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约翰密尔论社会主义和劳动阶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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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欧洲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资本主义在英、法等国迅猛发展,新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也日益显露.面对社会的变迁和新时代的征兆,很多思想家针对时代难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约翰·密尔①从自己的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出发,结合自己对时代的诊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方案.与此同时,他还对其他方案,特别是欧洲大陆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方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反思.这里所说的欧洲大陆社会主义者主要指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路易·勃朗等人,不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宣言》和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都首次出版于1848年,因此我们用“社会主义”来标志密尔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以便于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区别.本文拟对密尔关于“社会主义”相关问题的思考进行论述,以为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思考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思想联系、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批判性联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路径选择提供一个理论参照.
一、“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
在密尔看来,欧洲大陆社会主义作家的基本主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否定性和批判的,即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实践后果的判断；二是建设性的,即改良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计划.其中,前一个部分的观点和判断几乎是一致的,后一部分虽然有很大的一致性但也存在着广泛的差异.密尔的论述从其共有的否定性部分开始.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罪恶中,首先被提及的就是贫困.欧洲大陆社会主义作家大都承认资本主义财产制度曾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几乎都认为到了1 9世纪它却变得完全无所作为,甚至更坏,使整个社会变得比以前更糟.据说,要不是财产掌握在雇主的手中,受雇者就不会有手中的面包；但是,即使这一点受到承认,受雇者的全部所有仅仅只是他们的每日食品,而这些食品又常常在数量上并不充足,质量上低劣不堪,并且还不是总有把握得到,这难道也是可以忍受的吗？据说,人们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抱怨,因为只是由于不够努力、缺乏审慎,这些人才落得这样的下场；但是,这是事实吗？难道事情的真相不是正好与此相反吗？是有一些人因为无所事事、行事鲁莽,或者行为不端而致贫,也有一些人因为偶然的好运气而发财致富,但现代社会里的绝大多数情况却是最勤劳与最节制者收获最少,极少数人生而不劳而获,大多数人生而蹇苦潦倒.这些社会主义作家认为,这种情况即使并不必然是社会的罪恶,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安排的失败.而且,为了缓和或者遮掩罪恶的存在而将这些不幸的人归结为精神或体力上的无能者,这只会给不幸增加屈辱.无能不是苦难的正当借口,但苦难却可以是改变社会制度安排的正当理由①.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个失败之处是人类的不当行为,包括犯罪、恶行、蠢行以及它们造成的苦难.抛开这些不当行为与其起源之间的需要经过精细分析才能得到的确凿的事实关联不谈,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即这些不当行为不管是针对自己还是针对他人,其原因大致可以追溯到如下三个原因之中的一个或者几个：“许多人遭受的贫困及其诱惑；少数人由于没有工作压力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在这两种人中间的有害教育或教育的缺乏.”必须承认前两种情况至少是社会安排的失败,最后一种情况则几乎普遍被认为是社会安排的缺陷,甚至被认为是罪行②.
第三个批判直接指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安排本身.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那个时代所形成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指导所有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原则,从根本上来说是不道德的和反社会的.这种原则实质上是个人主义和对竞争的热衷,其基础是利益的对立而非利益的和谐,其结果只能是霍布斯说过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因此,这是特别不幸的原则,不论上从道义上来看,还是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看都是这样.从道义上来看,它的罪恶显而易见.它是嫉妒、仇恨以及所有冷酷无情的母体,每个人要想获得自己的成功就必然要清除掉挡在自己前进途中的所有其他人.在现代社会体系之下,如果不以某个人或多数人的失败、损失甚至死亡为代价,那么几乎没有人能够取得成功.从经济的角度看,竞争原则也完全没有资格指导经济工作.在劳动者的竞争中人们只能得到低工资,在生产者的竞争中人们只能收获倾家荡产,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财富的增长,这两种不幸也会迅速扩展.在这种情况之下,除了那些大土地所有者、大量固定金钱收入的持有者和少数大资本家之外,肯定没有人可以受惠.而这些大资本家的财富会逐渐排挤掉所有其他生产者,并把劳动者转变为奴隶和农奴,于是社会将随之走向一种新的封建制,一种大资本家的封建制①.
