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偶然vs必然：公共文化服务的兴起和兼论图书馆学人的贡献和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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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兴起,图书馆学人作出了重要贡献.文章以国家政策法规的建设历程,梳理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的兴起与发展；以项目资助、著作出版、文章发表的数量统计为基础,描绘了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发展态势；通过对占比份额分析揭示图书馆学人的实际贡献.图书馆学人以国家需要和现实问题为主战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取得了应有的地位.进入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有了新要求,研究也有了新方向.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学人踏入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为图书馆学学科建设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图书馆学人图书馆学学科建设图书馆事业
引用本文格式金武刚.偶然vs必然：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兼论图书馆学人的贡献和崛起[J].图书馆论坛,2018（11）：49-60.
TheEstablishmentandDevelopmentofPublicCulturalServiceResearch：AccidentalorInevitable?WithaStudyontheRiseofLibraryScholarsandTheirContributions
JINWugang
AbstractPublicculturalserviceresearchhasquietlyemergedandlibraryscholarshemadeimportantcontributions.ThelegislativeprocessofnationalpoliciesandregulationsreflectstheestablishmentanddevelopmentofpublicculturalserviceprovisioninChina.Thestatisticsofprojectfunding,bookspublishedandpapersissueddepictthedevelopmentaltrendofpublicculturalserviceresearchinChina；andbyanalyzingtheauthorprofile,itrevealstheactualcontributionoflibraryscholars.Thelibraryscholarsregardthenationalneedsandpracticalproblemsasthefocuswhencarryingoutresearchonpublicculturalservices.Inthenewera,newrequirementorpublicculturalservicepracticehebeenidentified,andresearchhasalsotakennewdirections.Aoreandmorelibraryscholarshesteppedintopublicculturalserviceresearch,notonlytheygaingoodrecognitionintheresearchcommunity,butalsocreateanimportantnewdimensionforlibraryscience.
Keywordspublicculturalserviceresearch；libraryscholars；newdimensionsoflibraryscience；librarianship
0引言
“公共文化服务”是一个新兴概念,作为国家政策方针,始于21世纪初,散见于党和政府重要文件之中.2016年12月,《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颁布,首次以法律方式明确“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1].
曾几何时,图书馆学人开始关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与研究,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公共文化服务科学研究领域,图书馆学人开始“占地发声”.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课题中,图书馆学人中的佼佼者——北京大学李国新、南开大学柯平分别以“加快公共文化立法,提高文化建设法制化水平研究”“促进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与均等化研究”中标.据统计,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设立以来,以“公共文化”为主题的招标课题一共才中标六项①,而图书馆学人就主持了其中两项,占三分之一强.
在国家级专家队伍中,图书馆学人也闯出了“一亩三分地”.为了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科学化水平,自2011年以来先后成立了三届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聚集了一批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家[2].在第三届专家委员会名单中,不少图书馆学人赫然在列[3],其中北京大学李国新和上海图书馆吴建中分别担任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中国国家图书馆魏大威、申晓娟、汪东波,首都图书馆倪晓建,上海图书馆刘炜,浙江图书馆刘晓清,广西图书馆徐欣禄,杭州图书馆禇树青,东莞图书馆李东来等在业界素有影响的图书馆学人担任委员.从数量看,图书馆学人约占专家委员会队伍的五分之一.
在国家级智库建设方面,图书馆学人同样“不甘寂寞”.2015年7月,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五家单位被命名为“公共文化研究基地”.作为国家级智库,研究基地主要围绕我国经济社会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密切关注公共文化领域发展趋势,做好决策咨询,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上海图书馆由时任馆长吴建中担任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大学把研究基地设在信息管理系,由李国新担任研究基地主任[4].五大研究基地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科学决策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有两所直接由图书馆学人来担纲主持,撑起了公共文化服务决策支撑研究的“半边天”.
