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从冷漠纨绔到悲情英雄十九世纪法国丹蒂与其文化想象》
本文是英雄相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与冷漠和丹蒂和悲情英雄有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范晶
【摘 要】十九世纪前期,随着法国复辟王朝的建立,英国摄政时期推崇的丹蒂风尚经由流亡贵族之手逐渐传播至法国.它与法国本土源远流长的风雅观念结合,最终孕育出法国丹蒂群体.本文通过梳理十九世纪法国历史上的丹蒂与其衍生品──人们文化想象中的丹蒂,旨在勾勒这一群体在十九世纪的嬗变,探讨它作为“贵族之影”的性质与意义.
【关键词】十九世纪法国 丹蒂群体 文化想象
十九世纪的法国丹蒂[蒂(Dandy)：在《牛津英语词典汇编》(1982年版)中,该词意思为“过分关注衣着优雅、流行与否的人”；在《罗贝尔法语词典》(1978年版)中意思则为“炫耀优雅服饰、行为,并且傲慢、自负的人”,笔者认为将两者结合即能概括丹蒂的外在、内在特点.我国学术界对Dandy的翻译有浪荡子(郭宏安译,详见其译作《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浮纨(毛尖译,详见其译作《上海摩登》)、纨绔子(周小仪译,详见其著作《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丹蒂(刘北成译,详见其译作《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等.正如李欧梵(《上海摩登》原作者)所说,Dandy在中文里并没有合适的译文,本研究选择刘北成的音译法,因为前三个词作为Dandy译名容易使人对Dandy的本意产生贬义的误解.Dandy虽是悠闲度日的“无用”之物,但绝不等同于道德败坏之人.]是这样的一群人：穿戴简约而精致的服饰,讲究优雅的言行,培养悠闲而无用的嗜好,内心保持无动于衷、冷漠自恋,追求独一无二.在主流历史书写中这一群体不占据重要地位,但实际上在当时的法国,人们很难不注意到他们.无论是在真实的巴黎林荫大道上,还是在虚构的流行小说中,“丹蒂都以他们优雅的外表,精致的服装和一丝不苛的修饰,成为十九世纪法国社会不可忽视的一类人”.[ Deborah Houk, "Self Construction and Sexual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Dandy i", French Forum, Vol.22, No.1 (January 1997), p.59.]除了对外在形象的苛求,丹蒂更为重视的是内在精神,对他们来说,“对衣着和物品的过分挑剔不过是象征其优越的贵族精神.”[ 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54页. ]他们从内心深处拒绝平庸、粗俗,抵制因资产阶级社会地位上升而带来的朴素、功利等价值观念.在他们身上,从内到外的统一宗旨就是彰显与众不同.正如研究者黛博拉·霍克所说,“资产阶级经营财富,丹蒂却是经营自身”.[ Deborah Houk, "Self Construction and Sexual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Dandyi", French Forum, Vol.22, No.1 (January 1997), p.61.]
法国丹蒂群体时而迷人、神秘、优雅,时而自恋、傲慢、造作,所以诞生至今一直吸引着各个领域的学者.总体而言,二十世纪国外学者对法国丹蒂群体研究的趋势是从具体转至抽象.七十年代之前,学者往往关注丹蒂的具体历史、具体形象,比如二十年代的雅克·布朗热[ Jacques Boulengne, Sous Louis-Philippe?: Les Dandys, Paris: Société d´éditions Littéraires et Artistiques,1907.],四十年代的萨特[ 让-保尔·萨特：《波德莱尔》,施定强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该书分析了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法国文人丹蒂.],六十年代的艾伦·莫尔斯[ Ellen Moers, The dandy:Brummell to Beerbohm,London:Martin,Secker & Warburg Ltd.,1960.]等,即使研究丹蒂抽象形象的本雅明[ 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其中分析了作为漫游者的法国丹蒂群体.]、加缪[ 阿尔贝?加缪：《反抗者》,吕永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等学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具体背景进行分析.七十年代后,随着一系列后现代主义思潮涌现,学者开始侧重于关注法国丹蒂群体的自我特质,研究多在哲学、美学等领域进行,结论大多晦涩难懂,比如八十年代的福柯[ Michel Foucault, "Qu’est-ce que les Lumieres?", Dits et ecrits, vol.IV., Paris : Gallimard, 1994,pp.562-578. 其中分析了丹蒂美学对于超越启蒙的意义.]、九十年代的丹尼尔·萨尔瓦多·希弗[ Daniel Salvatore Schiffer, Le dandye,dernier éclat d’héro?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10.]等.进入二十一世纪,一部分学者重又回归了具体研究,比如米兰达·吉尔[ Miranda Gill,Eccentricity and the Cultur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Paris, Oxford: Oxford Unversity, Press,2009.]等,他们的著作面向大众,主题涉及时尚、服饰、文化等.