在建设性的部分中,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有所不同.密尔把他们分为两类,一类是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等更具思想性和哲学性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要求取消私有财产和个人竞争,通过劳动者对生产工具、生产过程的共同管理,按照平等原则、需要原则或者协作原则来分配劳动和产品.这一计划一般都处在村落共同体或城镇的层次上,然后遵循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即通过一种自发的扩大而运用到整个国家之中.另一类是路易·勃朗那样的革命社会主义者,要求通过革命从现在过着舒适物质生活的人们那里夺走所有生产性资源和生活资料,并将它们交给一个权威或政府加以管理②.当然,这些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比较复杂,涉及的内容也远比上面所列的广泛,但密尔抓住的主要之点就是这些.
一、“社会主义”面对的困难
密尔认为,当时的许多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批判虽然无可辩驳,但他们提出的很多例证明显夸大其词,这点即使在最有才华也最公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陈述中也并不少见.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其中很多却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失误引起的结果”,即“对经济事实的无知,和对实际决定社会经济现象的原因的无知.”③在密尔看来,他那时的社会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面对的困难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人口与贫困问题.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普通劳动的工资确实远远不够满足人们的任何勉强过得去的物质和道德需要,但要就此进一步断言,工资还有继续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就违背了所有正确的信息和许多人人皆知的事实.密尔指出,普通劳动的工资在有些国家是在下降,但在许多国家特别是总体而言却在不断提高,而且这种提高的速度还在不断加快.密尔承认工资波动是一项重大的罪恶,而且交易规模的扩大和被波动所影响的人口的增加似乎也会让波动显得更为严重,但实际上,由于更多的人口承担了波动带来的后果,每一个体所承受的不幸并没有比过去更为严重.关于欧洲劳动人口的生活方式,存在着一些恶化的现象,但这些恶化总是地方性和局部性的,总是可以追溯到某一暂时性灾难所导致的压力,或者可以追溯到能够得到矫正的政府的某一不明智行动或某一项劣法.而与此同时,存在着许多贫困状况得到改善的证据.
第二,竞争问题.密尔认为,一般的社会主义者对于竞争的理解都是“非常不完善和片面的”①.社会主义者把竞争视为一种压榨所有人收入的中介,因为竞争使每个人的劳动得到较少的工资．或使每个人的商品得到较低的.但他认为,这种情况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是真实的,即只有在每个人都按照某一大垄断者的意愿处理自己的劳动和商品,也就是竞争被完全抛在一边的时候.而实际上,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竞争并没有特别地使商品或劳动的提高或降低,而只是使它们的平等.因此,情况似乎是如果竞争维持了较低的工资,从而使劳动者产生了撤出受竞争影响的劳动力市场的动机,那么同样真实的另一面是,竞争保持了工资所购买的商品的低价,从而非常有利于依靠工资生活的那些人.路易·勃朗等社会主义者为回应上述观点,通常会认为,由竞争所造成的商品的低价只是昙花一现的现象,甚至只是假象,当最富有的竞争者完成对所有其他对手的排挤之后,会形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会随意提高商品的.但密尔并不认为这种形成垄断的趋势是一个事实,因为在一般的工业部门,没有哪一个富有的竞争者能够有能力驱逐所有其他的竞争对手.而在一个像铁路这样的被国家自身所保留的部门中,由于业务规模过大,确有可能出现竞争者少因而出现垄断的情况,但它们也必须在国家规定的情况下进行竞争,从而为公众提供更加低廉的商品和服务.所有的工业部门中,“大交易者可以正当地、永久地提供比小规模经营更为廉价的商品.这样非常有利于消费者,因此也有利于劳工阶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被社会主义者如此抱怨的共同体资源的浪费,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商品分配者,并且可以减少傅立叶称之为工业食利者的其他各种阶级.”①
第三,生产问题.按照密尔的观点,生产有其自然法则和必要的条件,必须拥有大量的资本积累,资本包括生产工具和厂房之类的固定资本,还包括流动资本,即在生产活动完成和产品卖掉之前的一段时间用来供养劳动者及其家庭的资本.这两种资本,原则上既可以作为使用资本的那些人的共同财产,也可以属于个人.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工具,并且仅仅根据共同的利益进行生产.他们并不排斥消费品的私人拥有,每个人都对自己所得到的产品份额享有使用、转让或交换的权利.比如土地作为生产资源属于共同体所有,但分配给每个人或每个家庭的住房都独一无二地属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密尔的看法是：“就欧文先生层次上的社会主义,或者就傅立叶先生的村庄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而言,其可行性是毫无疑问的.然而,靠一个权威管理国家所有生产的企图则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事务.”②因为他认为,不管是从管理者的效率还是从工人的效率来考虑问题,共同管理生产都不会与私人资本管理一样的有效和成功：“就一般团体中的工作动机而言,共产主义不具有私有财产制度做不到的优势,而在管理人方面,它具有极大的劣势.它似乎也有一些内在于它的不利条件.它必须以一种或多或少专断的方式进行决策,而在当前的体系中,决策活动常常糟糕透顶,但却是自发的.”③
