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语》和《旧约》的中西农牧社会德性观比较》
该文是关于中西类在职毕业论文范文和德性和《旧约》和农牧类论文如何写。
铁瑛,郑青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西安710049）
摘 要：《论语》和《旧约》均立足于中西古代以畜牧农耕为主的传统社会,其包含的契约精神与仁爱主张既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也是古代人民对和谐社会的向往与追求,对于中西当代社会的文明发展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体现了中西伦理价值观形成的悠久历史与传统.在《旧约》叙事中,上帝给选民的应许之地意味着以畜牧业为主的古代以色列人终于可以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意味着原始农业的开始.于是,在这样一个生产力低下,生产关系简单的原始农业社会,上帝的言语行为无异于社会规范,并代表着自然法则,其与以色列人之间所立的契约也被等同于律书,并影响了古代近东各民族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但《旧约》在强调社会规范及其约束力的同时,却忽视了个人的内心修养和人性的塑造.与《旧约》同一时代的《论语》却恰恰相反地强调了个体修炼的重要性.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故而站在修身养性的角度提倡“克己复礼以为仁”,强调了本心修炼对礼和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论语》和《旧约》蕴含的不同德性观与传统社会的农业发展和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的比较不但从根本上解释了中西传统道德价值观差异的历史文化根源,更是引发了当代社会对德性问题的追溯与思考.
关键词：人性；德性；理性；《论语》；《旧约》
中图分类号：F3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8）01－0155－06
收稿日期：20170629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8.01.20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2017Z090）；西安交通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科研项目
作者简介：铁瑛（1978—）,女,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流.
德性,即道德品性,是一个对中西伦理学都颇具意义的概念.西方伦理学认为德性就是集各种美德于一身,是智慧与理智的实践.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德性分为两类: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理智德性是对世界本能的思考与推理,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所以需要时间和经验.道德德性是通过习惯养成的”［1］,它体现为对社会规范的遵守和实践活动.《旧约》和《论语》产生于以农耕和畜牧业为主的传统古代,但是对农耕却有不同态度和需求,因而从不同的角度影响着各自伦理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
一、《旧约》的德性伦理观
以《旧约》为代表的以色列文化起源于洪水过后的农业文明.古代以色列人游牧四方,寻找栖息之地的过程表面看来是他们为解读上帝旨意和构建理想社会而付出的不懈努力,实际上却展现了在生产力低下、以畜牧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以色列民族对和平宁静的追寻和对伦理道德的思索.所以,《旧约》对西方伦理价值观的形成和道德社会的构建有着非凡的意义.《旧约》中,上帝为了构建一个模范社会,与以色列人立约,只要以色列人保持对上帝的绝对信仰和忠诚,就能得到救赎和眷顾,这便是约的初衷.随后,以色列人逐渐把约等同于法律,并通过摩西五经对其进行完整地保存与记录,使之成为古代近东各民族的社会规范.因此,《旧约》的道德观体现在对契约的履行当中,对道德品性的评价标准也是以履行契约的程度和结果为依据的.在以简单生产力为主的农业社会,古代以色列人随时有可能食不果腹,饥肠辘辘,因而整部旧约的道德体系考察的不是个人的理性判断与内在修养,而是人们能否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中对上帝言听计从,忠实地履行契约.按照亚氏德性论,如果道德德性是由群体的意志和习惯形成的社会规范,那上帝与其选民所立的约,以及对农耕和祭祀的严格规定则是确立了道德德性的神圣与不可违背.这是一种社会伦理凌驾于个人内心思考之上的德性伦理观,是道德德性优位于理智德性的体现.这种德性观把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在潜移默化中转变为一种不自觉的自由意志,在此意志支配下,选民对上帝的信仰由被动变为主动,由自觉的变为不自觉的.