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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下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该文是关于经济新常态自考毕业论文范文与公共产品和经济新常态和供给类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韩心灵

（党校　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安徽省委党校,合肥　230022）

摘要：经济新常态下对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要有新的认识和新的定位,它不仅是人民基本生活和社会稳定的保障,而且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致力于分析公共产品供给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梳理了公共产品供给与经济新常态理论的逻辑关系.在剖析当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新常态下和“十三五”期间改进与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9-0083-05

作者简介：韩心灵（1975-）,男,安徽萧县人,安徽省委党校经济学副教授,党校研究生院2015级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博士,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它是旧有发展模式的调整、转型、优化、升级稳定的长期的发展过程,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经济旧常态到新常态的转变并不是平稳的、自然的、一帆风顺的,它需要我们因势利导、审时度势、主动作为、安全过渡,如果两种状态的衔接不顺利,经济发展将会面临剧烈波动.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面临的下行压力逐年递增,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只有6.9%,创下了1991年以来的最低增长速度.面对国内外严峻的发展形势,我国经济必须寻求新的增长点.2015年1月李克强总理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提出经济发展“双引擎”战略思想,他指出：中国经济要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必须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开启“双引擎”,一是打造新引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二是要改造传统引擎,重点是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补齐“短板”.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过去相对长的时间内我们思想上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用的认识并不到位,因此,实践上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本文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作区分）供给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造成很多负面效应.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们应认真评估公共产品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性质和地位,发挥公共产品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

一、公共产品供给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

1.西方经济学界对公共产品影响经济增长的论述.对于公共产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西方经济学者的认识在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立场和观点不同.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古典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发展一般奉行自由放任的思想,他们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应该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政府应该充当“守夜人”角色,最小限度地干预经济.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认为政府要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对此,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都有相关论述.例如,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认为政府应该提供三类公共产品：一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免受外来政权的暴行与侵略；二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保护人民不受本国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三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主要为便利社会商业、促进人民教育的公共设施和工程,他认为“一国商业的发达,全赖有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等公共工程”.［1］902总体而言,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是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必要和基础性的便利条件,公共产品对经济发展是一种辅助性、补充性的作用.

上个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危机发生以后,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遭到质疑和批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登堂入室.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阴霾之所以难以驱除是因为人们信心崩溃,因此就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就要肩负起恢复和提振社会信心的职责.他主张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刺激投资和消费,通过政府购买公共产品和投资公用事业等手段,通过“加速原理”使政府投资引起多倍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恢复社会信心、解决失业等棘手问题.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经过汉森和萨缪尔森等人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需求管理理论.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在凯恩斯经济理论中政府投资于公共产品的目的是解决市场机制的缺陷,以公共产品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最终目的是使经济摆脱衰退的影响,而一旦经济走向繁荣的通道,政府就会全身退出,因此公共产品投资是私人投资的“引诱投资”,是私人投资的替代品.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出现了很多经济增长模型,起初很多经济增长模型并没有关注公共产品作用,比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索罗增长模型等新古典增长模型关注劳动、资本、储蓄和技术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把外生的连续技术进步看作经济中长期增长唯一的源泉,这引起了后来者研究的不满.此后的卢卡斯模型、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等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人力资本积累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认为人力资本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使资本的收益率提高；同时由于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性,经济的最优产出增长率将高于均衡增长率.而人力资本的形成离不开学校教育和医疗卫生资源等,教育、医疗卫生等正是政府提供的主要公共产品.1990年代初,巴罗和萨拉-伊-马丁构建了以公共产品为中心的内生增长模型,即政府购买的公共品模型和政府购买的拥挤模型,政府购买这一变量作为生产要素出现在生产函数中,强调的是政府的生产性贡献.［2］该模型认为由于公共产品的外溢性,私人产品并不是公共产品的替代品,二者的关系是互补的.政府通过向私人征税提供公共投入,最终公共投入和私人投入按照相同的比例增长,由此影响人均收入和消费的增长,导致经济增长率持久的各国差异.内生增长模型高度重视公共产品投入的内生性作用,并把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提并论,公共产品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界对公共产品的认识有逐渐深化的过程,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角度来看,公共产品先后经历了辅助性作用、替代性作用,进而是互补性作用.

