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永远的回忆写在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
本文是汪曾祺学士学位论文范文跟永远的回忆和先生逝世和汪曾祺方面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苏北
今年5月16日,是汪曾祺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周年的日子.文学界纪念活动丰富而众多,故乡高邮举行座谈会并重建汪曾祺纪念馆；一套16本的含回忆、研究、年表等总题为“回望汪曾祺”的系列丛书由江苏广陵书社出版；《汪曾祺全集》也将于年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各类回忆纪念文章铺天盖地……
汪曾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
这个有趣的老头儿虽然离开我们二十年了.可是他似乎没有走远.广大读者依然在不断地赞美他、谈论他、阅读他.“汪迷”们建了微信圈,每天在兴致勃勃地说道他.他很早的“故事”都被无所不能的“粉丝”们挖了出来,大家津津乐道地交流着他的人、他的文.出版社也“热爱”他,翻着花样出他的书.
他的作品量并不大.可就是有人不断念道着他的那些句子.他的句子被人们拆开,编辑成各种不同的“鸡汤”,在微信圈里传播.他的那些句子词汇并不华丽,可让他那么一组合,就美得不要不要的,让后来的人,读到这些句子,快乐得要死.
汪曾祺究竟有些什么秘密？
让我们瞧瞧这老头！
一
1997年5月,汪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们到八宝山送别先生的场景还在目前.先生的灵车到了,我走上去,义无反顾地一把抬着了先生灵柩的一头.我此生没有抬过任何人的灵柩.我抬着那个窄窄的盒子,人如梦游.这个窄窄的盒子里,就是汪先生么？可是放在鲜花丛中,打开盒子,汪先生静静地睡在那里呢.面如生前,只是不说话了.汪先生永远不说话了.我的眼中要冒泪.这么一个有生趣的、“巧思”的人,就这么走了.
汪先生去世的前一个星期,我还到他家去过.在他那吃了午饭,还喝了两杯五粮液（他让我自己喝,他不喝,我就喝了两大杯）.我的女儿也去了,他拽了拽我女儿的小辫子,说,怎么叫陈浅,像个笔名！之后就靸着鞋,一会厨房,一会过来站在那里吃两筷子菜.之后再见到他,就八宝山鲜花丛中的那个样子了.他不说话,他永远不说话了.
我一个县里的孩子,一点基础没有,不知什么原因,爱上了文学,又撞到了汪先生的文字.1987年我在县银行的稽核股里,把一本《晚饭花集》抄来抄去,办公室的简易铁窗生了锈,窗外的阳光是好极了.那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叶上,阳光斑驳,阵阵小风吹翻树叶.我抄一会,手酸了,就停下笔望着窗外.一个有点理想有点迷惘的青年,在对着书里面的李小龙王四海八千岁和陈小手,青年对未来有点妄想,他不知道自己的一生会走向何方.
1989年我飞出了县城,到鲁迅文学院进修.刚开学没两天,汪先生来了！他靸着个鞋,脚在地上拖着,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我和他神交久矣！他开会.他一散会,我就把他请进了我的房间.他的高邮在湖东（高邮湖）,我的天长在湖西.我们吃的一个湖里的水长大.
汪先生走进我们的宿舍,他环顾了一下,开口说：
“三个人一间,挺好！”
他又说：
“你们天长出了个状元叫戴兰芬.那个对子怎么讲的？”
“天长地久,代代兰芬.”这个我们县的3岁孩子都知道的.
“本来头名状元是我们高邮的,叫史秋,戴兰芬是第九名状元.可道光点状元时,这个史秋名字不好听,听上去像死囚,道光看到戴兰芬,天长地久,代代兰芬,就点了戴兰芬为头名状元.”
我说：“是的,县志上有记载.
“我寄给你的四个笔记本收到了吗？是抄的你的小说.”我曾将抄他小说的笔记本寄给了汪先生.
“收到.收到.”汪先生并不很肯定,轻描淡写的样子.
可就是这么几句话,汪先生就接纳了我.几天后,我就是他家里的客人了.
二
我去过汪先生家多少回？又说过多少话？我没有记录,也没有录音.他的所有的书,我都反反复复看过多少遍,因此,哪些话是书里的,哪些话是他说的,我已完全混淆了.一个太熟悉的人,你要是写他几件事,是困难的.你对他只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别人提起某件事,你说,哦,我知道的.汪先生对于我,就是包围之中.一种温暖的包围,一种别人无法体会到的被拥着的快乐.
