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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视化方面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跟数字人文背景下远距离可视化阅读探析有关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可视化范文 类别:专科论文 2024-02-05

《数字人文背景下远距离可视化阅读探析》

本文是关于可视化方面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与数字人文背景和可视化和远距离方面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 “远距离阅读”是一种新型文献阅读和理解方式,主张通过计算机处理原文,生成新的概要性内容,以支撑读者理解或学术研究.文章介绍文学类文本的“远距离可视化阅读”理论与实践,结合案例分析远距离可视化阅读面临的问题与发展前景.

关键词 远距离阅读 文本可视化 数字人文 文本挖掘

引用本文格式 胡悦融,马青,刘佳派,等. 数字人文背景下“远距离可视化阅读”探析[J]. 图书馆论坛,2017(2):1-9.

A Review of Visual Distant Reading in Digital Humanities

HU Yue-rong,MA Qing,LIU Jia-pai,LIANG Shu-han,HE Liu,WANG Xiao-guang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distant reading in which computational methods are applied to literary analysis is drawing more attention. Combined with computational visual methods,this kind of text processing and its application has been developed all around the world. This article serves a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xt visual distant reading. Case studies are used to discuss its advantages,problems to be solved and significance.

Keywords distant reading;text visualization;digital humanities;text mining

0 引言

对阅读的概念界定问题,各领域研究人员积累了较多的探讨成果.有学者总结国内外有关阅读本质的各种讨论,将其概括为由阅读者原有存储知识、文字材料以及阅读所处环境等相互作用的过程,包括信息编码与意义提取两个方面[1].

文学研究领域传统研究模式下,培养阅读的方式一般是线性、深度、研究目的导向的,阅读者充分尊重原文的顺序与逻辑,详细阅读文本内容,并以提炼主题、解读意旨、分析背景等为目的.研究者倾向于关注单一文本中深蕴的而非显著的信息、少见的而非泛在的写作模式,关注差异性而非普遍性.由于传统的文本是按照一定的语义、语法以及规律线性构建起来的,线性阅读方式遵循了文本的创作规律,被长期视为文学研究与评论所需的有效手段.

  但在当下读者的实际阅读过程中,传统逐字逐句线性阅读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受到经验主义认知的影响,读者在阅读已经有初步认知的文本时,会对信息进行自动筛选,采用非线性阅读顺序,结合跳读、略读等各种方式提取信息.在数字媒体时代,信息体量指数不断扩大,面对长期积累和迅速增长的文本库,读者需要有更有效率的信息筛选与组合方式.超文本等信息生产与组织方式的出现,打破了原来线性的文本结构;超链接和搜索功能的存在,也使得阅读路径更加自由[2].美国杂志出版商协会(Association of Magazine Media,MPA)“移动电子杂志读者调查”数据显示,读者的阅读并不是平均用力的“浅阅读”,而是在重要内容上分配绝大多数时间[3],打破传统阅读方式局限的需求越来越突出.

  针对传统文学文本阅读与研究方式的局限,斯坦福大学教授Franco Moretti提出“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理论.他例证:假如读者被《无名的裘德》吸引,而迷上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即使读完200本同类小说,仍然不能被视作“充分阅读”,因为仅仅19世纪的英格兰就有超过6万本小说出版[4].细读的阅读方式能覆盖的样本量相对整体总量非常有限,这一局限由人的阅读与认知能力决定,难以克服.在研究中仅依靠细读,无法了解文本所涉及到的广大和蕴含的研究范围和文学本质.更换阅读策略才是克服这种局限性的可行方法.

  2010年,Moretti建立斯坦福文学实验室,致力于利用计算机分析文本,验证假设、建模与量化分析文本内容.他主张不采用微观研究办法,而是对大量的文本进行计算、聚类和分析.实验室采用基于语法特征、语义标志或词频的程序对多风格的文学作品进行自动聚类,归纳出人无法总结出的文本中的模式特征,并通过机器学习,运用这些知识对未知样本进行分类实验.在后续研究中,实验室对文本的情节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如参照网络分析理论,把《哈姆雷特》的情节用网络关系表达出来,分析人物对白等关系[5](参见图1).观察与分析这些计算机成果,可以为探究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新兴国家的分化与独立提供时间信息,帮助识别书中人物的权重,为语言学研究提供素材,启发新的研究.其他实验包括从段落划分习惯的演变研究爱尔兰与英格兰散文风格的差异等.

