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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视域下的国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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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磊

国学,是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在中国古代,儒家学说一直是作为我国的主导思想发挥作用,这种趋势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延续了两千多年.随着西学的涌入和封建制度的崩溃,儒学从这种正统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并受到严厉的批判乃至诋毁.新时期以来,我国开始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与学术,并试图作为一种对思想的有益补充,由此国学得以进入政治话语之中,并不断成为其言说的新的理论资源,这就构成了当代中国视域下的国学.

一

新时期“国学热”兴起的准确时间是1992年.文化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又开始活跃起来,而这一次登场则是“国学”.与“文化热”的普遍繁荣,西学大量被国内接受的情况全然不同,知识分子的研究领域和趣味,由于某种力量的干预和导向而产生了巨大转变.似乎是由知识分子自主发起的国学研究热潮,其实与这种强势力量之间有着充分的默契和积极的互动.

1993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并创立《国学研究》期刊.《人民日报》迅速予以正面回应和连续报道,《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电视台都进行了跟进报道和积极评论.当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使用整版的篇幅,以《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为题,报道了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成立这一事件.8月18日,同样是《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署名为文哲的评论文章,直接以《久违了,国学》为题再次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正面的评价.9月20日,第三篇关于此事的报道刊出文章《〈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引起反响,读者投书本报表示赞赏并提出热切希望》.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是国学热在新世纪里再次形成的又一具体表现.在国学院成立的同时及前后一段时间,各主流媒体均对此事件进行了关注,为国学热的兴起和国学院的成立造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2005年5、6月间,分别刊发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署名长文《接续文脉,重振国学》（《人民日报》）和《关于振兴国学的思考》（《光明日报》）,对弘扬国学、振兴国学作了舆论上的宣传.除此之外,由这两大主导的主流平面媒体,围绕着此文化学术界的事件,进行了积极的“关注”和密集报道.[1]

由此可见,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有所不同,国学热并非是单纯的文化学术界的现象,更多渗透着的是政治力量的作用.

二

二十世纪之初,“国学”这一概念的出现明显地带有民族主义的倾向.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清末的民族主义,主要指的是强烈的排满情绪.1911年清王朝覆灭,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传统社会宣告结束,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此时,民族主义因暂时失去了明确的对象而趋于沉寂,激进的国粹派也转而发展为胡适等人所主张的整理国故.新中国建立之后,革命的意识形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中国大陆占据着主导地位,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诸多理论,皆无法获得存在的空间和理论上的合法性.进入新时期之后,以与时俱进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也可以被解读为爱国主义和民族特性.在此政治背景下,传统文化的地位开始上升,民族主义也随之抬头.季羡林先生于1992年提出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理论,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

人类创造的文明或文化从世界范围来说可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体系,每一个文明或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发展、衰落、消逝的过程,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二十一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将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2]

这段文字是当下宣扬民族文化特殊价值论的先声,同时为国学热做了理论上的铺垫.但是,季先生关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各自地位、特点及命运的分析,有些类似于宗教轮回的说法.他关于东方文化“整体的综合”的评价,也显得过于笼统模糊,这种对中国文化未来的乐观态度,也更多的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而并非学理上的探究.[3]在此之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中国可以说不》系列,可以看作是当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代表；而同一时期国学热的出现,代表的则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倾向.二者之间是一种彼此依托、相互促进的关系.“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文化上的集中表现.它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认同文化传统,并要求从文化上将民族统一起来.”[4]它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文化史区分不同民族国家的本质特征；第二,文化民族主义是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第三,文化民族主义把文化作为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核心依据,目标是保留、复兴和壮大自己的民族主义.”[5]

进入二十一世纪,伴随着国学热不断高涨,文化民族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包括国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的看重和青睐,逐渐整合为当下多元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事实上,被用来充当意识形态的不仅仅是传统文化,革命、经济、思想等等,都曾经或者正在起着意识形态的作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等话语正在成为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传统文化中大量封建的、专制的因素,由于国学热的骤然兴起,而没有得到认真的反思和清理,甚至是被有意地淡化、搁置起来了.于是,中国学者对于当下国学热也表现出了各种思考和忧虑：