我实在可算做汪先生的门徒了.高邮县文联的陈其昌说,苏北,你是我见到的对汪先生最痴迷的一个.我到高邮,他们对我说的汪先生的事,我基本都知道；而我说的,连他们也不知道.国内有红学,没有汪学.要是有汪学,我可以当秘书长.
我曾和朋友开玩笑,朋友出了一本徽学的书,他在名片上印：徽学专家.我说,我这辈子争取当一个散文作家,如果有汪学的话,我还可以在名片上印上汪学专家.这当然是戏言.
不过话说回来,一个人,在创作上,有一脉师承,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我在朋友圈里,别人给我介绍,说,这个人喜欢汪曾祺.我听人家这样介绍,我一点不感到羞愧,心中还美滋滋的.喜欢汪曾祺,有错误么？没有！汪曾祺那么优秀,值得人去喜欢.汪曾祺也是有师父的,大家知道,他的师父是沈从文.前不久我到青岛出差,还特地到小鱼山福山路3号,去看了一下沈先生在青岛的旧居.沈从文的湘西当然我也去过.这算起来,可是我的师爷了.我在沈先生旧居的两层小楼的楼梯边的丝瓜藤下坐了坐,我说,沈先生,我来看你了！其实对汪先生的创作,有很大影响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废名.汪先生自己也说,我受过废名的影响.看来,注重文体的作家,大体上都有某种师承的关系.只是或多或少,或者有的人不愿意说.他的意思是,我的创作的成就,是我自己聪明脑袋里固有的.这样的人是天才,不去论.
我不是天才.我刚生下来,小脑袋空空如也.我现在能写一点文字,登在各类的报刊上,这都是仰仗汪先生的光辉的照耀.齐白石说,他愿做徐青藤门下的一条狗.汪先生对于我,我如果不愿意这样说,则是我的矫情.不过我并没有在汪先生后面亦步亦趋.一个人对于一门知识,不敢说一通百通,但可以说一通十通.古人说,触类旁通嘛.一枝摇百枝摇.通过汪先生这个点,我们的学习,可以说是个面.前不久上海的一位评论家,说到我的散文.他说,苏北的散文承接的应该是中国传统散文,汪曾祺是个“通道”,使苏北承接到沈从文等五四散文的一脉.这种“通道说”,真是别致,是我过去闻所未闻.新鲜得很.但是,我同意！一个人从另一个人身上学习到的东西,绝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肯定要内化！画鬼容易画人难.文学的神奇,是接通了鬼神.否则,喜欢文学的人,也不会如此的着迷！精神的东西,要的就是神奇.——下笔如有神！笔下如有神助.
汪先生从来没当面在创作上指导过我们.我去汪先生家,聊天,吃饭,要书,借书,要字要画,但对于创作,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聊到西南联大,聊到吴宓,汪先生说,吴宓那个胡子,长得真快.他刚刚刮完左边的胡子,去刮右边；右边还没刮完,左边又长了起来.说完,汪先生抿嘴而笑,嘎嘎的声音.想必非常快乐！汪先生对我们说到赵树理,说赵树理是个天才,有农民式的幽默感.汪先生说起一件事,说他们有个旧同事,天生风流,他借了赵树理的皮大衣穿,竟然与一个女人将大衣垫在身下,将大衣弄得腌臜不堪.赵树理回太原工作,那个人也来送行,赵树理趴下来,给那人磕了个头,说,老子,我终于不同你一起共事了！汪先生说完,又是大笑.噢,这样的事情有趣么？有意义么？别去管它了！汪先生关注的是人,是人的生趣,是人的喜怒哀乐.
不对,汪先生并不是对我没说起过创作.1988年山西大同的一个叫曹乃谦的人,写了一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汪先生看后褒奖有加,写了长文推荐《北京文学》发表；1993年我将《小林》等一组小说拿给汪先生．我的小小的心思不言自明,想必你已猜到.那时汪先生还住在蒲黄榆的小旧居里,那天我去,将小说带上,吃饭前说了此事.汪先生说,可以,先放这,我看看再说.之后吃饭喝酒,一番热气腾腾.汪先生酒后微醺,眯瞪着眼,坐了一会.我们起身要走,汪先生站起来,转了一圈,说,稿子呢？这个不能丢了.之后收起稿子,一转身,抱拳,进隔壁一个小房间去了.
