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学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乡村美学的精神寄寓和想象重构方面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乡村美学的精神寄寓和想象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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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美学是人类基于对城市经由从原始都市、城邦、大都市、超大都市、都市、废墟都市等阶段,从村庄到特大城市再到大墓地的盲目城市化,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日趋极端发展可能导致的世界性灾难的理性考量,以及被重新发现的美学理想的集中体现,是对作为人类生命幸福港湾及魂牵梦绕精神家园的乡村的想象重构.这种想象重构虽然多基于中老年人的童年记忆,很大程度上存在虚构乃至梦幻的成分,但无疑体现了渴求处处都像在家里舒坦一样的思乡情结,以及对自由的向往.理想的未来社会绝不是乡村的极度衰败与城市的极端繁荣,而是乡村与城市的均衡协调发展,使人们生活于其间的环境既有乡村的宁静、和谐和纯真,同时也有城市的智力、交流、知识,更避免了乡村的落后、愚昧和闭塞,也避免了城市的吵闹、庸俗、伪善等.乡村美学对人们重新认识乡村的本真、恬淡、自在与城市的伪善、竞争、强制,反思人类商业化、工业化尤其城市化进程其实以牺牲人类的本真、恬淡、自在来换取伪善、竞争、强制的得不偿失行为,必将产生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乡村美学；精神寄寓；想象重构；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甘肃省社科项目“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依据及策略建议”；2017年度甘肃省教育厅战略项目“甘肃省宗教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

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和极端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能是乡村与城市的两败俱伤,使乡村更加荒凉、破落和衰败,城市更加噪杂、拥挤和污染.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使得城市的畸形膨胀甚或变形金刚或怪兽式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量地甚或无节制地吸食乡村的血液,甚至包括大量廉价的农业资源、矿产资源、水利电力资源、劳动力资源等.这种违背大自然均衡发展规律,人为制造城乡二元对立和差别的发展模式、思维定势,必然人为地制造乡村医疗、教育、交通乃至生产效率的极其低下,以及未来发展的更加封闭、落后和赤贫,人为地制造城市医疗、教育、交通乃至劳动效率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及未来发展的更加混乱、拥挤和污染.而且乡村的荒凉、破落和衰败将最终使得城市未来发展由于缺乏可以继续用来吸食的农业、矿业、畜牧业、水利电力和劳动力等资源而丧失发展的后劲,最终陷入停顿、瘫痪和衰败.老子早就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1]190遗憾的是,这一富有美学智慧的思想并没有在现代乡村与城市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人类必将为自己急功近利、缺乏远见的倒行逆施行为付出惨重代价.

一、乡村是人类生命的幸福

港湾及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

乡村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农业、矿业、畜牧业、水利电力和劳动力等方面的原材料和物质资源,是城市赖以发展的原动力,更重要的是,乡村还是人类最坚实的精神家园,是人类在其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可以获得喘息、宁静和超脱的机会.但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与差别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明显导致了乡村与城市难以缝合的创伤和隔阂,使得乡村在保持着宁静、纯洁和纯真等优点的同时,也有着落后、愚昧和闭塞等致命的缺陷；使得城市在保持着智力、交流、知识等优势的同时,也有着诸如吵闹、庸俗、伪善等致命的缺憾.威廉斯写道：“人类历史上的居住形式极为丰富.人们对这些居住形式倾注了强烈的情感,并将这些情感概括化.对于乡村,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认为那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宁静、纯洁、纯真.对于城市,人们认为那是代表成就的中心：智力、交流、知识.强烈的负面联想也产生了：说起城市,则认为那是吵闹、俗气而又充满野心家的地方；说起乡村,就认为那是落后、愚昧且处处受到限制的地方.”[2]1乡村与城市的这种二元对立和差别发展至少在目前的中国,并未出现城市向乡村靠拢,倒是出现了乡村向城市的整体靠拢和大面积迁移.

虽然这种整体靠拢和大面积迁移常受到大城市诸多极其苛刻的限制甚或阻止.这种极其苛刻的限制和阻止由于往往基于出生与户籍制度,基于有失公平的人为限制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和诟病.虽然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乡村农业、矿业、畜牧业、水利电力和劳动力等方面资源,但城市的无节制膨胀却不可能像吸纳乡村资源一样吸纳很多的乡村人口.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和差别发展使城市在当前中国往往成为先进、文明、发达、繁荣的标志,成为福利待遇的象征,使乡村由于医疗、教育、交通乃至生产效率的整体落后,只能成为包括乡村的人们在内必须选择逃离的地方.因为乡村与城市的差别发展最终导致的不是一代人发展的不公平,而是祖祖辈辈、世世代展的不公平.也许正由于这种可能导致祖祖辈辈、世世代展的不公平,才使得许多有一定智力甚或体力的人们都以各种方式别无选择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逃离乡村,而且这种选择逃离乡村的方式并不限于某一代,而存在于每一代人.虽然许多选择逃离乡村的人们在返乡过年的时候每每发出乡村衰败的感慨,也有人想当然地将乡村视为富于诗情画意的最终养老去处,但在目前情况下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真正选择回归乡村的养老行为,因为落后的教育条件可能限制下一代的发展,但落后的医疗条件其实正在集体谋杀着这一代人的生命.

