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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遗产学术论文怎么写 和图书馆地方文化遗产数字化有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文化遗产范文 类别:专科论文 2024-03-05

《图书馆地方文化遗产数字化》

本文是关于文化遗产论文范文文献跟文化遗产和数字化和图书馆类论文范文文献。

摘 要 中华文明源源流长,积累下来的文化瑰宝数不胜数,开展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具有积极意义.图书馆作为重要的文化机构,负有保管本地文化遗产的责任.文章从资源建设、资源组织、数据加工、文本建设、服务与版权等五方面探讨图书馆地方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结合图书馆业务特点提出实施对策.

关键词 图书馆地方文化文化遗产数字化

引用本文格式 付跃安.图书馆地方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6 (11):27-36.

A Study on the Digitization of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by Libraries

FU Yue-an

Abstract

Innumerable cultural treasures he been accumulated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China. Culturalheritage digitization can benefit the inheritance and the delivery of Chinese culture greatly. Libraries, the keyinstitutions oflocal culture,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local 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digitization of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by libraries in terms of collection policy, resources organization, datacuration, text building and service&copyright. At last, this paper gives some advic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digitization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library profession.

Keywords libraries; localculture; culturalheritage; digitization

0引言

201 5年4月30日,历经1 0年时间、耗资近亿元的地方古籍文献汇编《广州大典》出版并对外发行,与此同时,“广州大典数据库”正式上线.通过该数据库,读者可以查阅到90%的《广州大典》全文,数据库实行全球认证,只需完成注册,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利用《广州大典》的相关信息资源.目前,全球各地借助互联网传播本国和本土文化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文化遗产数字化项目,如(日本)PORTA门户、美国记忆、美国公共数字图书馆、(欧洲)MINERVA、Europeana、世界数字图书馆[1]等.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积累的文化瑰宝数不胜数,借助互联网,使中华文明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是历史赋予我国图书馆界的使命.

1 文化传承与数字化

近几十年来,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下设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记忆等项目,颁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记忆名录》中,中国已有多项文化遗产进入名录,如由中国国家图书馆申报的样式雷图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文化遗产备受关注,是由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传承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及其意义.201 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我国药学家屠呦呦在领奖时表示,正是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为她的研究提供了关键启示[2].借助传承,传统文化可以在当代重新焕发活力,当代文化也由于继承了传统文化而更趋成熟.

自诞生之日起,文化遗产就面临着损毁风险,大量自然和人为因素对文化遗产构成威胁.以古籍收藏为例,我国古籍收藏有“十不存一”“百不存一”的说法.明代藏书家叶胜感叹:“夫天地间物,以余观之,难聚而易散者,莫若书也.”[3]副11鼓山涌泉寺因遭遇台风袭击致使藏经阁浸水: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因遭遇供暖管道破裂:德国魏玛安娜·阿玛利亚图书馆因火灾等都造成了大量珍贵古籍的破坏.另据估计,在我国所藏3000多万册(件)古籍中,有1 000多万册(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中20万册(件)属于濒危古籍[4].为延长文化遗产寿命,人们往往采取严格的保管方式,制定周详的保管制度,但保护力度的加大必然对古籍的使用造成一定的限制,而文化传承离不开对古籍的使用,特别是文献型遗产存在着广泛的社会需求.有鉴于此,文化再造(又称再生性保护)得到认可和应用.文化再造使文化内容脱离原始载体,在第二载体上复现,文化生命得以延长,并通过新载体在时间上的存续和在空间上的扩散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利用.同时,文化再造降低了对原始文化载体的使用需求,有利于缓解保护与使用的矛盾.我国历朝政府和学者均重视文化再造,如汉代政府对先秦文化的抢救:唐修《艺文类聚》《文馆词林》 《北堂书钞》等;宋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明修《永乐大典》;清修《四库全书》等,均属于大型文化再造工程.据余秋雨记载,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天一阁曾进呈珍贵古籍600余种,其中96种被《四库全书》收录,370余种被列入存目[5].尽管其后天一阁藏书屡遭浩劫,藏书散失无数,但今人仍可以通过《四库全书》窥见这96种图书的完整面貌.1949年后,为解决《清明上河图》的保护与使用问题,国家下达了临摹任务,荣宝斋的冯忠莲女士经过近20年的艰苦工作,终于完成了几可乱真的《清明上河图》临摹画作,通过对临摹画作的再复制,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清明上河图》.

