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筛选
分类筛选:

图书馆学类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风向标历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会回顾有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图书馆学范文 类别:毕业论文 2024-02-22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风向标历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会回顾》

该文是图书馆学相关论文范文文献和图书馆学和风向标和研讨会方面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会议是学术的一种在场交流.历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的召开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当时的学术研究情况,总结这些会议有助于理解图书馆学的发展脉络.1984 年杭州会议探讨了图书馆学的元问题,开启了多元化面;1991 年庐山会议、2000 年常州会议和2003年郑州会议,面对新的话语环境积极反思过去、规划未来;2007 年重庆会议、2011 年深圳会议和2017 年湘潭会议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三次探索性会议,在跨学科和多视角话语融合中,从职业化、人文化、多元化等维度重新定位图书馆学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会议学术史

0 导言

会议是学术的一种在场交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就曾召开小规模的科学讨论会,讨论彼时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和争议问题.全国性图书馆学的科学讨论会和专题研讨会的召开始于1979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以后.中国图书馆学会下设的学术工作委员会(1987 年后称“学术研究委员会”)负责开展国内学术交流,成立之初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科学讨论会,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作为重要专题在会上进行了讨论[1].此后,鉴于人多面广等原因,学会决定以专题研讨会的形式开展学术活动,充分发挥学术工作委员会下设的专业研究组(后称“分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就是最早一批的全国性专题研讨会,由基础理论研究组(后称“基础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1984年至今已举办七届,会议召开地点依次为杭州、庐山、常州、郑州、重庆、深圳和湘潭(下文以地点命名会议).历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的召开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当时的学术研究情况,总结这些会议有助于理解图书馆学的发展脉络.然而,关于历届会议的记录不多,主要来自会后发布的少数几篇综述、纪要以及论文集,其后的相关叙述存在单调复述、评价不当等问题,甚至连会议召开时间等基本信息都偶有讹误.这些问题究竟来自会议本身还是关于会议的研究?对于图书馆学来说,历届基础理论研讨会是怎样反映其研究进展?是否对学术研究起到推动作用?是否带来研究启示和新的理论成果?这些都需要以会议为对象进行一番学术史研究.

1 从探讨图书馆学元问题开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和百家争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领域的政治话语支配逐渐放松,大量翻译过来的国外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冲击着早前研究中的思维定势.彭修义对“知识学”的阐述、刘迅对“世界3”的引介等开一时之新,引发热烈讨论,各地各单位召开科学讨论会形成一时风潮[2].另外,国外电子计算机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也引起了学界关于新技术革命的关注.改革开放后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应如何发展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1.1 1984年杭州会议

1984年11月1-7日,首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在杭州举行,由时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基础理论组副组长沈继武、项戈平主持(组长张树华因病未能参加会议),来自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含16个大学图书馆学院系单位)的66名代表参会,会议征集到论文74篇,会上交流36篇[3].

会议在召集阶段提出以“探讨新的技术革命与图书馆学的发展和图书馆对策问题”为中心议题,着重讨论若干理论问题,包括:(1)图书馆的性质和社会职能;(2)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范围和学科分支;(3)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4)图书馆学与其他有关学科的关系;(5)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6)国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综述[4].会议论文和现场讨论基本依循上述中心议题和建议方向展开,与会代表就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各抒己见,形成了热烈的争鸣气氛.会议的讨论内容具体见于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及项戈平[5]、刘迅和邵巍[6]撰写的会议综述,涉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和新技术革命对图书馆学的影响三个主要问题,以及图书馆学的相关学科、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代表们就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提出了不同观点并进行了争鸣,虽有一定共识,但最终没有达成统一意见.沈继武总结了本届会议的三点作用:一是开创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新局面,二是锻炼了研究队伍,三是促进了基础理论的教材建设.刘迅和邵巍认为这是一场“研讨理论,振兴学术,开拓前进”的会议[6].范并思分别在1986年、1987年和1995 年撰调了杭州会议对形成图书馆学多元化理论格局的里程碑意义[7],这一观点为多数学者沿用,逐步成为学界对杭州会议的主流界定.

