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医、西医在日本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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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晖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５日,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本年度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八十五岁高龄的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表彰她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中国生物医学界首次获此殊荣,国人无不欢欣鼓舞.１２月７日,屠呦呦与同获该奖的爱尔兰科学家坎贝尔、日本木村智在德哥尔摩卡罗琳学院出席授奖仪式,三个分别代表中、日和西方医学界的科学家同时出现在标志世界医学领域顶峰的舞台,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画面,它至少表明：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曾经被误解、轻视的传统中医终于华丽转身,获得应有的荣耀与尊严.
感动之余,不觉想起近世以来传统中医、西医在日本遭遇的种种纠葛际遇.转而想到：鲁迅先生有知,看了这么一个振奋国人的场面,不知该做如何感想？如此不着调的突兀之念,或许来自重读太宰治取材于鲁迅在仙台医专留学经历的小说《惜别》的感慨吧.
鲁迅讨厌中医,个中有他少年时代目睹父亲被庸医所误人财俱亡的惨痛记忆,乃至成了东渡日本求学奋进的最大动机——“预备毕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太宰治笔下二十二岁的周树人也这样想：“现在,我的志向用一句话就能概括：“成为中国的杉田玄白.只有这个,成为中国的杉田玄白,点燃中国维新的烽火.”
成为中国的杉田玄白,点燃中国维新的烽火,这样的雄心壮志,或许出自太宰治的文学想象.不过,彼时被叫做周树人君的鲁迅对杉田玄白应该是很熟悉的.赴日前在南京读书,他就知道了日本明治维新发端于西医的事实；在仙台医专,必修课中的日本近代医学史、解剖史,杉田是绕不过的存在.开学第一课,那个“黑瘦,八字须,戴着眼镜”的藤野先生,登坛开讲之际“挟着一摞大大小小的书”中,就有杉田玄白译著的《解体新书》和《兰学事始》,足见他在藤野先生同侪心中的分量.
杉田玄白（１７３３—１８１７）被称为日本近代医学先驱.微斯人,日本的近代医学史、科技史乃至开国史也许是另一种故事；而传统中医在日本乃至在世界医林中的境遇,也许是另一种写法了.
习惯上,日本把源自中国的传统医学称为“汉方医学”或“东洋医学”,基本可以看做中医的一个支流.日本人学习、接受传统中医有着相当久远的历史.早在公元五世纪,中医疗方就经朝鲜医师传入大和朝廷.唐代时日本全面输入中国文化,中医也在其中,从中草药到医书、临床、管理等环节全面接受中医体系,经过吸收内化成日本特色的“汉方医学”.唐朝末年日本终止遣唐使,但民间层面医疗技术的交流仍然活跃,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物品里中草药和中医汉籍占了很大比重.中世纪以前,日本汉方医学主要被僧院佛门垄断,不少的来华求法僧人在修习佛法禅理的同时也兼学医术,有的僧侣如室町幕府时期的月湖和尚,本身就是著名医者,他们学成归国促进了中国医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到十六世纪,基本上形成了有日本特色的独自医疗体系,在江户中期迎来鼎盛期.但时至十八世纪中后期,一本荷兰文医书日译本的问世,使得这种千年一以贯之的态势悄悄发生变化.
大航海时代,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海洋势力不断闯入东亚海域.十六世纪中期起,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欧海洋国家的船只源源而入日本.这些国家都取道东亚海域南面的印度洋、南洋而来,日本人按照儒家华夷天下观,将之归入“南蛮人”一流.“南蛮人”中传教士占了很大比重,那些发誓要给遥远东方带来上帝福音的传教士在宣教同时,也带来了与东亚传统文明完全不同的代表当时欧洲最新科技成就的知识和学问,如天文、医学、地理、算数、测绘、航海等近代科技.十六世纪晚期到十七世纪初,以葡萄牙为先驱的西方海洋国家的天主教信徒不断进入日本,他们在九州关西传教建造“南蛮寺”（基督教堂）,作为吸引信众的手段,传教士开设医院治病救人,此为西方医学在日本的发端.西方传教势力的迅速膨胀引起幕府的警觉和不安,多次加以弹压和取缔,终于酿成１６３７年由大量传教士和信众参加的岛原之乱,平乱后江户德川幕府于１６３９年实行锁国政策,允许对日贸易的南蛮仅有荷兰一国,幕府治下的佐贺藩长崎成了锁国体制下唯一的对外窗口,此后,“南蛮”文化以一种特殊方式经由荷兰人从这里又开始进入日本,因而被称为“兰学”.
