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人口红利供给：中国教育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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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姜乃强 宋欣园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我国又一次实施人口政策调整.伴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快速到来,劳动力短缺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难题.人口政策的调整将为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又一次重要的人口政策调整.中国的人口政策调整,将为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新年伊始,记者就此采访了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张志勇.
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下降,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记者：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新的人口政策将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
张志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放开单独二孩政策不到两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决定全面放开二孩的人口增长政策.经济学界认为,中国老龄化社会正在快速到来,中国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瓶颈.从教育的角度思考中国的人口政策问题,我们认为,“ 人口质量红利”比“ 人口数量红利”更为重要.我们的结论是：“ 人口质量红利”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最伟大的红利.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认为,人口红利是支撑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实施,以及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我国人口生育率长期保持在1.4%至1.5%的水平,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0至14岁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2000年,我国0至14岁人口比重比1982年下降了近11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则在上升,少子化的速度超过了老龄化.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不断加快,我国劳动力人口自2012年出现拐点后,总量持续下降.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劳动年龄人口为9.16亿人,比2013年末减少了371万人,这已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基于以上数据,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这已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
高质量的教育供给,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最大红利
记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更多面临资源、环境、人口的约束,不可能再保持过去那么高的发展速度.如何看待中国传统人口红利消失的现实？面对传统人口红利消失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教育该如何有所作为？
张志勇：如何应对传统人口红利消失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长期的战略挑战？经济学家特别是人口学家开出的药方是,调整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即先后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这个新常态,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就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人口约束越来越多,不可能再保持过去那么高的发展速度.
那么,该如何看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各种挑战？ 2015年12月3日,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认为,中国要创新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关键要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而人力资源在很大程度要靠科技引领、靠教育支撑.
李克强总理在会上指出：我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人”.我们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总数超过1.5亿,比很多国家的人口总量还要多.这可以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才队伍,也是我们科技创新广袤的“沃土”.“ 十三五”期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面临新的繁重任务,必须在公平和质量上下大功夫,实现新突破,既要保障教育公平又要提升教育质量.
显然,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还是人的因素.而这里涉及的人,不是简单的人口数量的多少,而是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良好素养的国民.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红利,应该从传统的人口红利——以年轻劳动力在整个人口中占比高取胜,走向新人口红利——以人口素质高取胜.或许可以说,通过高质量的教育供给更高质量的国民,这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从要素驱动进入创新驱动新阶段之后最大的红利.
有统计显示,1960年时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的国家有101个；到2008年,只有13个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人们研究发现﹐在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基础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发展阶段,教育质量相比于教育数量,高等教育相比于基础教育,高级技能水平相比于基础技能水平﹐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提高国民教育年限,提高国民创新素养,多措并举创造新人口红利
记者：告别传统的人口红利,通过高质量的教育供给更高质量的国民,开发新的人口质量红利,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创新驱动新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该通过哪些举措创造新的人口红利？
张志勇：我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实施.
首先,提高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随着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快速普及,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发达国家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加拿大为14.6年,澳大利亚为14.4年,英国为14年,芬兰为13.5年,美国为13.4年,法国为13.1年,日本为11.1年.这些国家也都是义务教育起步较早的国家.2010年, 我国15岁以上年龄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1年,低于上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
其次,提高国民创新素养.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4-2015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我国竞争力水平排在全球第28位.其中,创新排在第32位,基础教育排在第46位,高等教育和培训排在第65位.不足和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创新意识不强,动力不足；创新人才培养力度不够； 科研创新水平的转化效益不高；鼓励创新的政策不配套,评价不完善；激发创新的文化氛围不浓.
再其次,提高国民人文素养.我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许多可以从国民的人文素养不高方面找到根源.国人广泛关注的林森浩投毒案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林森浩在黄洋住院期间多次到医院看望,他为什么不能把真相告诉黄洋,以挽救黄洋的生命,同时也许能改变他自己的命运轨迹.林森浩对记者的答复是：我不具备那样的格局、那样的修养……他还说过,自己与黄洋并没有多么大的矛盾,之所以向黄洋投毒,说明自己对生命的尊重不够.
在林森浩的人生悲剧中,我们看到了人文教育缺失的影子.我认为,可以把国民平均读书量作为评判一个国家人文素养高低的重要尺度.2013年世界读书日前夕,公布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7本,与数量为64本的以色列相差达13倍之多.最近大家都在报道以色列是一个创新的国度,全世界犹太人1700万人,占世界人口的0.3%,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占22%.
以以色列为例,卓越的创新能力与国民读书造就的人文素质是有关联的.在以色列,孩子一岁的时候,母亲就开始给他们讲圣经,孩子两岁时开始翻圣经.在以色列,母亲给孩子读圣经时有一个传统,就是在圣经上抹上蜂蜜,孩子翻过书之后,手指放到嘴里会很甜,从而让孩子感悟读书是一件甜蜜的事情.
