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和曾国藩掰手腕的咸丰毕竟不是崇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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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王朝,皇帝至高无上,对天下苍生握有生杀予夺之权,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即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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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即亡国之君,他在位17 年,被他杀戮的内阁大学士2 人、总督7 人、巡抚11 人.帝有“要臣死”之权,臣自然要寻“活己命”之术,君臣之间,就会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博弈——“掰手腕”.那些被崇祯杀死的大臣,以生命的代价证明他们在与崇祯的“掰手腕”中输了.但大臣们的输,不见得是崇祯的赢.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军攻到北京城下,三月十九日清晨,李自成的军队从彰义门杀入内城.崇祯闻报,急令传各部大臣进宫,但无一人应召.孤家寡人的崇祯只得慌忙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今景山）,吊死在那株著名的歪脖树上.《明史·庄烈帝本纪》记载着崇祯临死前所写的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诸臣误朕”四字,说明崇祯对于自己的刚愎自用至死不悟.
明朝的后继者清朝,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传到咸丰一代,已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而咸丰又是一个平庸甚至无能的皇帝,既无唐太宗善于听取逆耳忠言的美名,也无其先祖康熙乾隆的文治武功.曾国藩是咸丰朝平定太平天国的第一功臣,在事关军政大局的问题上,对咸丰的瞎指挥从不盲目听从；无论在朝还是在外带兵,与咸丰之间的争执所在多有,比较突出的与咸丰“掰手腕”就有三次.
曾国藩祖上世代业农,到祖父曾玉屏一辈开始注重子女读书,但父亲曾麟书学业艰难,到40 岁才中秀才,只得把读书出仕的希望寄托在下一辈身上.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道光十三年中秀才,时曾国藩23 岁,转年24 岁中举人.道光十七年（1838）,27 岁的曾国藩高中进士.曾国藩考绩如何呢？与山西人祁寯藻22 岁中进士、湖南同乡胡林翼24 岁中进士相比稍晚,但与广东华县人、曾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和北大教授汤一介先生的祖父汤霖40 岁中进士相比,则早得多.
由于刻苦读书朝考成绩优秀、专心做事勤奋超群,曾国藩在做京官期间运气好得出奇,可谓官运亨通.曾国藩中进士入翰林院,道光十九年（1840）散馆授检讨,只是从七品的小官.道光二十三年（1844）三月大考詹翰,一百二十七人中曾国藩名列第六,立马连升四级,从从七品升至从五品,授翰林院侍讲.道光二十五年（1846）,曾国藩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升为正五品.道光二十七年（1848）,又是三年一次的大考,曾国藩成绩上游,此次连升六级,一跃升为二品大员,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注重修身养性行事低调的曾国藩也按捺不住自豪：“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出生农家毫无官场背景的曾国藩十年从中进士到连升至朝廷二品大员,真是火箭速度,除他自己所说的“运气好”之外,刻苦读书勤勉做事是主因.同时也说明,“不拘一格降人才”,封建王朝也确有其事.
在道光朝官运亨通的曾国藩,却对朝政和社会的江河日下锥心忧惧.1850 年3月,道光殁,咸丰登基.为体现新朝新气象,3 月20 日,咸丰登基的第11 天,便由内阁明发上谕求言：
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务,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俾庶务不致失理,而民隐得以上闻.（茅海建著《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P3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
7 天后的3 月27 日,咸丰接着由内阁明诏求贤,令各省督抚保举“才德兼优、诚信任事”之人.曾国藩饱读圣贤之书,以天下为己任,为新皇帝的求言求贤令所鼓舞,连上数道奏章,如《遵议大礼疏》《议汰兵疏》等,却久等不见回音.既无皇上召见,亦无下旨施行.曾国藩于是在咸丰二年四月,向咸丰上了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其中说道：
……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奢之萌,培其风骨,养其威棱,以备有事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也.若不取此等,则必专取一种谐媚软熟之人,料其断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锋芒者,必尽挫其劲节而销铄其刚气.
奏疏核心的寓意,是希望皇帝不要“自矜”,把臣下的意见不当回事,“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虽措辞委婉,但明白无误地指责了咸丰的行为.这还了得！这不是胆大妄为以下犯上吗？故“咸丰帝览奏大怒,捽诸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祁寯藻叩头称‘主圣臣直’者再,季芝昌亦请恕其愚直,帝意乃解,且深嘉国藩之敢言,命署刑部侍郎”（ 刘忆江著《曾国藩评传》,P54-56,经济日报出版社版）.
