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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与《文心雕龙史传》对历史和文学契合关系的认识类本科论文怎么写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文心雕龙范文 类别:本科论文 2023-12-26

《《文心雕龙史传》对历史和文学契合关系的认识》

本文是文心雕龙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跟《文心雕龙史传》和文学契合关系和历史相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周淑婷

历史求真,关注经验的事实性;文学求美,关注虚构想象的可能性:二者在历史编撰中有无契合点?这正是《文心雕龙·史传》作为中国文学史和史学史上第一篇以历史修撰为研讨对象的文章所纠结的问题.到底文学与历史有无契合点呢?亚里斯多德认为:“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1]罗兰·巴尔特持论相似,认为“历史话语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物,抑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想象的虚构物”[2].中国古代文史学家普遍持论与此相反,认为文学虚构性与历史的事实性二者不两立,努力排斥文学性在历史中的存在.但也有部分论者看到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契合之处.比如干宝就把历史和小说在虚构问题上进行对比并认定小说有实,历史有虚.“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3]虽然历史写作“访行事于故老”,“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还是难免有失实之处.所以历史有虚,小说有实,但“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所以《晋书·干宝传》评价这篇序时说干宝“博采异同,遂混虚实”[4]干宝对历史和小说所具有的虚构性认识非常深刻.

在《文心雕龙·史传》中,刘勰一方面认定历史即事实作为理论探讨的前提,提出“务信弃奇”的史传编撰原则,强调“务信”,并以之排除虚构、想象、文学性在史传中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对于怎样“务信”他又很纠结,又从各个角度讨论历史编撰的主观性,比如情节化过程、叙述性、材料选择和整理、主观态度等,把史传书写中文学性的介入作为既定事实来面对.主观性渗透会导致历史对经验事实的游离,是对“务信弃奇”的背反.这后一方面涉及史学对文学的亲和性所导致的史学与文学的共同性,事实上跨越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学科分野,深入到了历史书写中不可避免的文学性.这说明刘勰意识到历史不仅是一种发现,更是一种发明和虚构,“信”固然是刘勰追求的目标,但他也清醒认识到“奇”之不可避免.虽然文学从来都把历史当做自己最仰慕的女神、天堂和追求的圣境,“‘历史’之所以与‘文学’形成鲜明对照,是因为历史的兴趣在于‘事实性’,而非可能性,后者应该是文学作品所要再现的客体.因此,在试图确定小说中何为真假的、漫长的、重要的批评传统中,历史一直被视为现实主义再现的原型.文学理论家在谈到一部文学作品的‘语境’时,也常常会认为这个语境,即‘历史环境’,具有作品本身永远不会有的一种具体性和可接近性”[5],但历史学家和研究历史编撰的学者显然没有给予文学相同的地位和同等的对待.相反,比如在刘勰的历史编撰观中,如果说“信”所代表的真实性追求是历史高大伟岸的正面形象,那么“奇”所代表的文学性、虚构性和想象性的现实存在则是历史永远摆脱不掉的丑陋的影子.“务信”,而“信”在事实上不可得这一矛盾和纠结是刘勰《史传》中难以摆脱的困境.通过讨论历史编撰论与小说创作论的沟通与亲和及其契合处,对刘勰的的历史编撰思想中文学性介入作为历史编撰中的既定事实作出考察,最终会发现,在刘勰的描述和对历史编撰的想象中,无论其主观态度如何,历史既不是纯粹的科学,也不是纯粹的艺术,它是游走在文学想象虚构与科学事实之间的一个,即与科学契合,也与文学.

一、“务信弃奇”的历史编撰原则释义

刘勰在《史传》中提出了“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的修史总纲,“务信”而“弃奇”,“信”、“奇”不两立是刘勰历史编撰观的内容原则之一.在刘勰的观念中,历史是人类经验的特定形式,是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工具之一,“居今识古,其载籍乎”?今人据以认识过去之世,借鉴过去以成就现在.正是因为历史被赋予的这一崇高地位,刘勰强调历史“务信”,“贵信”,“信”成为刘勰判断一部史书优劣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由于小说等虚构文体尚未发育成熟,小说虚构所代表的文学性虚构尚未正面进入文学理论家的思维范围,《文心雕龙》没有论及小说文体,“事信而不诞”是刘勰对所有文体的要求,他也据以评判不同作者的历史书写和构思.比如他指责晋薛莹的《后汉书》“疏谬少信”,附和班彪的观点称赞司马迁《史记》的写作“实录无隐”,因为“实录”会造成“信”之效果.他提出“文疑则缺”这一处理历史材料缺失的方法,因为“贵信史也”.“信”是“按实而书”、“实录无隐”所产生的效果,实而信,信而实,从效果上是信,从创作上讲是实录.