几天后,我与朋友相约,又急不可耐的去了汪先生家.去时我心下忐忑,进门坐下,也不说稿子之事.大家东扯西拉,说说笑话,仍是留饭.饭后我终于是憋不住,问,稿子看了吗？汪先生不说话,汪师母扯他的衣角,过一会,汪先生说,《小林》写的什么,要体现什么,都说不清楚.之后就批评：不自信,手太懒；说,沈先生刚到北京,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硬是靠一枝笔,打下一个天下；说老舍先生每天写500字,有得写没得写,500字！你们这么年青,手这么懒,一年中不写几个字,怎么行！说得汪师母扯坏了汪先生的衣角.你想想看,我的那一点小人之心,还能得逞么？
从此之后,不给汪先生稿子看了.丢不起这个人,自己几斤几两,分量还是知道的.每次进门,首先一句：最近身体好么？汪先生摸摸索索,去泡茶,去拿书.师母身体好的时候,都是师母提醒,老汪,刚出的书,给他们拿一本！师母经常笑话他：字、画都舍得送人,就舍不得送人书.想想也是,书除出版社赠的部分,其余还要自己花钱去买,而字画,完了再画！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二十年过去了,我的这篇习作还在汪先生的书房里.不久前因为汪先生的北京书房要整体搬迁到高邮的汪曾祺文学馆里,子女们在整理汪先生的书房时,竟在一堆资料中翻出这篇我手写的稿子.他们拍了照片传给我看.稿子上的文字依然清晰如初,而曾经为我看稿子的人已经走了整整二十个年头.
记得有一年我从山东长岛回来,游了海水泳,回北京都好几天了,到他家去.进门我首先一句：近来身体好吧！而他却不动,在那怔怔地看着我,之后用手在我脸上一刳,说,刚游了海水泳吧？他怎么看出来？真是怪了！我倒回来好几天了！汪先生不语,他笑眯眯的,去泡茶去了.——他就是这么关心年青人的！
1996年初,我到报社副刊工作,我请汪先生为我们副刊画幅画,很快给我们画了一幅墨菊,一大蓬菊花,极有生气；我又请他给我们“文苑风”写刊头,他一气写了好几个供选用；再请他写稿,他拿出两篇新作给我.（他有些磨蹭,有些舍不得,可是他好像又有些回不起面子,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个有趣的老头！我直想笑！）几年前出版的《汪曾祺小说》,在选用《不朽》和《名士与狐仙》两篇时,还在文尾注名,原载《中国城乡金融报》某月某日.其实汪先生不仅仅对我,他对所有的人,包括年青人,总是有求必应.你访问访问凡与汪先生有过交往的人,哪一个不是说,汪老头是个好人！
三
1996年底,我去汪先生家为《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卷》跑腿.刚进门坐下抽烟,电话响了,没说几句,汪先生就沉下脸,显得很生气,他对着电话大声说：“我知道他们来头很简单,就是冲着我汪曾祺来的！我可以向某某同志家属道歉！他们以为我很有钱,算出来那些精神损失费,可是我们这些人的精神损失费,又有谁来赔？”我知道,是《沙家浜》的官司.江苏文艺出版社将《沙家浜》收入《汪曾祺文集》时,忘了署名“根据文牧同志沪剧改编”,就惹出这桩官司.放下电话,汪先生还在那气乎乎的,我说,都是小记者闹的,别理睬就行了.汪先生说,《沙家浜》在《红旗》杂志发表时,也没有署我们的名,只署“集体创作”.我们这些人的名誉权,又有谁来赔？汪先生,你真是,生的哪一门子气？这又是何来由呢？现在有些人巴不得打官司呢！可是我们知道,汪先生是非常爱惜他的名声的,像鸟儿爱惜自己的羽毛,它容不得别人去玷污.
1997年初,汪先生和丁聪联袂在《南方周末》推出“四时佳兴”专栏,一周一篇,丁聪画,汪先生写.汪先生写得真快,只要有人逼,他肚子里的东西,是越挤越多.一次我过去,汪先生说,你把这几篇稿子带给丁聪去插图.因为丁聪在昌运宫,我在公主坟,离我住的很近.