杭州会议召开的背景是80 年代思想领域的新旧交替,一方面体现在图书馆学自身理论建构和实践规范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体现在图书馆学研究群体尤其是年轻一代在理论探索中的孤独和困惑.回应这样的需要和化解这样的孤独和困惑,归根到底取决于对图书馆学元问题的探讨和认识,在此基础上建构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杭州会议引导人们着眼于图书馆学元问题的探讨,同时又鼓励人们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上进行争鸣.会上的学术分歧,直接作用于人们对学科性质、学科结构、相关学科、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问题的认知,从根本上决定了图书馆学多元化理论格局的形成.这该是杭州会议的意图和意义所在.

1.2 杭州会议之后

杭州会议后,中国图书馆学会基础理论研究组于1985 年出版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论文集》,汇编11 篇会议论文、6篇近年来刊物中有关基础理论方面的论文以及1949-1983 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参考索引,进一步发挥了会议的影响力.杭州会议之后,许多省的图书馆学会相继召开研讨会,内容大都侧重图书馆性质、图书馆学对象与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相关学科等基础理论问题,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8].

杭州会议主张“学术”[6],鼓励代表们各抒己见,甚至短兵相接,因此研究者得以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乃至学术困惑,学术问题得以多角度呈现与充分探讨.这一过程不仅振奋了彼时图书馆学研究队伍的士气,还培养了其理性争论的对话意识、多元开放的思维方式和敢为人先的理论勇气.会议直接推动了新时期图书馆学概论性教材的新编,1985-1988 年期间出版的一系列重编教材,如桑健的《图书馆学概论》、倪波与荀昌荣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黄宗忠的《图书馆学导论》等,改变了1981 年《图书馆学基础》一统江山的局面,更新了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教材建设走向了多元化[9].进一步而言,教材重编犹如一个扩音器,将杭州会议及其前后出现的观点和思潮收拢之后予以放大,将其影响通过图书馆学教育培训系统,延展到更广更远的时空.

1986 年,在杭州会议及其论文集的基础

上,中国图书馆学会又与浙江省图书馆学会联合在《图书馆研究与工作》杂志上举办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笔会”,共征集论文80篇,内容包括新形势下图书馆的性质和职能,以及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学科属性、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经评选,共有34篇论文全文和31篇摘 要编入次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笔会文集》[10],反映了80年代初尤其是1984年杭州会议以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2 在话语转换中反思与生长

杭州会议前后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持续不久,从1987 年开始形势骤转,进入低谷.尽管杭州会议后还出现了“应用图书馆学”的初试锋芒,90年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论文数量有明显增长,研究内容有所深化和扩展,但在看似繁荣的研究中存在较多应时应景的、过度争论的研究.图书馆学研究一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与实践脱节”的批评;另一方面受信息/知识话语的牵引,在学科体系、院系名称等方面出现“信息管理化”转向,在学科内外逐渐形成“非图书馆学化”思潮.第二、三、四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时间上正处于90 年代的两端,内容上前后呼应,在世纪之交的话语转换中反思,并探索学科未来发展的方向.

2.1 1991年庐山会议

1991年9月9-11日,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本届会议与编译出版委员会组织的第三届图书馆学期刊编辑工作研讨会同时在庐山图书馆举办,共有57 人联席参会.这是一届在“秋风秋雨”中召开的会议,尽管那时候正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面临各种批评、沉寂落寞之时,但受基础理论分委员会主任吴慰慈的邀请,一批思想活跃的学界青年如刘洪波、柴纯青、葛民、刘迅、卿家康等人参会,激活了本届会议的热烈讨论气氛,据说当时会上未尽会下议,白天未尽晚上议,晚上讨论到十点半,其盛况可见一斑[11].

