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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相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与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有关论文范文素材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范文 类别:毕业论文 2024-03-25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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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梁漱溟于1893年农历九月初九出生于北京安福胡同,就是现在的新华门马路对面、警卫局南侧的胡同.

祖父原名梁焕鼎,家有长兄名为梁焕鼐,下面还有两位妹妹.曾祖母是大理白族张氏,曾祖父名叫梁济,是清朝的内阁中书.祖父的祖父是山西永宁的知州,祖父的曾祖父也做过知县.因此,说祖父出生在官宦世家一点也不为过.

关注民生:“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

1980年,祖父接受美国汉学家艾恺(Guy S.Alitto)长达一个月的采访后,整理出版《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书名源于曾祖父梁济与祖父的最后一次对话.1918年11月3日,梁济在家中问了祖父一句话:“世界会好吗?”祖父一愣,沉吟片刻,答道:“会好的,相信一天天会往好里去的.”梁济说:“能好就好啊.”六天后,他便投北京静业湖(今积水潭)而亡.他在遗书中写道:“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风气日下,所以梁济想通过他的死对社会有所警醒.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徐志摩、梁启超、傅斯年等人都对此事作出了积极中肯的评价.当然,梁济之死,受影响最大的就是祖父.他说:“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祖父直到93岁最后一次登上讲坛时仍说:“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在拼命干.干什么?就是中国的社会问题.”

执教北大:“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1917年1月4日晚,祖父经范引荐登门拜访蔡元培.寒暄过后,祖父拿出自己的旧作《究元决疑论》,想向他请教.没想到,蔡元培说:此文我已经在上海看过,写得很好.哲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我想请你出任北大的印度哲学讲师.祖父一愣,他并没有求职的想法,所以回答说一是现在有工作,二是自己是中学学历,没有任何的教学经验,恐怕不太适合.蔡元培说,我现在寻不到他人,你来北大可以不把自己当作老师,可以当作学生跟大家共同学习就好.祖父说他还担任机要秘书,一时脱不开身,蔡元培说:没关系,你可以请人代课.见年长自己25岁的前辈竟对自己这么关爱有加,祖父就答应了下来,先找了朋友代课.

当年6月,张勋复辟,辫子兵进京,祖父也回到了家中.他早在上中学时就经常在琉璃厂买佛经佛典自学,由此产生心向佛法的念头,故而从报社离职后又一头钻进了佛经佛典里.直至此时,祖父仍没有想过前往北大教书,而是准备前往湖南的一个庙里剃度出家.在去往湖南的路上,祖父看到沿途兵祸连连、民不聊生的惨状,于是放弃了出家之念,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转身回了北京.回京后不久,祖父便接到蔡元培再次邀请他担任北大印度哲学讲师的来信,随即前往北大执教.

和而不同:祖父与熊十力的友情

大家都知道祖父的性格是很执拗倔强的,但他也有非常包容豁达的一面.这点从他与熊十力之间的友情便可看出.

二人的相识相知颇有几分戏剧色彩.祖父曾在《究元决疑论》中指名道姓地斥责熊十力“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无知”,因为熊先生在《庸言》杂志上发表文章,指责佛法让人流荡失守,毫无可取之处,而祖父心向佛法,所以熊先生的言行他深不以为然.不料1919年的夏天,祖父接到了熊先生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此文看过,骂我的话不错,我暑假准备来北京,可否一晤?”那时熊先生在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师,假期来到北京就住在西四的广济寺.祖父随即登门拜访,两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终生好友.

他俩这对“好朋友”,确实非常与众不同.好朋友一般都是志同道合,他俩却恰恰相反,无论在生活习惯、脾气秉性还是思想理念上,都是大相径庭.祖父内敛深沉,熊先生外向狂放.

由于父辈的缘故,我父亲后来认了熊先生做干爹.1948年我父亲在清华大学学植物生物学,一次他去看望熊先生,熊先生留他吃饭,问他:“培宽,现在吃什么有营养?”我父亲就说,应该像西洋人那样喝牛奶,这样身体更强健;还要多补充维生素C,红辣椒里维生素C的含量很高.过了一段时间我父亲又去看望熊先生,熊先生又留他吃饭,竟跟太太说:“培宽来了,给他拿牛奶下面条,红辣椒也给他准备好.”熊先生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人.

祖父对熊先生的评价是,熊先生才气横溢,是不守故常的人.祖父曾建议熊先生去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那里去学唯识学,熊先生答应了,一学就是三年.后来祖父在北大也教唯识学,教着教着觉得自己学识不够,教不下去了,就跟蔡元培建议去请欧阳竟无的大弟子吕徴来教,蔡元培答应了.结果欧阳竟无先生不肯放他的大弟子走,祖父一筹莫展,后来一想,熊先生在这儿也学了三年了,就问他学得怎么样,熊先生拍拍胸脯说没问题,祖父就推荐他到北大教了唯识学.但是祖父没有想到,熊先生登上讲坛后,却是另辟一路,称作新唯识.

1924年,祖父主动离开北大,想到山东去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办教育.他跟熊先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熊先生说,你走我也走.就这样他们带着各自的学生,一同前往山东办学.当时熊先生的学生管我祖父叫漱师,我祖父的学生管熊先生叫真师(熊十力号子真),后来又叫力师.抗日战争期间,祖父还在重庆北碚专门为熊先生办了一间勉仁书院,里头只有一个讲师就是熊先生,学生们都围坐在他身边听他讲.

熊先生每出一书必先印送给祖父.他的观点祖父都不太赞成,认为他对先贤不恭,狂妄自大,但仍专门写了《读熊著各书书后》,一一加以点评,认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朋友.二人的交往,堪称一段佳话.

家风开明,“君子行不言之教”

祖父回忆说,梁济给他的教育是非常新式的:让他自己主动去碰撞、去成长,而不是实时指导他这个该怎么做、那个该怎么做.祖父说,父亲给自己的教育无外就三点:第一是带他去看戏,给他讲戏里的故事;第二是带他上街购买日常的生活用品,了解人情世故;第三是教会他穿衣吃饭等生活基本常识.祖父说:“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与我母亲一样天生心地忠厚.”“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1988年5月,祖父接受人生最后一次采访.台湾《远见》杂志的记者问他:“您对台湾青年和大陆青年有什么嘱托?”祖父说:“要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沉吟片刻后又说道:“要顺应时代潮流.”

1985年,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对年轻人影响最深的就是迪斯科.这种欢快的节奏、奔放的舞姿非常吸引我,我花了10块钱,专门报了舞蹈班去学习.当时我在北大上学,助学金也就18块钱,那可是足够生活一个月的.投入这么大,我是上课好好学,回家认真练.有一天,我在家里的客厅正练着,看到祖父正好走来.那时候父辈们对于这类西方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还是有很多非议的,我突发奇想,拦住祖父问:“爷爷,您刚敢于看见我跳舞了吗?”祖父点点头.我追问:“您喜欢吗?”祖父扶了扶眼镜,莞尔一笑说道:“你喜欢就好.”那时祖父已经92岁了,他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他的宽容、包容,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摘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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