图书馆学人关注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是个人兴趣行为使然,偶然性地闯入,还是学科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集体理性转向,必然的选择？图书馆学人在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处于什么地位？这些都值得研究.
1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的兴起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重视经济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物质方面的“硬权益”,旨在妥善解决10多亿人口的衣食住行问题,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被忽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深化,经济社会日益繁荣,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大,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问题日益凸显,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开始提上政府议事日程.
政策法规建设历程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的兴起和发展概况.1997年10月,我国签署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要求“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1)参加文化生活；(2)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3)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利”[5],即每个国家公民的文化权益要加以保护.2001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该公约在我国生效,标志着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现代社会公民拥有的文化权益进入政府视野,公民文化权益保障开始纳入国家政策法规体系.
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提出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保障人民文化权益被提到了与保障政治、经济权益同等重要的高度.报告进一步指出,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是发展文化公益事业.当时所说的“文化公益事业”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公共文化服务”.由此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序幕徐徐拉开.
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想：“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是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及体系构建第一次出现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之中.据此,2005年被称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元年”.此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蓬勃兴起,具有里程碑地位的重大政策法规陆续出台.
2007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07]21号)[6],这是我国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专门文件.它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提出了实施五项重大公共文化服务工程,指出了增强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供给能力和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的发展方向.以此文件出台为标志,党的意志转变为国家政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驶入了快车道.
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要求构建“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7].这表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方针政策日益完善.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8],这是新一届党和政府的施政纲领.该文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提出了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若干项重点任务.随后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国务院于2015年1月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中办发[2015]2号)[9],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以及保障措施,是指导今后一段时期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10].这也是我国第二个最高级别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专门文件.
2016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7年3月起施行.这是我国文化领域一部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重要法律,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实现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11].
综上所述,自21世纪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理念思想逐步成熟,方针政策逐步完善,法律保障逐步确立,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随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21世纪以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为相应的科学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展示的平台.科学研究项目立项和科研成果产出向来是研究能力和水平的重要表征.
2.1研究项目立项
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由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的研究项目是唯一的国家级项目,向来声誉卓著,项目立项数量的多少成为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科研实力的重要体现.因此,以国家社科基金为例,统计分析历年资助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项目的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发展态势.
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②可以检索到历年项目立项资助情况.该数据库提供了“项目类别”“学科分类”“项目名称”“立项时间”“项目负责人”等多个可任意组合的检索入口.根据对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的理解,笔者分别以“公共文化”“公共数字文化”“群众文化”“农村文化”“公益文化”为关键词,在“项目名称”中进行检索(检索日期：2018年3月23日).将检索得出的结果汇总去重,发现到2017年为止,共有87个项目获得立项资助(见表1).
最早获得资助的是“一般项目”,2006年立项,这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相呼应.此后每年均获立项资助,其中“一般项目”长年不断,2008年开始有“重点项目”立项,2010年开始有“西部项目”“重大项目”立项.特别是2012年,共有30个项目得到立项,创历史之最,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俨然成为热点领域.2013年后项目立项数量有所下降,但最少也在三项以上,特别是2017年上升到12项,成为历史第二多.
国家社科基金历年来对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项目立项资助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兴起与发展历程.从1项到30项,再到12项,说明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从空白开始,日渐成为热点；在高峰过后,已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长期研究领域.
2.2著作类成果出版
著作通常针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结构较完整,内容较丰富,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创造性.著作类成果出版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水平的发展态势.国家图书馆被赋予国家文献信息战略保存等职能,接受出版单位出版物呈缴.因此,统计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相关著作情况,能够大致反映出公共文化服务研究著作类成果出版情况.在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中,对主题“公共文化”进行检索,同时限定“资料类型”为“图书”,截止时间为2017年(检索日期：2018年3月21日),共检出图书182种(见图1).
