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孙文明二胡艺术回望和再发现《二琴光亮》演奏绝技复原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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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上半叶,中国有三个人为二胡艺术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刘天华、阿炳早已为人熟知,而孙文明却鲜有人知,虽然现在业界已经开始越来越加重视,许多胡琴爱好者也对孙文明逐渐知晓,但他在二胡音乐,演奏技艺,尤其是对胡琴艺术发展的重大贡献对绝大多数观众来讲还远远了解的不够.
孙文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二胡音乐具有什么样的特质？他的二胡技术都有哪些特点？对二胡艺术具有哪些贡献呢？我们通过以下几组数据可以窥见一斑：首先,目前已知孙文明创作二胡曲有12首.其中1首《画年红》失传,共有11首乐曲存世.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刘天华一生共创作二胡曲10首.阿炳也只留下3首二胡曲；第二,孙文明在上海音乐乐学院任教近两年,教授了吴之珉、林心铭、吴赣伯、郑豪南、胡祖庭、刘树秉等一批音乐学院专业二胡学生.因此,他作为同时期唯一一位在专业音乐院校任教的二胡教师,为其二胡艺术传承留下了宝贵实践；第三,孙文明已知留存的11首乐曲都有他亲自演奏的录音,为我们了解和学习他的二胡艺术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实际作品远不止12首,1963年在上海曾召开过一次孙文明研讨会,据说当时整理了30首左右的乐曲,但不幸已经丢失）；第四,孙文明的二胡曲不但运用了我们今天所通用的五度定弦演奏方式,更创新使用了八度、同度定弦、无千斤、双音演奏等特殊演奏技法,使二胡的表现力得到了极大扩展和丰富.以上这些创新改变了我们对二胡的传统认知,开拓了二胡的表现潜能,给予现代的我们一种强烈的震撼和启发.
与刘天华相比,孙文明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刘天华是用西方的音乐理念,借鉴小提琴的发展体系对二胡进行改革,在最大化保留和“不伤及”民族音乐风格的前提下,用标准化的概念将戏曲的、民间的等各不相同的二胡统一到一个标准之下,例如定弦、形制、乐谱、演奏等.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成功之路,使二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迅速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发展最快的一件民族乐器.刘天华制定了一个标准,大家都在这个统一的标准下尽可能展现二胡的表现力,丰富和发展二胡的演奏技术.我们今天都是在这个“标准理念”下学习和成长起来的.这其实是一种西方思维理念在中国实践成功的典范.
而孙文明却不同于刘天华.如果也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与比较两个人的话,孙文明则是完全“打破”了这个标准.他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只有音乐.只要为表现音乐所需,二胡的定弦、形制等一切都可以随其意而改变.在孙文明那里二胡就犹如“变形金刚”,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着直接关系.孙文明走上音乐之路可以说是生活所迫,他四岁因病失明,幼年丧父离家出走开始了流浪生活.当时瞎子在流浪中的生活技能就是“算命”,孙文明也不例外成了小小的“算命先生”.可是毕竟年纪小,给人算命的“可信度”不高,所以生意也不好.有一次,孙文明流浪到江苏某地听当地人说到“算算命交交好运,拉拉二胡脱脱晦气”,并了解到瞎子算命生意好的都会拉二胡.受此启发孙文明便开始学习二胡,那时他16岁.由于具有异常的音乐天赋,加上虚心好学和坚强的毅力,他很快在二胡演奏技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时为了学习一首曲子和某一个技术不惜辗转数十里登门求教.到处流浪的生活让他接触和学习到了各地丰富的民间音乐和戏曲,如锡剧、京剧、评弹、越剧、丝竹乐和各地民歌小调等等,拓展了音乐表现和思维空间,为日后的音乐创作储备了丰富的“素材”.