但是,这些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非历史抽象研究多于历史具体研究.二十世纪初到六十年代,雅克·布朗热,艾伦·莫尔斯等人已从整体勾勒出十九世纪法国丹蒂群体的演变,但此后再无历史学者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下一步的深入研究,结果降低了十九世纪法国丹蒂的特殊性.第二,评价溢美多于客观.最近几十年来国外学者突出文人丹蒂的重要性,以此证明法国丹蒂不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但过分强调却又导致了失实的问题.十九世纪法国丹蒂群体的确具备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审美性、反抗性,但事实上因其“高高在上”的贵族气质,这些又都十分有限.因此,为了客观评价这一群体需要细致分析其与贵族的联系与区别.下面,笔者将首先阐述十九世纪法国丹蒂的源起,分析其特殊性,接着重点分析十九世纪法国丹蒂在历史、文学两方面波动的情况,最后尝试探讨其与贵族的关系.
一、十九世纪法国丹蒂缘起 法国曾是欧洲封建等级制度最为完善的大国之一,本土对贵族式风雅生活的追求由来已久,所以从英国“舶来”丹蒂之前,已有一系列穿梭于宫廷、沙龙的类似群体,比如十七世纪的奥内多姆（Honnête Homme）、波蒂麦特（Petit-Ma?tres）,十八世纪的放荡公子（Roués）等等.奥内多姆出现得最早,意为“彬彬有礼之人”.1630年,法国文人尼古拉斯·法雷首次用该词指代那些出入上流社会且具备良好学识,为人谦逊懂得自律的贵族.他们深受意大利影响,钦慕古典文化,尽管不是“职业文人,却有着旺盛的求知欲以及自信的品味”[ Philippe Ari&egre;s, "L´histoire pour grand public", Notre Temps, 11 janvier 1947, p. 2.].在当时贵族主导的社会下,市民阶层虽然觉得社会等级不平等,但依然不得不为奥内多姆自然而不造作的魅力折服.与此相比,稍后的波蒂麦特则显得高傲而虚饰,他们的出现标志着古典奥内多姆的衰落.波蒂麦特意为“少主人”, 指路易十四时代凡尔赛宫廷中以格拉蒙公爵（Le Duc de Grammont）、比朗侯爵（Le Marquis de Biran）为首的年轻贵族小团体.他们除了自己显赫的身份和精致的外表,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影响力,但在信步漫游、出入宴会时他们始终抬着倨傲的头,对旁人特别是女性不屑一顾.1765年,百科全书派对此做了解释：“波蒂麦特是一些狂热自恋的年轻人,他的优势在于他行为的得体与魅力……有人称波蒂麦特像拥有华丽光辉但生命短暂的轻盈昆虫,比如张开双翅抖落尘土的蝴蝶.”[ John Prevost, Le Dandye en france ,1817-1839, Gen&egre;ne:Slatkine,1957,p.54.]十八世纪,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放荡朋友们类似于自大的波蒂麦特,但他们心灵腐坏,将自己的魅力与聪明用在私欲上,引起了普通民众的不满.梅西耶在《巴黎图景》一书中写到：“这词（Roué）是由那个小团体自己创造的……这些人没有道德和原则,他们以迷人的外貌过着放荡的生活,并自觉光荣……而所有的放荡公子（Roués）其实都没有受到车轮刑（Roué）的惩罚.”几十年后,在法国大革命的洪流中,十八世纪奢侈与柔软、快乐与无用的贵族式追求依旧存在着,类似人物中最突出的就是被称为米斯卡丹（Muscadin）[ 米斯卡丹(Muscadin)：1578年首次出现,指一种麝香(Musc)型的香水.到了十八世纪, 则指一种带麝香的糖果(Moscardino).大革命时代人们用此词代指产阶级家庭的花花公子,可能源于他们经常使用麝香(Musc)香水或食用麝香糖果(Moscardino).1794年热月政变后该词即指年轻的保王派.]的群体.