国家图书馆收录最早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类著作是1997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文图书.严格来讲,中国内地学人撰写的第一部公共文化服务研究著作应是2004年郭晓君等所著《公共文化与现代政府建构》[12],该书针对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的特点,运用文化学、新公共管理理论、经济学等,对我国如何应对文化冲突、法治政府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2004年后,每年都有著作出版.2012年开始出版数量迅速攀升,达到14种.此后一直处于高位态势,2014年后每年都保持在20种以上,其中2014年达到37种,2017年度达到34种.著作类成果出版情况说明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
2.3文章类成果发表
文章类成果发表是科研成果产出的重要方式.中国知网收录了我国期刊发表的文章类成果,虽然从“全面性”来看,或多或少会有所遗漏,不过以此为依据进行统计分析,仍然可以大体反映出研究发展态势.在中国知网的“期刊”检索页面,设定“主题”或“篇名”的检索词为“公共文化服务”或“公共文化设施”或“公共文化活动”或“公共文化资源”,限定时间为2017年之前,在“全部期刊”中进行检索(检索日期：2018年8月21日),共获得10010篇文章(见图2).
从检索结果来看,1995年开始有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文章发表,分别是《公共文化设施萎缩何时休》[13]和《加强社区文化设施建设》[14],主要是有关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简单议论与问题提出.直到2004年相关文章少,每年最多不超过七篇,甚至还有0篇情况出现.
转折点出现在2005年,相关文章开始明显增多,达到21篇；此后文章数量呈指数级增长,2007年超过200篇,2012年超过1000篇.2013年开始,每年产出稳定在1000篇以上,2017年又创历史新高,达到1378篇.文章数量的迅速增长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密切相关.2005年是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元年,此后不断有重大政策法规出台,极大地推动了实践发展,也为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综上所述,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无论是研究项目立项,还是著作类成果出版、文章类成果发表,有一个共同点：2005年前后开始兴起,随后快速发展,2012年几乎同步达到峰值,此后虽有所下降,但都在高位运行.这表明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经历了兴起和发展阶段,到达第一个峰值；峰值过后并没有“一闪而逝”断崖式下降,而是在高位上继续运行.目前处于比较稳定的成熟阶段,可以成为相关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
2005年是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起步的重要年份,此后逐步走向成熟.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掀起新,此后进入高位推进的稳定发展阶段.建设实践与研究态势两者呈现出几乎同步兴起与发展的“耦合”现象,表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建设实践滋养了理论发展,理论研究指导了实践探索.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是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显著特征,为学科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平台.
3图书馆学人在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的贡献与地位
当前公共文化服务研究还没有独立的学科目录和专门的研究队伍,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员大多来自管理学、文学、艺术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而图书馆学人从事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似乎“蔚然成风”,已经成为集体性选择,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应有地位.
3.1图书馆学人的研究项目立项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规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一般按学科类别分别评审并予以资助,目前设有“马列·科社”“哲学”“党史·党建”“理论经济”“应用经济”“统计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宗教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体育学”“管理学”等23个学科类别,另有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等三个学科单列,共计26个学科类别.对前文所述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的87个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类项目,按学科类别作进一步分析(见表2),分别属于“马列·科社”“党史·党建”“应用经济”“统计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体育学”“管理学”“教育学”等14个学科类别,覆盖了26个学科类别中的一半以上.由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按学科分别进行评审立项,这一分布结果再次说明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受到很多个学科背景学人的共同关注与参与.
令人注目的是,在这14个学科类别中,图书馆学人所在的主要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一枝独秀,共有19个项目得到立项,占资助项目总数的22%,这说明图书馆学人已经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一支重要的力量；“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立项资助项目全面覆盖“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等所有项目类别,这说明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引起了图书馆学人的各层次研究人才的关注与参与.