数字化为文化再造开辟了新的途径,具有时间短、传播广等优点.“尽管数字化代价昂贵,但除此之外,似乎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办法可以减轻有大量需求的资源所面临的压力”[6].文化遗产数字化一直受到各国的重视,2002年欧洲数字化项目MINERVA在西班牙阿利坎特城举办了一次协调会,来自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瑞典等国的代表阐述了本国文化与科学遗产的数字化政策,近年已有多个国家级、地区级和全球级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项目推出,许多国家图书馆将对本国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永久保存纳入到职责之中[7](参见表1).中国国家图书馆很早就开始古籍数字化,近年启动了“中国记忆”项目.但是国家、国际项目只能面向重点课题和重点资源,对区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数字化往往力不从心,因此文化遗产数字化也应从地区层面推进,而各地文化机构如图书馆理应担负起对本地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的重任.

2图书馆地方文化遗产数字化要点分析

2.1资源建设

2.1.1 资源选择

由于数字化成本较高,因此在建库前有必要考虑选择哪些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指出,文物工作应贯穿“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而数字化属于文物保护的一种,因此文化遗产数字化可参照上述要求.“中国记忆”确定的三项文化遗产选择原则是:抢救性原则、代表性原则与前瞻性原则[10]:欧洲MINERVA确定的资源选择原则是:信息独有性原则、社会公众兴趣原则、版权清晰原则、其它风险[11],对我国开展地方文化遗产数字化具有借鉴价值.根据《国际图联数字化项目指南》(IFLA Guideline of Digiti-zation Projects),用于数字化的文化遗产选择标准可归结为三类:内容、需求与条件[12].其中,内容价值是考虑投入数字化成本的基础: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对用户需求量大的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也需要考虑资源本身,资源的濒危性既可能促成数字化,也可能阻碍数字化.

本文认为,应从两个角度考虑文化遗产的选择:一是保护角度,二是利用角度,尽管两者很难分开,但不同项目有不同的侧重.“广州大典数据库”属于应用型项目,目的是促进广府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而在建的“延边图书馆朝鲜文献数字化”则属于保护型项目,因为被数字化的朝鲜文献已到了无法辨认的边缘:“延安时期(1935-1948)党机关报数据库”则兼具保护与利用双重目的.具体来讲,地方图书馆在开展文化遗产数字化时可从以下几方面选择资源:(1)代表性.优先选择那些能代表本地特色文化的资源进行数字化,特别是已进入世界或国家文化遗产名录的资源;(2)抢救性.优先选择濒危资源进行数字化,但要注意数字化过程对资源本身的损害:(3)需求性,.需求较高的文化资源应优先进行数字化;(4)可获得性;(5)先易后难.

2.1.2资源类型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文化遗产包括三类:第一是人类文化遗产,包括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前者包括可移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与水下文化遗产,后者包括口述传统、表演艺术和仪式等:第二是自然文化遗产:第三是军事冲突遗产”[13],也可统称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从图书馆学角度出发,将用于数字化的文化遗产划分为:(1)文献型(包括古籍、旧书、家/族谱、方志、手稿等):(2)扩展文献型(包括书法、碑文与拓片、石刻、甲骨、舆图、图片等):(3)非文献型(指除上述两类资源之外的其他文化遗产,又可划分为实体型与虚拟型)等三类.其中必要的非文献型文化遗产亦应收录,因为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可能是同一文化行为的结果,承载着共同的文化符号,在进行数字化时很难将它们分开.