从管理者的角度看,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社会的发展动力将存在着最大程度的差异.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管理活动是由拥有资本或对资本直接负责的人来承担的,他将由此获得优秀管理所带来的所有好处,也将由此接受管理不善所带来的全部害处,这将会为其竭尽全力地从事这项活动提供强烈的个人动机.而这种动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不复存在,因为管理者只能从产品中得到与共同体其他成员同等的利润.至于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有也确实会有的如下反驳,即个人利益作为一种有效的刺激可以在社会工业活动中促成最有活力和最认真的行为,但更可能促成过分的贪婪逐利行为,而由鲁莽或不诚实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反而会阻碍个人的本来目的,密尔的回应是：一方面,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不良风险可以通过外在的制裁（法律和舆论）来得到控制和矫正；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罪恶的源头或许真的会不存在,但也会带来很大的麻烦,麻烦之一就是会产生一种将事物保持在习惯轨道上的巨大趋势,麻烦之二是最有资格和能力的人很可能常常会在是否从事管理工作这点上犹豫不决,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管理很有可能比私人管理更不利于开拓道路,以及为了遥远的和不确定的利益而作出立即的牺牲.”①
从工人的角度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除了分享共同利益之外得不到任何其他好处,这也许不会比他们在现有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事态更差,但事情也许远较此复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共同体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每个人都在同志们的眼皮下面工作.而共同体的一般情感必然赞成良好的和辛勤的工作,而不赞成懒惰、粗心和浪费.在当前的体系下,这不仅不是实情,而且工人阶级的舆论常常处在与之相反的方向.某些职业协会的章程实际上禁止它们成员的劳动效率超出某一标准,以免他们的高效劳动会减少每种工作所必需的劳动者的数量.基于同样原因,他们也常常拼命反对可以有效利用劳动的发明.”②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通过与私有财产和个人竞争相容的设计和安排,资本主义社会中与效率有关的雇佣劳动制度的缺陷可以被矫正,社会主义在效率方面的好处也可以被同样实现：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效率曾经在计件工作中得到可观的改良,但这种方式确实有它的问题,比如不能保障产品质量,可能减少对劳动者的需求,并且可能降低工资,等等；但是后来还有了比计件工作更彻底的疗法,即采取工业合作制的方式,其核心是让整个劳动者团体参与利润的分配.
第四,分配问题.社会主义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一个结果是产品的分配将成为一种公共行为,根据共同体制定的规则来进行.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者之间有着一些真正的差异.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同意按照平等原则进行分配,而路易·勃朗这样的激进主义者则有更高的正义标准,要求根据不同的需要来分配产品,但不会因为个人所承担的职责的性质或者因为不可靠的个人品质和服务而实行差别报酬.此外还有傅立叶主义者,他们主张根据便利或正义原则进行分配,允许根据对共同体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服务得到不同的报酬.对此,密尔分别进行了讨论.
密尔承认,给予所有工作的人以同等的报酬是一个简单的规则,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是一个正义的规则.但他认为：“除非工作也被同等地分配,否则这就是一种有缺陷的正义.”③而要想在诸多不同性质、其艰苦和痛苦程度不同的工作中进行任何有效的和可能的相互比较,实在是一件非常难以完成的事情.因此,社会主义者一般会建议所有人都应该轮流地承担社会所需要的每一种工作.但是,考虑到人们之间无论在心理方面还是体力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差异,这种安排即使在不考虑效率的情况下也并不能够真正地被实行.而就算真的能够实行,势必将彻底丧失劳动分工带来的全部经济效益,而且,这种安排要想真正地实行就必须要有一种权威或一种支配性的权力,但就人类的前景而言,某种由权威所带来的虚假一致性为害甚多,因为这种一致性产生于个人向多数人的意见和意志的屈从,而人类的发展所面临的困难需要人们在思想和实践中自由地向各方面自发地扩张,人们应该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而不应该把关于自身事务的考虑交给统治者,不管统治者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