3.2图书馆学人的著作类成果出版
对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82种著作进行分析,发现有三种是不同出版社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单行本,一种是文件《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单行本,一种是海外华人中文著作,二种是外国人著作的中译本,二种是服务指南型的非研究类著作,五种是书画摄影等纯文学艺术作品,54种是蓝皮书、年度发展报告和以集体方式署名的论文集.对剩下的114种著作类成果再作分析(见表3),发现由图书馆学人或者虽以领导署名实则由图书馆学人主持完成的至少有15种著作,占13%强,这说明图书馆学人在著作出版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图书馆学人的著作类成果出版越来越多,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学人将精力投放于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
3.3图书馆学人的文章类成果发表
对中国知网收录的10010篇期刊文章进一步分析,分别从学科、期刊、作者分布三个维度来加以衡量.
3.3.1学科分布
中国知网自设了学科分类,发文量在200篇以上的,依次是“文化”5037篇、“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2710篇、“文化经济”574篇、“政党及群众组织”496篇、“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307篇、“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305篇、“新闻与传媒”229篇、“档案及博物馆”207篇(见图3).
若将中国知网自设的学科类别与教育部发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进行匹配[15],则“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归口于“1205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政党及群众组织”“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归口于“0302政治学”,“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归口于“1204公共管理”,“新闻与传媒”归口于“0503新闻传播学”,“档案及博物馆”可归口于“1205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和“0601考古学”.“文化”“文化经济”是泛指的研究领域,没有独立的学科目录好归属,分散在“01哲学”“02经济学”“03法学”“05文学”“06历史学”“12管理学”等学科目录之中.从教育部学科目录来讲,可以归属于“1205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的“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发文量达到2710篇,成为文章类成果发表最多的学科.在“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主要是图书馆学人.据此可以推测图书馆学人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文章类成果约占总量的27%,这说明图书馆学人在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具有较重要的地位.
3.3.2期刊分布
从期刊种类来看,刊载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文章数量排在前50名的,每种期刊发文量都在33篇以上,最高达到488篇.前50种期刊共刊载3654篇文章,约占总发文量的36.5%(见表4).对上述50种期刊再进行分类统计,发现以“图书馆学类(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为学科背景依托的期刊共有27种,占一半多.这27种图书馆学期刊发表相关文章共1999篇,在50种期刊中发文量约占54.8%,在所有文章类成果中约占20%.排名在50名之后的图书馆学类期刊也有发表了相关文章的情况,因此,所占份额应超过20%.期刊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么多种图书馆学类期刊发表了这么多数量的文章,占据了这么多的份额,说明图书馆学学科普遍关注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并且在这一领域已经确立了一定的地位.
3.3.3作者分布
从高产作者看,发文量排在前50的作者,每人发文量都在六篇以上,最高达到38篇.前50人发表文章数量合计554篇,约占所有发文量5%(见表5).对50位作者进一步分析发现,发文量排在前三位的柯平、李国新、肖希明都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人,他们分别发表38篇、31篇、30篇,三人合计近100篇,在50人发文总量中约占18%,在所有发文总量中占1%左右.对50人所在单位及研究领域进行逐一扫描,发现拥有图书馆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背景的有19位(柯平、李国新、肖希明、郑建明、冯佳、金武刚、陈雅、陆和建、魏大威、王世伟、张梅、林超英、段小虎、邹金汇、罗云川、完颜邓邓、王子舟、洪伟达、方标军),共计发文228篇,在50人发文总量中约占41%,在所有发文总量中占2.2%左右.由此可见,在图书馆学人中,已经集聚了一批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高产作者群,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中起到了引领作用.
4图书馆学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一直强调“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16].从中可以提炼出一些主题词,主要包括“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服务”“共建共享”“完善服务体系”等,说明这些都是公共文化服务实践领域始终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那么,图书馆学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又是什么呢？下文进行分析.
4.1研究项目的主题分析
对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19个项目和虽被划入“法学”实质由图书馆学人主持的一个项目,共20个项目的研究主题进行分析(见表6).由表6可以看到,图书馆学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内容广泛.