在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盛、大国理想逐渐复苏并且开始自觉进行文化建设的今天,面对“国学热”现象,如何在一种冷静的心态下对国学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而不是采取盲目跟风、一味溢美的态度,这就成为中国文化重建的关键所在.如果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精神来指导国学的自我批判,那么过分疯狂的“国学热”或者将蜕变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复古主义,或者将聚变为一种狭隘偏执的民族主义[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不应该回避国学在最初意义上的民族性,这里的民族当然指的是汉民族.因此,我们对民族意识乃至民族主义也不能只做简单而狭隘的理解,甚至是负面的理解.民族主义,用胡适先生的观点来讲,它至少有三层含义：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是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国家.[7]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并不只是表现为排外,他还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以此为前提,我们才能说民族主义前期的建构是有意义的.正因如此,国学中所蕴含的价值导向功能与意识形态作用,才得到了的承认和积极推动,文化民族主义的出现并受到各种力量的推动和追捧,与国学热的兴起几乎是相伴同时.

三

关于国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本身就是一个歧义丛生、众说纷纭的学术公案.无论是在二十世纪之初的国粹派,还是后来的国故派,对于什么是国学,国学都包括哪些内容？类似这样的问题并没有给出一个可以明确界定的答案.新时期以来的国学热,对于国学的理解更是莫衷一是,各有各的说法.近几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议,因“大国学”的高调提出而出现了某些变化.季羡林先生关于这个大国学概念的设想,曾经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做过相似的论述.

现在国学特别热,但是年轻人对国学的概念比较模糊,不太清楚.那么什么是“国学”呢？简单地说,“国”就是中国,“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

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按照我的观点,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

既然这样,那么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的文化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共同体.[8]

国学在这段文字表述中,所强调的主要在“国”而不是在于“学”,也就是说季羡林先生的大国学,更主要的是要求国学在国家社会发展中承担起某种责任,发挥出作为国家文化的作用.也就是说,无论何种学问都要和当下我们的民族、国家相对应,不应超出更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部分.由此看来,国学所承担的似乎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建构作用,事实上是国家学.关于国家学的概念,在西语中即theory of state,很显然并非是本土概念.它本是近代德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术语,经由日本被梁启超引入中国的学术界.

在流亡日本后的数年,梁启超以他的方式对日本的政治理论——用当时日本的用语来说,就是“国家学”——进行了吸收,并反映在自己的言论中.

明治时期的日本人没有采用明治初期流行的英美流派的政治学,而是输入德国流派的“国家学”.这个词很难翻成英语,具有独特的语感.[9]

关于国学和国家学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学术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一点,季先生也是深有体会的,他的观点代表了这种关系的一个维度：

因此,在今天世界上,学术实在是脱不开政治.我们时刻想到这一点,就会促使我们更加努力,更加小心翼翼.不管我们研究的国学是哪一个部门,我们必须认识到学术与爱国主义的关系,决不能掉以轻心.[10]

国学与国家学之间虽然有着复杂的渊源和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国学毕竟是一门学问,属于学术研究和讨论的范畴,它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原则和路径,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与政治的需要相等同.如果强制性地把国学和国家学捆绑在一起,就会出现逻辑上的悖谬.如果国学丧失了本身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完全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甚至是研究结果都与政治、国家和意识形态绑定,这种做法的结果只能宣告国学研究事实上的“死亡”.

学术作为学者个人或个人的研究成果,只能说是一家之言,但是在这众多的一家之言中间,允许自由、平等的争论和探讨.而事实上,在学术界确实存在着,关于各种学理问题的不同见解,并从中生发出有价值的意见性质的真理.国家学则不同,它是一个国家用来安定社会、维系人心的一种意识形态,即中国古代所说的“国家之重器”.关于学术与国家学之间的关系,早在建国之初就有人明确提出了极有洞见的主张.即对于“家法”和“国学”在学术界使用中的严格区分：