2.公共产品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和途径.本文认同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是互补性的观点.为了阐述公共产品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有必要对公共产品合理分类.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的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理论》首次提出的公共产品这一核心概念,该文将公共产品定义为这样一种产品：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任何他人也对这种产品的消费.［3］此后萨缪尔森、马斯格雷夫、阿特金森、弗里德曼、德姆塞茨和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公共产品的内涵,一般认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等性质.但是公共产品并没有统一的分类方法,一般根据竞争性和排他性程度把它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也可以根据提供主体不同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区性公共产品等.考虑到在我国一般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由公共财政承担,可以根据公共财政支出的性质来给公共产品分类.基于此,本文把公共产品分为三类,即维持国家职能类公共产品、经济建设类公共产品和社会民生类公共产品.

首先,维持国家职能类公共产品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和基本运行制度.该类公共产品为国家正常运转提供基本物质条件和制度保障,如国防、外交、行政管理、公共安全、市场监管、立法和司法体系等等.经济发展需要和平安全的国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关系,我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首先得益于国家稳定的局势与睦邻友好的国际发展环境.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能够降低政府运行成本,简化行政审批事项,提高经济效率,降低家庭和企业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成本.政府是各类基本制度的供给主体,比如法律制度、产权制度、金融交易制度、市场监管制度等.新制度经济学高度重视制度在经济绩效中的作用,认为有效的制度供给能够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不确定性、减少交易成本.比如完备的法律制度能够有效保障契约严格执行,使得交易双方有稳定的预期,控制交易的风险；同时,公正权威的司法体系能遏制官员的腐败行为,降低社会的寻租活动,减少因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具备正规的司法行政制度,以致人民关于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能感到安全,以致人民对于人们遵守契约的信心,没有法律予以支持,以致人民设想政府未必经常地行使其权力,强制一切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发达.”［1］1155 规范成熟的金融交易制度能够降低金融市场的欺诈行为,为实体经济提供充足便利和低成本的资金支持,为老百姓提供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有利于增加全社会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严格的市场监管制度保障了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遏制假冒伪劣商品,使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扩大了社会的消费能力.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有着稳定和平的发展环境、高效行政管理体制、各项制度成熟完善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外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有利于发展经济、扩大对外贸易交往.

其次,经济建设类公共产品起到“社会先行资本”的作用.这类公共产品可以为微观经济运行提供硬件支撑,如交通设施、供水、供电、能源、电信、网络等.发展经济学家罗丹、纳克斯和罗斯托等对包括交通在内的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思想.罗丹在其著作《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中把交通等基础设施称为“社会先行资本”,［4］强调一个社会在产业投资之前要具备基础设施方面的积累,必须优先发展.纳克斯发展了罗丹的理论,认为由于基础设施具有初始投资规模大、成本周期长、不可分及强外部性,所以私人部门没有动力投资,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的责任.基本设施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当期,更重要的是发力于长远.当期的基础设施投资就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基础设施的发展会直接或间接降低其他生产部门的成本,比如交通基础设施具有空间网络属性,能够将本地与其他地区连成一体,提升区位优势,降低物流成本,促进资本、人力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快速流动,增强对产业投资的吸引力,引起生产要素集聚,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发展.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一般都位于沿海、沿江以及铁路干线等交通便利的地方,这也佐证了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三,社会民生保障类公共产品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证.这类公共产品保障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比如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只有当人们的吃喝住穿行等方面得到充分满足的时候,人类才能够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保障民生就是保障人们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国家在发展的同时为全体公民提供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基本社会民生保障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从根本上说,改善民生是国家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低廉优质的医疗资源、就业服务、保障性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使得学有所教、病有所医、劳有所得、住有所居、老有所养,解决了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免除了后顾之忧,提高了消费预期,降低了强制储蓄,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从长期来看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对教育、科技和医疗等方面的投入能提高人力资本,增强人才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对此西方多位著名经济学家都有经典论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构建者,1960年他在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中认为人力资本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保罗·罗默1986年在《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构建了自己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该模型中他认为知识的外溢效应是内生增长的源泉,知识一旦产生就将外溢到整个经济范围,在这里他实际上已经把知识当作公共产品.因此,国家提供社会保障类公共产品投资会产生长期的影响,投资所形成的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将在很长时期内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第四,政府公共产品投资可以有效地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经济周期性波动是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在经济衰退期间政府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使得经济重新恢复活力,减少衰退带来给经济带来阵痛的时间和程度.尽管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调控政策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一遇到严重经济危机,各国政府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拾起它来对付危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国际社会的行动就是如此.我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国际危机时也都是通过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来走出困境的.综上所述,公共产品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和途径可以用图1来表示：

二、公共产品供给与经济新常态理论的逻辑关系

在出席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时指出中国经济新常态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4年底,他在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笔者认为,在“十三五”期间,政府加大公共产品供给符合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契合经济新常态理论.