1 研究基础

1.1 信息可视化

  信息可视化是数字人文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雏形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萌芽于几何图表、星座天体图和航海冒险导航图的制作.当时人们开始认识到图形与符号的信息处理和传达能力远远高于文本,而更早期的戴奥科里斯的药物论、古罗马的“波菲利知识之树”等已经具有一定的可视化因素.这里的可视化因素指的是将信息以图谱的形式予以结构化、标准化表示,达到信息简化、显化、生动化的效果,“一图胜千言”.现代意义上的信息可视化的主要内涵可以概括为“从数字资源中发现特定知识并用图形化方法呈现,并显示文本中隐含的内容和关系”,开始标志是瑞典数学家Johann Heinrich Lambert和英国政治经济学家William Playfair各自独立的可视化成果的产生[7].他们都认识到依托点、直线、曲线、几何图形等基本形状及其空间布局,不仅可以把复杂的现实抽象成为清晰而有意义的数据,还可以进一步空间化地表达现实实体之间的关系[8].当代传媒理论家Lev Manovich提出,可视化要对信息进行较大幅度的压缩,通过各种图形元素的空间设计,集中描述数据的特征和差异,揭示最重要的模式和关系,这对应着可视化的“化简”与“空间化”两项基本规则[9].

值得注意的是,信息可视化并不是对于原信息的单纯图形化复制.Lambert和Playfair的可视化成果之所以受到较高的认可,是因为他们的成果体现了图表“自主性”的上升.这些可视化的图表不再只是对于既有文本与其对应实体对象的模仿,还阐述关于文本值得研究的信息和观点.政治学家Edward Tufte认为“19世纪早期开始,图形设计就已经逐渐走出了依赖现实世界的关系进行类比和仿造的窠臼,转而建立起自身的抽象能力和表达能力”[10].现阶段的可视化已经不需要按照现实对象的时间空间参数进行复制,而是建立起自主的、有机的信息体系.

1.2 文本可视化

  文本可视化是针对既有文本信息的可视化,下属于信息可视化.它将文本中复杂的或者难以通过文字表达的内容和规律以视觉符号的形式表达出来,同时向人们提供与视觉信息进行快速交互的功能,使人们能够通过与生俱来的视觉感知的并行化处理能力,快速获取大数据中所蕴含的关键信息[11].

  文本可视化有不同的类型.按照赵琦等学者的分类方式,基于词频统计的文本可视化主要以词频统计方法为基础,以发现特定的词频模式(如高频词、异常词频)为目的;基于聚类算法的文本可视化则采用聚类方法,基于文档中出现的词语比较文档的相似性,结果可以应用在信息检索、主题探测、趋势发现等领域;基于语义的文本可视化要求通过标注、计算、统计、推断等技术手段,发现文章中的特定的隐含语义关系,并进一步发现知识[12].

  文本可视化还可以分为基于文本内容、基于文本关系、基于多信息层面的可视化等类型[13].基于文本内容的分析以词语与词频为核心.最简单的形式就是标签云(TagCloud),通过抽取文本关键词并将其进行排序和整理来展示文本的核心内容,以词语的大小和颜色区分文字的权重与类型.部分标签云为了突出关键词的主题特征,也会通过布局的设计来表示关键词的语义信息并调整信息的密度.标签云主要的缺陷是缺乏信息的连贯性.由于能呈现的信息量很有限,对原文本的“压缩”程度较高,读者很难通过有限数量的关键词还原原文本的整体内容.因此,相关研究人员在标签云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文档卡片法(DocumentCard).文档卡片会自动提取文本中的核心文字、图片等信息,并表示在一系列表达连续信息的卡片上,从而增加传递的信息量.

  基于文本关系的可视化有两大类:一是文本与文本集合整体关系的可视化,如文本之间的引用、网页之间的链接关系,可以统称为外在联系;二是基于文本之间在语义内容上的联系,如叙事的连贯性、内容的相似性,这一类可以称为内在联系.常用的技术有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多维尺度分析(Multidimensional Scaling)等.经过处理,一个文档或一个页面多被表示成一个点,点间距离等视觉特征往往与文本特征向量的距离有关.在投影时有的研究还会考虑到文本中隐藏的主题信息,相关主题下的文档会被聚类,并用不同的颜色进行表示[14].

