥夺了了终身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岳父生存的权利,也让岳母和整个家庭长时间被噩梦所笼罩,背着黑锅生存在阴影之中.那是一场罄竹难书的罪恶,是一笔无法偿还的掠夺!岳母承受这样的精神摧残需要多大的毅力.1997年,7 3岁的岳母也离开了我们, 遵照她的遗嘱,她的骨灰被撒入了大海.我们无法猜度岳母此举的初衷,也许是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深爱的友良身在何方,她要逐浪漂流,去寻觅,在海的那边,有爱,有梦,有刻骨铭心的点点滴滴……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是得益于岳父榜样的力量,从1996年起, 我也步入上影的领导岗位,成为主管生产的副总.履职期间,好多老同志都给我讲述当年岳父是怎么管生产的.我牢牢记住了,也努力实践了.我总以为自己还干得不错,但我不清楚在天之灵的岳父满意不满意?

我无法寻找答案,我只能庆幸我身后有这么一座“泰山”,一百年了,他的一生铸就了我心中的丰碑,高高矗立着.

谨以此文纪念岳父张友良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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