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当代美国大学共同治理中的教师参和：争议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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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在当代美国大学治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近几十年来,大学治理的企业化倾向、共同治理的危机以及教师权力弱化等问题引起学界的关注和争论.1970 年以来的四次全国性大学治理调查报告显示,当代美国大学共同治理的基本结构保持稳定,教师在学术领域依然保持着主导权,而在非学术领域的参与权也有所扩大.然而,大学治理结构与治理实践的关系较为复杂,相关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
关键词：大学治理；教师参与；调查报告
一、美国大学治理中教师参与的历史演进
从17 世纪第一所殖民地学院创立至今,美国教师参与大学治理是一个逐渐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大学教师逐步发展为以教学和研究为生的现代学术职业,其在院校学术事务中的话语权也日益增长.此外,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学评议会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立,推动了教师参与学校内部治理的组织和制度化进程.
20 世纪初到70 年代,“共同治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和制度安排在大学中得以普遍确立［1］.教师在院系层面的学术事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在院校层面的非学术事务中也获得了普遍的参与权.这一时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66 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美国教育委员会（ACE）、美国大学董事会协会（AGB）联合发表了《学院与大学治理的联合声明》,其中明确提出“共同治理”是指导美国大学治理实践的首要原则,也肯定和保障了教师在大学治理中的重要地位.20 世纪70 年代后,美国进入所谓的“新经济时期”,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导向逐步凸显,大学面临日益增长的财政和问责压力.
一些学者认为,大学的运作正在朝着企业管理的模式发展,其表征之一是学校雇佣大量的学术人员以消减财政预算,而获得终身教职的人员比例则显著下降.一些文献中也不乏关于教师权力和影响力日益衰减的讨论,有学者甚至提出所谓“共同治理的终结”,认为公司治理已取代共同治理成为指导高等院校运作的首要原则［2］.
二、教师在大学治理中的权力变化
对美国大学治理中教师角色历史演变以及当前主要争论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第一,在美国高等教育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下,教师在当代大学治理中的角色如何,在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和地位是否发生了显著衰退.第二,如何看待当代美国大学治理中的有关争论,对更深入理解大学治理的复杂性能够带来怎样的启示.
要分析这些问题,就需要收集结构性的数据资料并进行跨年代的比较.然而,就国内的现状而言,有关高等教育治理的文献通常以经验描述、理论探讨或者院校案例研究为主,即使在实证调查十分发达的美国,对大学治理的实践情况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研究也并不多见.经过初步的文献梳理,美国全国乃至国际范围的大学治理调查共有7 次,跟本文研究主题关系密切、具备一定历史可比性的有4 次：一是1970 年的AAUP 大学治理调查；二是1992年卡内基国际学术职业（CAP）调查；三是2001 年的卡普兰（Kaplan）调查；四是2009 年卡内基国际学术职业（CAP）调查.基于时间跨度和历史可比性原则的考虑,本文对4 项研究中涉及大学教师参与院校治理的部分进行比较分析,以此解读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教师在大学治理中的参与情况及其发展变化.
1970 年的治理调研是由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及其大学治理调查委员会开展的,主要目的是测量大学治理中教师群体的参与程度,以比较1966 年《学院与大学治理的联合声明》中所阐述的治理原则的实践状况.调查内容涉及教师对参与不同领域事务的看法,共收到970 所高校的1056 份有效问卷.每个被调查者都要从5 个方面来回答：
教师起决定作用；教师联合行为；教师起咨询作用；教师参与讨论；教师没有参与.研究人员根据每个问题的答案算出平均比重［3］（见表1,阴影部分表示各项参与程度的最高值和次高值）.