另外,孙文明还是一位非常具有市场意识的民间音乐家.周皓先生是唯一看过孙文明整场“独奏音乐会”的音乐家.据他回忆,1959年春夏之交,孙文明在当时的无锡中华大饭店旁边的一个大茶馆里挂牌演奏.当时周皓先生为了能够邀请他到上海民族乐团讲学,从奉贤—青浦—昆山—苏州等地一路追寻孙文明到了无锡.整场演奏一个半小时左右,人数达百人之多.开场曲是《四方曲》,意为迎接四方宾客,终场曲为《送听》,意为送别众位听众朋友,中间演奏了《流波曲》《弹乐》《夜静箫声》《志愿军归国》等乐曲,还有大量的戏曲民歌等,可以说内容十分丰富,也格外吸引观众.有意思的是,孙文明那时就与剧场实行“分成”制了.这说明了：第一,市场意识让孙文明思考如可将二胡创作和演奏等各种形式更加与观众相贴近；第二,要有创新意识才能不断前进并留住观众；第三,孙文明当时二胡艺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并具有很大的影响,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具有很高的“票房”号召力；第四,他不再是单单流浪乞讨的“民间艺人”了,已经开始初步尝试演奏家的“巡回演出”模式了.
孙文明对二胡的热爱,近乎于“痴迷”.他无时不刻想着如何演奏好二胡,并刻苦钻研探索.虽然他学习二胡比较晚,但是优异的音乐天赋和勤奋让他的二胡演奏技艺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二胡给他带来快乐,使他的生计得到改善的同时,也让他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因此孙文明的音乐总体来说是乐观的、积极的.与刘天华的音乐具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心,阿炳的音乐要诉尽人世间悲苦相比,孙文明的二胡音乐更加“纯粹”,在音乐内容和演奏形式上也更加“千姿百态”.
孙文明是一位听觉异常敏锐,想象力非常丰富,创造力非凡过人的音乐家.由于思想上没有任何禁忌和顾虑,所以他的二胡音乐经常会有“变废为宝”的奇思妙想.例如弓毛缺少松香发音“打滑”,演奏出现“狼音”这些我们通常竭力避免的演奏现象,孙文明则逆向思维加以利用,并由此创作了用二胡内弦独弦演奏的乐曲《夜静箫声》,获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据孙文明女儿回忆,“孙文明可以将他听到的所有声音用二胡演奏出来,而且是非常的逼真”.但孙文明却不仅停留在对声音的单纯模仿,他会通过对其“消化”创造出一种新声音、新音乐.
以孙文明的二胡曲《二琴光亮》为例.整首乐曲由泛音与双音组成,尤其是自如的双音演奏与丰富的和音使人几乎想象不到这是由二胡演奏出来.目前,这首乐曲的曲谱已经找寻不到,演奏技法也已经失传.笔者采访了目前在世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包括孙文明的女儿,都对这首乐曲来由说不出其印象.第一个发现和挖掘孙文明二胡艺术的周皓先生说,这首乐曲可能是在孙文明受聘上海音乐学院之后创作的.
乐曲结构：《二琴光亮》由“引子—主题—连接句—主题Ⅰ—连接段—主题Ⅱ”构成,整首乐曲结构简约明晰,短小精炼.正如曲名一样,像两把琴在同时奏响,声音和谐光亮.
乐曲开始即以一段泛音引出,一串串自然泛音像晶莹剔透的珍珠,饱满明亮.随后乐曲进入主题,优美的旋律伴随着持续低音缓缓流出,D宫调式在平稳的4/4拍节奏中和谐自然.乐句中由附点和弓法变化带来的切分节奏,又使旋律充满了灵动和活力.在一个自然泛音插入的连接句后,进入主题Ⅰ并展开变奏.这一段将原主题的最后一句进行扩展的变奏,先在徵音上通过变换弦法让旋律与和音互换,将旋律变为内弦,和声色彩瞬时柔和,旋律内敛含蓄.之后旋律与和音再次互换,旋律在徵音和羽音上交替回旋后回到宫音上.进入到连接段是一个精彩的双泛音华彩,充分利用双弦同时将内外弦不同高低的泛音同时演奏出来,营造出一种流光溢彩般的绚丽和斑斓.之后的主题Ⅱ也是对主题Ⅰ的承接和延续,只是相应地缩减,最后悄然结束在D宫音上.
演奏方法：前面已经说过关于《二琴光亮》这首乐曲的创作缘起,背景内容等相关信息,无论是他的学生及亲友们都没有听孙文明说起过,更没有这首乐曲的相关记载,演奏方法也已经失传.笔者通过反复聆听孙文明演奏录音,再比对其他乐曲的演奏录音,经过对孙文明创作思想理念的理解和归纳,演奏习惯特点的探索实验,终于将《二琴光亮》这首乐曲的演奏方法“复原”.