显然,密尔对社会主义的平等分配原则的批判肯定适用于路易·勃朗式的按需要进行分配的原则,因为对于需要的权衡和比较肯定要比对于劳动的权衡和比较更为困难.与此相比,密尔对傅立叶主义者的分配原则乃至傅立叶主义的体系本身都抱有较大的尊重和敬意.傅立叶主义者虽然不承认资本的专断使用,但是承认分配的不平等和资本的个人所有.在傅立叶主义村庄中的工人自发地划分为小组,每个小组从事一种不同的工作,而同一个人不仅可以成为一个小组的成员,而且可以成为任何几个小组的成员.在分配上,某种最小数量的产品首先会被留下来,用以维持共同体中每个成员的生存；剩余产品将在不同的小组间进行分配,其原则是根据劳动、资本和能力三个要素的固定比例划分份额.根据能力分配的份额通过小组的来决定,以使任何小组的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在各种能力的运用上都可以取得优异成就；给予资本的报酬在份额上必须能够诱使人们在个人消费中进行储蓄,以使共同体的共同股份可以提高到人们所希望达到的程度；给予劳动的报酬则要使分配额所要求的劳动量可以吸引住每个人,如果特定小组有了太多的劳动量,这就意味着这个小组的报酬太高了需要降低,如果特定小组的劳动量没有完成,则说明这个小组的报酬太低了需要提高.对此,密尔一方面认为,傅立叶几乎考虑到了所有的反对意见和困难,傅立叶主义者的主张对于人性的要求也少于任何其他已知的社会主义者,几乎可以说是最精致和最无懈可击的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密尔对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就更不用说了）还是有所保留和有所警惕的.他认为,如果当时就说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成功或它的支持者的希望会成为泡影,过于性急；它是否能成功当时是也将长期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要想得到最终的检验,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实验.这种实验,密尔一会儿说是为了检验新的社会生活方案的可行性,一会儿说是为了让实验者知道是什么缺陷使他们和其他人不能实现目标.其实,密尔想表达的是,不管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对共同体的成员提出了一种高标准的道德和智力要求,但要达到这种要求将是非常困难和缓慢的,而这又只能从当时的条件出发.因此,密尔实际上是相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所需关心的主要问题仍将是如何改良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不是像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那样去变革这一制度①.
最后也是最为核心的问题是私有财产权的问题.社会主义解决贫困问题、改组生产和分配的基础在于对社会结构进行全面的革新,这种革新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废除私有财产和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但密尔坚持认为,在他那个时代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个人财产权原则仍将会占据着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即使在任一国家,一场群众运动使社会主义者成为革命政府的首领,无论他们采取何种方式干扰私有财产权,这种财产制度自身依然会幸存下来,或者被他们所接受,或者因为他们的被逐而复辟.将会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人们不会放弃当前他们唯一值得信赖的获得生存和安全的东西,除非另外一种替代物已经进入了有效运作的状态.甚至假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一些人分享了其他人所拥有的财产,那么,这些人也希望保持自己已经获得的其他人的财产,把以前他们不予认可的财产神圣性再次归还给新近获得的财产.”①但密尔并非固执于传统的私有财产权概念,他也并不认为这一权利会毫无修正地存在下去.密尔是谨慎的乐观主义者和冷静的改良主义者,他不同意激进的革命,也不同意反动的保守,他要求渐进稳妥的改良,以求公正地考虑到所有与财产权有关的建议,让与财产权相关的法律采取“某种对多数人不太苛刻的形式”②.
密尔指出,在各种社会状态中私有财产制度都表示某人对某物（有时也非常不幸地针对某人）的排他性使用或控制的权利,它要么被法律所认可要么为习俗所支持.但私有财产权的含义从两个方面来看有着极大的不同.一方面,从各种不同的社会状态和民族国家来看,这种权利的含义是不同的：在古代早期的社会状态中,财产属于家庭而非个人,家庭首领管理着财产并且是实际行使财产所有权的人,但他不能自由运用自己的权力以剥夺其他的共同所有人对财产的享有权,任意处置财产是一种在相当晚近的时期才出现的事情；根据犹太法,不动产的所有权仅得到暂时的承认,在安息年它要作为共同的股份而被重新分配,虽然在历史上的犹太国家中,这一规定非常可能被成功地规避；在亚洲的许多国家里,在欧洲思想传人之前,不存在任何可以严格运用西方人所理解的土地所有权的事物,所有权会在政府、接受了国家所转让的权利的中间人（如官员、乡绅等）和土地的实际耕种者之间依据习俗而进行比例和范围都会非常不同的划分；在中世纪的欧洲,几乎所有的土地都根据军事的或农业的服务期限,从君主那里获取.另一方面,从私有财产权所针对的事物来看,这种权利也是非常不同的：在以前的所有国家,财产权都被延伸和扩展到针对人的所有权,比如奴隶、农奴,甚至妇女、儿童,而这种情况直到1 9世纪在一些国家里还依然存在；在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或是在英国,也经常存在针对某些公共职责、专利官职的所有权,如对某些司法职位、军事等级的所有权.密尔认为这些情况表明：“在不同时代和地点,所有权得到了不同的阐释,在不同程度上被享有.它所容纳的概念是一种变化的概念,经常被修正,并且依然容许进一步的修改.……在任何既定时代,它作为一种简洁的措辞,表示在那个时代由某一既定社会的法律与习惯所赋予的针对事物的权利.但是,一个既定时代与地点的观念却不会永远地把它固定下来.”③在密尔看来,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对待私有财产权的态度虽然相反,但其实两极相通,都是将他们当时的社会秩序下的财产制度理解为不能修正的或无需修正的,但实际上,财产制度需要修正也容许进一步的修正.
