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缅怀李国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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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瑜
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我还是20多岁的文学青年,自己的创作没有方向,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剧本都写过,到底适合写什么,该发掘哪种潜力,路往哪里走,心里没数,有些茫然.其时,我在晋东南一个文学刊物《热流》1986年2月号上,发表了报告文学《中国的要害》,内容是说山西南部交通堵塞的深层原因.文章虽然发表了,但我的这种写法行不行,心里没底.万万没有想到,素不相识的李国涛先生在当年3月6日的《山西日报》上发表了他的大块评论文章《高角度近距离扫描生活——评赵瑜〈中国的要害〉》.文中,他对纪实写作探索给予充分肯定,说这种写作山西不多,他很支持.这是上党盆地之外对我的文章的第一个评论,我受到很大的鼓励.接下来,4月份,《新华文摘》就全文转发了我这篇三四万字的《中国的要害》.我觉得转载和李老师的评论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李老师在评论文章中说：“我不会走眼,看不错的.”他轻易不使用激愤语句,但这篇评论中,他用了情绪激愤的排比句,直至今天,我仍然能背下来.他写道：“修公路搞建设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当然是重要的,不过文章没有写这些,而是着眼于种种人为的困难,着眼于官僚主义造成的困难.这是更为巨大的困难,它们比岩层,比地基,比原料等等困难要大得多,也使人愤慨得多,愤怒得多.”这篇评论使我非常感动.当时我不到30岁,是个文学青年,而李国涛先生已经是文学权威,且与我素不相识,他能评论、肯定一个小青年的文章,我的内心非常震动.我很快给李老师回了信,表达感激之情,表示在文学语言上还要下功夫.
同年10月,李国涛老师又在一本杂志上发表公开信《答赵瑜——谈文学语言》,除了给我鼓励外,说我的语言适合写纪实文学,有粗有细,他强调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因为当时存在一种文学潮流,说“思想大于形象,理念大于文学”.这封公开信里李老师写道：“高层次的文学殿堂是收门票的,语言的等级就标在票上,有志气的小伙子,弄一张门票走进这个殿堂吧.”这些话我都记得.后来,我就坚持写报告文学.
一晃之间,30多年过去,《寻找巴金的黛莉》出版后,李老师在目力不好的情况下,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再一次表扬我的新作.他写道：“这个文章读得我眼疼,还要读下去.”
平时在院子里、胡同里碰上李老师,他都要问问我的工作进展、写作打算,对我很关心.我这么多年坚持纪实写作,坚持锤炼、磨炼文学语言,坚持文体探索,都与李老师的教诲、鞭策分不开.
多少年来,我和李老师一直是君子清水之交,无拘无束.他非常,是具有之风的学者、长者.我们都非常尊敬他.深切地怀念他.只可叹,山西文坛很难再有这样平凡而又了不起的前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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