古籍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地方文化古籍通常指本地产生的古籍资源,也包括部分外地产生、与本地有关的古籍资源.《广州大典》就是以地方古籍资源为对象编撰而成的大型丛书,共收录图书4064种,以广州人士(含寓贤)著述为主,兼及广州历史文化著述和广州版丛书,“广州大典数据库”收录了该书90%的古籍影印图像.近年国外不少文化机构都将著名学者的手稿数字化后在网上公布,方便研究人员近距离了解他们的研究历程.牛顿曾在剑桥大学学习和工作40余年,从201 1年1 2月起,剑桥大学数字图书馆陆续公布超过4000页的牛顿手稿,包括牛顿撰写和注释的《自然科学数字原理》等经典著作的手稿(参见图1).

我国国内还有一种特殊的文献类型——民国文献.目前学术界在提到民国文献时大多是指大中城市图书馆、学校和档案馆中保留下来的民国时期的文献,这些机构在1949年前的大部分时间处在“国统区”.根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记载,在国民党对苏区采取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全面封锁下,苏区能够利用的出版物资源非常有限,只能通过自编简易出版物的方式进行文化和思想建设[14],如《新中华报》早期采用手书蜡版、手工油印,这些文献不可能进入“国统区”文化机构(参见图2).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大量红色文献被毁,所余文献后散落于各类机构和个人手中.“延安时期(1935-1948)党机关报全文数据库”即是对红色文献进行抢救性保护的一个有益尝试.

2.1.3资源来源

有学者认为,特色数据库的资源不应仅表现在馆藏和学科特色上,更应表现在独特的资源类型和来源上[15].根据文化遗产载体的特点,本文将文化资源的来源划分为两类:原始资料与二次资料.原始资料是指承载文化内容的原生载体:二次资料是指以原始资料为基础形成的再生资料.例如,一张老照片,原始资料指的是这张照片的原件:二次资料指的是收录这张照片影像的图书、报纸或其他数据库资源等.原始资料大多以非公共传播领域的资料为主,包括尚未进入公共传播领域的“私有信息”以及曾经进入但已退出公共传播领域的“公共知识”[16],前者如私人信件、机构文件,后者如古旧图书.国外文化遗产数据库大多以原始资料为对象.国内特色数据库中,多以二次资料为对象,通过从图书、报纸、互联网或现有数据库中选取与主题有关的影像、文字等资料组织资源.这种以二次资料为来源的建库方式会对数据库建设造成负面影响,如资料类型单一、开放程度低[17-18]、利用情况不理想等[19].对学者来讲,原始资料的价值是二次资料无法取代的[20],因为后者体现出来的资料组织视角、资料取舍标准乃至对资料的解读都受到二次资料编撰者的影响,同时原始资料所具有的其他伴随信息在二次资料中亦未必能全面反映.

文化遗产原始资料的保存状况比较复杂.在经历长期的聚散和流转后,由一家机构收集齐全某一主题或某一类型资料的情况在现实中比较少见,多数情况下资料被分散在不同机构或个人手中,有些甚至流散到了国外.据剑桥大学数字图书馆网站介绍,牛顿去世后,其手稿首先传给他的侄女Catherine,1872年剑桥大学获得部分手稿,1936年其余手稿被拍卖,由多所图书馆和个人购得,2000年剑桥大学再次获得一批手稿[21].对未进入公共传播领域的“私有信息”,一般著名人物或著名机构的资料容易得到重视,因而能够被保存得较完好和长久,但可能会比较分散.由于私有信息通常不存在复件或复件数量极少,因此一旦分散,若要再次汇聚,就会非常困难.对曾经进入但已退出公共传播领域的“公共信息”,由于在资料生成和传播期间存在着社会化的收集和保管机制,因此被保存下来的几率较高,而且公共信息在生成之初大都有一定的副本,随着时间推移,虽然一个机构的收藏可能出现缺失,但存在着可从其他机构补充部分缺藏的可能.

