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20世纪50年代中期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热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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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新中国十七年和“”十年乃至“”结束后五年的历史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4-1957年）出现了新中国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的第一个小.在这一时期,出版爱情图书的出版社地域分布广泛,所出爱情图书的品种较为丰富多彩,种数在新中国成立至1981年间各时段中最多,且不少成为畅销书.这是时代的产物,是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新中国初期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与逐步提高,为爱情图书的出版与消费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多元社会结构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是这一时期爱情图书出版传播取得较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双百”方针的深入贯彻执行,是1956年夏天至1957年夏天爱情图书纷纷出版发行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 20世纪50年代中期；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热；双百方针；历史原因
1954-1957年即20世纪50年代中期,爱情图书出版相当普遍,而且不少成为畅销书.这与此前、此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爱情图书出版形成很大反差,其成就甚至不低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时期爱情图书的出版传播热,在新中国图书出版传播史上形成了一道较为奇特的风景.遗憾的是,这一现象尚未引起学术界关注.拙文运用文献梳理、数据统计和纵向比较的方法,对这一时期爱情图书的版本情况、出版传播热的表现及其历史原因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探析,以期为同仁进一步认识新中国十七年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历史提供新的参照.
一、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的爱情图书的版本情况
拙文所说的“爱情图书”是指核心题材、主体内容属于爱情的图书.具体说,有两种情形：一是在书名中有“爱情”或与之相关的词语（“恋爱”“初恋”“爱上”“结婚”等）,如《真正的爱情》《休假日里的恋爱》《初恋的故事》《凤英爱上庄稼汉》《小二黑结婚》等.二是书名中没有“爱情”或与之相关的词语,但其题材、内容是爱情或者与爱情密切相关,如《西厢记》《》《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等.为方便研究,拙文主要以前者为考察对象,但并不忽视后者.
据笔者检索、统计,1954-1957年我国（这里指中国大陆）出版的爱情图书共有63种①.它们由32家出版社出版,其中出书种数第一名是新文艺出版社（8种）,出版了《西厢记》《雾·雨·电》《（越剧）》《乡下未婚夫》《爱情的开始》《爱情诗》《一切为了爱情》《勿以爱情为戏》；第二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7种）,出版了《西厢记》《雾雨电》《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阴谋与爱情》《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国青年出版社与作家出版社并列第三名（均为5种）,前者出版了《友谊、爱情和婚姻》《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真正的爱情》（青年工人思想修养通俗读物）、《谈谈爱情》《我们播种爱情》①,后者出版了《第二次爱情》《西厢记》《茶花女》《》《（西厢记）简说》.古典文学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均出版3种,上海人民出版社、长安书店、河南人民出版社与山西人民出版社皆出版2种.此外,北京大众出版社、通俗读物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上海出版公司、自由出版社、天津通俗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和新疆人民出版社等21家出版社各出版1种.
从出版社的性质来看,1954-1957年出版爱情图书的出版社既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样的一级的国营出版社,也有各省市的国营出版社,还有一批私营或公私合营性质的出版社（包括新文艺出版社、长安书店、自由出版社、平明出版社、上海出版公司、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等）.
从出版的地域来看,这一时期出版爱情图书最多的地区是北京市（出版11种）,其次是上海市（出版9种）,然后是陕西省和天津市（均出版2种）,山西、山东、河南、辽宁、江苏、四川、贵州和新疆均出版1种.要注意的是,贵州与新疆这样的偏远地区也出版了爱情图书.
概言之,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出版的爱情图书既高度集中,又分布广泛.