从内容上看,庐山会议主要集中于世纪之交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总结与探索.会议提出了“清理学科现状,规划学科未来”的任务,中心议题为两个方面:一是总结与回顾80 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状况与格局;二是探讨、展望基础理论研究在90年代的发展路向[12].在主持人吴慰慈关于“建设性总结和批评”以及“不必强求统一”的建议下,会议讨论在热闹的争鸣中展开,青年学者的思想活力得到施展.会议主要探讨了80 年代的研究成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观等问题,《图书馆》1991年第五期报道了本届会议的具体讨论情况[11].主持人吴慰慈总结和提炼了会议的基本共识:(1)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应坚定地沿着理论的方向发展,排除来自唯科学主义和庸俗的实用主义的干扰;(2)90 年代的发展要继续坚持多元化理论研究格局,要支持争鸣并坚持平等原则和宽容态度;(3)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教材要搞成专著式的教材;(4)结合实际认识和引进新思想、新方法,不能生搬硬套;(5)要正确认识学科发展规律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视现阶段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不确定性和前科学状态,防止理论缥缈化,与实践脱节.

总体而言,庐山会议的精神振奋意义比之理论成果更为凸显.它及时召集和组织了老中青研究队伍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使得一度沉寂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界再次活跃起来,在探讨图书馆学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凝聚同人,营造共议环境,促使彼此嘉勉,推进知识交流与创造.庐山会议就像一根井中悬绳,带来了希望,提供了基点,也指明了方向.从历史定位而言,庐山会议实际上是对杭州会议以来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回顾和反思.80 年代提出的新观点,指出的新方向,乃至是否走了一条歧路,都需要梳理整合,进行深入反思.唯有如此,才有步入90 年代新时期的理论勇气和自信.在庐山会议的交流中,图书馆学的研究者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学科建设中的弱点(比如,在讨论理论与实践关系时,有人指出“经院式研究”脱离实践的问题,也有人认为不应一概反对“理论超前”的观点等),对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局限和偏差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和纠正(比如关于“理论基础”的深入探讨及其与“基础理论”的关系辨析),为90年代一系列基础理论成果准备了理性种子.刘洪波、郭星寿、李慧珍、郑金山、丁国顺、徐引篪、霍国庆等人在以信息/知识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中,提出了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和内容体系的新观点,“知识组织论”和“信息资源论”等新的对象认识的出现,进一步深化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进而为图书馆学面向新世纪向前发展做好了铺垫.遗憾的是,本届会议影响面不大,而且会议在理论图书馆学上回归的理性很快被席卷而来的市场经济热潮淹没,刘迅和葛宁等理论研究的先锋也在会后相继离开了图书馆学界.

2.2 2000年常州会议

2000 年4 月25-27 日,第三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在江苏常州召开.本届会议同样是一次联席会议,由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吴慰慈和文献资源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卢子博共同主持.参会代表包括两个专业委员会的部分委员和论文作者共28 人,多为在这两个研究领域内研究成果丰富、学术影响较大的中青年专家[13].

常州会议是一届名副其实的世纪之交的会议.尽管90 年代初的庐山会议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做好了铺陈和预备,但学科的实际发展远远赶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受图书馆事业低迷的阻滞;另一方面受信息技术发展的牵引,近十年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多为热衷迎合社会潮流的“一时之作”,而真正的成果寥寥无几,无怪乎90 年代中期有人形容图书馆学为一个“步履艰难的挑夫”[14].从庐山会议到常州会议这段间隔期,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人们对信息环境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图书馆界面临着更复杂、更具压力的“网络等新技术环境”[13],图书馆学研究期待变革和突破.因此,人们开始反思单方面学习国外的做法,更多地站在与国际接轨的基础上探索自己的变革之路.常州会议提出了“新的技术环境下图书馆学学科新的知识生长点”和“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图书馆学研究”的议题.与会代表从技术发展等角度总结回顾了20 世纪的图书馆学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网络等新技术环境下图书馆学研究的十项重大选题:(1)图书馆形态研究;(2)图书馆与图书馆员的定位;(3)图书馆知识组织和信息组织的新内容和新形式;(4)文献信息资源建设;(5)图书馆事业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战略;(6)图书馆改革;(7)图书馆学科的定位及与其他学科的渗透和融合;(8)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发展的思想历程和思想遗产;(9)图书馆学教育;(10)图书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建构[15].