一般来说,除了一些落魄贵族子弟外,米斯卡丹主要是一些出身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青年,大都供职于文学界、司法界、戏剧界、商业金融界和各政府部门,并非真正的贵族,但他们的社会职业和生活环境使他们在社会关系上同贵族阶级更为亲密.共和二年的革命者厌恶这个群体,将他们一一送上断头台,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服饰沾染着浓重的贵族习气,和大革命的文化价值观格格不入,其次是因为这个群体在大革命中的政治表现让人不满,他们无意于推进和保卫大革命成果,极力逃避1793年“全民动员”期间的兵役.米斯卡丹组成的金色青年对大革命的功过在此不多涉及,笔者更关注的是它标出了法国贵族文化发展的分界线.之前,贵族风潮是社会主流文化,基调是快乐的,而从它开始,贵族风潮受到了剧烈冲击,逐渐变成了一种反叛的亚文化,基调不再快乐,督政府时期金色青年对雅各宾派采取的报复行动中表现出的残酷、冷漠就是例证.之后,督政府时期还出现过“安克华亚波罗”（Incroyables)[ 安克华亚波罗(incroyables)：指1795-1799年衣着奇特的保皇派年轻人,他们矫揉造作,假装不会发“r”音,但口头禅却是“这真是难以置信(C’est incroyable)”.人们称其为安克华亚波罗正是为了讽刺他们的这种行为.],但失去了当局支持,仅仅给人留下可笑、古怪的花花公子印象.
当法国贵族文化受到质疑时,一向不够时尚的英国也摒弃了麦克罗尼（Macaroni）式的传统,培育出崭新的风雅人士──丹蒂.麦克罗尼源于意大利语“Maccarone”,意为“意大利通心粉”,十八世纪时英国民众借用此词指代那些从欧陆游学归来的时髦男子和花花公子.他们有钱有闲,喜欢与欧陆的贵族一样带着假发,穿着颜色鲜艳的外套和马裤,蹬着高跟鞋.为了将南欧的生活方式和服饰装扮引荐到英国,他们甚至还建立了相关的俱乐部.但法国大革命后,这种外来时尚首先与英国社会中被激起的文化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相悖,更重要的是这种欧陆宫廷时尚与被激起的平等观念格格不入.此时,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保守、刻板繁缛的贵族文化,也不同于功利、平庸,缺乏历史积淀的新兴资产阶级文化的审美情趣就出现了,其两大推手就是乔治四世和他的密友乔治·布鲁梅尔.被称为“绅士、恶棍混合体”的乔治四世并不是一个受人欢迎的国王,英国民众记住的是他纸醉金迷的生活和抛弃王后、背叛朋友的种种丑闻,很少提及他在位期间击败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功绩.然而撇开私德和政治问题,乔治四世可被称为摄政时代文化的缔造者.他爱好文学、艺术,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金钱.当然,这位国王也爱好风雅时尚,他十分钦慕法国贵族,常穿着法国宫廷的服饰.然而,当他初遇布鲁梅尔时,却看到了一种不同以往的精致时尚.被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戏称为“十九世纪三大伟人之一”（另两位为拿破仑和拜伦自己）的布鲁梅尔出生于公务员家庭,他接受过伊顿、牛津的精英教育,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在对以往风雅文化的改造中他发展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风格.首先,在服饰上,他借鉴了以往英国乡绅的运动装扮,抛弃了花哨俗丽的蕾丝、宝石扣以及香水、假发、脂粉等等,只穿戴没有任何装饰的三件套（夹克、马甲、衬衫）、马裤、和领巾.其次,在言行上,他时刻展示着自己无可争辩的示范性,强调自己的特殊优越地位,颇似十七世纪法国的波蒂麦特.两人结识后,乔治四世对他的自信和魅力十分欣赏,而他的品味对于不能再穿着麦克罗尼式服装的英国上流人士来说,也无疑是最潮流的选择.到了十九世纪初,如此穿着的男士已蔚然可观,成为一个群体,1813年拜伦正式称呼他们为“Dandy”[ Dandy一词源于Dandiprat(指十六世纪英国的一种货币,引申义为无足轻重之人),1632年Dandy首次出现于英、苏边境流传的一首歌谣时,指的就是一个喜欢昂贵甜品的自大之人.],丹蒂自此成为概括这类风雅男士的单词,突出代表有布鲁梅尔、威灵顿公爵、诗人拜伦等.