2.2资源组织

我国有关特色数据库资源组织的研究成果较少[22].图书馆界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分类法,如《社威十进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但它们在应用于文化遗产资源组织时存在较大局限.分类法主要用于组织当代图书资料,时代不同,思维方式也不一样,对作为思维产物的文化成果进行组织的标准也应有所不同.图书馆分类法是基于学科维度的组织标准,这种单维度的组织很难满足对文化遗产的多维度理解和管理,特别是在涉及专题资源时其不足显而易见[23].文化遗产资源类型的多样化、资源产生和应用情境的异质性都要求突破学科分类局限,建立多维度资源组织体系.对某些已被文化机构如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整理过的文化遗产,建库时可以直接利用已有的组织体系,如“延安时期党机关报全文数据库”对报纸文章的划分就是依据学者编制机关报索引时设置的类目:否则建库者就要自行设计组织体系.即便如此也应考虑是否可应用或参考已有标准.比如,“广州大典数据库”采用类分古籍常用的方式,设置了经、史、子、集、丛五部:“日裔美国人强制迁移数字档案”采用加州统一分类标准即“加州内容标准”(CaliforniaContent Standard).

实践中对文化遗产资源的组织有多种方式,本文将其划分为三类:(一)基于内容属性的组织,如学科法、主题法:(二)基于物理属性的组织,如以作者、地点、时间、介质、归属等进行组织:(三)基于应用属性的组织,即根据资源发挥功能的方式阻织.对内容属性较强的文化资源,如文献型或部分扩展文献型资源可采用学科法或主题法:如果资源数量不多或内容属性不强,则可采用物理属性组织,如字顺、地点、时间.在物理属性中,基于地点和时间的组织相对稳妥,因为任何资源都可与一定的地点和时间建立联系,而且采用地点和时间也有利于使用地图和时间轴等可视化方式.美国公共数字图书馆设置了一个时间轴,读者拖动时间砝,可以浏览特定时间内产生的文化资源.当文化遗产与当代生活息息相关,且很难借用现成分类法时,可以考虑基于应用属性的划分,如佛山石湾图书馆建设的“多媒体陶瓷数据库”将陶瓷产品从“用”的角度划分为建筑陶瓷、园林陶瓷、日用陶瓷、美术陶瓷等类[24].在实践中,大多数据库设立一个主组织结构,辅以其他组织方式,以提供多途径发现机会.

2.3数据建设

2.3.1 元数据

在国际、国内推出的多项元数据标准中都有针对文化遗产的规则,如《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与CALlS、CADAL数字图书馆建设标准:一些标准则专门用于文化遗产的著录,如《古籍著录规则》、CALlS特色库子项目系列元数据标准、CDWA、CIMI、EDM.在国外,DC标准被广泛用于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数据加工需要实现多方面的功能,包括资源揭示、资源组织、资源存储和获取、资源管理等,不同机构与不同项目在涉及上述内容时往往有不同的要求,甚至同一项目中不同资源也有不同的要求.同时,现有标准大多是针对文化遗产中的典型资源而作出的规范,如古籍、舆图、家谱、拓片、地方志、手稿,涵盖有限.因此,元数据标准有必要进行本地化加工[25-26],例如,由于年代久远,“汉画像石(砖)数字资源库”中画像石(砖)的作者及死海古卷数字图书馆中古卷的作者均已不可考:在“南海及南海诸岛数据库”中,需要设置专门的字段以标注文献中出现的有关南海诸岛归属中国的证据[27]:上海年华在抗战图片中设置“事件主题”字段,以揭示资源背后的历史事件,不仅有助于增强人们对资源的理解,也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认识.