最后一点,是提高国民身心素质.尽管最新的国民体质调研结果告诉我们,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持续下降的局面已经得到扭转,学生的许多指标正朝着健康的方向转变,但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整体形势仍不容乐观.更让人担忧的是我国青少年的心理素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机构的监测结果表明,我国青少年具有抑郁倾向的比例远高于世界各国的统计常模.青少年身心健康水平不高,给国家未来发展及青少年本人带来的危害、埋下的隐患,是巨大的.它不仅将影响未来公民的生活质量、生命活力,更将影响一个国家的创造活力,给这个国家带来日益沉重的医疗和社会保障成本.
从以普及为核心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新人口红利呼唤教育创新
记者：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快速普及,给人民群众提供了日益丰富的受教育机会,造就了一代具有一定知识水准的公民,我国以人力资源大国支撑了经济社会30年的快速发展,开发新的人口质量红利,教育该如何创新？
张志勇：《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期评估结果表明：2014年,我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为70.5%,达到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小学净入学率为99.8%、初中毛入学率为103.5%,义务教育普及率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为86.5%,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37.5%,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进一步提高,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15.83%.学者们认为,这表明我国教育事业总体发展水平已经进入世界中上行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快速普及,给人民群众提供了日益丰富的受教育机会,造就了一代具有一定知识水准的公民.如果说,人力资源大国支撑了我国经济社会30年的快速发展的话,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创新成为第一驱动力,要突破中等收入限制,实现经济结构从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转型,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成功转型,必然要求我国教育发展从以普及为核心的外延发展走向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发展新阶段.时代呼唤着伟大的教育创新的到来.为此,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建立教育发展约束指标.
作为一个地方教育行政工作者,我认为对中国教育影响最大的指挥棒是政绩观,各级政府考核评价教育的核心指标到底是什么？如果考核评价指标指向的不是教育的本质,那么这个地方的教育必然是扭曲的.在这里,我们强烈呼唤把教育投入、教师工资待遇、学生身心健康和青少年犯罪率等指标纳入各级党委政府教育政绩考核的约束指标.
二是完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义务教育作为我国的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在均等化和标准化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我国的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存在三个问题,就是公共服务的特殊化、差别化、精准化不够.希望能在以下五类儿童教育方面完善我国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即贫困家庭儿童、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特殊教育儿童、学习困难儿童.我们有责任为这五类儿童提供特殊的、差别化的、精准的基本公共服务.
三是呼唤专业自主权.这里,有两个方面的自主权,一是教育者的自主权,包括地方教育局长、中小学校长和广大中小学教师.二是学校法人自主权.可以说,目前这两个方面的自主权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有的甚至处于严重的缺位状态.我们呼吁：完善教师职业资格制度,建立校长、地方教育局长任职资格制度,依法赋予教师专业自主权、校长办学自主权和地方教育自主权.
四是用中高考改革驱动整体教育改革.现在整个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链条之间的人才培养通道是断掉的.管华诗院士曾说：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专业的学生入学分数很高,但培养潜力不大,因为他们缺乏对海洋的兴趣,缺乏一定的海洋专业基础,更缺乏海洋专业发展的志向,对于毕业后是否从事海洋领域的工作,也很茫然.可以说,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主要连接方式就是分数.我们希望通过中高考改革,打通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人才培养通道,在学生的兴趣、专业、实践三个方面实施对接.
五是全面推进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从教育宏观管理讲,打破高度集权又高度分割的教育管理体制,建立分权合作的治理机制.我们现在对教育人事的管理、教育财政的管理、教育事务的管理是高度集权的,人事、财政和教育之间是高度分离的,这两个高度造成非常僵化的教育管理体制.为此,要建立分权合作的治理机制,从教育微观管理来讲,打破学校内部官本位的管理模式,全面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从教育治理手段来说,要全面创新教育治理工具,大力推行依法治理、专业化治理、信息化治理、公开化治理、第三方治理、绩效考核等,激活教育的创新活力,全面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创新.
张志勇,男,汉族,1963年9月生,山东东平人.1985年7月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任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民进教育委员会主任.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兼任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等.主要研究领域：教育决策、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教师教育等.先后主持、承担“ 中国基础教育范式转型研究”等省部级重点课题8项,出版《情感教育论》《义务教育教学新体系》（ 合著）《创新教育：中国教育范式转型》《中国教育的拐点》（ 主编）等著作10部,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6项.
创新发展论文参考资料：
汇总：上文是一篇关于对写作人口红利和创新发展和使命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创新发展本科毕业论文创新发展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