一是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研究,旨在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如重大项目“促进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与均等化研究”直接开展相应研究；重大项目“加快公共文化立法,提高文化建设法制化水平研究”则从制度构建层面研究标准化、均等化保障落实的法制手段和途径；重点项目“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从绩效考核标准化角度来加以研究.
二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参与研究,如一般项目“多元共治背景下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模式研究”,青年项目“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化投入模式研究”“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机制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民间图书馆发展战略研究”等,均非常关注政府主导前提下的社会力量参与的投入方式、运行模式、参与机制等.
三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如青年项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社区图书馆发展战略研究”“农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的路径选择与实现策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效率研究”等,关注城市社区、农村基层、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公共文化服务重心下移、共建共享的路径和方法.
四是公共数字文化研究,如重点项目“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资源整合研究”,一般项目“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版权策略研究”“公益性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研究”,青年项目“‘互联网+’时代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的服务模式转变研究”“基于制度创新视角的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机制研究”“基于用户体验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营销研究”等.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五是行业问题、特殊人群服务研究,如重点项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图书馆战略规划模型与实证研究”关注公共图书馆行业问题,青年项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公共档案馆发展战略研究”关注档案馆行业问题,“公共文化服务背景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信息传播研究”关注非遗行业问题,“未成年人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治理功能、机制与模式研究”关注未成年人公共文化服务问题.
上述研究基本涵盖了公共文化服务实践领域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这说明图书馆学人紧跟时展,学以致用,以理论研究介入社会实践,助推学科建设发展.
4.2文章类成果的关键词分析
针对主要由图书馆学人发表的归口在“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2710篇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文章类成果,进行关键词分析.将使用次数较多的前50个关键词选取出来,可以看到关键词分布情况(见表7).
对关键词进行适当分析,可以看到：
一是图书馆学人对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研究,是从自身的图书馆领域基础上进行适当拓展和延伸,如“公共图书馆(734)”“图书馆(341)”“高校图书馆(161)”“图书馆服务(70)”“基层图书馆(64)”“数字图书馆(45)”“县级图书馆(40)”“图书馆事业(39)”“社区图书馆(37)”“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35)”“图书馆联盟(34)”“乡镇图书馆(24)”“图书馆建设(23)”“农村图书馆(20)”“基层公共图书馆(18)”等关键词,无不表明“图书馆”是图书馆学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和学科背景依托.
二是图书馆学人关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方面的研究,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319)”“服务体系(105)”“总分馆制(40)”“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3)”等关键词都是有关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普遍均等、完善覆盖面、适用性等方面的研究.
三是图书馆学人关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如“均等化(30)”“服务均等化(22)”等关键词表明的是直入主题的研究；而“免费开放(59)”,让所有人能够平等、免费利用则是均等化概念的另一种表达.
四是图书馆学人关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力量参与研究,如“社会力量(33)”“政府购买(19)”等关键词表明的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方面的研究.
五是图书馆学人关注基层服务共享研究,如“延伸服务(52)”“农家书屋(62)”“资源共享(28)”“文化共享工程(19)”等关键词直接关注基层文化设施融合发展、共建共享方面的问题.
当然,还有大量关键词虽未直接反映,但事实上也涉及上述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研究,如“公共文化服务(372)”“公共文化(143)”“公共数字文化(68)”“可持续发展(42)”“全民阅读(37)”等.
这些文章的研究范围大致涵盖了公共文化服务实践的方方面面,关注到了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
4.3国家智库的研究动向分析
从两所由图书馆学人主持的国家级智库——公共文化研究基地的研究动向来看,更是直面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主战场,为有关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决策支持研究咨询成果.