这可以算是曾国藩与咸丰的第一次“掰手腕”.曾国藩能够在惹怒咸丰之后不仅全身而退,而且加官（增加事务但没有提拔,曾国藩最多时兼任六部之中除户部外的五个侍郎）,祁寯藻的“主圣臣直”起了关键作用.祁寯藻的四字看起来是“顺毛捋”,实则绵里藏针.“臣直”二字,表明祁寯藻是认同曾国藩见解的,只不过直言说出的是曾国藩而已.而“主圣臣直”四字,可以解释为“有圣主,才有直臣”,也可以解释为“容得下直臣,才是圣主”；咸丰“深嘉国藩之敢言”未必为真,但祁寯藻确实抓住了咸丰想做圣君、明君的心理,如果连臣下的直言都容不下,咸丰不就有昏君之嫌了吗？祁寯藻是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文臣,道光、咸丰、同治三代帝师；帝师出言,而且言之在理,咸丰是不能不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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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曾国藩就因母亲去世而回湖南湘乡老家丁忧守孝了.而咸丰的麻烦,却才开头.1851 年1 月11 日,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金田村宣布起义,组成一支两万之众的太平军.因官吏因循,军政腐败,清朝军队望风崩溃,太平军如洪水般势大；1852年入湖南,1853 年1 月12 日攻陷武昌,百万“天兵”顺江而下,轻取九江、安庆、铜陵、芜湖,1853 年3 月28 日,太平天王洪秀全在万军簇拥下进入南京,定南京为太平天国首都,改名天京,与清朝成南北对峙之势.
曾国藩咸丰二年（1852）八月二十三日抵家,十一月二十九日,咸丰即令军机处给湖南巡抚张亮基寄发上谕,令在籍侍郎曾国藩帮办团练,以应对势不可当的太平军.当时咸丰下旨各地帮办团练的大臣多达四十五人,唯曾国藩练成一支劲旅,将太平天国送入“天国”.
曾国藩的征剿之旅可谓艰苦备尝.衡阳建军从无到有,经靖港之羞、湖口之败、赣江之厄、祁门之困……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最后玉成大功.曾国藩及湘军的最大难处不是面对凶悍的太平军,而是湘军是团练“身份”,不属于朝廷的正规军,朝廷不发粮饷,粮饷只能来自家乡湖南、邻省湖北,以及其他各省如广东、四川的协饷；而曾国藩作为湘军统帅,身份也只是侍郎虚衔,没有地方官的职务,也就无法名正言顺地获得地方财权.为此,湘军客军孤寄,曾国藩在江西、安徽等地受尽了地方督抚们的白眼和刁难.咸丰七年正月（1857年3 月）,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未等朝廷批准就回乡守孝去了.（刘忆江著《曾国藩评传》, P287,经济日报出版社版）
按照传统礼制,曾国藩为父守孝须期满三年.但咸丰深知前线军事离不开曾国藩,只给曾国藩赏假三月.三月期满,咸丰命曾国藩赶快赴任.此时的曾国藩,为了荡平太平军的大志得以伸展,为了取得地方官的财政权力以便于湘军筹饷,打定主意要向咸丰争一个名位了.
于是,曾国藩于1857 年6 月16 日上奏,以尽孝道之名请求在家守孝期满,奏折中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江西军务“添臣一人,未必有益,少臣一人,不见其损”.这话当然不是实情,真正含义是要咸丰掂量掂量他曾国藩的分量.而愚钝的咸丰竟然真的以为曾国藩一心为了尽孝,将曾国藩的兵部侍郎由实缺改为署理,以顺应其孝子之心,然后一再催促他尽快出山.
咸丰一再催促,曾国藩以为火候已到,7 月26 日上奏亮出底牌.
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贻误大局.
这话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咸丰你要我出山,就得给我巡抚实缺,否则拒不从命.
我已经受气受够了,不再奉陪了.