这一群体以品味而非出身、财富立足于上流社会,宣扬特权但又独立于贵族,这种矛盾性很快就体现在乔治四世与布鲁梅尔的绝交事件中.1812年之前,布鲁梅尔一直是乔治四世的时尚顾问,但布鲁梅尔的高傲、卓越可能刺痛了这位日渐肥胖的统治者,不管是因为布鲁梅尔嘲笑乔治四世和其情妇还是因为人们经常混淆两人,或者源于更深刻的政治原因──乔治四世为了获得托利党的支持,背叛了曾经的辉格党密友（布鲁梅尔不参与政治,但他偏好“辉格色”[ 即蓝、.布鲁梅尔偏好深蓝与的对比,常穿蓝色上衣,暗黄牛皮背心和灰鹿皮裤子.]服装,因此被人视为辉格党的标牌）.总之,之后乔治四世不再邀请这位密友出席他主持的任何宴会了.布鲁梅尔本人对此不以为然,当他偶遇这位假装不认识他的朋友时,他依然能毫不客气地犀利回敬：“请问这位胖子朋友是谁？”,然后从容离开.他“时尚裁判者”的声誉因他离开乔治四世愈发响亮,但他的财务状况却每况愈下了,1816年负债累累的他只好狼狈逃离英国.至此,摄政时期的丹蒂风尚逐渐退出英国历史舞台,但随着他来到法国和法国流亡贵族陆续返回复辟王朝,这种风尚在法国特别是巴黎渐渐弥漫开来.爱尔兰女作家摩根夫人曾在她的游记中回忆1816年法国贵族还对什么是丹蒂一窍不通,但到了1829年,一部分法国年轻贵族已转变为狂热的丹蒂信徒.
法国丹蒂的诞生源于上述的群体,但又有其特殊性.第一,这一群体不同于法国之前的风雅文化,它是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双重产物.在服饰材质上,它依靠的是十八、十九世纪发达的纺织业（包括棉、麻、丝、毛）,在品味上,它抛弃了精致的宫廷礼仪、世袭的等级制度,追求简约优雅.他们穿梭在巴黎的林荫大道、俱乐部和咖啡馆中,会在通宵狂欢的夜晚赞叹路灯的美好.虽然有一定的排外性,但法国丹蒂毕竟与其前辈不同,他们是现代性的产物.第二,这一群体与英国丹蒂不同.首先,挑战的对象不同.英国摄政时期的丹蒂起源于与贵族关系密切的中产阶级,在上流社会他们挑战了贵族和国王的时尚权威并使他们被动接受了这种文化；而在大革命后的法国,上流社会中出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一部分保守的法国贵族反而主动加入这种排外性的群体来抵御功利、实用的资产阶级文化.其次,表现卓越性的手段不同.英国摄政丹蒂多半是审美性丹蒂,他们关注服饰言行的优雅精致,是一种风雅人物的作态和上流社会的时尚风气；而法国丹蒂中除了存在这种审美型丹蒂,还有智力型丹蒂,他们多是文艺圈人士,比如作家巴贝·道勒维、诗人波德莱尔等.在他们的努力下,丹蒂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抽象丹蒂主义.下面要分析的就是法国丹蒂群体的变迁.
二、法国丹蒂群体变迁：冷漠纨绔与悲情英雄
十九世纪法国丹蒂群体有一个庞大的谱系,根据文化史学者米兰达·吉尔的梳理,有七月王朝时期的“雄狮”[ 雄狮(Lions)：因为丹蒂骄傲的姿态如雄狮,故得此名号.]（Lion）、“时尚达人”（Homme &agre; la Mode）,第二帝国时期的“刚丹”[ 刚丹：原义刚德大街(现为意大利大街)的常客,指代第二帝国时期常来此地的法国丹蒂.]（Gandin）、“小病弱”[ 小病弱：指第二帝国后期假装被各种晚会、宴会累垮的丹蒂.]（Petit Crevé）等等[ Miranda Gill, Eccentricity and the Cultur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Paris,Oxford: Oxford Unversity Press,2009,p.75.].得益于贵族们的支持,法国丹蒂很快风靡上流社会,但不久资产阶级的文化自信在1830年后的七月王朝中不断增加,在1848年又一次经历革命后,法国丹蒂也渐渐衰落.总体来说,法国丹蒂发展有两个阶段,由两种不同的人群主导：早期（大致1848年之前）以上流贵族为主,后期（大致1848年之后）以文人、艺术家为主,笔者将人们对其的文化想象分别称为“冷漠纨绔”与“悲情英雄”.