荷兰人重商不言教,并且善于和日本人打交道,尤其熟悉日本礼仪规制,比如他们每当荷兰商馆“甲比丹”（馆长）上任,都要随地方藩主到江户觐见将军送礼,深得幕府方面的好感和信任,无形中也成了江户日本获取西方情报、技术、文化的一个媒介.
十八世纪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继位,为了克服严重的财政危机,政治家田沼意次推行一系列改革,奖励实学,对外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解禁部分汉译洋书,不涉“邪教”的洋书都可以在日本流通.为了彻底了解“南蛮学问”的底细,幕府先后派医官野吕元丈（１６９３—１７６１）、儒官青木昆阳（１６９８—１７６９）前往长崎学习医学和荷兰文,其后两人分别写出《荷兰本草和解》、《荷兰文字略考》.这两个有背景的学者成了日本“兰学”的拓荒人,培养出不少熟悉兰学的“洋才”,其中青木昆阳弟子前野良泽（１７２３—１８０３）与杉田玄白合作,翻译出德国解剖学家约翰·亚当·库姆斯的《解体新书》荷兰文译本,是为兰学之滥觞,影响所及引起日本知识结构和意识观念的激烈变革,孕育了近代科技文明的胚胎.
杉田玄白１７３３年出生于江户城外牛込町（今新宿）一个藩府侍医世家.父亲杉田玄甫是驻江户城的若狭国小滨藩侍医.江户时代,幕府规定：各地藩主必须定期轮流到江户居住参与协助将军政务,是为“参勤交代”,核心家臣和武士亦随同前往.玄白自幼修习家传医术,也拜幕府医官西玄哲学医,同时随儒学家宫濑龙门学汉学,从他的晚年作品来看,他的汉文功底颇深,还会作汉诗,是个有情趣的学者.杉田同时代有个医师山胁东洋,一次偶然为死刑犯解剖时发现人体实际内脏构造与日本流传的汉籍医典出入很大,却与“南蛮”洋书中人体内脏图谱如出一辙,经过悉心研究,写成《蔵书》（“蔵”即“脏”）,并根据所见绘成《九蔵图》对汉方医学有关内脏理论提出质疑.由于当时汉方医学高高在上无以撼动的权威性,山胁的学说并没有引起重视,但却引起杉田强烈好奇,这也成为促成他日后鼎力译介兰学的机缘.
据玄白的回忆录《兰学事始》记载：明和八年（１７７１年）,中川淳庵带着从荷兰商馆借来的荷兰文医书《解体新书》拜访玄白.玄白不识荷文,但书中精密详尽的解剖图,完全迥异于见惯了的汉籍医书粗糙模糊的人体图画,令他想起十几年前读过的山胁的论断,十分震惊,千方百计把这本书买到手,悉心揣摩把玩,并想方设法寻求能亲临解剖现场以求验证书中图谱的机会.但江户时代,孔孟朱子之学被奉为至尊,人们遵循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的古训,解剖尸体与毁尸同罪.经过斡旋,机会终于来临,江户城郊外小冢原刑场（今都荒川区南千住）处决死刑犯,特许他前去察看并解剖,杉田约前野、中川一起见习,他们同时带去了荷语版《解体新书》和汉方医术,对照解剖现场所见后大为震撼,比如汉方医书所载：“肺六叶两耳,肝左三叶,右三叶”,而实际情性是：人体肺右三叶左二叶；肝右大左小,一如兰医所绘分毫不差.于是三人决计一同合作将这本医书名著翻译成日文.