因此,密尔所取的是中庸之道,经他修正后的私有财产权可以概括为一种非僵化的和多样性的私有财产权.具体而言,密尔坚决主张每个人都对自己生产的物品和依照契约取得的物品具有权利,对于依靠暴力和欺诈取得的物品在经过了一定期限以后也同样具有权利.但他认为在此基础上还必须清楚规定的是：遗赠与无遗赠的继承不同,私有财产权包括遗赠权,但不包括继承权,而且遗赠权必须有所限制.他不但同意而且坚决主张：“当富人们以其储蓄留给子孙时,这种不劳而获的利得应当消减到与公平原则相符的程度.”①此外,土地所有权与动产所有权的根据不同.前者只有在某些条件下才是有效的,因而并非在同样程度上具有神圣性,任何人都没有创造土地,土地是世代相传的.国家有权根据社会普遍利益的要求来处理土地所有权,个人占有土地只是出于社会的宽容,而且他的占有只有在至少不排斥他人在土地未被占有时可以获得的权利的前提下才被允许.当然,土地占有者在国家政策使他们遭受损失时有获得补偿的权利,不过这也是私有财产原则唯一可以给予他们的权利了①.
三、劳动阶级可能的未来
既然“社会主义”的主张和方案有着短时间内难以克服的“困难”,那么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呢？劳动阶级可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吗？密尔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下,人民的幸福将取决于每个公民是否得到公正对待和是否具有自我管理能力,劳动阶级的未来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具有理性的人,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潮流之下,人们没有理由认为劳动者不会成为具有理性的人,报纸和政治书籍的教育,不断改进的学校教育,辩论会、演讲会、公共问题讨论会,工会活动、政治鼓动以及争取选举权的斗争,都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精神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进而使他们能照管好自己的利益.
劳动阶级自己照管自己的利益,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就是他们有公开表达并在一定框架下实现自己的意愿以及对政府施加适当限制的权利.密尔关于这一方面的意见,并没有超出他的代议制思想,这些思想是人们通常所熟知的,因此本文不再赘述.接下来我们只讨论他就问题的经济方面所发表的意见.
从经济方面讨论劳动阶级的未来,首先碰到的就是如何解决贫困问题,而人们最先想到的解决之道大概无非是提高工资.按照密尔的理解,劳动者的工资取决于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和劳动的供给,换句话说,也就是取决于人口和资本,而且工资还会因职业、习惯、自然的垄断和某些限制性法律以及某些团体组织的存在而有所差异.略去细节讨论不谈,密尔承认,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工资总体而言虽然有增长的趋势,但也只是与能够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生存下去的最低限度相去不远,因而增加工资的努力依然任重道远.
密尔根据自己的工资理论和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信服,将适度限制人口看作是提高工资的最可靠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他认为,当社会还处在半野蛮状态的时候,野蛮人所具有的怠惰和寡欲还在人们的身上起作用,这时必须要有物质匮乏的压力才能刺激人们的创造性并使他们劳动,从而完成人类的进步,因此这时是不宜进行人口限制的.但是,当历史走完了这一步,适度限制人口就是必须的了.限制人口不是什么“狠心的马尔萨斯主义”,恰恰相反,“告诉人们可以多生孩子（孩子出生后肯定是可怜的,大部分将会堕落）,比告诉人们不要生这样的孩子更为‘狠心’.另外,人们虽然认为反对生育是残酷的,但是他们忘记了这种生育的行为既是当事者‘对动物本能的屈从,,又是当事者‘令人厌恶的权力滥用,.”②之所以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权力滥用”,是因为虽然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杈利,但是,谁也没有生出孩子却让别人去抚养的权力③.密尔以此为据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用以补充工资的各种津贴制度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并得出结论说：救济低工资的各种办法,如果不是通过人们的意志和习惯的改变而发生作用,那么其结果只能是有益财物的浪费和最贫困阶层的增加.而实际上,随着劳动者的精神文明程度和自立程度的提高,他们也必然会逐渐地变得越来越通情达理和精明节俭,从而使劳动者的人口有一定程度的减少,特别是当这种最令人满意的结果为另外一种变化即妇女的社会地位的独立所促进的时候.