从会议讨论内容上看,常州会议与庐山会议相似,既有对传统基础理论问题的反思,也有对新问题的探讨,只是前者侧重回顾与总结,后者侧重预测新的知识增长点.在中国图书馆学世纪之交的转型期,这两届会议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整理和延续,起到一个基础支撑的作用,激励了一批仍然充满热情的基础理论研究者继续前行.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使常州会议成为一个独特的转折点.常州会议前,图书馆学研究主要还是偏重理论,常州会议上关于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优先性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新世纪的研究中社会实践对理论研究的牵引更为凸显,应用图书馆学逐渐成为主流话语.

2.3 2003年郑州会议

2000年常州会议之后到2003年之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段小,主要表现是:在研究对象认识上出现了新的观点和争鸣,在学科体系上进行了历史性回顾与建设性探索的双向研究.有学者提出,体系更新是确立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关键[16].实际上,20 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 世纪初,正是传统图书馆学向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与过渡时期[17],关于学科现代性建制的理论研究数量可观、观点有新意、内容不失深刻与成熟.2002年4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六届学术委员会正式成立,新一届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在当年的工作计划中提出要以“回顾过去、分析现状、展望未来”为主题,于2003年4月底或5月初召开一个学术研讨会,探讨信息时代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由于“非典”疫情的爆发,会议比原定时间延迟了半年[18].

2003年10月22-26日,第四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在郑州召开,由郑州大学与河南省高校图工委承办,共26 人参会.本届会议的征稿工作自2003 年上半年就已开始,主办方向专家、学者发出了征稿信,内容涉及“图书馆消亡论”辨析,图书馆学研究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网络时代的图书馆学,图书馆学学科新的知识生长点,图书馆学理论、实践与技术,图书馆学的跨学科研究,图书馆学方法论新探,信息时代的中国图书馆学发展路向等方面.同年9 月,又一波征稿发起.最后,来稿中的27 篇主题相关文章汇编成《发展与创新——第四次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书,由郑州大学拨出专门经费于研讨会前夕出版[18].

郑州会议的规模最小,在学术史中笔墨不多,存在感较低.但留存的会议论文集,让我们对本届会议聚焦的主题和讨论的内容有较为客观、完整的了解.基本上,本届会议的研讨内容是对近年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反思和对新世纪学术的展望,主要体现在图书馆学的理论建设、研究对象、未来发展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四个主题,集中反映了信息/知识话语对图书馆学研究的渗透.“知识管理”是本届会议的热词之一,盛小平提出要构建图书馆知识管理理论体系,内容包括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基本原理、图书馆知识组织、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组织结构、图书馆知识管理系统、图书馆知识管理服务、图书馆知识管理评价等;柯平讨论了知识论、知识交流论、知识组织论、知识集合论等几种观点,提出知识管理应成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资源;党跃武在全面评价宓浩和黄纯元的知识交流论基础上,结合知识管理理论,提出重建知识交流论的设想[19].会议还重点关注了新世纪以来的人文精神取向,从各个角度探讨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

郑州会议的主要作用在于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复归与拓宽.一方面向抽象的元问题回归,会上讨论的若干问题在会后进一步形成论文发表,激起了图书馆学对象研究命题上的几波争论;另一方面向图书馆学本土化、知识管理等新领域拓宽.不过,这种拓宽存在“过宽”之嫌.吴慰慈在会议论文集序言中指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除本学科基础问题的阐释外,还应更加关注本学科的前沿性问题[20].由于学科前沿与应用领域之间的界线比较模糊,随着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应用领域的新问题、新现象就会层出不穷,数字化建设、参考咨询、知识管理等课题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这种基础理论研究边界的向外拓宽,以及边界划界意识的弱化,自郑州会议以来延续至今,事实上这并不利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

3 面对现实寻求新的定位

21世纪初,图书馆学理论在元问题的追问上有了一些新锐探索,如“知识集合说”和“可获得性论”等的提出,这些探索打破了徘徊局面,使理论研究有了尖兵突进.另一方面,郑州会议后学界关于理论与应用关系的探讨不断推进,逐渐转化为图书馆事业的一种理念,开启了关于“图书馆精神”“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人们尝试从政策层面和精神层面关照图书馆发展的现实,开辟了新的话语领域.