“务信”的实质是对历史真实性的要求.一般谈真实即包括历史记载的事件符合作为客观实情的经验真实,也包括文本内部的真实,文本能否传达作者本意的真实等.刘勰之“信”最主要指向历史记载的事件符合作为客观实情的经验真实,也就是能否被证实或者证伪的问题,与虚构、想象等文学性成分难两立,其理论基本立足点是把历史定位在与虚构、想象、文学性对立的基础之上,把历史与经验事实等同.历史与经验事实等同这一理论预设和立足点本身是历史存在的基础,没有这个立足点,历史就失去独立存在的理由.但从方法论看,要达成这一理论预设没有可能性,历史与经验事实的等同只能是一个渐近值,二者不可能成为一体.

与“信”相对立的是“奇”,历史编撰中“务信”的同时要“弃奇”,“奇”作为“信”的对立面受到刘勰的批评.总体看,刘勰对“奇”并不否定,在《辨骚》篇中,他提出“酌奇”的观点.但考虑到史传的文体特性,他在《史传》中反对奇,弃奇,指责历史书写中“俗皆爱奇,莫顾实理”,并以据“信”反“奇”的立场附和班彪批评司马迁《史记》“爱奇反经”.“奇”在《史传》中是特殊的,稀罕,不常见的,是出人意料的,令人不测的,更是虚构的,实质上表征的是史传中实际存在着的虚构性、想象性等文学性特征.从《文心雕龙》全书看,他所谓“奇”有值得赞赏之“奇”,必须反对之“奇”和没有情感态度之“奇”.同时,“奇”的外延也很广泛:有用辞之奇,“辞反正为奇”,即“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有风格之奇,“奇文郁起”;有事件诡异奇特之奇,“经正纬奇”,“事丰奇伟”;有文采之奇,“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有文章改得好之奇,“及倪宽更草,锺会易字,而汉武叹奇,晋景称善”等.他反对纬书之“奇”,“言贵浮诡”之“奇”,赞赏“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的《离骚》为适应时代新变之奇文.总的说来,刘勰之谓“奇”涉及内容和形式的不同方面,大都有“不平凡,不一般,不常见,其中有好有坏,好坏混杂”[6]之意.但在史传写作中,“奇”与“伪”、“讹滥”、“穿凿”、“诡”相联系,涉及的是不真实性问题,即会被证伪,与历史经验事实不相符合,而与文学性虚构、想象相联系.刘勰在《正纬》提出奇伟之事具有“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可见刘勰对虚构叙事有保留的否定和一定程度上的认可态度,但历史中没有奇的位置.

二、历史内容层面文学性的渗透

(一)“宗经矩圣”的儒家理论视角造成文学性渗入.

在所有构思历史的可能方式中,刘勰赞赏的是儒家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历史观照.如果说历史促进了对现实的认识,那么这一认识就带有儒家意识形态的性质.假如真如科林伍德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历史学家首先是一个讲故事的人,那么,刘勰所坚持的这个讲故事的人是一个具有儒家思想观念的人,儒家思想观念的预先植入无疑会对历史叙述产生重大影响.

