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商周时期悬铃青铜礼器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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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明
The bronze ware with suspended rings is a kind of bronze ritual vessel that has rings suspended at the lower extreme or the bottom. It includes many styles. Suspended rings are adornment with fixed function. They can produce euphonic sound during the rite or is regraded as response to the rite from the ancestral and spirits, thereby increasing the mystery of the ceremony.
悬铃青铜礼器,指的是下端或底部悬挂铜铃的青铜礼器,不含青铜车马器、铃首刀等.此类铜器包括觚、簋、尊、豆、盘、簠、提梁方卣、方座筒形器、彝、罍、觯、俎形器等,分布范围包括山西石楼县二郎坡、吕梁县石楼片桃花庄、保德县林遮峪村、翼县大河口、闻喜上郭村、曲沃晋候墓地,陕西宝鸡竹园沟、纸头坊、石鼓山,辽宁义县花尔楼,湖北随州叶家山、熊家湾、京山机械厂,安徽枞阳,江苏丹阳等,此外,另有出土时间地点不明现藏于国内外博物馆藏品数件.
悬铃铜器是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与商周青铜文化相互影响、民族融合的产物.商周时期,虽然中原地区青铜礼乐文化对北方草原民族青铜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殷墟出土的铃首、马首、羊首和牛首刀,其刀身形制具有商文化铜刀的特点,而柄首铸成铃形或兽首状(图2),说明北方草原民族青铜文化对中原地区商周青铜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商周时期,我国北方及西北草原地带少数民族方国部落林立,如工方、土方、鬼方、羌方、猃狁等,从目前出土的北方青铜器来看,当时这些草原民族的青铜铸造技术和工艺水平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辽宁义县花尔楼、山西保德林遮峪、山西石楼桃花庄、二郎坡、陕西宝鸡竹园沟、石鼓山等地出土的悬铃俎形器、悬铃觚、悬铃豆、悬铃簋、悬铃簠等,应该是北方草原文化的铜铃与中原商周文化青铜礼器融合而形成的混合型青铜器.山西保德林遮峪墓葬发现的悬铃铜觚、陕西宝鸡弓鱼国墓地出土的悬铃方座簋及石鼓山M4出土的悬铃铜簠等,应该是北方及西北草原戎狄民族吸收借鉴商周青铜文化产生的混合型青铜礼器,其铸造虽然很可能是商周王室控制下的铸造作坊完成的,但铸造过程应该有草原戎狄民族成员或熟悉草原民族文化的工匠参与.
悬铃风格在草原文化出现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反过来影响中原商周文化青铜器.传世文献记载,周初分封,鲁、卫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唯独封于晋南地区的晋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由此可知晋国数代君王常与戎狄之人周旋,晋侯墓地出土的悬铃方座簋、悬铃方座筒形器,以及闻喜上郭村出土的悬铃铜盘,应受戎狄文化影响.噩与周在商代同为商王朝方国之一,其最初的地望可能在今天的晋南、豫西北地区,西周早期迁至今天的南阳盆地一带,2012年4月河南南阳夏饷铺西周晚期噩国贵族墓地的发现及带“噩伯”、“噩侯”、“噩侯夫人”铭文铜器的出土,说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噩国仍然存在于南阳地区,据此可以推断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噩叔簋,可能是商末周初的噩国受北方草原戎狄部落文化影响而铸造的混合型青铜器.曾国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西周早期,其疆域范围,根据出土铜器位置分析,大体集中在今天的漳河上游、滚水中上游、涢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地区,该区域位于随枣走廊,北邻南阳盆地,是连接周文化中心区域和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地理通道.目前发现的西周时期铜器铭文中曾、噩多次并列出现,说明二者彼此为邻,曾国铜器中发现的悬铃铜器,很可能是西周晚期受南阳盆地鄂国青铜文化影响产生的.京山西北台铜器是否属于曾国铜器,目前虽然尚存争议,但从铜器特征分析,西周晚期曾国与西北台铜器所属族群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并对其发生过影响,悬铃提梁方卣很可能就是在这种交流与影响的产物.
青铜礼器所悬铜铃是具有特定功能的装饰品,其功能可能与北方游牧民族车马器中的双球铃、单球铃、车铃、马铃,以及铃首刀、铃首剑、铃首杆头饰等相似,即在使用过程中发出悦耳的声响,尤其是在庄严肃穆的宗教祭祀仪式上,突然而至的铃声,或被视为祖先神灵对人们祭祀活动的一种回应,从而增加整个仪式的神秘感.
现列举如下珍品,供读者赏析：
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悬铃铜觚（图3、4）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两件悬铃铜觚,器底有小环,环系一铃.其中一件形制为侈口,束腹,喇叭形圈足,腹部饰细线浅浮雕兽面纹,上下两端饰联珠纹,圈足饰三道弦纹,圈足上端有三个十字形镂孔,高23.7厘米,重0.68公斤,手握全器,铃声作响,可能系二次铸造.商代晚期.另一件形制为侈口,腹部略鼓,喇叭形圈足下折,腹部饰兽面纹,圈足饰夔纹,圈足上端有四个未穿或稍穿透的十字形镂孔,高26.1厘米,重0.89公斤.商代晚期.