“定弦”和“千斤”是打开孙文明二胡创作和演奏艺术“宝库”的两把“钥匙”.前文中说过,孙文明与刘天华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二胡发展之路,今天我们是在刘天华现代二胡思维下认识和学习二胡的,对二胡的形制、定弦等早已有了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用这种惯性思维去解读孙文明的二胡演奏艺术显然是不合适的.《二琴光亮》堪称是孙文明在“定弦”和“千斤”的运用上最有创意的代表之作.这首乐曲运用了“半千斤”五度定弦.何为“半千斤”呢？“半千斤”就是里弦没有“千斤”,外弦有“千斤”.为什么要用“半千斤”呢？是否有故弄玄虚之嫌？完全不是.因为《二琴光亮》这首乐曲除了演奏各种双音音程外,还在曲中出现了“四度双颤音”演奏.见谱例：
如果是五度定弦,纯四度双音必须要用两个手指同时按音,再用另外两个手指同时颤音,这几乎是不可能,就算是能做到,双颤音的音程关系也不对.而录音中孙文明在演奏四度双音颤音时感觉非常轻松简单,就像是一个手指同时按住双弦在演奏.但是如果用四度定弦,录音中内外弦的空弦音高却又明明是五度关系.这个问题在记谱复原《二琴光亮》这首乐曲时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直到有一天突然想起在跟吴之珉、林心铭等老师学习孙文明乐曲时曾听他们说过：“孙文明的千斤运用很灵活,他用铁丝弯成一个挂钩,再系上绳子绑在琴杆上,用的时候勾上琴弦,不用的时候就放在下来,很方便.”这使我恍然大悟,既然孙文明对“千斤”运用“无拘无束”,那就是说只要音乐需要想怎么用都可以.照此思路,只在一根弦上使用“千斤”也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我就只在外弦的空弦大二度音程位置使用了“千斤”,形成了内外弦空弦为五度音程,而在实际按音时却是四度音程的“半千斤”形式,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地解决了这个备受困扰的关键问题.真应了那句俗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个问题一解决,整首《二琴光亮》乐曲的“复原”也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研究和演奏孙文明二胡作品时,一定要先了解孙文明的音乐特质和思维理念,才能让音乐的灵魂不受桎梏自由飞翔.
此外,双马尾琴弓的运用也是演奏《二琴光亮》的关键技术.为此,我借鉴四胡琴弓和民间二胡双马尾琴弓,与制作琴弓的师傅一起研究特制了演奏孙文明乐曲的的双马尾琴弓.见图：
不光此曲,《人静安心》《送春》《春秋会》《志愿军归国》等乐曲的双音都须用双马尾演奏.
风格特点：《二琴光亮》这首乐曲的音乐风格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西方“帕萨卡利亚”.但作为一位生活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民间艺人,不可能受到西方音乐过多的影响.那么,孙文明为什么会创作这首《二琴光亮》呢？乐曲音乐风格又是缘起于什么呢？其实这是地道的中国音乐风格,是我国北方蒙古族一种特有的“长调”音乐,它的曲调优美流畅,旋律起伏跌宕,音域宽广辽阔,节奏舒缓悠长,并有许多只能意会的自由节律.而马头琴是演奏“长调”最好的乐器,尤其善于伴着持续长音演奏双弦和音.由于马头琴左手是以指甲从弦侧触弦发音,所以音色明亮,很适合并容易奏出丰富的泛音.蒙古族的另一种神奇歌唱艺术形式“呼麦”,则是歌手利用自己的发声器官同时唱出两个声部.这两个声部的关系基本就是一个持续低音和一个流动旋律相结合.无论《二琴光亮》的主题旋律还是泛音段落,尤其是双泛音演奏,都与“长调”和“呼麦”如同出一辙.而从孙文明几十年到处流浪生活经历来看,完全有可能接触或听到过蒙古族的音乐.以他的好学精神和对声音的敏锐性,再加上对音乐感觉极高的领悟能力,借鉴这种音乐形式和风格在二胡上创作出了这首精彩奇妙的《二琴光亮》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琴光亮》这首乐曲,不但从演奏形式上突破了对传统意义上的现代二胡学派认知,让我们对孙文明音乐理念和二胡创作及艺术风格有了深刻理解,也对二胡表现力潜能和空间的发掘提供了良好借鉴.
（本文为上海音乐学院“双馨双成”项目）
汝艺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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