在当时条件下,将荷兰文的医学书翻译成日文,难度远远超过今天的想象.一者当时兰学是末流之学,懂的人少,精通荷语且兼通医术者几乎没有,无处求教,就连翻译必备工具的《日荷字典》之类的辅助书也没有；三人虽然居于时代兰学先驱的地位,但水平参差不齐,何况草创之初,兰学程度稍高者也是二把刀水准,遑论翻译西方医学专著,无异于让刚拿到驾照的菜鸟去参加铁人越野拉力赛.尤其是杉田玄白,强项在于家传汉方医术,论荷文水准则相形见绌.十年前荷兰商馆“甲比丹”到江户觐见幕府将军之际,杉田借机与之进行交流,萌生学习荷语之志,但被随行长崎通辞（翻译）西善三郎泼了冷水,说荷文难学难于上青天,浇灭他学荷语的热情.
昭和作家菊池宽曾写有一篇《兰学事始》小说,系据玄白同名回忆录敷衍而成,小说将三人翻译《解体新书》种种艰辛写得十分生动,一度是我外语教学中的“励志”段子：
玄白们动笔不久,马上就碰壁,原著《五官篇·鼻》中第一句有关鼻子的定义就难倒几个所谓兰学家：“鼻者,乃颜面正中ｖｏｏｒｕｉｔｓｔｅｅｋｅｎｄｅ之器官也”.荷语中“ｖｏｏｒｕｉｔｓｔｅｅｋｅｎｄｅ”一语啥意思,没学过,不懂得！又无处可问,翻译搁浅.后来前野良泽从长崎买回一本简易荷兰语会话小册子,玄白翻来覆去阅读研究,终于找出其中与ｖｏｏｒｕｉｔｓｔｅｅｋｅｎｄｅ一词相关句子,诸如：“树枝削砍,其创口ｖｏｏｒｕｉｔｓｔｅｅｋｅｎｄｅ”；还有“清扫庭院尘土树叶集中ｖｏｏｒｕｉｔｓｔｅｅｋｅｎｄｅ”,反复揣摩,杉田忽然悟到：位于脸部正中间,不就是像树枝切口愈后,尘土树叶堆积后的形态吗,不就是高高堆起、隆起的部位吗,于是猜出ｖｏｏｒｕｉｔｓｔｅｅｋｅｎｄｅ对应日语中的“堆高”、“隆起”的意思.三人会意,不禁手舞足蹈.晚年玄白写作《兰学事始》追忆兰学在日本发端之初的种种不易,感慨万千,他形容当时翻译《解体新书》时,战战兢兢,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洋,茫洋无可依托,但觉茫然”,但偶有突破或创意则欣喜欲狂,“心情就像无意得到世间无上的宝物一样”.这部连图谱在内不太厚的书,磕磕碰碰前后花了近四年才得以付梓刊行.
《解体新书》的出版,将日本人研究“南蛮学问”热情推向一个新高度.与其说是技术上或方法论上的,不如说是观念上的变革,人们才知道：除了传统熟知的汉方医学,世界上还有一种似乎更管用的学问,由此引发知识型武士学习荷兰语,旁及其他领域学问的研究兴趣.这本医学书的翻译出版,被认为是日本近代科学精神的曙光.在翻译《解体新书》同时,玄白也写一些随笔类文字,以简明易懂的问答方式阐释书中精髓,后来汇书刻印成《医学狂言》.他在推崇兰医学明确、科学、可重复、可验证的优越性同时,对传统汉方医学的可靠性提出质疑,指出：尽管中医经历悠久时间的考验,但最致命一点就是缺乏确实可操作性的理论来指导,大而化之,因此就会出现十人十见,不像兰医非常精确,百人同症,疗法如一,对症而治,百人皆愈.玄白的书和言论击中了“东洋医学”的某一面软肋,成了中医在日本走下坡路的起点.
《兰学事始》出版时印数不多,后来江户大火灾,雕版和大多数印本都付祝融,世间难见.１８６８年,靠兰学起家的福泽谕吉无意中看到这本书的原版手抄本,读后大受感动：“日本今日之进步并非偶然,百数十年前,已有文明的胚胎.”他感佩百年前翻译《解体新书》的兰学家杉田玄白诸人就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培育人.福泽拜访玄白后裔协商再版,并亲掏腰包促成此书复刻版印行.越十年,全日本医师会成立之际,此书得以再版,从医者几乎人手一册,影响迅速扩大开来,此后一版再版,注家并起,至今超过六种版本.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福泽谕吉“兰学”恩师绪方洪庵后人绪方富雄校注,出版于１９４１年的现代语译本,此版后来收入岩波书店文库本广为发行,至今是最权威版本.
