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亲历了四十年前的第一次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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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战凯
我出生于1961年11月,1977年7月高中毕业,十年寒窗不算苦,留下的记忆是快乐少年.
我们读书时,正是高考中断的十年,学校“开门办学”,校内完成作业,开卷考试,还要“学工、学农、学军”,到工厂、农村参加社会实践.电动机、柴油机、拖拉机和水泵,统称“三机一泵”,是我们的必修课.我们不仅有寒暑假,还在春秋两季农忙时放两周“忙假”,学校组织同学们到农村生产队,干力所能及的农活——“支农”.
我们这代人,兄弟姐妹都很多,粗布杂粮陪伴着我们长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时候的学生放学回到家,烧饭、洗衣、担水、劈柴、做煤球,都在帮助家里做家务,学费、书费也要自己挣.我家所在的大丰白驹镇有着悠久的副业创收传统,织鱼网、糊纸盒、糊纸袋、做布娃娃等,都是我们补贴家用的副业劳动,每天完成额定任务才能去上学,才能去玩耍.
那时候,读大学的是从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中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我们高中毕业就走上社会工作了.1977年7月,在拿到高中书的同时,我们所在的大丰白驹中学77届188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原农村户口的同学全部回生产队劳动,集镇居民户口的参加“上山下乡”运动,每户除留下一人照顾父母外,全部下放到农村、农场劳动.我们这一届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后一批实践者,40多名同学到大丰竹港蚕种场落户,20多名同学到农村生产队插队.我因年龄不够,只能暂时跟在泥瓦匠后面打短工.
1977年10月,国家决定恢复高考,1966年至1977年11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自愿报名参加考试,择优录取.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并不以为然,心想：全国这么多人挤这座独木桥,何时才能轮到我！由于恢复高考是当时历史时期的重大决策,自然也成为街谈巷议的主题.晚上父母询问我时,我把自己的想法如实说出,他们认为我平时学习成绩比较好,又刚毕业离校,只要认真复习,应当对自己有信心.我父亲时任白驹镇革委会领导,他告诉我,在国家出台的重大政策面前,应当积极响应,努力争取,切不可有畏难情绪而主动放弃.他鼓励我说,人生的路很长也很曲折,信心和努力这两样不能丢,就算是增长见识,也应当到考场去搏一搏.
白驹中学为了帮助大家参加高考,免费举办高考辅导.历届毕业生数百人挤在一起重新拾起书本.我母亲是白驹小学教师,姑母还是我小学四年级班主任,我从小就遵守作业做好才能玩的规定,学期结束的成绩单上低于95分回家是过不了关的.因此,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年级前列.
由于高考中断11年,恢复高考报名人数很多,所以1977年采取了统考前先初考的方式.11月,以镇为单位设考场进行初考,白驹镇500多人参加初考,获得统考资格37人,其中77届应届生5人.我们读书时,以开卷考试为主,从来没经历过这样严格的考试,初考的数学试题就让我卡了壳,中间有一道题目花了我很长时间,以至于考试结束时还有两道题没来得及做完,幸好总分超过了参加统考的资格线.
当年初考与统考之间有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自然成为强化复习期.当时白驹中学的师资力量很强,英语老师汤星英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数学老师陆纯能原是盐城师专数学讲师、吴仲莲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语文老师陈蔚祖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政治老师杨昌贵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物理老师蒋为庸及化学老师叶静都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
1977年高考的科目是数学、语文、理化、政治,共4张考卷.记得一天晚饭后,我带着复习中归纳出的数学问题,走进了数学老师吴仲莲家,吴老师家人还在吃晚饭,吴老师正在洗衣服.见我到来,她立即丢下手中衣服,帮我讲解数学疑问,我记得曾经问她看不懂的题目,她告诉我,这是复数,我们的高中课程没有涉及,并教导我在高考中如何应对.当我告辞回家时,已经过了午夜12点,看到吴老师还有一盆没洗完的衣服,我的内心既感激又内疚.语文老师赵仿模是我母亲的老师,他以文言文、记叙文、议论文等多种题材,给我布置了十多篇作文,在我写完后一一予以点评.其中一篇“难忘的一天——记刻苦学习中的一件小事”,让我在高考统考中,见到作文题目“苦战”时,眼前一亮,立刻有了底气.