要研究法国十九世纪早期丹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不可或缺.虽然小说不能替代历史,但仍可以反映历史.亨利·德·玛赛,就是巴氏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丹蒂.在小说中他是一位英国爵士的私生子,成年后风流俊美,衣着考究,举止潇洒,喜欢在杜伊勒里花园的大马路上懒懒散散地漫步.现实中,法国早期著名丹蒂多数与贵族有关,比如德·奥尔赛伯爵（D’Orsay）、德米多夫伯爵（Demi-doff）,博罗季诺公爵（Moskowa）,蒙龙伯爵（Montrond）,奥尔顿希伯爵（Alton-Shee）等等.他们定期在特定的俱乐部、咖啡馆、酒店、沙龙聚会,非上流的丹蒂成员很难加入.与英国丹蒂一样,德·玛赛依靠自身的优雅吸引别人.除了这点,虚构的德·玛赛作为法国前期丹蒂身上还有一些其他特质.第一,雌雄莫辨.德·玛赛拥有“浓密的栗色卷发,少女般的肌肤,贵族气派的瘦高身材,非常漂亮的手”,[ 巴尔扎克：十三人故事,袁树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30页.]外貌阴柔,曾被吕西安[ 吕西安：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人物,为外省初到巴黎的青年(详见《幻灭》、《交际花盛衰记》).后文提到的拉斯蒂涅(详见《高老头》)、于连(详见司汤达《红与黑》)、纽沁根(详见《纽沁根银行》,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均为小说人物.]暗地讥讽为“人妖”.在现实中,丹蒂关注服饰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女性化.但与英国丹蒂彰显男子气相比,法国前期丹蒂确实带着更多女子气.首先,布鲁梅尔式的丹蒂服饰经由法国伯爵德·奥尔赛之手,男子气概减弱.三件套款式未变,但材质更昂贵,气质更浪漫,纽扣由黄铜变为镀金,随身饰品由纯银变为纯金.就骑装而言,帽子变得更高,更窄,更富光泽,帽檐的弧线更加弯曲华丽.其次,法国早期丹蒂深受国民气质影响.巴贝·道勒维曾认为“法国人具有热情的多血质性格,一般来说,冷静自控是男子气概,而冲动神经质则是女子气”,因而“法国人具有太多女性气质,与同时期冷漠的英国人相比,过于热情和好交际,以致不能成为真正的丹蒂.”[ Miranda Gill, "The Myth of The Female Dandy",French Studies, Vol. LXI, No. 2, 2007, p.172.]第二,残酷.德·玛赛虽然表面风度翩翩,谦逊温和,内心却十分狠毒.“他既不相信男人,也不相信女人,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 巴尔扎克：十三人故事,袁树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29页.],小说中当他认为情人背叛自己时,就毫不留情地想杀害她.实际中,法国丹蒂冷漠程度没有如此夸张,根据更为现实的生理学（Physiology）研究[ 生理学研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非常流行的一种刊物,作者往往用生物学家的眼光对关注的客体进行研究、归类、剖析,小到一种人群,大到一个城市.]描述,大部分个体用傲慢一词更恰当,还有一小部分则连傲慢也谈不上,比如以开朗随和著称的德·奥尔赛伯爵.1830年至1845年,全景式描绘巴黎社会各色人群的生理学刊物十分流行,其中就出现过专门关于丹蒂群体的“雄狮”生理（Physiologie du Lion）.书中的丹蒂穿着三件套,头戴高礼帽,手带白手套,脚穿马刺鞋,拄着华贵的手杖,抽着雪茄烟,从容不迫、威武雄壮地走在大马路上,那种神态犹如深知自己力量的雄狮,因此得名“Lion”.