  近年来,研究人员越来越关注文档内在关系的分析与可视化,这类研究首先涉及语法层面的分析.已经开发的工具可以用于自动分析语句间的语法关联、句内词语关系以及词语在文章内部的多种关联,支持使用者对文本数据进行自定义、交互式、多视角的检索与观察.这类基于图与语言学知识的文本处理先将文本信息编码,再将文本转换成数据,最后进行管理与可视化表达.

  多信息层面的可视化也是文本可视化研究的新方向,研究处于探索阶段.柯林斯等研究人员设计了平行标签云(Parallel Tag Cloud),将标签云的文本关键词展示功能与平行坐标轴的多维度信息处理能力相结合,揭示出不同文本信息层面关键词的重复关系.在此基础上,有些研究更加深入地揭示并解释了多层面的文本信息和信息的关系.例如,FacetAtlas工具对谷歌在线医疗档案(Google Health)的分析,描述了文本在病因、诊断方法、症状、疗法等多个维度上的联系,并允许用户进行多角度分析[15].

2 “远距离可视化阅读”案例分析

“远距离阅读”的理论和方法与“文本可视化”技术相结合,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两者的优势,为阅读与研究信息量大、复杂度高的文本提供新的解读途径与工具.本文将这一类项目定义为“远距离可视化阅读”项目.国内外此类项目既有理论支持下的实验设计,也有实践过程中推进的理论发展,两者相互促进.但整体上,“远距离阅读”和“文本可视化”还是新兴的研究范畴,“远距离可视化”的文本阅读项目具有较强的实验性质.

2.1 国外项目

“远距离可视化阅读”项目首先在国外开展,美国等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国际上具有代表性与先驱性的是谷歌的Ngram全球书籍词频统计器.用户可以查询任何一个词或几个词的组合在过去500多年的书籍中出现的频率与变化趋势,用以探索事物的兴衰史、社会问题的热度变化、某一姓氏或某个人物的影响力等课题.Ngram的海量数据、高级算法与图形界面使得800多万本不可能为个人一一阅读理解的书籍成为一个低门槛、易观测的智能库,从而真正利用了它们包含的社会、历史、科技与人文信息,并生成二次、三次知识[16].

  TextArc文本可视化分析工具则针对单一文本,一次从两方面对全文本进行交互式可视化分析,将目录、概要、叙词表与词频统计共现结合在一起,引导 读者揭示新发现.TextArc依照文本原始的线性顺序,将信息以两个同轴螺旋的方式呈现,外圈代表整篇文档,内圈代表文档中的词频,图形中心位置留给出现频率高的单词.以《爱丽丝漫游仙境》为例,按照上述方法生成的可视化作品,如图2所示.单词在螺旋圈内的位置由它在文档中出现的平均位置决定(如果一个单词在某章节中出现频率较其它章节高,则此单词的位置向此章节在螺旋中的位置偏移).沿着这两个螺旋轴,以单词为中心的辐射线将单词与螺旋连接起来,单词按文档中顺序依次突现显示,并生成动态的路径曲线[17].因为螺旋的线与原文结档对应,原始的空格、章节、段落、格式以及其它文本特征可以被完整保留与清晰展示.

Jack W. Chen等学者的“《世说新语》可视化”项目在中文古文领域率先进行文本可视化实验,他们使用柱状图、GIS地理信息图、Gephi网络关系图等形式对原书主题、人物(参见图3)以及包含的地理空间信息进行展示与分析.基于该项目的论文进一步对可视化进行理论分析,探讨可视化对原文本信息会造成怎样的变形、图像解读是否会导致信息的异化、成果能否体现文学性特征与价值等问题.Jack Chen等提出,可视化并不是对文本实际情况的对应演示,而是对它的一种可以取信的解释.文本可视化的前提假设是文本中的实体及其关系能够被界定与提取成“数据”,这些“数据”又可以被合适的图形表达出来,并且借由这些图形传递原义,甚至在此基础上有机地交互,生成新的内容.图形化的作用要体现在揭示非可视化手段不能发现的意义结构及其交互,能为传统研究方法下的争议提供新知.文本和图形的差异决定了在两者之间转换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强调损失了的内容分别有哪些[19].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另一项实验性研究“东亚研究巨视显微镜(East Asian Studies Macroscope,EA)”则更鲜明地体现了Moretti的“远距离阅读”思路.这一项目对《全唐诗》全部内容进行了数字处理,主要包括主题建模聚类、文本挖掘、网络分析和地理信息可视化,提炼出一套文档内的潜在语义模式(参见图4).用户可以通过交互界面查看《全唐诗》可视化情况,分析诗歌主题、内容或创作者的地理信息等特征[21].这一实验打破了固有的古诗文集的学习与研究方式,把体量庞大、不易理解的数据化简成一个易于理解的历史叙事,为东亚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宏观、全局性的视野,也为微观视角下的文学研究作出了有益的补充.