例如,在《创世纪》里,亚伯拉罕四处漂泊,无儿无女,但他一直都在想办法要一个孩子,这时候的他并没有表现出对上帝的信任,甚至还有诸多的疑惑.尔后上帝让亚伯拉罕早已过了生育年龄的妻子怀孕,才使得亚伯拉罕后继有人,这时的他终于相信了上帝的眷顾.后来,上帝需要亚伯拉罕献祭一个儿子,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地把唯一的孩子送上了祭坛.这一行为表明了亚伯拉罕对上帝的绝对忠诚和信仰,而上帝也被其感动,许给他一个大国,从而结束了以色列人的游牧时代.亚伯拉罕用其一生告诉读者,信任上帝,按照上帝所立的规则行事,一定会成为有福有德之人,会到达“流奶与蜜之地”,从而得到真正的安定与幸福.《旧约》是一部律书,其蕴含的道德伦理与规范根本上体现了上帝的意志,这种意志不可违背,否则必受惩罚.比如《出埃及记》,摩西奇迹般地出生与成长,以及后来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都表现出上帝的无所不能和其意志的权威性.上帝要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免再继续受苦,却遭到法老的阻挠.于是上帝引发一个一个的灾难,并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既是对上帝子民的拯救,也是对违背了上帝意志的埃及人的惩罚.同时,上帝对自然法则的掌控也是古代以色列人能够忠于信仰上帝的主要原因.因为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地域环境,一直以来古代人民对自然既有敬畏也有依赖,故而当上帝示下一个个神谕,创造一次次奇迹时,便赢得了选民的绝对忠诚与信仰,与选民所立的约也得到了一致的维护与遵从.试想一下,在那样一个生产力极度低下,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原始农业社会,艰难求生的以色列人一旦发现跟随上帝,便可使得风调雨顺,可以拥有肥沃的土地,他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或者违背呢?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有人违约,一定会被公认为无德,即使他的本心与行为在世人眼中无可挑剔,其也注定会成为上帝的弃儿,进而遭受苦难与惩罚,这一点在《约伯记》中表现的尤为透彻.
约伯有自己的信仰,他按照本心行走在世间,所以他逐渐从一个多子多福的富家翁变得一无所有.就在约伯失去农田与羊群,失去亲人与朋友,并开始诅咒自己的时候,上帝在旋风中对一无所有的约伯说: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是谁定地的尺度?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角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线,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你知道天的定例吗?你能向云彩扬起声来,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 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予内心?......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会这些吧！’”......
约伯回答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再不回答.”
耶和华从旋风中再次对约伯说:“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2］
上帝用这些问题质问约伯,强调自己才是那个掌控万物,为自然界定秩序的人,从而启示约伯,他忽略了神所定的秩序,就意味着失去了德性.“为何善人要一生遭受苦难?”这个约伯苦思而不解的问题,不但解释了许多诵读《旧约》的人都不能释然的信仰的力量,更加体现出畜牧民族对生存的追求和对自然的敬畏.至于究竟为什么约伯要受如此苦难,神对约伯的质问给了我们答案:追随上帝,不仅是要内心信赖他,更要按照他所制定的规则去行事才为善举,遵从与神的约定的人才是道德的人.也正如《箴言》说:“你要专心信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2］.个体内在的思考和道德判断必须以对上帝坚定不移的信仰为前提,以以色列群体与上帝所立的契约为标准.以色列群体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它有着必然的约束力和超然的地位.“群体的自我认知,决定了哪些个体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被接受的.这当然才是《旧约》的运作方式”［3］.约伯的个体行为没有被群体接受,故而受到惩罚,后来他听了上帝的话,表示愿意遵守约定,按照群体的意志行为,于是上帝恢复了对约伯的祝福.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人与神的契约,即社会规范,对以色列群体具有不可违抗的、普遍的约束力.《旧约》贯彻始终地强调了外在行为重于内心理智.另外,《旧约》中神的介入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渴望和追求,而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德性观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西方农牧社会的原始人文面貌,为当代社会人们道德修养与农业发展的关系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二、《论语》的德性伦理观