他们毫无顾忌地将“烟圈吐在路过的女性脸上,用泥土弄脏行人,鞭打马匹”,[ Miranda Gill,Eccentricity and the Cultur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Paris,Oxford: Oxford Unversity, Press,2009, p.77.]这些极端行为就是德·玛赛残酷对待情人的现实原型.法国早期丹蒂如此古怪与大革命中的金色青年一脉而承.和金色青年一样,早期丹蒂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蔑视资产阶级倡导的平等、责任观念,依旧主张贵族式的优越、不负责任和懒散.上文已提到金色青年象征着大革命贵族文化的主动反扑,到了十九世纪,非政治团体的丹蒂只是模仿了金色青年行为中的一部分,更多象征着贵族文化的被动防御.不管是文学中德·玛赛式的残酷还是现实中“雄狮”的傲慢,亦或是所有丹蒂的优雅、悠闲,都是在彰显与平庸相反的极致,塑造丹蒂冷漠坚固的外壳,抵御现实中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第三,丹蒂主义生活化.小说中德·玛赛不仅是上述注重服饰言行的审美型丹蒂,还将丹蒂风尚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体验.一人独处时,他不表现自我就无法感受七情六欲.当他的养母过世时,“他流下的泪水只是考虑到自己,是为自己而哀悼她的亡故.”[ Deborah Houk,"Self Construction and Sexual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Dandyi", French Forum, Vol.22, No.1 (January 1997), p.64.]面对公众时,他的自我系于他者.他总是先揣测别人对他的钦慕,这比他自己的主观看法更重要.比如他观察初遇的姑娘,认为“她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怎么？你终于来了,我理想的人儿,我思念的人儿,我朝思暮想的人儿！……把我带走,我是你的！”[ 巴尔扎克：十三人故事,袁树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39页.]他没有像一般男子那样首先从自己的角度思考对这个姑娘的感受.当时的丹蒂主义理论家巴贝·道勒维认为,法国的丹蒂主义是“一整套关于生活的理论,并非仅仅与物质层面相关.这是一种生存方式,五彩缤纷”[ Jules Barbey D´Aurevilly,Dandyi,tran,Douglas Ainslie,New York:PAJ Publications,1988, p.54.
]丹蒂主义成为法国早期丹蒂生活必备的一种宗教信仰,成员们仿佛时刻都在举行仪式,没有开始、结束,而在法国后期丹蒂中,这种特质更是有增无减.
德·玛赛是人们文化想象中丹蒂冷漠纨绔形象的具现,拉斯蒂涅、于连等等也莫不如此.这种虚构形象来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在文化想象中,完美的丹蒂大多亦正亦邪,他们妙语连珠,游戏人生,不仅掌握自己的命运,还影响甚至主宰别人的命运.十九世纪早期,法国民众推崇的是这种形象而不是“金钱至上”的纽沁根式形象,另外,大资产阶级自身也极力模仿丹蒂,试图区别于小资产阶级,这些都能证明当时贵族文化仍有一席之地.但随着时间推移,民众的接受导向改变了.1840-1850年,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新现象）在整个法国仍是令人极为反感的,二十年后,见证了七月王朝的繁荣和第二帝国的鼎盛,大部分民众谅解了事物发展的新规则,他们开始相信平凡、普通是比优雅、才智更伟大的美德,在人群中凸现变成了十分糟糕的习惯.贵族文化防御体系无可挽回的崩溃了,法国丹蒂群体只能从已被资产阶级占据的上层退出.终于,只有反叛的艺术家、诗人、作家保留了丹蒂风格的服饰和傲慢、自恋的态度,成为法国后期丹蒂的主体,其文化想象也在波德莱尔的推动下,转变为不被人理解的“悲情英雄”.