2.2 国内项目

  在国内,随着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古籍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和较大体量的信息分析逐渐成为新的开发领域.古籍“远距离可视化阅读”最直接的效用是对原文内容结构化的组织与含义的简化,这对于普通读者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左传》为例,《左传》涉及春秋时期250多年、145个诸侯国及领地,以及两千多个人物,尽管整体编年记事,但是实际事件与人物的复杂程度和逻辑关联远远超过了线性的解读能力,普通读者即使认真地按照文本顺序阅读,也会遇到很大的理解困难和记忆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借助计算机对相关信息进行处理将显著降低阅读的难度,提高信息获取效率与利用程度.

  古籍的“远距离阅读”项目源于大数据时代人文研究思维范式与技术的转变.传统人文学科的实证研究强调在理论依据的前提基础上建立假设并进行验证,强调观点的准确性;而在大数据时代,相关研究更关注数据的整体情况.因此,在实际处理中,传统人文研究倾向于小样本数据的分析处理,重视数据样本的选择;而新兴研究则采用大数据分析的思路.

  欧阳剑的“大规模古籍文献可视化分析与挖掘”项目基于大规模的古籍文本语料来研究汉语历史词汇演化及过程规律,以41563种中国古籍文本为研究对象,采用大数据研究理念,对其进行整理、标注、自动分词等处理,创建了一个以语言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人文学科研究为主的古籍实时统计分析平台[23];研究通过建立断代词结合分词技术进行语料自动切分,以整合前人研究成果,结合知识自动提取的方式构建知识库,提供全文展示、词频可视化、词义释考、语言检索、外来词分析、作品作者地理分布可视化图等10余项功能;平台既能极大地便利普通读者的阅读和学习需要,也可以满足专业研究人员的学术需要,为科研提供新的视野[24](参见图5).

  区别于欧阳剑的大数据规模化处理思路,许超、陈小荷的《〈左传〉中的春秋社会网络分析》仅仅针对《左传》这一本书进行数字人文挖掘,主要研究方法是社会网络分析(参见图6).该方法主要分析不同社会单位所构成关系的结构及其属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广泛应用在各种人类活动、社会关系的研究中,但在文学类文本中的应用较为新颖.许超等人以Wouter De Nooy社会网络分析技术为基础,利用Pajek 软件,把《左传》中的人物和事件信息转换成社会网络[26],在生成网络基本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其他结构特征的量化计算,如点度与密度.研究结论有:《左传》中春秋时期的每个人物有0.46%的概率与另一个人物出现在同一事件中,每个人物平均与书中的其余10个人通过同一事件产生联系;春秋时期历史人物的关系整体上有低平均距离、高聚集性的特点;人物之间存在“四度分隔”理论;晋国这一国家与孔子这一人物在《左传》中具有特殊地位[28].这些发现是依靠传统研究方式难以得出或者要花费数倍的时间精力才可以实现的.

3 “远距离可视化阅读”批判

  尽管远距离可视化阅读的研究发展迅速,但也面临着激烈的批判与持续的挑战.远距离可视化阅读赖以成立的文本大规模数字化处理技术、远距离阅读理论和文本可视化理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

  伦敦国王学院的数字人文学者Paul Gooding,Melissa Terras和Claire Warwick总结了大规模文本数字化与远距离阅读所面临的争议,批评首先集中在大规模文本数字化处理技术应用的不合理性[29].以Anderson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模式,大批量文本的引入导致传统理论模型被弃用,相关性取代因果性,研究的展开缺乏有机模型和统一理论的支持,研究的发现也缺乏可靠的解释机制[30].而作为一种阅读方式,学者对大规模文本数字化给读者带来的影响表示深切的忧虑.Birkets等学者提出,应警惕数字文本的大批量引入导致读者注意力的毁灭式分散,使读者对文本信息进行深度理解的意愿极大减损,最终使文学历史叙事魅力和读者阅读能力都遭到破坏[31].Lanier也批评这种阅读方式很大程度上导致“文字被机械化切割,粗暴地重组为自动聚类的短信流和维基词条一般的快读素材”[32],实际上是在强调技术手段对于语义整体性的忽视与破坏.