不能说当前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都起因于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极端发展,但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和极端发展的确导致了诸多问题.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仇富仇官心理已发展到极其不理智的地步：一旦富人与穷人发生矛盾,人们的舆论便不约而同地倒向穷人；一旦官员与百姓发生矛盾,人们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百姓.按理来说,同情弱者本来也是一种社会平衡心理的表现,但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不加调查研究,不加分析思考,便一边倒地将一切责任和错误归咎于富人和官员却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所折射出来的,不仅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彻底撕裂,更是人们肉体与灵魂的彻底撕裂,同时也是理智与非理智、道德与非道德、法制与非法制的彻底撕裂.人们判断问题的主要出发点和基本思路已经不再是事实与假象、法制与非法制、道德与非道德,而是近乎变态式的单纯宣泄私欲甚或私愤.正如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已经使得脆弱的灵魂显得力不从心一样,城市的飞速发展乃至膨胀也同样使乡村的快速破落乃至衰败有些始料不及.其实所有这些问题的形成,尤其城市的飞速发展乃至膨胀,以及乡村的快速破落乃至衰败之最惨烈后果,便是使中国人整体上不同程度丧失了获得喘息、宁静和超脱的精神家园.这虽然主要表现在近一两代才逃离乡村的人们的身上,但也表现在那些已在好几代前逃离了乡村的人们身上.因为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决定了每个人不同程度地存在乡村情结.

虽然这种乡村情结很大程度上可能只是一种基于诗意地栖息的想象重构,但这种想象重构显然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有着更接地气、更本真的特点.人类来源于泥土回归于泥土的宿命决定了人们总是对泥土怀着某种与生俱来的亲切和喜爱.这使得无论乡村还是城市的孩子都不约而同地与泥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马里奥·佩尔尼奥拉指出：“生命是一丝极为柔弱的气息,需要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外壳才能存在,需要穿上衣服,再继承某种行为.假如它既找不到任何东西,又排斥所有东西的话,那么它注定会消亡.”[3]42在马里奥·佩尔尼奥拉看来,诸如“仪式、庆典和机构不但一点儿也没有对生命的迹象和成长造成妨碍,相反却是生命的存在条件.”[3]42脆弱的生命如果真要寻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外壳,这个外壳除了一般意义的仪式、庆典和机构,更重要的是家乡及家乡的仪式、庆典和机构.也许卢卡奇的阐述最有道理,他写道：“有一种根本的心灵努力,只关心本质的事物,不管它来自何处,其目标是什么,反正都一样；有一种心灵渴望,即对家乡在何处的渴望如此之强烈,以致心灵不得不在盲目的狂热中踏上似乎回家的第一条小路；而这种热情是如此之大,以致它能够一路走到尽头；对这种心灵来说,每一条路都通向本质,回到家园,因为对于这种心灵来说,它的自我性（Selbstheit）就是家园.”[4]79陇东南乡村有《扯心大着走不开》这样一首山歌明确表达了对家乡的依恋和牵挂,有谓：

想背背子下四川,家里有个心不甘.

黄杨木的铲子把,走时莫把妹丢下.

要不为没吃没穿褂,形影不离在一搭.

刮了一风透心凉,走时你把妹引上.

装醋的缸缸装酒哩,怀着娃娃咋走哩？

天爷大亮鸡叫了,没你我没依靠了.

碟碟舀水浅得很,本是路程远得很.

常在家里不觉意,如今要走下了泪.

青羊峡的青石崖,扯心大着走不开.

这表面看来,只是对留守在家的妻子难以抛舍的情感,其实也可推而广之,借指对陇东南乡村这一生我养我的家乡的牵挂和留恋.陇东南乡村“好出门不如薄家里坐”“货离乡贵哩,人离家贱哩”等谚语也概括了这一心理.

虽然人们也可能将建筑于城市的仪式、庆典和机构作为安身立命的外壳,但绝对不会将其作为最富于诗情画意的精神寄托,最富于诗情画意的精神寄托只能是建筑于家乡乃至乡村的仪式、庆典和机构,对童年乃至青少年时代就在乡村度过的人们更是如此.不能说这些人往往与城市格格不入或抱有天然的仇视心理,他们也可能在城市中生活得有滋有味,像模像样,但往往深刻地意识到他们生命的根本仍然在家乡乃至乡村,这种根深蒂固的乡土意识,使他们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仅将自己赖以出生和成长的乡村作为其生命的归宿,作为安身立命的真正处所,而所谓工作和生活于其间的城市及其仪式、庆典和机构作为安身立命的处所,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暂留地或寄宿地,并不是一个永久归宿地.也许有些人可能并不以为然,如马里奥·佩尔尼奥拉指出：“如今即便是背井离乡,也并不能寻得理想中的家园了.我们虽然失去了代表身份的根,可是没人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一定要弥补的损失了.我们既然可以是在家而没有了家的感觉；相反地,也可以是四海为家.”[3]34但这可能只是未到七老八十的人们的一种年轻而浅陋的观念和认识,并不意味着人真正到老死的那一天仍能坚守四海为家的观念,充其量只可能是一种出于各种原因形成的无可奈何选择,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最理想选择.