转眼进入12月,统考的日子到了.全县高考考场均设在大丰县中学内.那时,考生要到县城参加统考.说实话我虽然已经高中毕业,可还没有单独去过大丰县城,更不知道考场在哪里,还需要解决食宿问题.那个年代,是没有家长送考的,一切都得自己解决.我和“发小”陈林森同学都接到了统考通知书,便借了自行车,结伴赴县城赶考.到大丰后,林森同学住进副食品厂姐姐家,我则住在飞轮厂集体宿舍.晚上,飞轮厂集体宿舍楼下正在放露天电影.70年代,看电影可是难得的享受,我一个人在集体宿舍里看书,为明天的高考作最后的努力.听到楼下电影的声音,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看更多更好的电影.
高考四门考试分两天进行.第一天上午考数学时,我把比较难做的先留着,有把握的做完再回头推敲,终于将全部试题答完,又仔细检查一遍,正好到交卷的时间了.下午考语文,看到作文题目“苦战”,便胸有成竹地将平时的习作“刻苦学习的一件小事”写出来,看到名词解释“防微杜渐”,耳边响起陈蔚祖老师在课堂上的反复提问.
第二天上午考理化,那时候,大多数同学对理化不感兴趣,但我的物理老师陆维元教我们“电学”时采用了特殊的考试方法,他说：“闭卷考试你们要批斗我,开卷考试大家抄,学不到东西,我们采取口试吧.”他把电学的定律定理和公式写在小纸条上,每个同学抽5张小纸条,回答5个问题作为考试.我为了确保95分以上回家过关,只好将“电学”的所有定理定律和公式全部背熟.现在参加高考,“电学”真的不需要花力气复习了.做完理化试卷,看到附加题是一条“力学”钟摆原理,我暗自庆幸,来大丰赶考的前两天晚上,我上门找物理蒋老师指点了几个模糊的问题,钟摆原理就是其中之一.第二天下午考政治,看到填充题“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是什么？”我立即想起杨昌贵老师穿着大头皮鞋,在教室里边来回走动,边用四川口音大声地反复告诉我们,是剩余价值.就这样,四门考试都顺利考完了.
与现在填报志愿不同,1977年是统考前报名时就填写报考志愿,每人可报三个学校.我没见过大学,家中亲朋好友也没有人读过大学,父亲告诉我镇上街坊陈爱华推荐在南京工学院读书,听说这个学校不错,我便填写了“南京工学院”“浙江大学”“南京邮电学院”三个志愿.
1978年元月,我收到了南京工学院的入学通知书,要求我正月初十到学校报到.那时候,整个小镇都沸腾了,街谈巷议都在传送着这个喜讯.父亲摘下手上的“苏州”牌手表,拿出没舍得穿几次的半新中山装,请来玩具厂杨忠锁师傅为我用木板制作了一个小木箱.母亲赶做了一双新布鞋,准备了床单被席,还特意让我带上油布伞.几个要好的同学送给我一件运动裤、一个笔记本.正月初九,我随纸箱厂杨中明乘送货卡车到南京报到.
入学后,我就读于南京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无线电设备结构与工艺专业.全班40人,来自全国各地,其中20岁以下的应届高中毕业生5人,30岁以上“老三届”6人.同学中,有已经结婚当父母的,也有工作5年以上带薪读书的.当时,我还享受到县以下农村来的同学每月18.7元助学金.看到班上有来自河南农村的同学每月寄10元钱回家,想到母亲当民办教师每月20元工资,我倍加珍惜读书机会.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风清气正,教室和图书馆几乎座无虚席.
1977年高考是秋天报名,冬天考试,第二年开春入学,成为唯一的春季入学的一届,我们与第二年高考的78届是同年入学,同年毕业,虽然只有春季、秋季之分,却是两年两届高考.
回想当年的高考,我们全镇500多人参加初试,37人参加统考,最终录取7人,我成为当年白驹应届生中唯一的一个.四十年过去了,我是恢复高考的直接受惠者,也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是思想的大解放、高校招生制度大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责任编辑：吕文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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