二、20世纪50年代中期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热的表现
在新中国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的历史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了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的第一个小热潮、小高峰.上文所述既高度集中,又分布广泛,即是这股热潮、这波高峰的体现.它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所出爱情图书的品种比较丰富多彩
从内容、体裁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的爱情图书可分为文艺与非文艺两大类.文艺类有三种：一是戏剧,包括剧本、唱本及曲谱,有国外戏剧（如苏联的《迟暮的爱情》、德国的《阴谋与爱情》、英国的《一切为了爱情》、法国的《勿以爱情为戏》）、中国古代戏剧（如《西厢记》）和新中国新式戏剧（如《小二黑结婚》的歌剧、郿鄠剧剧本曲谱,《真正的爱情（吕剧）》,《求婚（独幕剧选集）》）；二是小说,包括长篇小说（如《红楼梦》《雾雨电》《茶花女》《安娜·卡列尼娜》《》）、短篇小说集（如《初恋的故事》《乡下未婚夫》《婚事》）以及中篇小说（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假面具中的爱情》）；三是连环画、故事、诗歌等,如《求婚》《爱情的故事》《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爱情诗》.非文艺类爱情图书有两种类型：一是普及读物,二是研究性著作.1954-1957年出版的研究性爱情图书只有《（西厢记）分析》.普及性爱情图书又可分为思想修养读物（如《什么是真挚的爱情美满的家庭》《关于恋爱婚姻家庭问题的通信》）和知识读物（如《（西厢记）简说》《从莺莺传到西厢记》）.整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的爱情图书主要是服务于工、农、兵的通俗戏剧、短篇小说集和思想修养性、知识性普及读物.
从图书创作、问世的时间和作者的国籍、政治背景来看,这一时期出版的爱情图书除了新中国成立后创作并出版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在古代、近代、民国时期就已创作出版,如古代的有《红楼梦》《西厢记》和《》,民国时期的有《雾》《雨》《电》和《小二黑结婚》,近代出版的国外图书有《初恋》《安娜·卡列尼娜》《阴谋与爱情》《勿以爱情为戏》《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作者除了中国的,还有不少是外国的,而且并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如席勒、歌德、小仲马、巴尔扎克、缪塞、德莱顿（现在译为亨利·泰勒）、莎士比亚.虽然很多作者来自解放区（赵树理是典型）,但也有来自国统区的（如巴金）.赵树理于1943年即创作完成了反映翻身农民生活的《小二黑结婚》,巴金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在1933年1月至1936年1月先后出版.
(二)所出爱情图书的种数在新中国成立至1981年间各时段中最多
通过纵向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1954-1957年在新中国爱情图书出版传播史上的地位.据笔者检索与统计,新中国十七年各年出版的爱情图书的种数如表1.
表1显示,新中国十七年爱情图书的出版时间主要集中在1954至1958年.这5年堪称爱情图书出版的井喷期,共出版82种,其中1954-1957年出版63种,占新中国十七年出版的爱情图书总数的50.4%.
笔者仔细核查各书出版的具体年月后发现,1957年6月反“”开始至1966年5月“”爆发的9年间出版的爱情图书只有42种,只占新中国十七年所出爱情图书总数的33.6%.出版于1960-1966年的爱情图书只有8种,而且4种脱胎于早就出版的《小二黑结婚》,2种属于古典戏剧《西厢记》,只有《恋爱婚姻家庭》和《李双双小传》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
不妨将眼光再看远一点.据笔者检索、统计,“”十年由中国大陆的出版社正式出版的爱情图书有8种.其中,5种（包括《坚持用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伟大的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等）是关于《红楼梦》的评论文集,对《红楼梦》中的爱情大加讨伐；另外3种是《红楼梦》《美国小说两篇》和《战地春秋》.
“”时期爱情图书的出版传播几乎绝迹,即使是“”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爱情图书的品种也少得可怜.据笔者初步检索、统计,1977-1981年的5年中出版的爱情图书有64种.诚如论者所言,“”时期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民间那么多优美的爱情歌曲在那时没有人会唱或敢唱,中国人独有的表达爱情的方式丝毫不比热情奔放的欧美人单调,但那个时代我们的艺术不能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情,久而久之,人们示爱的方式似乎就那么几种,感情素得就像当时的餐桌,见不到什么荤腥.”“”结束后五年出版的爱情图书也是屈指可数,而且相当一部分是重印再版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出版过的图书,如《阴谋与爱情》《》《恋爱婚姻家庭》《少年维特之烦恼》等.