我替汪先生送的手稿是《闻一多先生上课》《面茶》《才子赵树理》《诗人韩复榘》.汪先生的文字是再简约不过了.它通俗明白,却出神入化,仿佛有风,有雨,有雷电,有气息.就是这么一个“巧思”（张兆和语）的人,却突然说走就走了.汪朗（汪先生的儿子）那天从八宝山回来的路上对我说,老爷子可惜的是,他的思维还那么活跃,他越写越有神了.可世事就是这么无奈！
何尝不是如此呢？打开《汪曾祺全集》最后几年的作品,《小姨娘》《仁慧》《露水》《兽医》《水蛇腰》《熟藕》《窥浴》,虽然短小,然生气盎然.《窥浴》写得多么大胆,可又是美；《露水》写出了下层人的艰辛和不幸.汪先生晚年对写性更大胆了,写得很放开.《薛大娘》写性：
有一次,薛大娘到了家门口,对吕三说：“你下午上我这儿来一趟.”
吕先生从万全堂办完事回来,到薛大娘家,薛大娘一把把他拉进了屋里.进了屋,薛大娘就解开上衣,让吕三摸她的奶子.随即把浑身衣服都脱了,对吕三说：“来！”
她问吕三：“快活吗？”——“快活.”——“那就弄吧,痛痛快快地弄！”薛大娘的儿子二十岁,但是她好像第一次真正做了女人.
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
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
这是写的什么？是人,是人性的美.
《窥浴》：
“你想看女人,来看我吧.我让你看.”
她隆起,还很年青.双脚修长.脚很美.岑明一直很爱看虞老师的脚.特别是夏天,虞芳穿了平底的凉鞋,不穿袜子.
虞芳也感觉到他爱看她的脚.
她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上.
他有点晕眩.
他发抖.
她使他渐渐镇定了下来.
(肖邦的《小夜曲》,乐声低缓,温柔如梦……)
这仍然是写人,写人的美.他热爱美好的东西；他生活在美中.生活中不完美的东西,他用文学加以弥补.他就是这样倔犟的、不管不顾的,讴歌美,讴歌人,讴歌人性.
四
从汪先生的晚年作品回观他早期的习作,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文汇报》发表的汪曾祺早年作品,从内容上来看,都是写于昆明.汪先生在一篇不起眼的小文《芋头》中说过：
1946年夏天,我离开昆明去上海,途经香港.因为等船期,滞留了几天,住在一家华侨公寓的楼上.这是一家下等公寓,已经很敝旧了……只是心情很不好.我到上海,想去谋一个职业,一点着落也没有,真是前途渺茫.带来的钱,买了船票,已经所剩无几……
这样的文字是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而我对照汪先生《文汇报》这一组逸文,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汪先生这组文字的气息：空虚,苦闷,贫困,无着落；性；打水漂的感觉.
且看：
抽烟过多,关了门,关了窗.我恨透了这个牌子,一种毫无道理的苦味.
醒来,仍睡,昏昏沉沉的,这在精神上生理上都无好处.
下午出去走了走,空气清润,若经微雨,村前槐花盛开,我忽然蹦蹦跳跳起来.一种解放的快乐.风似乎一经接触我身体即融化了.
听司忒老司音乐,并未专心.
我还没有笑,一整天.只是我无病的身体与好空气造出的愉快,这愉快一时虽贴近我,但没有一种明亮的欢情从我身里透出来.
这是《花·果子·旅行》里的一节,汪先生在文尾注明,1945年写于昆明黄土坡,1946年抄于白马庙.我们知道,汪先生在昆明待了七年,除北京和高邮,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时期——人生观、世界观逐步成型的青年时期.1944年到1945年,汪先生在黄土坡的一所中学教了两年书,他的短篇小说《老鲁》《落魄》都是写的那个学校的事；他那个有点现代派味道的早期短篇《复仇》也是写于黄土坡.可那个时候的战时昆明,生活极其贫困.青年的汪先生,人生的航向往哪去,他很迷茫,人生、爱情、理想等等,都在困扰着他.汪先生自己也在怀念沈从文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中说过：我1946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沈先生写信把我大骂了一顿,沈先生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
笔会上的这组逸文,特别是写于昆明的那几则,那种人生飘渺的感觉,无不留在了笔端.通过这些文字,也看出了汪先生文风的一些脉络,重细节,不臆造情节,注重意象的营造.但早期的文字明显看出气盛,如周毅所说“有静穆与血性的密集交织”,我看到的则是,峻拔,决绝,用字用词往“险”的方向而去,有“西洋油画的瑰丽和挣扎于对象中的力度”.