调查显示,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学业评价、课程内容、学位要求、学系和学校委员会的成员资格是教师享有决定权最大的治理领域；而在新教师招聘、职称晋升、终身教职等方面,教师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基本上没有决定权,主要是通过集体评议和咨询的方式进行参与；在校长遴选、院长遴选、基础设施建设、财政预算、教师工资等领域的权力最小,很多受访者甚至反映没有参与.例如,在涉及大学财务预算方面,超过半数教师认为“没有参与”.从总体上看,在20 世纪70 年代,教师已经以不同的形式较为广泛地参与了大学的治理,他们在学术领域拥有自主决策或联合评议的权力,而在其他领域则主要扮演“讨论”和“咨询”的角色.
AAUP 的调查还对不同类型院校教师权力的总体情况进行了赋值.从图1 中可以看出,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整体情况在不同类型机构的差异并不大,可以被界定为“咨询”和“讨论”的角色.结合表1 来看,教师的主要权力集中在学术事务上,在非学术事务领域有一定参与权.就院校类型差异而言,由于受外部政治力量干预较少,加之较为悠久的学术传统,私立大学和私立文理学院的教师在院校治理中的权力相对较大,公立大学和公立文理学院教师的权力相对较小,而社区学院和技术学院教师的权力最低.
进入21 世纪之后,AAUP 又资助了一项全国性大学治理调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是哈佛大学博士生里埃尔·卡普兰（Gabriel Kaplan）［4］.参与本次调研的院校达到了882 所（其中532 所私立学校,350所公立学校）,问卷的总回收率为67.68%.为了解不同群体参与大学治理的权力状态和相互关系,被调查者不仅仅局限于教师群体,还包括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此外,出于可参照性考虑,卡普兰的问卷在1970 年调查的基础之上,对相关项目进行了归并和重新设计,同样按照不同的参与程度进行划分,主要涵盖了师资评聘、课程安排、管理者遴选和财务预算等15 个项目（见表2）.
从2001 年的相关数据可以发现,在15 个项目中教师决定权最大的分别是课程内容、学位要求和遴选学校委员会成员；教师以联合行为的方式参与治理的项目中,占比最高的是全职教师的任命、终身教职的晋升、所提供学位类型、教师权力、系主任遴选以及教学工作量［5］.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选项中“无参与”的比例都不是最高,在各项治理领域中,教师至少能够以咨询或讨论的形式进行参与.对表3 的阴影部分（最高和次高比例）进行归纳,不难发现在课程内容和学位要求等领域之外,“联合行为”和“咨询”是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主要方式.在此基础上,卡普兰又将“决定作用”和“联合行为”作为衡量“ 教师控制”水平的主要指标,表3 对比了1970 年和2001 年大学治理不同领域中教师控制水平（决定作用和联合行为的总和）的平均值.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在15 个决策领域中,教师参与的平均水平都有所增长：首先,传统上教师控制水平最高的教学领域,30 年间依然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平,并且还有小幅度的提升.第二,教师在一些决策领域的控制和权力显著增加,明显表现在教职聘任和晋升、学科规模设置、院系领导遴选以及学术治理机构等方面.除此之外,1970 年以来教师在大学的财政规划和政策制定方面的作用也在增加.当然,教师对这些领域的控制水平总体而言仍然较低,虽然参与的程度有所提升,但必须承认这些方面的决策权仍然属于大学行政管理者或董事会.
三、共治结构中不同群体的权力变化与关系状态
尽管不少人担忧大学的共同治理正在衰退,但调查结果所描绘出的景象显然比批判者或拥护者想象的更为乐观.在2001 年的调查中,卡普兰让大学治理中的不同群体对其权力变化情况进行评价.表4 按学校类型给出了各个群体权力变化的平均估值.尽管有些教师和学者担心共同治理的实践正在衰退,但从权力分配变化情况来看,所有类型的高校都表示每个群体都没有出现权力发生重大衰退的现象.不论私立还是公立院校,评议会等教师参与治理的正式机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较多受访者反映出院长和其他部门领导的权力上升,有学者称之为大学治理的“中层崛起”现象,从表4 来看这种现象在私立院校更加明显.此外,受访者的反馈还显示,公立院校的董事会和校长权力增长要比私立院校更为突出.