我们可以通过两部小说来了解法国后期丹蒂的文化想象和现实情况.一部是于斯曼的《逆流》,它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德·塞森特（De Esseintes）的审美家.他和早期丹蒂的虚构形象一样有着贵族的身份,但却选择了一条与世隔绝的生活道路.他在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幽居乡下,按照自己的喜好,将房子布置得非常华丽且充满艺术气息.另一部是波德莱尔的《拉·芳法罗》（La Fanfarlo）,它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塞缪尔·克莱默（Samuel Cramer）的作家,他被描述成一个“大懒虫”,一个“可怜的野心家、一个著名的倒霉鬼”,喜欢跑到镜子前去看自己哭泣.他和早期丹蒂的虚构形象一样自恋、无所事事,但却完全没有像前辈们那样志得意满.笔者认为将德·塞森特和塞缪尔·克莱默两者结合,能体现出后期丹蒂的特质.第一,“精神贵族”.对于不问世事,沉浸在自己一方天地里的贵族德·塞森特用这一词形容最为恰当.现实中,法国后期丹蒂不以贵族为主体,它的著名成员波德莱尔、戈蒂耶、于斯曼等等都隶属于文艺圈,与前期贵族式的审美型丹蒂不同,他们是智力型丹蒂,即更强调丹蒂风尚的精神内在.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新的、廉价的面料大量出现,服饰式样更替加快,服饰可复制性加强,服饰的独特性和区分性随之降低.后期丹蒂依旧重视服饰的优雅精致,但基于上述对这种因素的追求已不如审美型丹蒂那般强烈.再者作为文人和艺术家,他们通常经济实力无法和上层贵族相比,没有足够的金钱展示自己的外在优越.这两个限制对法国后期丹蒂的发展出奇的重要,丹蒂风尚不得不限制在精神领域.在十九世纪中叶贵族文化的极度衰落期,后期丹蒂无心也无力模仿贵族外在,但它从精神上依旧接近贵族.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文艺人士一直为贵族服务,贵族也一直资助他们,他们认为自己的地位优于资产阶级,即使大革命后贵族等级渐渐失势,他们中的一部分仍为自己贴上不同于资产阶级的丹蒂标签.波德莱尔曾说它隶属的丹蒂“设想建立一种新的贵族体制,它建立在最宝贵也不易摧毁的素质上”,建立在“无论是奋斗还是金钱都不能赋予的神圣天资上”,因此更难以打破.”[ 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55页.]这是后期丹蒂心中“精神贵族”的理想,也是贵族文化的最后一块精神飞地.具体来说,后期丹蒂主要以文艺创作来实践自我定义,试图抵消资产阶级的工具理性和功利原则,比如波德莱尔通过《恶之花》叙述内心对现实的忧郁、戈蒂耶通过《莫班小姐》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于斯曼通过《逆流》抒发颓废主义等等.第二,“边缘人物”.小说中德·塞森特是一个古怪、不讨喜的人,塞缪尔·克莱默是一个失败者,一个“自恋的低能儿”,两人都被社会排斥,成为游离在外的“边缘人物”.现实中,因为主观的刻意塑造和客观的根基不稳,后期丹蒂确实处在边缘的位置.首先,它展现的乖僻、优美、天生贵族气在主观上与资产阶级推崇的礼貌、务实、刻苦不同,也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机械化大生产时代格格不入,因此像德·塞森特一样被排斥.其次,它完全依靠文艺作品为生,但作品的受众却是资产阶级.有时,它揶揄嘲弄这个敌手依然能获得青睐,获得金钱地位,但更多的时候,它直抒不满就会受到敌手的打压,失去一切,《恶之花》之于波德莱尔正是如此.另外,后期的文人丹蒂十分关注其他“边缘人物”,它发现了和它一样反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产阶级.在波德莱尔的诗集《巴黎风光》中,黑人、病鬼、孤儿、船员、乞丐等无产者形象一一出现,诗人本人也曾参加过1848年无产阶级发动的六月革命.但他们的觉悟和真正的无产阶级仍有差距,因为它的个人优越感终会使它厌倦与庸众为伍.它至多和马克思不赞同的密谋家一样,想给平庸的资产阶级带些神奇惊人的骚乱,谱写一首革命即兴诗.
“精神贵族”和“边缘人物”的特质使后期丹蒂在波德莱尔眼中成了一种悲情英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观念势不可挡,丹蒂对它挑战注定了永不翻身的失败.1871年,资产阶级消化了巴黎公社运动,如同1848年情况一样,法国丹蒂群体再次陷入衰落.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期丹蒂的没落真正代表了贵族时代的一去不返,具有某种悲彩,因而如同落日般“壮丽辉煌”,“没有灼热的炙热,只有淡淡的忧伤”,是“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次闪光”.[ 同上.]
三、法国贵族与法国丹蒂
正如上文所说,法国丹蒂似乎更靠近于贵族.这源于贵族丹蒂,也源于文人丹蒂理想中的精神贵族与现实中法国贵族的相似之处：与众不同、受人敬仰、享有特权、无所事事等.但是,法国贵族作为一个阶层其生命力远远强于仅作为风雅文化群体的法国丹蒂,在抵御资产阶级的阵营中,两者的不同也十分明显.