有比较才有鉴别.从新中国十七年和“”十年乃至“”结束后5年的历史来看,1954-1957年确实出现了新中国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的第一个小.
这里顺便指出,1958年出版的爱情图书之所以最多,是因为这年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在片面追求出书数量的政治氛围中,连爱情图书的出版也跟着放了“卫星”.
（三）所出爱情图书的印数较大,不少成为畅销书
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的爱情图书,印数比较大,不少成为畅销书.据笔者初步检索、统计,新中国十七年出版的印刷10万册以上的爱情图书有23种.其中,出版于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4年多的11种,出版于1958年至“”发生前8年多的2种,而出版于1954至1957年4年的10种,约占总数的43.5%,这10种的版本及其印数详见表2.
1954-1957年无疑是爱情图书相当流行的时期.1957年4月,著名作家刘绍棠的中篇小说《西苑草》在浙江的文学月刊《东海》上发表,这是新中国最早公开发表的以大学生爱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发表后立即受到杭州和全国其他城市大学生的喜爱.1956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青年工人思想修养通俗读物《真正的爱情》,首印23万册,累计印刷80万册.
三、20世纪50年代中期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热形成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中期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热的原因深藏于历史之中.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与逐步提高,为爱情图书的出版与消费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爱情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百废待兴,国穷民贫,人们还没有条件满足文化生活的需要,更没有条件满足感情生活的需要.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顺利实施,从1955年开始,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1952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只有76元,到1957年,达到102元,提高1/3强,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增长约38.5%（由148元提高到205元）,农民增长约27.4%（由62元提高到79元）.
好起来的不只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1955年5月17日,上海的《青年报》刊登了署名“启新”的文章《支持姑娘们穿花衣服》,作者认为,现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美丽一些了,文章呼吁：“姑娘们,你们大胆地穿起花衣服来吧！”到1956年,从苏联传人的“布拉吉”（连衣裙）迅速在中国流行开来.布拉吉是苏联女英雄卓娅穿的衣服.穿布拉吉,既象征着革命和进步,又衬托出女性的身体美.1957年1月,电影《护士日记》上映,小资情调的女主人公（到建设工地实习的护士学校的学生）为男青年所倾倒.在城市里,周末舞会盛行开来.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情感一天天丰富起来,人们对爱情的渴望也一天天萌动起来.20世纪50年代中期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爱情图书的出版发行及其消费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二）多元社会结构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是这一时期爱情图书的品种较为丰富多彩的关键原因
与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前期尤其是“”时期相比,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期的爱情图书的创作与出版整体上尚无禁区,不仅大量创作、出版了宣传当时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直接为工农兵服务的通俗戏剧、短篇小说集和普及读物,而且也普遍重印再版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国统区进步作家的名著名作,甚至还频繁刊印了纯粹描写爱情的封建社会时期的《西厢记》,这都源于多元社会结构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多元社会结构表现在：第一,多种阶级并存.在反“”运动发生前,既存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前,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第三,多元文化并存.相对而言,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期,满足工、农、兵需要的文化与满足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的文化同时存在[4].与之密切相适应,形成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前,除了国营的书店、出版社和印刷厂,还有书报合作社、个体书摊与书贩、私人经营的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出版印刷发行企业.例如,私营出版社的数量,1953年有290家,1954年有97家,1955年仍有19家.多种所有制性质的出版印刷发行业,特别是众多私营和公私合营出版社的存在,是爱情图书得以大量出版传播的极其重要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期出版的爱情图书很多是由私营和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的.前文已指出,1954-1957年出版爱情图书最多的出版社是新文艺出版社,这不是偶然的.该社1952年8月在上海成立,由群益出版社、海燕书店、大孚图书公司以“公私合营”的方式合并组成.1954年又吸收新群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光明书局、潮锋出版社、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和上海出版公司.换言之,合并组成新文艺出版社的许多出版社是在国统区颇有影响的私营出版社,如群益出版社由郭沫若主持,平明出版社的董事长兼总编辑是巴金,光明书局创始于1927年.这么多颇具影响力的私营出版社为新文艺出版社带来了庞大的市场和丰厚的作者资源,而且,公私合营的机制为新文艺出版社提供了活力.出于盈利的考虑,私营和公私合营出版社会热衷于出版有销路的图书,而爱情是人们情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是图书出版的基本选题.因此,新文艺出版社这一时期所出爱情图书的种数比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多1种.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深入贯彻执行,是1956年夏天至1957年夏天爱情图书纷纷出版发行的直接原因
据前文表1可知,1956、1957年出版的爱情图书有35种,核查各书出版的具体年月后发现,1956年4月至1957年5月这一年多中出版的爱情图书有20种,约占1954-1957年出版的爱情图书总数的31.7%.这直接得益于“双百”方针的深入贯彻执行.