表5 反映了大学内部治理中各主要群体的相互关系状态.调查者将教师参与大学治理从1-5 进行了水平分级,1 级表示低水平参与,5 级表示积极参与.结果显示,教师参与治理的平均水平为3.3,各群体中AAUP 成员给出的分数最低,而管理者的打分最高；从机构类型来看,得分最高的是私立文理学院,得分最低的是公立学院.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私立文理学院规模较小,教师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且参与院校决策更加容易.在此基础上,受访者还被要求对董事会、行政人员和教师群体的关系状态进行评价.总体而言,53%的人认为教师和管理部门是合作关系,41%的人认为两者之间尽管有所冲突,但仍是协作的,只有6.5%的受访者表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怀疑与对抗.虽然对关系状态的认识在公、私立院校间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此外,在不同的受访群体方面,62%的管理者认为他们与教师群体是普遍合作的关系,而持同样观点的教师代表只有47%.值得注意的是,在被访的AAUP 成员中,只有28.5%的人认为两者关系是合作的,57.8%的人倾向于两者是有冲突的合作.
这可能是因为关注教师和管理者关系的人被吸引加入AAUP,而该机构一直以来也十分关注教师与学校管理部门之间的冲突问题.
除了AAUP（1970）和卡普兰（2001）的调研以外,卡耐基教育基金于1992 年和2007 年资助的两次国际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限于篇幅,对其不作详细分析.从理论上讲,这些方面并不是传统上教师控制权最大的纯学术治理的范畴,但却涉及与学术事务密切相关的人事和财政问题,也是很多学者和管理者认为非常重要的治理领域.
四、对共同治理及教师作用争议的分析
通过对1970-2009 年间美国的4 次全国性大学治理调查比较分析,笔者认为并没有哪项证据支持教师参与治理作用退化的观点；相反,从20 世纪70年代到21 世纪头10 年,教师在大学治理中的绝大部分领域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应当如何看待那些认为教师权力日益退化以及共同治理正被公司化管理取代的观点？这些声音是否只是毫无根据的指责？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反思.
（一）调查研究的局限性
从研究的视角而论,正如卡普兰所言：“有关高等教育治理的大多数都停留在逸闻趣事上,或者顶多是用个案的方法研究少数学校的治理问题.人们对大学治理微词颇多,诸如大学越来越公司化和资本化,以及治理模式的陈旧和反应迟钝等等,这些批评在缺乏系统调研的环境中传播散布.”［6］大学治理系统研究的缺乏,主要是这类研究通常是较为复杂的工程,且诸多问题可能会影响研究的结果.
由于全国性大学治理研究在整体上仍然较为缺乏,一些带有群体或个体倾向的观点和声音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大学治理本来就是多个利益群体合作和博弈的过程,不同群体很可能根据自身利益和价值观念对相关问题进行理解和阐释.因此,特殊群体的立场和价值观很可能放大了某些极端事件而掩盖了整体的真实情况.
（二）大学治理的理论剖析
从高等教育机构的组织和治理特性来看,一所大学的治理结构与其实践逻辑之间的关系远比共同治理的原则性阐述更加错综复杂,不同群体纸面上的权力或参与范围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大学实际决策的真实情况.由于受到内外部诸多因素的交叉影响,大学的决策并非完全按照规章制度按部就班地进行.此外,不同类型的院校有其自身的校园文化和治理传统,大学领导者的个人风格也会对决策路径和效果产生一定影响,甚至有些时候环境因素和突发事件也会左右决策的制定.因此,已有的几次调查研究更多是反映教师和其他群体所具有的结构化权力,并不能直接否定关于大学治理日益公司化的论点.反之,那些认为大学已经变成和企业一样的论调同样站不住脚,即使在科研项目和财务预算等方面借鉴企业管理的模式,也不意味着大学在组织特性和文化氛围上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异变.有学者认为,研究大学的治理问题,应当注意治理结构与治理文化的区别,以及共同治理与公司治理边界.因此,研究美国大学共同治理中的教师参与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除了对整体情况进行基本勾勒之外,还应当基于特定的领域和情景做更为深入的分析.