2005 年前后,社会两极分化矛盾比较激烈,弱势群体庞大,图书馆学界有识之士通过探讨“知识的自由、平等与公平”“图书馆权利”“人文精神”等问题,来关注贫困群体与弱势群体.同时,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初见成效,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加大,带来了图书馆新馆建设的.这些新的现实呼唤着新的理论方向,图书馆学进入理论转型时期,力图寻求自身的重新定位,构建新的学科框架,以包容学科自身的生长,适应新的现实需要.

3.1 2007年重庆会议

2007年11月28-30日,第五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在重庆图书馆召开.来自全国近40 名代表参会,主要为活跃在图书馆学理论界的知名学者,如吴慰慈、刘兹恒、范并思、蒋永福、杨文祥、肖希明、李超平、于良芝、徐建华、邱五芳等.早在2006 年底,会议就以“继承、发展与完善——立足于当代图书馆实践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主题发布了征文通知,强调本届会议计划专题讨论现代图书馆学理念与理论体系的相关问题,设立了六个分主题:(1)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当展;(2)图书馆职业的核心能力;(3)现代图书馆发展中技术、人文或制度的关系;(4)公共图书馆理念的思想(理论)价值;(5)图书馆人文精神的起源与发展;(6)中国语境下的图书馆学新术语辨析等[21].在研讨会召开前夕,组委会选取了38 篇征文汇编成《构建面向图书馆职业的理论体系——第五次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2].这一论文集的出版对会议讨论和会后图书馆学研究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会上,前几届会议的亲历者吴慰慈就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和理论多元化作了鼓舞性发言,他指出图书馆学研究要持续探寻学科新的知识生长点,要促进理论与技术的融合,要调整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要继续解放思想,要不断探索理论多元化的模式,还要有博爱的理论胸怀.就重庆会议的具体内容而言,可以从韩继章[23]、刘兹恒和高丹[24]撰写的综述中总结出五个方面,即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和图书馆学方法.会上对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进行了集中、热烈的讨论,李超平认为国际上一些为大家认同的普适价值观应当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我们可以照搬;肖希明指出,前人早已对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作出过各种描述(如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他认为建构现代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需要从传统的价值观中涉取营养.除价值体系外,更受关注的是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范并思提出了“以现代图书馆职业理念作为一条贯穿整个体系的红线”这一设想,认为图书馆学的对象与性质等属于学科自我完成的内容,是与图书馆职业缺乏内在必然联系的内容,应该被排除在面向图书馆职业的理论体系之外.这一观点在会上并未得到充分讨论,人们对此既有支持意见也有不同看法.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和发表的综述文章显然受此观点启发,以“构建面向图书馆职业的理论体系”为题名,赋予了这一观点更多的话语权重.当然,也有人发表文章指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并不等于“图书馆员职业规训纲要”[25].

重庆会议是一届极富时代感的会议.会议探讨的内容基本反映了当时国内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提出了构建新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设想,与会代表还尝试共同绘制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发展的蓝图.从这点上来讲,重庆会议是重要的.然而,它又是存在争议的.即从征文通知开始到论文集的出版,重庆会议的主办者多次强调“面向图书馆职业构建理论体系”这一观点,而这一观点的来源并没有建立在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客观地说,这一观点的提出和讨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是作为会议论文集的题目,这就使它成为了一个具有引导力的话语,这种引导话语会形成一个认识误区,即把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引入职业培训的窠臼.再进一步讲,单向度引导话语的提前确立,对会议的自由讨论和学术自由风气的形成是不利的.另外,本届会议过于强调应用图书馆学,但是作为一个基础理论研讨会,内容过多地来源于应用图书馆学研究,容易使人产生困惑:这究竟是想将应用图书馆学纳入基础理论的体系呢,还是取而代之?总而言之,重庆会议在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导向上作出了探索,这种探索的合理性仍然留下了很多需要深思的问题.