晚年的文字中,却冲淡平和得多,但那份灵动,人情的练达,集一生的观察力及白描功夫,也是青年时所不能及.我手头有一本《人间草木》,是汪先生谈草木虫鱼的散文集辑,其中有一篇《下大雨》：
雨真大.下得屋顶上起了烟.大雨点落在天井的积水里砸出一个一个丁字泡.我用两手捂着耳朵,又放开,听雨声：呜——哇,呜——哇.下大雨,我常这样听雨玩.
雨打得荷花缸里的荷叶东倒西歪.
在紫薇花上采蜜的大黑蜂钻进了它的家.它的家是在椽子上用嘴咬出来的圆洞,很深.大黑蜂是一个“人”过.
紫薇花湿透了,然而并不被雨打得七零八落.
麻雀躲在檐下,歪着小脑袋.
蜻蜓倒吊在树叶的背面.
哈,你还在呀！一只乌龟.这只乌龟是我养的.我在龟甲边上钻了一个小洞,用麻绳系住它,拴在柜橱脚上.有一天,不见了.它不知怎么跑出去了.原来它藏在老墙下面一块断砖的洞里.下大雨,它出来了.它昂起脑袋看雨,慢慢地爬到天井的水里.
这样的透剔,跳跃,灵动和圆融,了不起的观察力,颇能代表汪先生晚年文字的精神.
五
有一件事不能不提一下.是1995年的一天吧,我和朋友龙冬约好去看汪先生,黄昏时我们赶去时,汪先生出门了.我和龙冬便在和平门附近的一个小馆子边喝啤酒边等.两个穷困的文学青年,精神无聊和空虚,我家在南方小城,一人飘在北京,龙冬则刚从西藏回来,工作毫无着落,于是拼命喝酒.两人喝了不下十瓶啤酒,之后又踉跄着来到福州会馆的汪先生家.汪先生还没回来.于是我们俩着了魔似的,（为什么要等汪先生回来？）又来到附近的宣武区工人文化馆,在那打台球.10点多了,我们又过去.汪先生回来了,我和龙冬便钻进汪先生的书房,胡吹乱侃到半夜才走.这一节给汪先生的女儿汪明写进《老头儿汪曾祺》一书.汪明说我们半夜头出了院子.可我现在是一点也记不起来,是翻了墙头么？
我之所以扯出这一节,是因为在汪先生去世后,有一次龙冬对我说：“汪先生去世了,我们也该长大了.”龙冬这番孩子气的话,却让我一时语塞了.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说,“到了而立之年,在精神上还依附于一个人.——不！是皈依着.想想也真是无趣.”可有什么办法呢？汪先生去世已二十个年头了,我们又何尝不是依然在不断重读汪先生的作品呢？
汪先生自己倒是谦逊的.他多次说,我的作品数量很少,我不大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他说：“过了六十岁,听到有人称我为老作家,我觉得很不习惯”；“我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但同时汪先生又是清醒的、自信的,他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准确的.他说“我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诗人”,他多次对我们说过,我的作品少,写得又短,短,其实是对读者的尊重.短,才有风格.短,也是为了自己.今天的事实,已证明了汪先生的预言.二十年过去了,那些当时风流一时的作品,早已灰飞烟灭,而汪先生的文字,却在润养着一代一代读书人.
是呵！这二十年来,我是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汪先生.不管是他何种版本的书,只要是刚出版的,我见到就买.几年前山东画报社出的《说戏》《五味》《草木春秋》,编的真是好！由范用先生修订的《晚翠文谈新编》也好！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时光已是二十年后的这个五月.五月是鲜花盛开的季节.城市的街道、广场、学校、桥头到处一派生机勃勃.二十年前的鲜花,也是绽放得如此鲜艳.可是匆忙行走的人们啊,你们可知道,一个我们喜爱的作家,就是在二十年前的这样一个鲜花盛开的五月,遽然离开了我们.二十年过去了,时间证明了他的不朽,他毫无疑问已载入了文学史.他的书,总是不断地出版,不断地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上,和那些同样伟大的作家,鲁迅、沈从文、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张爱玲、萧红……排列在一起.
责任编辑 赵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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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点评:该文是关于汪曾祺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永远的回忆和先生逝世和汪曾祺相关汪曾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