刘勰的“务信”追求中暗含着编撰者零度情感态度、作者的道德、伦理、价值观等悬置不论等潜台词,以图最大限度地排除主观性.但事实上,任何历史编撰者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观指导下进行历史编撰,编撰者思维中有前置的理论视角,否则无法对历史事件作出任何编撰与判断.刘勰强化儒家理论视角,恰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而造成文学性在史传中无处不在而又得不到肯定性认识.《文心雕龙》首列《原道》、《征圣》、《宗经》,揭示出刘勰基本的儒家理论立场,并在《史传》中明确提出“立文选言”要“依经以制则”、“附圣以居宗”,昭示历史写作的指导思想必须以“征圣”和“宗经”为标准,即以儒家圣人和儒家经典为标准,可见他对历史编撰的观照是儒家理论视野中的观照.正是基于儒家理论立场,刘勰批评司马迁写作《史记》时“爱奇反经”,奇之所以被弃是因为它与“经”相反.正因为如此,刘勰为历史书写定下的功利性目标“彰善瘅恶,树之风声”之“善”之“恶”都是儒家理论视野中的善与恶.所谓“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即表彰好的贬斥坏的,用以建立一种好风气,即要求历史学家在写作中要褒贬善恶,“腾褒裁贬”,“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历史应该作为烛照现实的镜子,“表征盛衰,殷鉴兴废”.在这样的功利目标指导下,历史书写应该“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即通过一字、片言这样的方式表明历史学家对事件的认知和评价,这倡导的是史传中儒家社会意识形态的植入.

历史事件本身无绝对的善与恶,善与恶都是人们在一定的善恶观指导下的主观认识.“善”、“恶”作为价值观念与主体的个人认识和倾向性有关.历史事件中本来不具有任何善恶倾向性,因为善恶本身就是人的意义赋予,儒家、道家、法家不同思想派别以及不同的人在不同情境中各有不同的善恶标准,仅仅依儒家善恶作为历史书写的标准显然是与“信史”论相矛盾的,“信史”之“信”显然只是儒家之“信”.“彰善瘅恶,树之风声”使得历史带上了意识形态虚构和功利性目的,有把历史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嫌疑,违反历史编撰之“务信”原则,带上了儒家理论视角的偏见,造成主观上唯信史是求,客观上却信史难信,历史因此变成了儒家理论视角窥视中的独家虚构,刘勰观念中的历史到头不过是儒家历史意识形态偏见.刘勰指责司马迁、班固为吕后立《吕后本纪》为失实,因为吕后虽是孝惠帝朝实际统治者,但有实无名,从“名实”观念上说,不当为其立本纪.正是这种儒家理论视角偏见造成了刘勰不顾历史事实,批评《史记》、《汉书》立《吕后本纪》,表现的是他拘于儒家名实思想和轻视妇女的历史局限性.

(二)时间距离以及功利关系、主观态度造成的历史内容偏离历史真实.

从细节上看,刘勰认识到时间距离的远近,有无功利关系、编撰者的主观态度等也会影响历史“务信”,使得历史向文学性靠拢.刘勰认识到历史记载存在“述远则诬矫”的现象.诬即以无为有、欺罔、枉也、诈也,矫为假托、诈称.刘勰认为,追忆年代久远的事,因年代久远往往失实,“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因为基于材料的缺失,历史学家就会“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对于这种情况刘勰提出的处理方法是“文疑则阙”,以“贵信史也”.因为年代遥远造成的历史事实模糊不清,造成了“信史”之“信”开始缺失一角,这种客观材料缺乏造成的缺失失“信”即便“文疑则阙”也已经损害了历史对经验事实的完整把握.

相反,刘勰认为历史“记近则回邪”.不仅记录遥远年代的事情会发生“信”之缺失,就是记录同时代的事,也会出现很多虚假.问题出在作者身上,因为切近的事情会有很多厉害关系,作者不能够持无功利态度,“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为了避免“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之弊,刘勰提出的解决问题之道是“析理居正,唯素心乎”.凭着史家之心要避免“回邪”和“诬矫”这样大的弊端显然不太可以指望,史家“素心”无论如何公正谨慎也难以做到绝对的无功利和无态度.因为凭“素心”而为无论如何难以避免“任情失正”.