西洋医学在明治维新前后汇成一股时代潮流,与此相反,汉方医学却相形见绌,在日本的命运急转直下,一度跌入千年未有之窘境.
西医逆袭东洋医学,在日本获得压倒性的优势,从旁流跃居主流,乃是拜国内战争之所赐.１８６７年江户无血开城,末代将军德川庆喜把大政奉还天皇,但不愿归顺的东北诸藩爆发了对抗新政府的戊辰战争.战事非常惨烈,与传统冷兵器时代的打打杀杀不同,彼时双方攻伐已经普遍使用杀伤力极大的、炮等现代热兵器,伤亡很大,特别是由于创弹片导致大量出血、感染破伤风而死的人数量居多,对此,随军汉方医生却是束手无策.政府军首脑西乡隆盛从英国使馆招聘西医随军出征,派上大用场.英国医师及助手为伤员做手术时,采用当时日本尚未掌握的伤口消毒、用全身麻醉切开缝合伤口和截肢手术,挽救了大量伤员,不但大大降低了战事伤亡率,而轻伤者亦能很快复原,重新成为战力.军事活动中,西医在外科手术与临床诊疗的神奇功效,使新政府军高层深受震动,内战结束后,引进学习西方军医制度和改革传统医疗体制成了明治政府一大急务.
１８６８年１２月,根据天皇的旨意,明治政府将国民的健康和卫生防疫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加以督导,出台《太政官布告》,宣布全面改革医疗制度,有曰：“医师之义,关系人之性命,实非容易之职也.然于近世,不学无术之徒,猥弄方药,误人性命者不在少数,又背圣朝仁慈之旨趣,以此甚不相济也.今般设医学所,立规则,学之成否,术之巧拙,均以考试验效,无有执照者,不得从事医业.”
布告中明确国家对医疗的掌控,还规定今后在日本行医谋生,必须通过国家医学考核才能获得执照.十年之后,全国通过考核获得西医执照的已经达到一千八百多人.明治政府虽没有明确禁止汉方医学,但却施以封杀生存空间的政策导向令其自行式微：开业医师资格考试科目全是西医内容；汉方药馆被废止,禁止汉方医药自由买卖,严格控制中药“处方权”,中药处方须得有西医执照业者才可以开.针对当时汉方医生占绝大多数,西医人才稀缺的情况,明治政府采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积极培养本土西医人才.
由于德国医学经由江户时代兰学家之手传播到日本,以及对日本成功向近代化国家转型的启蒙之功,成了明治政府高层心仪的楷模,于是将学习德国医学技术和体制列入建立国家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之中.明治元年,佐贺藩长崎兰医出身的相良安知被任命为“医学校兼医院”（大学前身）大学权大丞,主管政府医疗事业.在同样是佐贺藩出身的明治权臣大偎重信、副岛种臣支持下,日本全面引入德国医学体制,聘用德国医师传教,同时官派大量青年才俊赴德国学医,比如出身岛根藩医世家的明治时代著名文豪森鸥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肩负家国重托公费去德国学医,学成归来,官至陆军医院总监.明治政府的“医制”改革不久就大见成效,到十九世纪末期本土西医人才大量涌现,诸如连鲁迅所在的日本偏远地区的仙台医专,尽是西医出身的教授、博士和教师,反过来成为日本曾经事师一千多年的中国人的学习对象了.
西医代表先进、文明,代表主流,而一度造福东亚乃至为世界医药事业做出过贡献的汉方中医学成了落后、保守、愚昧的代名词遭到妖魔化,这正是鲁迅留学仙台医专的时代风气.但仙台医专的留学经历却成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当初为救死扶伤而立志学医,但以“幻灯事件”为契机,激愤的周树人君觉悟到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更急迫的是改造国民的精神,于是弃医从文,走上文化、思想启蒙之路.
令人感慨的是：早于鲁迅留学日本一个世纪,几乎与杉田玄白生活年代同时期,在中国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近代医学先驱.但很可惜,这个生活在嘉庆、道光年间名叫王清任的乡下医师所点燃的科学火苗,并没有形成燎原之势,冒了一阵烟,最终复归于沉寂了.