元数据需要就文化资源的三个层面进行揭示:文化内容、载体信息、数字化信息.以一张关于艺术品的照片为例,文化内容指艺术品所代表的文化信息,如艺术品的名称、类型、作者、创作时间和创作地点:载体信息指与照片有关的信息,如载体类型(照片)、拍摄者、拍摄时间和拍摄地点、尺寸、收藏:数字化信息指在数字化加工过程中生成的信息,如数字化者、数字化时间、技术参数.在设置元数据之前,必须就数据加工的对象、层次和重点予以明确.通常情况下,文化遗产数据库的元数据包括三部分:(1)描述性信息.即对资源个体进行描述的信息,如题名、作者、创作日期、类型、主题等,描述性信息需要解答“叫什么”“是什么”“什么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特点”等问题[28]:(2)管理信息,用以描述对资源和记录进行存档、获取和使用等管理信息,如获取方式、分类信息、权限数据、保存机构:(3)技术信息,指在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技术参数.元数据应保持一定的粒度以提高数据集的灵活性.例如,古籍《渭崖疏要》的作者是明朝的霍韬,可采用单字段著录,即“作者等于(明)霍辐”:也可采用双字段著录,即“作者等于霍韬”、“作者朝代等于明”,后者可以生成朝代索引,并能提供朝代与作者的组配检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能够采用标准规范完成数据加工的,尽量不要对标准进行调整:如果确有必要,也要遵循标准本身确立的原则,如《中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中“专门数字对象元数据规范”确立的元素设置原则(简单性与准确性、专指度与通用性、互操作性与易转换性、可扩展性原则、用户需求原则)和元素扩展规则(纵向扩展规则和横向扩展规则)[29],并保证与标准规范和本地其他规范的兼容[30].根据对本地化扩展的支持情况,元数据标准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规则型标准,侧重于提供各项具体的规则,如MARC;二是原则性标准,在提供必要的规则之上也支持扩展,如CDWA、DC标准.文化遗产数据库应优选原则型标准.另外,元数据的本地化很难一步到位,存在着建设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的可能,因此系统要提供元数据的可编辑功能.

2.3.2 规范控制

文化遗产数字化对数据库的规范控制提出了挑战.对文化遗产的创作,由于时代不同,人们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都与今人有较大差异,即使在同一时代,由于缺乏便捷的沟通手段和辅助工具,作者之间在用语上也会存在差别.汉语古籍使用文言文写作,文言文不同于白话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言文的语义基础是单字,白话文的语义基础是词,而图书馆学中的汉语规范控制多以白话文为基础.因此在数据加工时,要在何种层面上注意进行规范的控制,而如何实施规范控制要有明确的规定.规范控制可以采取两种基本做法:相似内容采用相似的术语进行指称,或采用指向一致但表述不同的术语,不过术语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关联.由加工者添加的数据应使用统一术语,如文献类型,而来自文化资源的数据既可以采用规范术语,也可以采用原始表述和指向关联的方式进行著录.在具体实施时可以采取受控词表或本体等做法,前者是传统的规范控制手段,需要编制专门的词表,如美国图书馆界编辑的《艺术与建筑叙词表》(Art and Architec-ture Thesaurus),其对加工者的知识水平要求较高,后者适应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但对系统的要求较高.

2.4文本建设

文化遗产数字化的主要方式包括扫描、拍照、录像、录音等,不足之处是不能生成文本数据,缺乏向量化的数据会影响数据库功能的发挥,诸如语义关联、数据挖掘、知识服务、资源发现、平台对接、媒体适配等功能的实现均会受到限制.文本建设是一项既有简单加工、需要通过工作量的积累来完成,如文字输入和校对,同时又是专业性较强、需要深加工的工作.MartinMoyle在总结关于整理伦敦大学学院J.Ben-tham手稿的录入项目时坦言:文本加工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31].例如,在手稿数字化中,加工者会遇到一些笔迹潦草的术语,如地名、人名、专业用语,特别是在西文中有时很难辨认出具体的拼写结构.在汉语文献中,除书写问题外,还存在繁简转换和异体字、通假字、避讳字、无标点等非规范情况,均需要运用专业知识才能完成.一般而言,文本加工的对象大多是在当代文化和技术系统之外产生的,其呈现的未必符合当代文化和技术的要求,为此要进行文化和技术上的对接,这正是文本建设看似简单,实则需要专业知识支撑的原因所在.针对文本加工的这一特点,图书馆在建设地方文化遗产数据库时可采取分步实施的策略,即首先建设和开放模拟资源库,然后采取边服务边建设的方式加工文本.