三、历史事件叙述化过程

所造成的文学性渗入

不仅历史的内容具有文学性,历史书写所采用的语言媒介形式本身就是文学性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历史和文学具有相同的形式.历史是叙述出来的,作者的主观态度会影响历史的真实从而使得历史向文学性靠拢.刘勰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确定哪一个历史学家的著作更好以及为什么好上,希望通过他的评价和判断为历史书写指明方向,确定构思历史的可能方式中哪种方式更好,这本身就是对文学性在历史书写中作为既定存在的积极应对.所以刘勰对历史撰写的考察,既是形式的,又是内容的.在刘勰提出的“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之修史总纲中,除“务信弃奇之要”主要针对史传内容,其余三条主要是针对历史书写的形式操作.刘勰言及《尚书》、《春秋》成书说:“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又言“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也.阅石室,启金匮,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唐后历史编撰往往根据某一君主统治时期的一系列记录为史料来源,比如作为主要的记录的皇帝的“起居注”、宰相及其下属写的“时政记”,这些是编修“日历”的主要史料,也是编写某个皇帝“实录”的主要史料.“日历”和“实录”都是编年体.这些强调时间性具有编年性质的史料都是史官们“记”录而来.“寻繁领杂之术”中“寻”、“领”的对象是繁杂的历史材料,亦即这些“记”录而来的“编年史”,是对“编年史”进行纲领化、抽象化处理.“品酌事例之条”是品评事件得失,意味着史家要站在一定的理论视角或意识形态立场对事件进行价值、伦理道德等评判.“明白头讫之序”实质上是对编年史进行情节化以形成历史故事,在繁杂的历史材料中找出历史故事的头尾顺序,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编年事件进行强调凸显或者舍弃的不同处理.通过这三方面的形式化叙述化处理,史家在对经验性历史事件情节化的同时对事件进行了因果性、形式逻辑性或者有机结构论、环境论的解释,从而完成史家对历史事件的意识形态性植入,赋予历史事件以意义.这三方面都是从主观操作方面来讲历史编撰,如果说从内容层面已经难以求信,那么,经过了这样的形式操作后历史之“信”就更渺茫难期了.就叙述化过程言,刘勰主要从以下各方面具体讨论了文学性的介入.

(一)语言媒介、形式体例和叙述过程造成史书对文学性的亲和.

历史叙事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物的作品,是一种语言的虚构,历史的内容具有发明的性质,历史的形式更是一种发明.“我将把历史作品看成是它最为明显地要表现的东西,即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一种言辞结构.”[7]作为一种言辞结构,历史书写需要合适的体例形式,在不同史家的历史构思中,形式体例各自不同,进入刘勰视域的历史形式体例就有《尚书》、《春秋》之“记”体,《战国策》之“录而弗叙”体,左丘明《左传》之“传体”,《史记》、《后汉书》之“纪传”体诸不同,各有自己的侧重和优劣势.在经验真实的基础上经由体例形式剪裁后,经验真实势必走样变形,历史就被套入了文学的哈哈镜中.

选定体例形式,下一步就该用语言媒介来组织经验真实.语言文字构成的文辞结构本身就是对现实的最大虚构,是用以把真实置换为虚构的手段,是人类天才的想象和创造.刘勰明确历史写作中有“记”、“录”和“叙”、“序”、“述”、“纪”、“述纪”、“记编”、“铺”、“谱”、“缀”、“联”、“修”之别.“记”、“录”、“记编”,认为“战国有策,盖录而弗叙”,所以才叫做《战国策》.他所谓“录”是记、记录,不做编排,强调时间性,“《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当场把事和言记下来,长期下来,就成为一部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一堆原始材料.“录”、“记”、“记编”等是历史叙事的第一步,操作对象是历史叙事中的原始成分,是有待于历史编撰者选择和编排的原始信息.以“叙”为代表的“叙”、“序”、“述”、“纪”、“述纪”、“铺”、“谱”、“缀”、“联”、“修”等则在时间性的基础上彰显故事性,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情节化,意识形态化和机械因果论、环境论、有机结构构成论等形式论证解释,达成对历史事件的主观阐释和把握,完成对历史事件的编排和意义赋予.“历史感性表现在根据各种未加上的毫无意义的‘事实’编造看似真实的故事的能力.在试图使零碎的、不完整的历史记录具有意义的努力中,历史学家必须运用科林伍德所说的‘构成性想象’,因为历史学家——正如有能力的侦探一样——能根据现有证据以及这个证据向能够提出正当问题的意识所展示的形式原理判断出‘可能的情形’”.[8]在这个“叙”的过程中,要“寻繁领杂”、“务信弃奇”、“明白头讫”、“品酌事例”,做出形式操作和安排.“我们通过将形式连贯性强加于现实世界来理解现实世界,而这种形式连贯性通常与虚构作家的作品联系在一起.我们将历史的‘虚构化’视为‘解释’,同样,我们将伟大的虚构视为对我们和作者一起居于其中的世界的解释.”[9]在叙中刘勰细分“总会”、“起讫”、“铨配”等不同操作,实际是对历史编撰形式化过程同时也是意义植入过程的细究.