3.2 2011年深圳会议

2011年12月15-18日,第六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在深圳图书馆召开,共30 余人参会.本届会议以“图书馆学理论的使命与担当:面向未来的评价与思考”为主题,旨在系统总结和梳理新世纪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为新信息环境下图书馆学理论的重建奠定基础.会议就十个分主题进行征文:(1)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及未来应然走向;(2)新世纪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3)现代图书馆理念的职业价值;(4)图书馆的价值、使命与社会责任;(5)新阅读时代的图书馆学理论重建;(6)面向图书馆学情报学融合的基础理论研究;(7)图书馆学理论创新的方法论;(8)现代图书馆理念、图书馆制度与信息技术的关系;(9)我国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10)图书馆学的学术规范与学术评价.会议共征集到论文84 篇[26],其中30 篇汇编成《图书馆学理论的使命与担当:第六次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一书[27].

深圳会议基本延续了重庆会议的话语方式和引导倾向.征文通知中延续了上一届会议的“构建面向图书馆职业的理论体系”这一陈述;而论文集中的文章反映了重庆会议后四年以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新发展,包含对前者所涉研究的扩展和深化.当然,深圳会议也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以及重庆会议的研讨内容进行了反思.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刘兹恒在深圳会议的主旨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是应该面向职业还是学科?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如果面向决策,是否放弃了自己的独立学术地位?图书馆学研究更需要人文因素还是技术因素的推动?图书馆学体系是应重构还是继承和发展已有成果?[28] 因此,深圳会议的研讨范围较为开阔,不仅仅局限于价值取向视域,也包括了若干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黄红华和周佳贵为本届会议撰写了综述,总结了代表发言和会议征文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构建、人文与技术、研究规范、图书馆价值取向等五个主题上的观点[29].深圳会议是一届以情怀为名探讨现实发展的会议.“使命”和“担当”富有浓厚的理想色彩,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研究环境中研究者勇于承担责任的意识较弱;另一方面也传达出图书馆学人在反思、探索和重构中的内在焦虑.可以说,在构建具体的“职业化”理论体系,或以“使命感”提升图书馆职业形象的尝试中,重庆会议和深圳会议都带着美好的愿望.

3.3 2017年湘潭会议

2017年10月20-22日,第七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在湖南湘潭召开.共有66 位代表参会,既有可亲可敬的学界长者,也有活跃在理论舞台的学术中坚,还有一群富有活力的青年才俊;会后有人发现,参会人数恰与杭州会议相同,可谓历史的巧合.2016 年下半年,第九届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重新组建,决定以“现当代图书馆学理论问题的回顾与探索”为主题召开专业研讨会,会议从五个主要方面进行征文:(1)30 年来国内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进展;(2)现当代图书馆学争论问题研究;(3)现当代图书馆学学术范式研究;(4)现当代图书馆学学术思想研究;(5)当代图书馆重要实践问题的理论探索[30].在研讨会上,入选会上交流的论文作者分别在“图书馆重要实践问题的理论探索”“我国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史”“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范式与方法”这四个主题版块发言,与会代表就主题发言和相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言犹未尽者在会议安排的“学术沙龙”中挑灯夜论,直到晚上十点半.方雯灿、龚蛟腾等[31]撰写的会议综述完整展现了湘潭会议的现场情景与研讨内容.