什么时候取消了这种风尚,把“家法”变为“国学”,那学术界的繁荣气象就为之一蹶.例如诗经,汉初时至少有齐、鲁、韩、毛四家传诗.汉平帝时,独把毛诗郑笺立为“国学”（见陆德明“经典释文”）.自此之后,别家的诗也就不传了.流传至今的毛诗,固然已是无价的文学国宝,但如果多传下几种诗来,岂不更是幸事.这一点,至今我们感到遗憾.“家法”和“国学”,究竟哪一个更好些,当然要看这学术的本身.但有一点总是可以肯定的：百家争鸣总比一家独鸣要好些,而百家之言也往往比一家之言更能刺激学术的发展.[11]

从“家法”与“国学”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瞥见无论是古代的“家法”还是现代的“学术”,其自身的独立性与多样性正是其价值所在,定于一尊的只能是经过挑选之后,符合政治需要的“大国学”,即国家之学.

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在古代社会是的正统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就开始了事实上的神圣化过程.以《诗三百》、《论语》为代表的著作开始上升为“经”,孔夫子则被其汉代以后的儒生尊为圣人.这个儒学神圣化的过程几乎贯穿了中国两千年的传统社会.明清两代,儒家经典因为科举考试的原因,直接与功名利禄、仕途经济相联系,从而也被抬高到了极其尊崇的地位,孔子成为了包括封建君主在内的全国读书人的“圣人”,儒学的神圣化得以最终完成.

随着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解体之后,儒学的神圣地位也随之跌落,尤其经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风光不再.然而,新时期以来,这种趋势似乎又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逆转,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尤其是在主流话语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四

随着大众化、媚俗化的国学在社会市场上泛滥,还是在竞相追捧、争相渔利的同时,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保持清醒的意识,对国学热的出现和兴盛提出了质疑.

第一种观点认为：从学理上讲,“国学”一名并不成立.国学热是以国学概念作为基础的,如果国学本身作为概念来讲就是有问题的,或者根本就不能成立,那么由此而衍生出的国学热也就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学理上对“国学”进行质疑与否定,对于当下的国学热来讲,无疑有着釜底抽薪的作用.

早在上个世纪的前半叶,钱穆先生就对国学提出过质疑：“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12]

马一浮先生对此作过进一步的分析：

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经使用惯了,其实不甚恰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为依他起,说来,本不可用.今为随时人语,故暂不改立名目.然即依固有学术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13]

在当下的国学热之中,国学似乎变得更加庞杂.儒家经典是国学,孔孟老庄是国学,儒释道禅也是国学；先秦诸子是国学,后世的经学、玄学、理学、心学、朴学都是国学；甚至占卜、风水、看黄道吉日也成国学了.还有人主张把西学东渐以来,进入中国的学问也纳入到国学的范围之内.[14]国学已经变身为一个多学科、多领域、多民族、多时代的所谓“大国学”,也许还有一个更大的“大国学”在酝酿当中.比如近年来,已经有人在讨论关于“华学”的概念,这里的华指的就是中华,所谓“华学”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是中华文化圈范围内的所有学术学问,也可以包括广义上的文化.[15]这种无限放大国学内容,扩展国学边界的提法和观点,代表着当下国学热现象中一类相当盛行的情况.这种对于大国学的钟情与青睐,使得本来就大而无当的国学研究变得更加无所适从,甚至是不知所云.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言：

如今,历史进入21世纪,我们在扬榷古今、斟酌中西、权衡利弊之后,主张‘广义笼统’的‘国学’应该缓行、少行乃至不行,庶几不至于有背统趋新之嫌罢.[16]

舒芜先生的言辞更为激烈,对国学乃至国学热的批评也更有力度,他在《“国学”质疑》一文的开头即指出：

我不懂什么是“国学”.国,是哪一国？当然是中国.那么别的国家有没有“学”呢？总不好意思说别国都没有,只有中国有.既然不好意思那么沙文主义,那就只能勉强承认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国学”.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土耳其等这些国家,自称过他们的“国学”啊.[17]

第二种观点认为：国学热毫无疑问是在提倡国学,而当下意义上的国学必然与文化传统有关,与复古思潮相联系.