经历了大革命和第一帝国的整个贵族阶层依然拥有大量地产,并在农民中维持着极高的威望.一部分贵族顺利接受了、共和观念,他们的发展轨迹与资产阶级日渐趋同,在此不多赘述.但相当一部分贵族对大革命深恶痛绝,他们宁愿“固守过往”,即使恢复不了过去的旧制度,也希望通过保皇派和奥尔良派保留君主,反对更多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层进入政治社会,推迟激进挑战的到来.1848年七月王朝的倒台对整个贵族阶层冲击不小,虽然保守派贵族依旧轻视资产阶级,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也开始和金融财阀、大工业家一样开办工厂,依靠财产、教育和世袭网络的优势,他们更易获得成功.1848年之后的一份收入调查显示,前十名贵族就占据了一半.[ Christophe Charle,Social History of Fra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Oxford/Providence: BERG, 1991, p.74.]十九世纪这类贵族的真正危机来自于七十年代第三共和国的建立.他们渐渐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因为第三共和国政府针对农村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政治宣传、教育普及,而当时贵族却没有发展出改造农村的现代方式,他们不再是农民与国家的惟一中介.1877年5月16日危机[ 1877年5月16日危机：当时的法国总统帕特里斯·麦克马洪为了保住皇权而解散国会,此举却被指为政变.结果,国会重选,保皇党大败.]之后,保守派贵族在政治事业上也变得一蹶不振.在这种共和的大环境下,他们中的大部分看清了局势,不得不放弃抵御,去适应现代世界.巴黎贵族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自愿投资一些企业,与资产阶级联姻,用自己的头衔换取荣誉董事长等职位,如此一来,他们依然可以在圣日尔曼区的宅邸与外省的城堡间轮番居住,在上流社会谈笑风生,揶揄偷偷摸摸培养着奢侈浪费以及游手好闲等老贵族品质的资产阶级.综上,不难看出十九世纪整个法国贵族阶层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中,他们首先要确保的是自身在政治、经济上的优越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化上排外性的资本.结果,贵族没有逝去,贵族社会却被资产阶级社会替代了.
法国丹蒂与其相比,没有实际可用的资本,只能算一种“作秀”贵族.他们中的贵族成员往往是失去地产只剩头衔和气度的落魄贵族后人,而文人、艺术家则如上文所述更不会有任何贵族优势.德·奥尔赛伯爵和作家欧仁·苏是这种“作秀贵族”中的成功者,前者作为一个贵族丹蒂凭借风度获得了上流社会的青睐,后者作为一个文人丹蒂依靠才华成功挤入上流社会.与真正有实力的贵族相比,他们只能通过时尚杂志、流行小说和公共空间来彰显自己的优越地位,因此他们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抵御性更强.但当民意消退时,大多数没有资本的法国丹蒂只能从社会中心游移至边缘.他们或是成了讲求享乐的格拉蒙-加德鲁斯公爵式的花花公子,或是成了奉行精神贵族的波德莱尔式文人,不过遗憾的是这些智识型文人丹蒂制定的丹蒂主义并不为审美型的贵族丹蒂理解.
总之,十九世纪的法国丹蒂曾是贵族之影,但随着法国贵族的调整,它只能独自思索在抵御资产阶级影响时发现的问题.
余论
十九世纪末,正如波德莱尔所预言的,丹蒂风尚重新回到了它的发源地──君主立宪制的英国.英国作家王尔德、比尔波姆进一步丰富了丹蒂的美学、文学内涵,使其短暂复兴,而此时法国丹蒂群体已无以维系.笔者综观整个法国丹蒂群体,一方面其冷漠、懒散、自恋让人诟病,另一方面其悲情、抗争、优雅亦让人唏嘘.它在法国的出现是对衰弱贵族文化的挽救,虽然终告失败,但其对鼎盛时期资产阶级文化的质疑、反思,带动了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更多有识之士的思考,现代意义上的法国知识分子雏形初现.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罗国祥）
英雄论文参考资料：
汇总,此文为关于对写作冷漠和丹蒂和悲情英雄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英雄本科毕业论文英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