2.山西石楼桃花庄悬铃铜觚（图5） 1959年8月,山西吕梁县石楼片罗村公社沙窑管理区桃花庄一座商代晚期贵族墓葬出土一批青铜礼器,其中一件悬铃铜觚形制为侈口,束腹,喇叭形圈足,圈足下系铃,颈部、腹部素面,圈足饰雷纹,高32、口径18、足径8厘米,铃高4厘米.商代晚期.
3.山西保德林遮峪悬铃铜豆（图6） 1971年11月,山西保德县林遮峪村一处商代晚期墓葬出土30件青铜器,两件悬铃铜豆,形制相同,敛口尖唇,深盘,圈足饰三个长方形或十字形镂孔,圈足内置一铜丸,高10.4、口径9.9厘米.商代晚期.
4.上海博物馆藏悬铃铜豆（图7） 敛口尖唇,深盘,圈足有两个对称十字形镂孔.高12.4、口径12.5厘米.商代晚期.
5.日本国立博物馆藏悬铃铜尊（图8） 侈口,束颈,折肩,斜腹,圜底,高圈足,颈部和圈足上端饰三道弦纹,肩部、腹部和圈足上下端以云雷纹为地纹,上饰兽面纹和浮雕牛首,圈足上端有三个十字形镂孔,底部外侧正中有残断的环钮,应为悬铃之用,高65.6厘米.商代晚期.
6.辽宁义县铜器窖藏出土悬铃俎形器（图9） 1979年4月,辽宁义县北边的稍户营子公社花尔楼大队一处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5件,其中一件铜俎形器,长33.5、宽18、高14.5厘米,重2.5公斤,俎形器板足空裆两端各吊一个扁形铜铃.窖藏发现时器物堆放零乱,有的倒置和套装,除铜俎形器外,还有铜鼎1、铜甗2、铜簋1件.商末周初.
7.陕西宝鸡纸头坊（M1）出土悬铃方座簋（图10） 1981年出土.侈口,束颈,腹部略鼓,饰两组卷角兽面纹,鼻梁处有突起的大扉棱,兽面纹两侧各饰回首折身夔龙纹,腹部两侧置对称牛首双鋬,牛角翘立,牛首上有恶虎盘卧,恶虎前爪抓攫牛耳,口衔牛首,鋬下有珥,圜底,圈足外侈下折,饰四组夔龙纹,下接方形座,方座饰浮雕牛角兽面纹,内悬置铜铃,奉簋时铃声响动,清脆悦耳.簋底铸两行六字铭文：“弓鱼伯作宝尊簋”.口径25、高31厘米.西周早期.
8. 陕西宝鸡竹园沟（M13）出土悬铃方座簋（图11） 侈口,束颈,腹部略鼓,腹部饰卷角兽面纹,两侧置对称双鋬,双鋬作立鸟状,立鸟尖勾喙,昂首眺望,鸟头上雕饰仰面兽首,圆目,卷眉,裂口,巨齿,口吐长舌,欲吞食立鸟角部饰两组独角夔龙.鋬下有长珥,圜底,底部有补铸痕,高圈足外侈下折,下接方形座,方座饰牛角兽面纹.方座内置一小铜铃,系二次补铸,铃体饰阳线勾勒的小兽面纹.口径19.7、高25.9厘米.西周早期.
9.上海博物馆藏噩叔悬铃方座簋（图12） 20世纪50年代上海博物馆在上海冶炼厂废铜中拣选所得的噩叔簋,形制为折沿,方唇,弧腹,腹部置对称的四个兽首鋬,鋬下有珥,高圈足下折,下置方座,方座内悬挂一铜铃,铃中有舌,稍有振动,就能发出清越之声.腹部饰夔龙纹和圆涡纹,圈足饰夔龙纹,方座饰对称凤鸟纹.口径18.2、座长14.7、宽14.5、高18.7厘米,重3.86公斤.西周早期.
10.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出土悬铃簠（图13） 2013年陕西宝鸡石鼓山M4出土的一件青铜簠的侧壁系着一件铜铃.据发掘者王占奎介绍,这件青铜簠铸造时非常讲究,先铸造好铃铛,随后再铸造簠体和链接铃铛的铜环,铜环无任何缝隙,铃铛、铜环、铜簠三者浑然一体.西周早期.
11.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悬铃方座筒形器（图14） 1993年,山西晋侯墓地M63出土一批青铜器,其中一件方座筒形器,筒状腹,下接方座,方座底斜挂2个小铃,方座下接四个人形足,有盖,盖顶饰立体鸟纹,筒径9.1、筒深9.2、高23.1厘米.西周晚期.
（责任编辑：刘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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