综观近代中国,自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文化的撞击,凡反对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其武器都是封建文化,或者叫国粹、国学；换句话说就是以落后的意识形态为武器,反对先进文化.这种现象,不但资产阶级革命有过,无产阶级革命也同样有过.[18]

人家讲“科学”,你总不好讲“反科学”；人家讲“”,你总不好讲反“”,于是就提出一个含糊其辞的概念“国学”.[19]

依我看来,媒体上津津乐道的所谓“国学”也就是指能够看懂一点古书,能够做一点古诗词,能写两笔字而已吧,笼而统之的就这点东西,实际上空洞得很.最反对一些人提出所谓“尊孔读经”这些东西的,明摆着是倒退嘛,这些人根本就不明白中国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尤其是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那条路是走不通的.[20]

把历史简化为中国史、帝王将相史,把政治等同于宫廷阴谋、官场倾轧,把哲学解读为圣人语录、道德信条,是当下国学热的一大症候.

第三种观点认为：从现实的角度看,国学只是吸引人眼球的噱头.

在国学热中,不管是什么行业、什么工作、什么目的,只要愿意都可以打上国学的旗号.因此,当下国学热中的国学不仅是无所不包,而且是无所不能的.它就像是一块镶了金边的招牌,悬挂于门楣之上,会是这家店面身价陡增、品位不俗.也是一张万能标签,贴在那个物品上也会使得该物品价值不菲,显得有些来头.国学热中的国学也许只是这样一个噱头.无论是作为学术的文化的国学,作为商业话语的国学,还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学,更多的只是对于国学的包装、消费和利用.所谓的国学热,只是打着“国学”旗号的空洞表演.

李玉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

注释

[1]《接续文脉,重振国学》（学者论坛）人民日报2005.05.27第15版作者：纪宝成；《人民大学组建国内首个国学院》人民日报2005.05.30第2版作者：李江涛；《是谁“遗弃”了国学？》（人民时评）人民日报2005.06.20第5版作者：李泓冰；《启蒙传统　振兴国学——北京安定门国学馆传统文化启蒙教育纪事》人民日报2005.08.12第13版作者：张传东;袁华；《任继愈等专家认为学术界国学素养亟待提高》人民日报2005.09.01第11版作者：邱红杰；《复兴国学与会通天下之学》（学术随笔）；人民日报2005.10.07第2版作者：黄裕生；《人民大学国学院开学了》人民日报2005.10.17第11版作者：温红彦；《“乾元国学教室”开讲》；人民日报2005.11.21第11版作者：施芳；《从“百年讲坛”到“国学教室”》（金台随感）人民日报2005.12.13第15版作者：朱铁志；《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国学论坛”开讲》人民日报2005.12.13第14版作者：罗雪村.

[2]季羡林《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摘自《文汇报》1992年3月10日.

[3]有学者认为：相对而言,启蒙知识分子关注的是价值,而国学大师往往更关注“种族”,因而其论述具有一定的“文化沙文主义”色彩.它所反抗的是西方的文化霸权,但却不自觉地追求中国的文化霸权.它与一度喧嚣的“说不”之声交织在一起,对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民族主义情绪的发酵起了相当大作用.今天,某些亲近传统的知识分子仍然跟国学大师一样,幻想中国文化支配世界的一天到来.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11期.

[4]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载自《知识分子的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页261.

[5]钱雪梅《文化民族主义刍论》摘自《世界民族》2000年第4期页4.

[6]赵林《“国学热”的文化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页68.

[7]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载《独立评论》1935年5月12日.

[8]季羡林著《季羡林说国学》北京中国书店2007年1页.

[9]川尻文彦《梁启超的政治学——以明治日本的国家学和伯伦知理的受容为中心》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页1、9.

[10]季羡林著《谈国学》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年页5、6.

[11]鲍昌《“家法”与“国学”》载《人民日报》1956年8月31日第8版.

[12]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页1.

[13]《马一浮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6.

[14]方克立教授认为,广义的国学是“一国所有之学”,除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外,还包括西学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与海外的“中国学”或“汉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大体相当.

[15]参见http://groups.tianya.cn/tribe/showArticle.jspgroupId等于4074&articleId等于148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