上海图书馆设立的公共文化研究基地自授牌命名以来,向有关部委提供了若干份极具份量的研究报告,如《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大数据应用研究报告(2015年)》《文化精准扶贫发展研究报告(2016年)》《“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代拟稿,2017年)》等；组织开展了“数字人文－开放数据应用开发竞赛”,积极打造“新型电子阅览室—创客空间”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服务样本,为公共文化服务相关行业的创新服务起到了引领和孵化作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基础数据库”,为相应的政策研究提供专门信息服务[17].
北京大学在信息管理系设立的公共文化研究基地直接参与了国家有关公共文化服务的重大政策法规的制定、论证工作,如《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关于推进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实施意见》等；参与了国际文化交流研究咨询工作,如“东亚文化之都建设研究”等；参与了地方重大文化建设咨询研究,如“雄安新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研究”等；参与了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重要的蓝皮书编撰工作,如《公共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馆蓝皮书》等[18].
作为国家级智库,两所公共文化研究基地,在为国家和地方公共文化服务重大决策支撑研究和行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应有作用,也彰显了图书馆学人为国家发展、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作出了应有贡献.
5偶然vs必然：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与图书馆学学科建设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的是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是民生工程,是长远事业.21世纪以来,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态势与建设实践同步发展的现象,显示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是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显著特征.因此,建设实践有需要,理论研究就会源源不息.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的产生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并将长期存在.
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摆上重要位置,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自信”.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正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能够为老百姓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是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益显现,这又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因此,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个年轻的、崭新的研究领域,既是解决现实问题而催生的必然需求,也是有着无限潜力的美好前景.
从图书馆学学科建设来看,公共图书馆领域一直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图书馆学人对现代图书馆理念研究,使图书馆权利、信息公平、智识自由等现代图书馆学最为重要的命题成为图书馆学的流行话题,使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研究进入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位置；关于普遍开放、公平服务、免费服务、总分馆服务等领域研究成果应用导致图书馆政策、管理与服务的变革,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跨越式发展[19].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公共图书馆研究领域适当拓展,其上位类就是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因此,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是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必然拓展方向.
目前相对于图书馆学的整体研究态势,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刚刚崛起,所占份额还不高.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量来讲,2006-2017年图书馆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共有1424个项目获得立项③,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只占其中1.33%.从文章类成果发表情况来看,2006-2017年,图书馆学(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在期刊上发表304591篇文章④,而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只有2710篇,只占0.89%.
但是,当前图书馆学人已经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深耕细作”,无论是在国家级研究项目立项上,还是在研究成果生产上,包括国家级智库、专家队伍建设上,已经占据重要地位,发挥出重要作用.更为可贵的是,这不是一二个人、三二个人的偶然率性所为,而是有一大批、各层次的图书馆学人投身到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之中.
总之,把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纳入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范畴,成为新时代学科建设的突破点,为国家和社会发展贡献应有力量,将彰显图书馆学学术价值和学科影响力.因应图书馆学人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贡献和崛起,将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纳入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范畴的时机已然成熟.注释
①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中检索所得,检索条件：“项目名称”等于“公共文化”,并且“项目类别”等于“重大项目”（检索日期：2018-03-25）.检索入口http：//fz.people.com.cn/skygb/sk/index.php/Index/seach.
②检索入口同①,该项目数据库目前收录了66268条项目立项记录.但需注意的是,经过行测试发现该数据库记录还不是最完整的.比如,通过对历年艺术类项目立项资助公示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有不少公共文化服务方面项目,但通过该数据库“学科分类”中的“艺术学”进行检索,却未能得到相关记录.
③根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检索所得的数据,检索入口同①.检索条件：“学科类别”等于“图书馆学、情报与文献学”（检索日期：2018-08-25）.
④根据中国知网检索得出的统计数据（检索日期：2018-08-2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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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金武刚,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工商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教授.
收稿日期2018-08-25
（责任编辑：刘洪；英文编辑：杨继贤）
公共文化论文参考资料：
简而言之，这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学人和偶然vs必然和图书馆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公共文化本科毕业论文公共文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