农业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相较于其他社会类型往往比较平和一些,这或是由其既定的社会结构、产业特点与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中国由农业社会跨入文明时代,以血缘群体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社会衍生出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在农业的自然再生产过程中体察天地人的关系形成了和谐理念,这与游牧、商业诸社会类型形成差别,于是便有了有别于功利文化的中华礼乐文明.儒,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柔也”,是诸子学说中相对比较中庸、平和的理论之一.儒家关于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论,符合古代农业社会的实际状况.儒家主张规范农业社会运行模式,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然而,孔子认为“耕也,馁在其中,君子忧道不忧贫”,真正的君子应该谋道而不谋食.事农之人也一样免不了饿死,既然如此,为何不养性修仁以谋其道.在孔子眼里,人性即德性,修仁即修德.整部《论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德性”,但仁与礼的主张反应了孔子对“人至诚至性”的赞美,是对德性最深刻的思考.李泽厚先生说“孔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塑造人性心理,构建理性(理智、理解)与情感(情绪、)的不同程度、不同关系、不同比例的结合”［4］.孔子认为仁与礼相互制约,只有自身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心内修养与外在礼制一致时,方能实现“仁”,所以孔子提倡“克己复礼为仁”.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道德德性体现为外在的实践活动,即孔子提倡的“礼”,而理智德性出于内心思考,也就是“仁”,则仁与礼的关系为“仁”治“礼”而又制于“礼”.这一点体现了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 是儒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强调天地人关系而形成的和谐理念.但是就《论语》中的某些对话来看,孔子显然更注重修“仁”,克己复礼的原因也是为达“仁”,“仁”才是《论语》伦理道德观的集中体现,是《论语》构建人性的终极目标.“仁”是不受外界干扰的内在情操,是“我欲仁,斯仁至矣”.正因为“仁”乃本心,非外界所能达,故而,通过修“仁”来达到一种理智的德性即是对人性的塑造与自我完善,是比遵从礼制更加难做到的.“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连尧舜都难以做到才更显“仁”心的弥足珍贵.个人修养与内心思考在两种德性的相互作用中永远占据主导地位.当个人行为与社会规范发生冲突时,首先考虑个人行为的失误,因为任何一种道德德性的实现过程与结果都可以归根于理性的思考与选择,是一种本性使然.《论语.阳货》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三年的居丧守孝,未免太久了吧?)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吃好粮食,穿好衣服,你安心吗?)
曰:“安.”(安心)
子曰:“汝安,则为之”(既然你安心,那就这么做好了)
古人重孝,三年守丧体现的是儿女对父母的仁爱.孔子显然不赞成宰我的做法,但依然对他说“汝安,则为之”.在孔子看来,心理情感是外在行为的根本原因.没有了“仁”心,便失去了人性,失去了理智德性,那么“礼”的强制性约束也就没有了意义.亚氏理论认为“我们是怎样的就取决于我们实现活动的性质［1］.”也就是说,当我们从事各种实践活动时,活动实现的程度因实践者的本心而具有很大差别,内在本心决定外在行为.宰我的行为违背了社会规范,改变了守丧三年为“孝”的实践活动的性质,究其原因是失了“仁”,缺少了理智德性,因此他得到孔子如此的评价:
“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宰我真没有仁爱呀,儿女生下三年之后才脱离父母的怀抱.这个三年丧制,是大家都遵行的一般规则.宰我就难道没有得到父母三年的爱护吗?)《论语·阳货》
理智德性是完美地实现道德德性的基础,内心情感和理智的修炼永远是道德德性(社会实践)能够最大程度实现的保障.此评价体现了理智凌驾于伦理之上的德性观,是孔子对人伦秩序和社会伦理道德的一种深沉的理性优位的思索.当然“耕也,馁在其中”所蕴含的偏颇之意也反映了春秋末期的动荡社会和百姓疾苦,这也是孔子选择修养自身,无力规范外在行为的社会根源.