王清任（１７６８—１８３１）是河北玉田人,自幼对中医学情有独钟,废寝忘食加以研究,不到而立已经将多种医学典籍烂熟于心.他原是玉田县武举,家里捐钱为他得到一个类似地方武装部主管的职位.但王清任志在岐黄之学,后辞职以行医立世谋生.在钻研和行医实践过程中,他发现《灵枢》、《素问》（《》）等传统医学有关内脏的描述存在很大问题.
有一年,河北滦州地区瘟疫流行,幼童死亡甚多,尸体在荒郊遭野狗刨出撕咬,内脏暴露,王清任行医中得以察看儿尸脏腑血脉,由于数量庞大,记录下的案例有三百多个.为了证实自己“成人内脏不出其外”的判断,他设法进入刑场,观察刑尸或参与解剖.在大量实地观察的基础上,他发现被后世服膺遵守了数千年的医典存在致命的问题,比如《灵枢》虽然最早提出“解剖”一词,但有关人体脏腑之说,与实际解剖所示存在严重偏差.许多医书对脏腑功能的解释都不正确,是造成病理不明、药力不效的根源：“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积四十年实地解剖所见,他绘制成了大量的人体脏腑草图,于１８３０年刊刻《医林改错》和《亲见改正脏腑图》,从临床实践纠偏传统医学经典的错误和纰漏.
王清任著作中闪耀的科学智慧之光曾引起西方相关人士的关注,十九世纪末曾有驻华英国医生把《医林改错》部分章节英译,陆续发表在不列颠权威医学期刊《博医汇报》上,获得西方医学界惊叹.但在近代中国医学史上,王清任的影响也就到此为止,他终于没能像杉田玄白那样为中国开启一个近代医学新时代,遑论为后世引领出变革与维新了.据研究,《医林改错》在当时受到冷遇甚至被当作异端,遭到不遗余力的抵制和围攻,王清任晚景凄清,在无限抱恨中郁郁而终.
历史上中医的几度兴衰,每每与时代动向和社会意识密切相关.从王清任与杉田玄白截然不同的命运,不难看出作为国粹的中医,恰如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是遭遇西学东渐这一“千古未有之变局”过程中尴尬处境的一个写照：先是故步自封,而后面临强势挑战时捉襟见肘最终自我怀疑和否定,乃至“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过犹不及,一度被废弃得比日本还彻底,境遇至今很难说有本质上的改变.
回过头再来看当今日本医学界,西医依然居于主流地位,但对于一度被弃如草履的汉方医学的认识却发生很大改观.１９７２年中日建交,也正是在这一年,日本成立了第一家东洋医学研究所.１９７６年一些汉方中药开始获准用于医疗保健,中药重新当作医院处方.十年前开始,汉方医学在日本迎来了复兴.不必看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汉方药店,从读书出版业来看,近年来推崇中医理疗优越性的图书每每成为畅销书,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本,“汉方药”重新成为生活热词.复兴的原因诸多,首先是西医本身的局限性问题,如临床分科过细,化疗电疗带来的严重副作用,以检查化验为中心的理疗无视患者的诉说,还有西医对癌症等重症的无能为力,使得长久形成的西医信仰开始动摇.２００５年以来,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始进入退休,高龄化人口达到高峰值,关注健康长寿成为一大社会潮流,在此背景下,凝聚几千年养生之道传统智慧和实践经验的中医重放光辉.中医、西医各有侧重,并非孰优孰劣的问题,取长补短,或能造就无限可能性.就像屠呦呦所说：中医西医各有所长,两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具有更大开发潜力和发展前景.
伟人曾预言：“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医学,这一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和智慧积淀的传统文化,曾经为人类的健康贡献至大.古代医籍关于青蒿水渍榨汁的记载启发屠呦呦的灵感,经过她及其团队数十年刻苦攻关,成功打开研发之门,挽救上百万人类生命,这是“传统中医给世界的又一礼物”.屠呦呦同时开启的还有中医国际化大门,她的获奖,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世界医学权威体系对传统中医文化所寄予的期待.
西医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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