这下咸丰明白了,曾国藩闹来闹去,原来是争巡抚之位.专制统治者对威胁自己的人和事是最为敏感的,绝不手下留情.你曾国藩不是要做孝子吗？那好,就按照守制的规矩,连曾国藩的兵部侍郎也开去.曾国藩虽身在原籍,心思无一日不牵挂前线军情,咸丰假戏真做,让曾国藩有苦难言.但到咸丰八年（1858）,江西、浙江、福建的局势大变,太平军经天京内讧所造成的低迷之后,由于起用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轻将领,再次攻城略地声威大振.咸丰只得再请曾国藩出山,但在职权上毫不让步,让曾以“前任兵部侍郎”的空衔领兵征战.1860年,清军用于镇压太平军的唯一主力部队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歼灭,咸丰手中再无可用的国家军队,权衡轻重,灭太平军重过防湘军,于是给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不久即改实授,并任命其为钦差大臣,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茅海建著《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P100-10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
这是曾国藩与咸丰的第二次“掰手腕”,历时三年有余,曾国藩先输后赢.总的来说,咸丰还算识时务,最终选择了信任曾国藩.作为一代帝王,咸丰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曾国藩虽非为私,但伸手要权是明白无误的,咸丰的让步,是需要一定心胸的.当然,事实证明曾国藩并非私心自用之人,后来由于战功,朝廷不断给曾国藩加官进爵,曾国藩总是一再谦让辞谢,直到朝廷强硬宣布“不准再辞”才作罢.对咸丰的信任,曾国藩也没有辜负.可惜的是,等曾国藩于1864 年（同治三年）剿灭太平军,咸丰却已于1861 年过世了.而重用曾国藩,也成为咸丰去世前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为确保交到幼子同治手上的江山稳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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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正当曾国藩率领湘军在皖南万山丛中与太平军苦战之时,咸丰因为在与英法列强的交涉上举措失当,导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当咸丰倚为御外长城的僧格林沁和胜保的军队在英法军队面前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居心叵测的胜保于咸丰十年（1860）八月十一日上奏进言,“若能假奴才川、楚勇数千,奴才督之,刀砍矛刺,直进横冲,即不能杀尽逆夷,亦必大加惩创”.咸丰是病急乱投医,当即谕令曾国藩“各选川、楚勇二三千名,即令鲍超、张德胜管带,兼程前进,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曾国藩于14 日后接到廷寄.安徽战场正值徽州陷落,军情紧急,鲍超是他手下的悍将,若抽调北上勤王,则皖南军事有倾覆之虞.作为统兵大员,曾国藩勤王义不容辞；作为两江总督,曾国藩守土有责,不可弃地而行.九月三日,曾国藩又接到恭亲王奕的咨文,言咸丰已经避走热河.这样,鲍超即使星夜赴援,也已缓不济急,却对皖南战局关系甚大.权衡轻重后,曾国藩上疏婉拒了调派鲍超的谕旨：钦奉谕旨,饬鲍超赴京交胜保调遣.
窃计自徽州至京,五千余里,步队赴程,须三个月乃可赶到.而逆夷去都城仅数十里,安危之几,想不出两月之内.鲍超若于十一月抵京,殊恐缓不济急.若逆夷凶顽,犹豫相持,果至数月之久,则楚军入援,岂可仅以鲍超应援……如蒙圣恩,于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督师北向,护卫京畿,则人数稍多,裨益较大.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凡是老到的统兵将帅,都深知其理.曾国藩以自己或胡林翼带兵勤王为名,婉拒了将鲍超交胜保统带的钦命.事实上,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并火烧圆明园,是由咸丰与僧格林沁合谋炮击英法换约船队,谈判中又囚禁并虐杀英法谈判代表的野蛮行径所引发的报复.英法在与恭亲王奕签署通商赔款的条约后,就撤离北京了.北上勤王一事,就此化解.（刘忆江著《曾国藩评传》,P504-507,经济日报出版社版）这是曾国藩与咸丰的第三次“掰手腕”.
在曾国藩剿灭太平军的长达十多年的征战中,位处最高层的咸丰经常对前敌指挥妄加决断.如果不是咸丰在胜保的一再求援之下鞭打快牛,十日九旨令李续宾火速赴援庐州,号称“湘军第一悍将”的李续宾就不至于孤军深入安徽腹地,以五千连胜疲惫之军陷入陈玉成、李秀成十数万重兵的重围,在安徽三河全军覆没,导致湘军整个东征战场转攻为守.李续宾对咸丰的压力没有抗压能力,但曾国藩不是李续宾,他对咸丰不切实际的瞎指挥从不盲从,总是据理力争.好在咸丰还算明白事理,万事以剿寇安国为依归.此番曾国藩婉拒调鲍超北上,一是信不过胜保,怕鲍超重蹈李续宾覆辙；二是鲍超带二三千人北上对英法军队,无论如何绝无生机.但曾国藩自己北上勤王的说法,并非虚应故事.作为以忠君保国为己任的封建士大夫,曾国藩深知,在国难关头,作为大臣有扶危定倾之责,必要时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此,曾国藩致书胡林翼,“侍北上则请公兼管皖南,皆义不容诿.其行装银两,日内即当筹画”.这说明曾国藩确有北上勤王之心并积极稳妥进行了准备,将自己北上之后的湘军统带之责交割予同是湘军统帅的好友湖北巡抚胡林翼.
在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所向无敌一路扫荡直至定鼎南京,并派出劲旅由林凤翔、李开芳统带北伐直抵京津一带时,咸丰备极忧惶,颇有末日将临之感,曾对朝中近臣感叹说：“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残破,贼已渡河,明代事行见矣.设有不幸,朕亦如崇祯不当亡而亡耳.”
但从曾国藩与咸丰三次“掰手腕”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咸丰不是崇祯：与崇祯的刚愎自用相比,咸丰还算能听进人言；与崇祯无论是在与清朝议和、给李自成封王,还是迁都南京上都不敢担当相比,咸丰虽愚至与英法列强构衅,但还不至于委过于人,并在兵临城下之前果断避走热河；与崇祯用人多疑以致戕害良将自毁长城相比,咸丰最后还是信任了屡屡与他较劲的曾国藩……历史是公平的,咸丰强过崇祯,清朝就没有亡于咸丰.
( 作者系国防信息学院教授.)
曾国藩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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