1.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有利于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社会总产品供给由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两部分组成,私人产品由市场提供,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或政府与市场共同提供.市场和政府两个市场主体互相促进,共同作用于总供给.因此,从供给侧来看公共产品供给无疑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 .从总需求角度看,社会总需求中包括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以及出口,政府需求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容小看.2014年仅我国政府消费（主要指政府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支出达到86523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13.6%；公共财政支出总额为 151786亿元（主要是提供各类公共产品）,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3.8%.从当前国内外发展大环境来看,“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不容乐观,市场主体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经计算,要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经济增速最低需要达到6.5%,从近两年的发展形势来看这并非轻而易举.因此,除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以外,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从增加公共产品角度推动经济发展.

2.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一方面,政府增加在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对当地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实施,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夯实发展基础,增强承接产业转移和吸收外来投资的能力,有利于改变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增加在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如农村道路、农田水利、供水供电、电信网络、环境改善等方面的投资,有利于缓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同时,政府加大对基本民生和社会保障事业等投入可以起到兜底作用,是维护社会安全的“稳定器”,国家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有利于减轻居民负担,提高收入水平,增强消费预期,从而为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奠定良好的基础,这样就可以减轻外需的压力,优化需求结构.

3.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有利于经济发展动力转换.我国发展动力要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历史性转换.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中把创新发展放在首位.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归根到底是人才创新,创新驱动归根到底是人才驱动,人才是支撑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5］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一是人力资本方投入不足,二是创新环境不优.政府要继续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增加医疗卫生资源,积累更多人力资本；加大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的财政支持力度,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投资于创新创业活动；搭建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加快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和服务保障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创新的法治保障等等.总之,在提高创新能力方面的投入具有很强的外溢性,政府对此责无旁贷,它也应该成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方向.

三、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影响

1.公共产品供给总体水平不高.1978年至2014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5%,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长2.8%的速度,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我国人均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国际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2015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指出中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足仍是短板,目前中国公共设施的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政府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大体可以衡量公共产品供给的水平.2013年我国人均财政支出为1661美元（见表1）,分别为美国、德国和英国人均财政支出的8.1%、8.7%和9.5%,同其他新兴经济体和转型国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比如分别相当于韩国、匈牙利和波兰人均财政支出的15.8%、14.2%和16.6%.另外,就社会民生支出比例来看,2013年,与这六个国家相比,我国除了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重15.7%还算中等水平以外,其他两项——健康支出比重和社保支出比重都远低于其他六个国家.因此,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公共产品供给还有很大上升空间,政府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引擎的战略是可行的.

2.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受国家政策、发展理念、财政收入和人口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除了提供的纯公共产品如国防、外交等以外,其他公共产品供给呈现比较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首先是城乡之间的公共产品供给失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务艰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实行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偏向城市的发展政策,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实施农村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战略,把农村的资源大量转移到了城市.城市公共产品供给有政府财政支出保障,而农村公共服务还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几十年以后,农村不仅在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远落后于城市,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更是与城市有巨大差距.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数量、品种和质量上都远低于城市.例如2013年,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城市为7.36张,而农村为3.35张,城市为农村的2.2倍；每千人卫生技术人数城市为9.18人,农村为3.64人,城市为农村的2.52倍；城市公共财政卫生人均支出3234元,农村为1274元,城市为农村的2.54倍.其次是不同区域之间公共产品供给差距悬殊.说到底,本地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取决于本地财政实力,财政转移支付只能有限地缓解差距.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由于经济实力差异进而公共产品供给也很悬殊.总体来说,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如表2所示,2014年处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北京与上海人均财政支出约为中部地区的安徽和河南的3倍,是西部地区的云南和甘肃的2倍多；其他几项公共指标如人均社保支出、人均医疗和计生支出、生均义务教育支出等北京和上海也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3.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单一.在我国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供给主体单一,没有激发社会资金的参与热情,没有形成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由政府、市场与非营利性第三方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模式必然受制于财政实力和其他因素的制约.首先,在我国多数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提供,而在分税制改革以后,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和事权不对称,地方政府承担过多事权而财政实力不足,特别是县乡一级政府财政更是紧张,而农村公共产品主要落在县乡政府身上,因而没有能力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其次,在以经济总量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下,政府把有限的财政投资于经济建设,热衷于招商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因而没有动力拿出资金提供公共产品.再次,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单一模式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难免会出现公共资金利用效率低下甚至被贪污截流和挪用等问题.