(二)“尊贤隐讳”所代表的彰显与舍弃造成文学性的渗入.

历史书写需要以编年史料为基础进一步“寻繁领杂”、“明白头讫”、“品酌事例”.“寻繁领杂”即材料的选择、抽象化过程;“明白头讫”是一个情节化过程;“品酌事例”是意识形态和意义植入的过程.这一系列过程势共同构成历史书写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势必有选择也有舍弃,而选择和舍弃受作者历史观的支配,主观性很强.“列维·斯特劳斯坚持认为,只有决定‘舍弃’一个或几个包括在历史记录中的事实领域,我们才能够建构一个关于过去的完整的故事.因此,我们关于历史结构和过程的解释与其说受我们所加入的内容的支配,不如说受我们所漏掉的内容的支配.因为,为使其他事实成为完整故事的组成部分而无情排除一些事实的能力,才使得历史学家展现其理解和鉴别力.任何特定历史事实‘系列的‘整体一致性’都是故事的一致性,但是,这只能通过修改‘事实’使之适应故事形式的要求来实现.’[10]刘勰所提倡的“尊贤隐讳”就是彰显和舍弃操作的结果.刘勰认为应该“尊贤”,因为“纤瑕不能玷瑾瑜”;对于奸邪,则要“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因为史家如农夫,“农夫见莠,其必锄也”.正是通过对贤者“纤瑕”的舍弃和“奸慝”者奸慝言行的秉笔直书以凸显其恶的处理,完成了史家对历史事件的“品酌”,达成“惩戒”之目的.“尊贤隐讳”即为尊贤讳和对奸邪直笔被刘勰立为“万代一准”.贤与不贤固在人心之理论前结构,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各有贤、奸标准,以此作为隐讳和直笔的标准显然不会使历史走向“信”之一途,违反历史书写的“务信”原则.

以上各方面共同体现出历史书写的建构性特征,其建构的工具是语言,方式是通过情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植入等各种形式化操作安排.事实上,不仅历史书写具有建构性特征,历史阅读同样具有建构性特征.刘勰认识到今人凭借史书认识“唐虞”和“夏商”之世,“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唐虞”和“夏商”之世凭借史书得以传承.“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读者据历史文本以建构历史的经验真实,后人所知的“唐虞”和“夏商”是根据“典谟”和“诰誓”建构而来.历史的建构性为历史带来的是对真实性的背离和与文学性的亲和.历史无论在撰写还是阅读的哪一个环节,都体现出历史对文学的亲和.事实上,弥漫着这么多偏见、主观阐释、遮盖、缺失、形式操作和安排的历史已经很难说是“信史”了,是历史学家在历史叙事中再造了历史,历史在对事实的重构中难以避免地带有了虚构、想象等文学性特征.刘勰认识到这个问题,“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连司马迁、班固都因不能够达到“信”的标准而遭后人诋毁,何况其余.所以刘勰一方面在强调历史必“信”,另一方面,他又确实明白“信史”难信,“奇”如影随形,文学性是历史难以避开的陷阱.所以刘勰倡“信史”说实际上是把“信史”当做一种标准、一种追求的目标,实际的历史总是游走在“信”与“奇”之间,即游走在文学性与真实性之间.完全不“信”的历史不再是历史,完全可“信”的历史不存在,刘勰对历史书写的态度就陷入“信”与不“信”的泥潭中而找不到出路.刘勰对历史编撰的认识深刻,但否定的态度影响了他对史传做出眼界更开阔的总结.“历史什么也不是,只是在历史学家的大脑里将过去重新制定一番而已.”[11]

周淑婷,广西河池学院中文系讲师.

注释:

[1]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杜,1984:28—29.

[2]Roland Barthes.The Discourse of History[M].translated by Stephen Bann.

Comparative Criti—ci.3(1981):7—20.

[3](晋)干宝著,黄涤明注译.搜神记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559.

[4](唐)房玄龄等.晋书(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2150.

[5][7][8][9][10]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70-171.2.175.191.173.

[6]周振甫.《文心雕龙新释》[M].中华书局 2013 :513.

[11]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Z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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