就研讨形式来看,本届会议打破了以主旨报告引领讨论的传统形式,引入了“去中心化”的参与和分享理念,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与会人员不以职务、头衔、职称的等级区分,在圆桌自由落座;二是不设主席台,取消开幕式的主旨报告;三是严格限定主题发言时间,确保充分自由讨论;四是晚间学术沙龙以头脑风暴方式鼓励个人表达观点,激发出思想火花.此外,有赖于即时通讯技术的普及,本届会议结束后还自发形成了“微信线上会”,突破了线下会议的时空之限,维系持续的、更大范围的学术交流.就研讨内容来看,由于不作预设,也不对讨论进行引导,因此湘潭会议的论域较广,从图书馆事业发展到公共图书馆业态融合,从新儒学视角到唯物主义哲学对图书馆学的观照,从“17年”学术史到学人群体研究,从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到图书馆可持续发展,又涉读者阅读服务、社会力量参与、研究范式、口述历史等高热度问题.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王子舟总结了这次会议讨论比较集中的四个点位,分别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图书馆的教化功能、图书馆学的内在规定性与图书馆学新的“矛盾说”.

除形式上开学术风气之先外,湘潭会议另一重要特点与作用是重视和推动图书馆学学术史的研究.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处在网络大数据的技术环境和图书馆公共理念发展的人文环境下,信息、知识、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各种话语交叉融合,图书馆以及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面临着解构与重构的挑战,基础理论体系历经不久前的“职业化”争议依然面临重新定位的问题.而重构的第一步,一般都是往回看,回到理论本身的基本问题、元问题上.本届会议上,荀昌荣和韩继章等前辈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回忆了杭州会议以来的历届基础理论会议.如果说,1984 年杭州会议集中讨论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等问题,是以探讨元问题和鼓励学术争鸣为特点;那么,湘潭会议回归元问题,重点讨论了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范式、学术史等问题,则是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呼应了杭州会议.此外,会议协办方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还借会议之机,举行了该校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中心的揭牌仪式.学术史研究得到如此重视,似乎传达出一个信号,即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要把学术史研究作为重要内容开发,从学术积累中获得创新与开拓的资本.

4 关于会议研究的探讨

4.1 学术会议的作用

就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而言,历届全国基础理论研讨会贯穿起来并不能形成一部完整的理论史.从内容看,杭州会议探讨图书馆学元问题,开启了多元化面;庐山会议、常州会议和郑州会议相继召开,皆面对新的话语环境反思过去、规划未来;重庆会议、深圳会议和湘潭会议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三次探索性会议,在跨学科和多视角话语融合中,从职业化、人文化、多元化等维度重新定位图书馆学的研究方向.历届会议反映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框架的不断扩展和深化,但这种扩展和深化并不强求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或者追求理论体系的完整和严密.从形式看,会议研讨既有静态的论文集,又有动态的现场讨论,而且历届会议的召开从整体来看并不是一项有计划、有条理的安排.有时会议的参与者存在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认识不清、定位不明等问题,从而使得会议不能有效解决现实困境或者为学术发展开辟合理的路径.不过,历届全国基础理论研讨会的积极作用也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反映研究话语走向;(2)促成个人研究成果转化;(3)通过对理论问题持续讨论进行学术积累.就会议的学术积累作用而言,总结历届会议的讨论内容可以发现,后人讨论的一些问题其实前人已有很多论述,有些已经形成了共识.比如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探讨从第二届开始持续到第七届,韩继章曾在回顾重庆会议时发出质疑:“难道这个问题还是图书馆学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吗?”[32]今人一味求新、自以为是的争议,其实早有很好的答案,甚至比现在提出的更深刻、更精致.但是一些好的共识没有为后人接受,甚至了解.很多图书馆学研究者不知道有此全国性基础理论专业研讨会,更遑论认识会议的理论成果.这是会议本身的责任,也涉及学术规范的问题.因此,本文的研究重在整理,没有什么创新的东西,只是带着历史应该被珍视的想法而做的挖掘和再现工作.