（三）共同治理的实践逻辑
通过之前的研究数据似乎得出了与常识相互矛盾的观察：近40 年来美国大学治理中所有群体的权力都在增长或保持平稳,而没有哪一个群体的权力衰退.那么,到底是教师的作用增加了,还是行政人员的影响扩大了？实际上,这从侧面反映出大学治理实践当中的复杂性.哈佛前校长德里克·博克认为两种观点都具有某种正确性,因为美国大学管理人员规模的快速扩张导致了更多的集权化管理和更复杂的院校规划.专业化的管理人员能够组装大量的实证数据,为自己的对策建议提供支持性证据,这使得他们在学校规划和政策变革方面比教授们更有优势.
与此同时,大学的管理人员在进行决策时不仅会尽量避免激起教师们的强烈反对,也意识到学术领袖们的参与有利于相关计划的实施和推动.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如果没有与教师代表充分协商就推动某些重大改革的话,那么代表教师利益的联合会很可能为领导者制造大量的麻烦.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群体参与重大事务讨论的机会显然增加了,但同时一个更专业化的行政管理队伍也增加了自身的影响力.此外,州政府和联邦在许多领域加大了对大学的问责力度,院校之间吸引生源的竞争空前激烈,政府和学生似乎也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结果,伴随着外部力量的大量介入,教师们感觉到半个世纪以前所享有的大学自治有某种程度的萎缩.
通过上述分析,看似相互矛盾的观点,其后背有着现实基础和实践逻辑,与40 年前相比,高等教育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大学任务和使命的增多、多元群体的参与和影响都是不争的事实,而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和矛盾也因此更加频繁.总而言之,大学治理是十分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领域,结构性的数据还不能完全回答那些颇具争议的问题,当然这也是吸引和推动人们研究大学治理的重要动力.通过相关问题的分析和结论,也会对研究国内外大学治理提供重要的启示.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的4 项全国性大学治理的调查的比较分析,对当代美国大学治理中的教师角色及其变化进行初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大学治理结构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对一些具有争议性问题进行讨论.笔者认为,通过研究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一是美国大学教师在课程和教学等传统学术事务领域继续保持主导地位,在新教师招聘、职称晋升等学术管理领域的影响力明显提升,在基础设施建设、财政预算和劳动工作量等非学术事务领域获得更多的参与权.教师的权力在不同类型高校有一定差别,但总体差异并不显著.二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大学治理结构中主要群体的权力并未发生明显的衰退,大学共同治理的结构和制度运行基本保持平稳.4 项全国性的研究报告都没有显示共同治理在实践中出现了重大危机,教师和管理者的关系总体上倾向于合作或有冲突的合作.相对而言,管理者对两者的关系更加乐观,而教师特别是AAUP 成员对教师权力的衰落更为悲观.三是几项研究都显示出院长和职能部门领导等大学中层管理者的崛起,特别在学术项目和财政问题上的影响力显著提升.在当代美国大学治理过程中,相对于董事会和学校的集权化管理而言,下放人财物等权力到院系并加大对院系教学科研的考核,可能是所谓“公司治理”作为主要的体现,这种现象未来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结合之前相关问题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对大学治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如下借鉴和启示：一是大学的治理结构与决策实践之间关系复杂,治理结构不等于治理实践.影响大学决策的因素和机制较为复杂.不同群体的结构性权力,在影响大学具体决策上,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二是中国大学治理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和个体经验上,未来研究的改进需要结合中国大学治理的制度安排并借鉴相关研究,进行全国性的治理调研,建立可供历史比较和后续研究的数据库.三是包括教师参与大学治理在内的问题,结构性的数据能够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但也存在明显局限.考虑到不同机构在文化和实践上的差异,需要进行更多质性的案例研究（深描）,因为典型事件、经验观察和深度访谈对于大学治理的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美国大学论文参考资料：
结束语，该文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美国大学和治理和教师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美国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美国大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