然而,事情不可能止步于此.不管工人的工资有了怎样的提高,不管社会的安排以及公正的法律如何使产品的分配更加有利于工人阶级,工人不会满足于永远处于被雇佣的地位.密尔认为,未来的劳动阶级在经济上面对的第二个问题将涉及到雇佣关系的逐渐被废除.在他当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由于思想的广泛传播以及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原则的确立,人类社会不可能永远分为相互敌视和对立的雇主阶级和雇工阶级.因为仇视和敌对,这种关系不仅对雇工阶级来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于雇主阶级来说也是如此.
必须明确的是,密尔所说的雇佣关系的逐渐被废除,与前面提到的那些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废除私有制、由共同体成员共同管理生产和分配并非一回事,密尔说的实际上不是放弃而是改良私有制.他认为总体上而言,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所采取的雇佣制度和大规模生产制度有着巨大的益处,不应该也不会被放弃.“因为在该制度下,可以用较少的劳动和较多的闲暇,养活与过去相同的人口,而生活水平不变.整个说来,这是一种利益.一旦文明与改良发展到此种程度,全体的利益也就会成为构成全体的每个人的利益.”①而如果这种工业改良继续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雇主和工人关系的改变,即从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转变为合伙关系,这种合伙关系可以有两种形式：“在某些情况下,是劳动者与资本家合伙经营；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下,而且也许最终将是劳动者之间的合伙经营.”这种发展趋势在密尔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之前的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以及十九世纪中叶前20年所发生的事情充分证明了这点②.他所举的例子既包括当时优秀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所提供的例证和说明,也包括了实业家的实验；既有欧文或路易·勃朗等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也有弗居里、佩里埃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既有法国“格雷诺伯尔供应协会”的描述,也有英国“罗奇代尔公平先锋协会”的报导,既有这些合作协会所产生的经济利益的数学统计,也有它们所促成的道德水准提升的令人信服的说明.通过这些无可置疑的实例,密尔得出了如下结论,并以此总结了劳动阶级以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未来：“最终,在也许比人们的想象要近的将来,通过合作原则,我们也许将能变革社会.在变革后的社会里,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将同集体生产在道德、智力和节约等方面的优势结合在一起,而且用不着采用暴力或掠夺方法,甚至也不突然打乱现存习惯和期望,就会结束社会分为勤劳者和懒惰者的状态,就会消除所有社会差别,而只保留通过个人努力正当获得的社会地位,从而至少在工业部门实现精神的最美好志愿.……由此而实现的转变将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简便途径,同时也是眼下所能想象出来的、最有利于普遍利益的对工业事务的安排.”③
四、结 语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密尔对待大陆“社会主义”思潮的态度是认真的.自由主义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有其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明显弊端,但无疑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和理论问题,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密尔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具体讨论而言,我们认为以下几点是需要注意的,它们或者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谋而合,或者虽有理解上的不同却同样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第一,密尔把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批判聚焦于社会经济事实和经济现象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着共同的理论视角,这点我们应该加以坚持并继之以发展；第二,密尔对贫困、竞争、生产、分配和私有财产等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着眼于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这明显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革命立场,因而需要对其加以批判的检讨,但他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因为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只是给出了些许提示而未给我们留下解决问题的“药方”①,比如对共同生产中的效率问题、共同管理中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平等或按需分配中的劳动或需要的权衡比较问题、“非僵化的和多样性的私有财产权”与.重建个人所有制”之间的可能联系问题；最后,密尔将社会主义成功与否作为一个长期的开放性问题,将探索性的实践作为检验社会主义方案之可行性的标准,认识到社会主义对共同体成员高标准的道德和智力要求,从而将社会主义看作是一项只能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艰巨的、缓慢的事业,不但能直接地回应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等短视的喧嚣,而且还能从理论层面间接地给予我们支持和自信,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循序渐进地走出了自己独特道路的时候.
劳动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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