三、《旧约》与《论语》德性观对于
现代社会的意义
无论是《旧约》还是《论语》,其主流思想必然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影响,是农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在《旧约》叙事中,“德性”的概念被单纯地诠释为上帝的意志,因为上帝影响农事,决定祭祀的种类和规模.古代以色列人能否改善生存环境,结束颠沛流离的游牧生活完全取决于上帝的神谕以及所定下的秩序.所以,《旧约》注重社会规范的约束力,强调道德德性的神圣与无条件遵守,同时,也体现了原始农业社会状态下,人们对和谐美好生活的向往.整部旧约构建了神与人的关系,强调众选民必行于上帝所定的秩序中,内心思考并不具备主动性和自由性.所以,从道德伦理角度看,《旧约》的社会价值观核心应该是提倡社会实践,促使人们积极从事各种实践活动.这样的意识形态使得西方社会从农业文明快速过渡到工业文明.同时,人们对工业革命的改造和对科技进步的向往也带来了目的性极强的行动哲学.自由的传统观念甚至演变为西方社会后现代思潮下的将生命与自由意志凌驾于理性之上的非理性哲学.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工业发展不但牺牲了理性和德性,也牺牲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在农业社会为更先进的工业社会所替代,简单生产变成了复杂生产的过程中,道德伦理经历着严峻的考验.同样的社会规范在不同的人性心理下有了不同的理解和选择,有些人甚至失去了对错的标准,尤其是青少年的道德观迫切需要重塑.美国波士顿大学的William Kilpatrick在《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一文中严肃地批评了这种自由意志支配下的社会实践,认为其严重影响了青少年对自身行为的道德判断.他提出个人修养是提高道德意识的一种更加现实的方法［5］.他的观点强调个人修养及人性塑造对社会规范的实践和实现具有很大的主动性和高度的判断力.比如,一个自我修养很差的人在不触犯律法的情况下,确立了一个他自认为正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在世人眼中可能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错误的,他也会依然觉得自己做了正确的考虑.这就是内心修养不够强大因而缺乏高度的判断力.此外,《旧约》宣扬的契约精神要求一个人对上帝规则要无条件服从,以此来证明自己是有德的.无疑,这样的德性观忽视了个体差异和个人主观能动性.在西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道德伦理越发强调规范的约束力,强调德性的实现活动,反而个人修养存在淡化的趋势.因此,西方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以麦金泰尔为代表掀起了复兴亚里士多德的思潮.他肯定了亚氏德性论德的价值,认为重视道德德性,强调实践活动是挽救现代社会道德危机的唯一途径.但他否认“实践活动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是怎样的人”,认为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并非完全统一,之所以强调道德德性,只是因为外在的社会规则有着清晰的标准,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他认为个人的美德修养和社会规范应该有效结合.此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儒家的德性思想,也对我们现代社会的道德评价体系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西方学者苦苦探索道德危机的解决途径的同时,东方学界的许多学者为了解决中国现代社会面临的道德问题,也正在做着不懈的努力.有人认为我们的社会处在一个道德败坏的危机时代,失去了仁、礼、忠、义、信的同时也失去了幸福感,因而呼吁回归经典,重读《论语》,从儒家精神里寻找德性的价值.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天地是农牧业生产与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所以儒家讲天人合一.而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就是仁爱,是一种大公无私的博爱,故而,修仁养性是儒家的传统.虽然《论语》强调个人修养的同时也注重社会规范的约束力,但它在体察天地人的关系中更看重个人道德修养的决定作用.德性即人性,善之德性是人类在伦理道德方面追求的最高目标,可以保证更大范围的公正与幸福,这就是论语的道德观.然而,这种基于人性的修炼与自我完善的圣贤道德观现在看来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孔子当时所处的春秋末期,封建制度已经开始萌芽,社会处在纷扰动荡的过渡中.“仁礼兼并,先仁后礼”的思想体现的是孔子对人性善的追求,对文明和谐社会的向往.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构建文明和谐的价值观,创建道德社会提供一定的启发与借鉴,但是孔子对“礼”的构建完全建立在个人觉悟之上,缺乏一定的强制性,从而无法保证其约束力得到较高程度的实现.所以面对宰我明显失德的行为,孔子也只能表示“汝安,则为之”.可以说,失去了规则的约束力,道德就失去了保障.然而过多的规则,就一定能提升社会群体的道德意识吗?我们看到现代社会制定了越来越多的规则,意图加强社会群体在职业、婚姻、社交及行政等各方面的公共德性意识.由于这些规则明确,并具有广泛的约束力,因而导致许多人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前景抱有乐观的态度,却不曾想“道不可离,君子慎其独”,一个人只有重私德,才能守公德.从这一角度来说,《论语》对人性自我完善的高标准要求不愧为儒家传统道德的核心,于我们构建道德和谐社会有着相当的指导及创造意义.孔子的“仁”不仅指个人美德的修养,更意味着代表人性的私德是所有道德行为的基础,即:“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但是孔子所在的传统的封建社会与我们的现代社会有着全方位的区别,这些区别不仅仅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及成员角色,更多的是文化价值理念的转变.现代文化不再属于少数上层人员,它已经成为面向全社会的大众文化,这也造成了重私德的传统道德与重公德的现代道德之间的冲突.“传统道德是一种基于人性自我完善、高标准的圣贤道德,而现代道德则是一种旨在调整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普遍性的基本伦理规范”［6］.这一冲突成为道德的社会与违背道德的个人,或者道德的个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之间的矛盾根源.因而,肖群忠教授强调儒家传统德性与现代公共道德的融合,他提出了传统美德教育和现代伦理精神教育的融合,肯定两种教育同样重要［7］.