我国政府职能改革目标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能.在经济旧常态下,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进程,存在总量不足和结构性失衡等问题,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是对党和政府发展经济的目的质疑.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终目的是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就是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就是要让人们享受更多和更好的公共服务,就是让人们有更好的就业、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更好的社会保障、更好的生活环境等,否则发展经济就失去了它应有之义.二是影响了社会公平正义理念.改革和发展经济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不是只为部分人群、部分地区、部分阶层享受.当前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很大,特别是很多弱势群体没有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他们对社会不满情绪日增,是社会安全稳定发展的潜在威胁.三是削弱了经济发展潜力.前文已经讨论了公共产品对经济增长四个方面的影响,同样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也将会从这四个方面拖累经济发展.

四、经济新常态下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建议

1.解放思想,树立提供公共产品也是发展生产力的意识.经济新常态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思维模式,它是对经济旧常态下发展理念和思维模式的批判、发展和创新.“十三五”时期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决战时期,在此关键时刻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是我们党在新常态下对我国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6］其享发展的核心就是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从表面上看,提供公共服务是从收入分配角度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但从更深层次分析,还应该从发展生产力角度来看待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提供公共产品就是发展生产力意识：为社会提供公平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有利于形成和谐安定的经济社会发展局面；有利于政府转变职能,提高行政服务效率；有利于居民减少强制储蓄提高消费能力；有利于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从而消除贫困根源；有利于积累人力资本提高创新能力等等.总之,提供公共产品从长远来看会增加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竞争力.

2.建立公共产品供给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要提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它是一个随经济发展动态调整的过程,要求从体制和机制上保障公共服务正常合理的增加.一是围绕标准化、均等化、法制化,加快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7］向全社会公布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制定详细的服务质量标准和实施时间表.二是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和问责机制,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和范围；按照基本公共服务清单要求,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并赋予较大权重,对于因主观原因不能完成任务的官员要有相应的问责和惩罚机制.三是建立多维度公共服务监督机制.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的监督责任；在内部管理上要建立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行政监督以及同级政府相关部门的业务监督；在外部监管上要把公共服务接受者纳入监管主体,把他们当作考评和监督的重要参与者；此外还要积极发挥人民群众和各类新闻媒体的监督.四是要调整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问题,合理划分和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职责；省级和市级政府要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减轻县乡政府的财政负担；加大和省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向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倾斜.

3.创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认识,理论界的研究有逐渐深化的过程.在早期的研究中,基于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一般认为公共产品由私人提供会出现市场失灵问题,因而政府应该垄断公共服务供给；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没有绝对界限的区分,如俱乐部产品或混合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由私人来提供更有效率；进一步的研究认为一些纯公共产品如灯塔、中小学教育等也可以由私人提供,或私人与政府共同提供.总之,理论研究说明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多主体比单一主体更有竞争力和效率.因而,当代西方国家的实践中形成了政府、私人市场和第三方机构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这一模式值得我国学习借鉴.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是公共产品供应的主体,出现了供给能力有限、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不能适应我国公共产品需求,因此要创新供给模式.根据我国国情,可以借鉴国外的PPP运营模式,在确保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一些公共产品供给中推动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合作,鼓励国有资本、私人资本以参股或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参与进来,政府也可以采取购买公共服务或补贴等形式鼓励私人市场提供,同时提倡慈善组织、基金会等非营利性组织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形成以政府供给为主导、多方参与的互动性供给模式.

4.“十三五”期间公共产品供给的着力点.“十三五”时期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成的关键时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但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要服务于我国五大发展理念和国家重要发展战略,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引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是我国新的发展引擎,要创建有利于创新产业的公共服务平台,比如政府可以组织建立创业信息共享、资金需求、专利和技术转移平台,完善大数据产业服务平台等公共平台；进一步精简政府审批事项,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等欠发达地区的交通、能源、电信、网络、饮水等基础设施投资,提高教育质量和医疗服务水平,加强人才培训力度,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力度,促进绿色发展.要建立广覆盖、普惠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加大对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倾斜力度,推进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要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解决人民反映强烈的公共服务,比如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看病难问题、交通拥堵问题、空气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在经济发达地区,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开发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等非公共基本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满足人们的个性化和高端化需求.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1981.

［2］杨斌.三种类型的内生增长模型［J］.教学与研究,2004,（5）.

［3］Samuelson P. A.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Nov）,1954.

［4］韩保江.中国奇迹与中国发展模式［M］.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193.

［5］任理轩.坚持创新发展［N］. 人民日报,2015-12-18.

［6］刘元春.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J］.求是,2016,（1）.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6-03/17/c_11183663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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