2.5服务与版权

根据有关机构对欧洲文化遗产数字化项目的调查,只有约20%的数字资源可通过互联网提供服务,其余资源或者通过非互联网提供服务,如CD-ROM,或者不对外提供服务,仅出于保存目的进行备份,其中由图书馆建设的资源可获取比例达到70%,由档案馆建设的资源可获取比例为48.5%:对提供公共服务的资源,不同机构采取不同的服务政策,50%的文化机构提供某种程度的免费和不受限制的服务,其中图书馆提供免费服务的比例达到75%[32].地方文化遗产数字资源是否提供服务以及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版权是一项重要考量.与尚处在流通领域的资源不同,文化遗产的版权压力较小,有利于实现开放和免费服务.各国著作权法都对版权作品关于如何进入公有领域都有规定,一般以作者去世后的时间为标准,如50年、70年,以此计算,相当一部分文化遗产已进入公有领域.即使没有进入公有领域,地方文化遗产基于内容属性为作者带来经济收益的价值也已削弱甚至丧失,如我国大部分的民国文献.而对那些尚未进入公共传播领域的“私有信息”,基本上不存在著作权意义上的经济收益.但文化遗产的版权也有复杂的一面,例如,即使作品已进入公有领域,但作品的部分内容仍可能受到版权保护,如前言、后记、封面.一张关于艺术品的照片可能涉及几种权利:艺术品作者的权利、照片拍摄者的权利、数字化者的权利以及第三方(如出版社、数据商)传播授权等.因此,建库前确保版权的清晰和透明是非常关键的.

3图书馆实施地方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对策

图书馆实施地方文化遗产数字化保存和服务,既要考虑地方文化的特点,也要考虑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要求,并综合权衡各方面的因素,采取科学有效的对策.

3.1 加强社会合作

如前所述,由一家机构收集齐全某一主题或类型文化遗产的状况在现实中比较少见,而大部分文化遗产都不处在公共传播领域,无法通过市场或其他公开途径获得,只能通过社会合作征集.《广州大典》在编撰过程中,除了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为主外,还通过国内外机构和个人补充了大量的缺藏资料,如国家图书馆、天一阁博物馆、澳门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在图书馆地方文献建设中,征集是常用的采集方式,但实物征集面临较大的困难,因为文献拥有者需要将文献免费捐赠或低价销售给图书馆,对比较珍贵的文献实物征集往往难以奏效.因此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中,较适宜采取影像征集的方式,即图书馆仅获得数字化的拷贝,而不改变资源的原隶属关系,有利于减小征集阻力.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由资源拥有单位对资源完成数字化,征集者须明确相关要求,以免给合作单位造成人力和物力浪费.虽然许多文化遗产都已处在公有领域,按照法律可免费使用、自由获取,但如果这些资源是通过社会化合作从机构或个人手中征集来的,在公开之前必须征得拥有者的同意,这不仅是出于对资源贡献者的尊重,也有利于后续合作的开展.

3.2加强资源安全管理

文化遗产数据库如果实施开放服务,将导致安全隐患增加.为防止恶意下载等行为,“广州大典数据库”采取了以下多项措施:(1)降低精度.据调查,大部分文化遗产数字化项目采用的扫描精度为0_500DP[33],一般情况下出版精度最少要达到300DPI,具体数值受资源状况、使用需求等因素影响.由于《广州大典》采用的是大16开版面,同一版中集中了4幅古籍册页,因此对精度要求较高.综合多种情况,“广州大典数据库”将图像精度设定为200DPI,这是不影响阅读的最低值,即使有人获得《广州大典》的影像资源,其精度也不足以支持二次出版.(2)对使用进行限制.“广州大典数据库”以在线浏览为主,图像版屏蔽了“图片另存”的功能:而且文本版屏蔽拷贝功能,每次只提供1页的下载和打印,每人每天最多可下载或打印10页.(3)数据库将资源被搜索引擎发现的级别设置为详细信息页,不允许搜索引擎以快照方式将《广州大典》资源全文保存到索引库中.(4)实现融系统安全保障、数据安全保障、运行环境安全保障为一体的安全保障策略.