无论既往会议是否起到预期作用,开展学术会议依然是十分必要的.学术交流既需要隔空对话,也需要面对面探讨.学术会议作为一个在场交流平台,与期刊平台相辅并行,能够在“组织研究队伍,增强学术研究凝聚力,明确研究方向,推动理论研究发展”[20]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概括来讲,学术会议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1)反映和作用于学术发展方向.每一次会议都回顾和总结了前期的学术发展历程,探索了学术发展的新方向,激发了研究者学术创新的热情,研究者可以通过多次参会把握某一领域的学术进展.(2)提供学术交流的必要平台.学术期刊侧重显性知识的交流,学术会议则侧重隐性知识的交流.人们在学术会议上可以通过口头的、即时的语言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在知识交流的同一时刻进行知识创造.而且,隐性知识的交流更为个性化,参会者在会议交流中获得的感悟和启发会历久弥新,而会议的重要性及其价值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凸显.目前图书馆学界很多的学术会议存在着一种现象,即会议代表认为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讨论,不在大会的会场上,而在酒店的房间里(也就是人们认为会场走形式,不愿去会场,而仅重视酒店房间里的交流和参观).而好的会议应该是,大会的会场和酒店的房间都是能让人得到收获和启迪的场所,庐山会议和湘潭会议有类于此.

4.2 会议研究的作用

从会议本身和学术研究两方面来看,会议研究也是必要的.从会议本身的角度来看,尤其在信息社会时代,会议在人际交往和学术交流方面有着独特作用.间接知识交流的发达促进了知识的积累和普及,但是知识的创新和突破却更多地依赖直接知识交流.国外非常重视会议论文的价值,而国内则对会议论文的价值重视不够,这种差别固然反映了国内外学术环境与学术思维的不同,但这种差别是否也反映了国外学术创新走在前头的某种因素呢?当然,学术会议需要总结和反思,才能不断提高质量、提高地位,才能避免走马灯似的形式化,才能真正发挥直接交流对知识创新的作用.通过对历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的梳理,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启发,比如:会议要有议题,但不应将某些有待讨论的议题作为定论提前预设;会议形式要体现自由并鼓励充分争鸣;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可以提高会议的认知度从而广泛传播理论成果等.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会议研究可以作为学术史研究的一个侧面,对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专著等形成补充.目前图书馆学界会议不少,以会议为对象开展学术史研究的文章却不多,且学术会议相关的记录材料和研究材料偏少.其原因是中国的学术史研究重视期刊文本而不重视会议交流的记录.也因此,许多重要的学术会议都没有形成详细的现场记录.由于资料少,仅有的几篇综述或回忆文章基本统御了话语权,人们在二次研究中相继沿用其说辞,以至于渐渐形成所谓“常识”.但是这种“常识”离“共识”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因此,我们需要带着存疑的态度,广泛寻找原始资料,追溯事件的叙述过程,通过多样化的碎片材料,在分析与综合的基础上重建话语.会议研究的重点应该侧重会议的实际情况、实际作用,不要盲目地轻信综述,而要反思综述是否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会议成功与否,综述的肯定只是提供给我们一个判别的视角.在资料匮乏的条件下开展以会议为对象的学术史研究时,研究人员不能仅依靠少数会议记录材料和研究资料(如会议集、综述、报道),还要考虑相关论文、会议亲历者的回忆等.

5 结语

在现有的图书馆学史研究中,杭州会议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似乎形成于它在图书馆学史材料中的高频亮相,重复提及的人多了,也就越来越有名了,也就显得重要了.在其他学科的学术史研究中也有这种情形,比如文学史上也有一个“杭州会议”,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开端.文学界的杭州会议和图书馆学界的杭州会议都召开于1984 年,召开日期相隔不过一个月.比起图书馆学界的杭州会议,文学界的这个杭州会议面临的争议就大得多了,有学者研究发现,将文学界的杭州会议作为寻根文学起点的历史评价与众多参会者的叙述不符[33].或许,这可以引起我们图书馆学研究者的一些警惕.尽管本文暂且还是认为历届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会议有着上述论及的具体情况和历史意义,但是随着我们对历史现场的考察,关于历届会议的认识和评价,依然是在不断深化的.

图书馆学论文参考资料:

此文汇总:上述文章是关于对写作图书馆学和风向标和研讨会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图书馆学本科毕业论文图书馆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和你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