  针对远距离阅读本身的评议尤为激烈,有人毫不留情地批判它“把高贵的文学研究由学者下放到低端的机械工作者(计算机)手中”,质问“文学批评到底是科学还是文艺”[33].也有相对温和的质疑认为,文学世界实际上是人造的叙事空间,并不具有自然世界的客观规律,套用科学研究的范式来进行文学研究未必具有学术“合法性”.此外,争议还集中在可视化能否反映出文学类文本原本的内容这一问题上.仅在文本数字化和研究数据的提取阶段,就有光学字符识别(OCR)准确率低、元数据生成不准确甚至有误导性、元数据标准选择不当,以及由于原始素材积累的量不同导致研究集中于英美文献等诸多问题[34].如果在文本数字信息提取这一研究的初始阶段就存在数据准确性问题,后续研究的科学性与可信度无疑将失去保障.

  可视化技术也会给研究引入一定的误差.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可视化提倡的信息“化简”与空间化这两大原则与文学艺术重视的多义性与想象意境几乎背道而驰,为了提炼与呈现1%的结构化信息,可能99%的文本内容都会被变形甚至省略[35].远距离可视化阅读无法规避这些问题,因为可视化的核心作用就是对信息进行“化简”“降维”[36].高维度信息映射在低维度必然会导致部分信息的删减与丢失,即使保留的信息也在投影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形变”.此外,并不是所有的可视化成果都比原书更易于接收.例如,生成的两点之间的图像距离与向量特征之间的对应关系、形状表示的向量特征的具体内容等很可能在原文中没有对应的内容,或者两者之间的转换过于复杂,导致读者很难在读图时把“所见”还原成原始特征和语义内容.

国内相关研究人员进一步指出,即使远距离可视化研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得以证实,其效果与可拓展性未必能达到理想预期.一方面,远距离阅读所需的各种要素只有通过细读才能抽取出来;另一方面,图表、地图、树型的技术性操作并不能一蹴而就[37].这意味着事实上每一个文本远距离可视化项目都耗费了极大的时间和精力,并不一定比传统阅读或研究方法更经济和实用.此外,即使远距离可视化处理后的信息简洁又精确,但当文学的艺术魅力被知识价值取代,文本的个性化特征消失,情感体验和审美享受必将被抑制[38],这并不是读者所期待的阅读.

4 结语

远距离可视化阅读在理论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可行性与优势也在实验中得到了验证与体现.对于读者(用户),它明显地降低信息提取的难度,提高了读者(用户)的文本信息处理能力.对于文本,它不仅能对其既有信息进行提炼和展示,还可以多角度生成二次信息、提出新的问题和结论.这种在没有理论假设的前提下发现新的问题,挖掘研究对象的隐性模式、趋势与相关关系,得出依靠传统研读方法无法发现的问题或得出的答案的创造性,为深入研究文本提供了新颖而广阔的研究空间.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相较于重复固有研究方法、产生大量同类同质研究成果,尝试新的研究方法不失为有益的探索.尤其在全球数字人文发展、从新的理论高度看待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的关系的背景下,它为人文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工具和平台[39],使得文本的理解和信息挖掘更加智能与便利,也更能适应读者数字阅读的需求.

  综上,尽管“远距离可视化阅读”仍存在许多缺陷,但依然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应用前景.批判性学习与发展国内外有关项目并将其应用于我国数字人文研究,对加快我国人文学科研究范式的升级和转型、促进人文学科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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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悦融,马青,刘佳派,梁书涵,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本科生;何流,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本科生;王晓光,博士,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收稿日期 2016-11-08

(责任编辑:刘洪)

可视化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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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点评:本文论述了关于可视化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数字人文背景和可视化和远距离相关可视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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