3.3实施权限分级管理

文化遗产数据库的资源归属通常存在多种情况,如共建单位的资源、该馆收藏且具有永久保存权的资源、未解决版权的资源[34]、已解决版权但具有使用约定的资源,而对于同一资源或部分资源,也可能存在不同用户群体拥有不同使用权的情况.对此,图书馆可采取权限分级管理的对策[35].数据库权限管理可以从两种角度入手:用户角度和资源角度,前者为不同用户配以相应权限,后者为不同资源配以相应权限.在具体实施时,权限管理可以采用类型配置与个体配置两种方式,前者指对某一类用户或资源进行权限设置,后者指对个体用户或资源进行权限设置.“广州大典数据库”采用了用户权限和资源权限双重设置方式,其中用户权限采用类型配置,用户包括4类:公网用户、广州图书馆读者、注册访客(全球注册)、lP内网用户,后3类可以查阅全文:全文使用权(含浏览权、下载权、打印权等)采用个体配置,根据资源拥有单位的授权在后台开启或关闭单项资源的使用权.

3.4采取众包建设策略

Jan Zastrow认为,当图书馆需要获得大量资源或拥有大量资源有待加工,而图书馆的投入有限时,就可以考虑众包[36].众包是由杰夫·豪(Jeff Howe)2006年6月提出,指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网络大众的做法[37],优势是能够在短期内以较低成本积累海量的资源或完成繁重的工作.将众包应用于文化遗产数字化主要有3种方式:(1)资源征集.图书馆将资源上传权限开放给民众,明确所需资源和要求,由民众将手中的资源上传给图书馆,图书馆审核后并入数据库.众包资源建设能将分散于民间的资源聚集起来,而这些资源在文献调研时未必能被发现.“91 1数字档案”(September 11 DigitaIArchive)、“飓风数字记忆银行”(Hurricane Digital MemoryBank)、“我们的马拉松:波士顿爆炸案数字档案”(Our Marathon; The Boston Bombing DigitalArchive)等均采取众包方式向民众征集资源.(2)元数据加工.大部分文化遗产的元数据加工需要人工完成,加工逾深,需要的人力越多,将资源开放给民众,由民众对资源进行元数据加工,可以为数据库快速添加元数据.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Tiltfactor实验室开发了一个称为“元数据游戏”的系统,志愿者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就能完成对图片描述和对文件添加标签的任务,大英图书馆、波土顿公共图书馆、美国公共数字图书馆等多个文化机构采用了该系统[38].(3)文本加工.文本建设是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中需要投入人力最多的工作,众包文本加工能为数据库在短期内积累海量的文本资源.纽约市公共图书馆收集有4万多份酒店菜单,但由于这些菜单的产生日期最早可以上溯到1 9世纪40年代,多变的字体和显示使OCR识别非常困难,为此,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发起“菜单上有什么”(What´s on the Menu?)的项目,邀请志愿者对菜单进行识别和录入文本,得到广泛响应[39].

4结语

由于文化遗产广泛分布于社会各个层面,随着文化遗产保护受到各界重视,除图书馆外,许多机构都建立了文化遗产数据库.图书馆在开展文化遗产数字化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该建设地方文化遗产数字资源门户,将本地其他机构建设的文化遗产数字资源整合并提供统一的发现入口,如路易斯安娜数字图书馆、美国公共数字图书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数字化再造对保存中华文明基因、促进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将使中华文明的传播媒介从骆驼和帆船变为网络,传播符号从陶瓷、丝绸变为比特,时差从相距百年、千年变为瞬间获取,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在全球文化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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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付跃安,男,博士,广州图书馆研究馆员.

收稿日期2016-05-24

(责任编辑:沈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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