1956年4月28日,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同年5月2日,他把“双百”方针和《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向党外高层人士作了报告.5月26日,部长陆定一对“双百”方针发表讲话.该讲话经审阅、修改后,于6月1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该讲话指出：“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cs]1957年2月,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在大力推行“双百”方针的氛围中,知识分子（文学艺术与思想文化的创造者、生产者、传播者）确实获得了自由.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个春天,是新中国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发展的第一个春天,当然也是新中国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的第一个春天.
著名作家刘绍棠这样回忆其写作、发表《西苑草》的经过：“《西苑草》写于1956年夏季.……‘百花齐放’的熏风一吹,我本来铁心务农,忽然萌生杂念,想在动手写作长篇小说之前,试着写个农村题材之外的小说调剂一下,便产生了写一写大学生生活的创作冲动.……我的朋友郑秉谦在浙江的《东海》文学月刊主管小说,向我索稿.……秉谦正被‘春风’吹得热血沸腾,不假思索便马上给我回信：火速寄来,一字不改,立即发表.……《西苑草》在《东海》1957年4月‘破土’而出.杭州的大学生们首先发出一片喝彩声.我还接到其他城市的大学生们的祝贺,激动得我加快了手头上的长篇小说的写作速度.……乐极生悲,6月下雪.长篇小说交稿以后,我正在家乡参加安排夏收工作,姚文元打响了反“右”斗争的‘可贵的第一’.6月13日,《文艺报》点了我的名；8月21日,我被划了‘右’.《西苑草》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批判文章的文字总数超过原作数十倍.”此回忆形象地道出了作家们在1956年夏天至1957年夏天积极创情小说、编辑们热心发表爱情小说的原因就在于被“百花齐放”的春风“吹得热血沸腾”.但1957年6月反“”运动开始后,爱情小说被当作“毒草”铲除,因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恋爱上表现为爱情至上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的、建筑在共同的革命政治基础上的爱情的厌恶和敌视,以及他们想用资产阶级恋爱观点摧毁爱情中的政治基础的一种企图”[11].
完全有理由说,1956年夏至1957年夏,爱情图书竞相出版发行的直接原因在于这一时期非常宽松的政治环境.“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知识分子的才智、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使思想文化领域得以发展.如果联系反“”运动开始后至“”结束前爱情图书的出版情况,就能更清楚地认识到政治环境与爱情图书出版之间的关系.反“”运动发生后特别是从1959年起,爱情迅速离文艺创作、图书出版而去,到“”时期,爱情图书几乎灭绝.原因在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给创作、出版布下了片片“雷区”,作家、学者、艺术家、编辑出版人员的思想被束缚,被抑制,属于敏感性话题、题材、选题的爱情图书的创作、出版与传播因而被无情地抛弃.
图书出版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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