然而我们认为,儒家德性传统与现代公共道德的融合关键在于对儒家德性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就是修仁心,弘博爱.现代公共道德的价值主要在于处理人与人,主要是陌生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对公德的遵守和维护主要是为了调整公共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实现某种功利的目标［6］,一旦这种目标不存在,那么公德的遵守就纯粹依赖于私德的修养.例如,在有摄像头监控的时候,人们往往小心驾车,严格按照道标行驶或泊车,但是在无人监控的环境下,车辆的停放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方便与否,很少顾及他人利益.这说明大多数人的德性意识是迫于环境的,少了约束也就失了德性.所以,人性的自我完善与个人的内在修养对于构建道德和谐的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看重私德才能守好公德.私德的培养是对人性的塑造和对人格的升华,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及广大民众的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因此,当我们强调传统美德教育和现代伦理精神教育的融合时,需要反思整个社会对待传统德性观的态度,让优秀的传统道德渗透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所有人的内心.真正实现“道不可离,君子慎其独”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 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局,2003:35.
［2］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圣经（中英对照）［M］.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2010：《约伯记》38:811,《箴言》3：1.
［3］莱特.基督教旧约伦理学［M］.黄龙光,译.编译出版社,2014:412.
［4］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79.
［5］William Kilpatrick.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M］.［S.L.］Simon & Schuster , 1993.
［6］龚群.性与现代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63.
［7］肖群忠.儒家传统伦理与现代公共管理的殊异与融合［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1）：98104.
Difference on Virtues of Character Between The Old
Testament and Analects of Confucius
TIE Ying,ZHENG Qi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Both The Old Testament and Analects of Confucius were compiled in the ancient society with farming as main production and h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modern civilization, in which legal spirit and humanity are stemmed from th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indicate the people’s pursuit for peaceful and harmonious society.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 Promised Land means the end of the straying life of ancient Israel, which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ancient agriculture. Words for the God are not only the social norms but also the natural rules, so,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God and Israel is regarded as the law, and is awed by the ancient Israel.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moral values in The Old Testament. However, virtues of character focus on moral and social norm and neglect the humanity and individual. On the contrary,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emphasize the individual emotion and cognitive ability. The Confucius insisted that the inner benevolence is prior to the external behior. The Old Testament and Analects of Confucius he different virtues of character and explain the historical and traditional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 on moral values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intriguing the deep thinking about the current virtues of character and its improvement.
Key words：humanity; moral virtues; intellectual virtue; The Old Testament; Analects of Confucius
（责任编辑：王倩）
中西论文参考资料：
归纳上述,本文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德性和《旧约》和农牧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中西本科毕业论文中西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