在许多中老年人那里,生命的最美好记忆往往是童年记忆,是见诸家乡乃至乡村的童年记忆,而不是见诸城市的童年记忆乃至家乡记忆；生命的最大幸福特别对中老年人来说常常是思乡,是对往昔乡村生活的留恋和记忆.在陇东南乡村的人们看来,家乡才是永远割舍不下的精神家园,谚语“兔子缘山跑,不离旧窝坑”“老鹰飞得再高,影子还在地上”等都表达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在陇东南乡村的人们看来,生命的真正归宿只能是家园,有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惟其如此他们特别强调“亡人奔土如奔金”的说法.人们可以责备这种观念和说法的保守和狭隘,但没有理由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入土为安”的思想体现了人们对生命源于泥土最终回归泥土的普遍愿望,而且诸如“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谚语所揭示的更是自然规律,以及自然规律给予人们的智慧启迪.也许一个精神上无家可归的人才可能因为存在灵魂的漂泊感和诚信的缺失感,将近乎变态式的单纯宣泄私欲甚或私愤作为判断和处理问题的主要出发点和基本思路,而不是将事实而非自以为是、法律而非放任自流、道德而非为所欲为作为判断和处理事情的主要出发点和基本思路.尽管佛教将诸如杀生、偷盗、邪淫等身体行动所导致的身业,妄言、绮语、两舌、恶口等言语行为所导致的口业,悭贪、嗔恚、邪见等意念和意志行为所导致的意业作为“十恶”以及堕入阴曹地府和六道轮回的罪孽,但好多精神上无家可归的人其实并不在乎这些,且往往将妄言、邪见等“十恶”作为家常便饭.深刻地体悟叶落归根的思想虽然貌似有些保守或狭隘,却寄托着人们永不倦怠的精神渴望,而且也为一个人的行为举止等提供必要的道德法律底线,至少可以使得人们不至于精神上无家可归而产生极度困惑和焦虑的灵魂的漂泊感和诚信的缺失感.

二、乡村美学是人们乡愁

及回归家园情结的想象重构

在城市化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潮流的时候,人们对乡村与城市文明的反思却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而且几乎不约而同地发掘和阐发了对行将消失的乡村文明的留恋,如布赖恩·贝利指出：“就像沃思一样,多数的研究者坚信城市的本质在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异质性——并以两两相互强化的方式导致了一系列的心理和社会后果.在个人层面上,城市生活留给居民的是一种持续的刺激：图像、声音、人群、社会对关注、关爱和行动的需要.在这种过度的刺激下,自我防御的反应机制将人与周围的环境和人群隔离开来.因此,这些城市人远离他人,在接触中保持距离、世故,对周边的事抱怀疑、冷漠的态度.与其他人的关系只是一种类似商业往来的方式存在于特定的角色和任务中,因而,与其周围的人日益疏远.”[5]其实乡村文明比城市文明显然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们的安居乐业.在这一点上,顾炎武有精辟的阐述：“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聚于城,则徭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6]费孝通也指出,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没有具体目标,只是因为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熟悉人社会,以及遵循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规矩的礼俗社会,人们生于斯、死于斯,生活很安定；现代社会却是一个为了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陌生人社会,以及必须依靠法律才能维护正常秩序的法理社会,人们不再深深地黏着土地,而是随生活和工作不断变换环境的并不十分稳定的社会.他这样写道：“乡土社会是一个社会很安定的社会.我已说过,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移动的.在一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地方生长下去,一直到死.极端的乡土社会是老子所理想的社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7]

遗憾的是这种看似传统而保守的思想在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城市化理念严重冲击,以致许多迷信西方城市化观念的人甚至不约而同地将其与现代化混为一谈.当这一偏执观念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执政理念横行无阻的时候,便对乡村造成了近乎摧残甚或摧毁式打击.有西方学者指出：“在农村,中国政府已经丢下了许多应该履行的职责,这么说并不夸张.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政府似乎无所不在,对人们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进行了干预.但随着公社的取消,新的县级和乡级政府似乎既没有权力又没有意愿去提供哪怕是最基本、最必要的某些政府职能.看来政府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过多地运用政府权力变为过少地运用政府权力.为把政治管理与经济管理分开,中国进行了一系列配套的、合理的改革.取消公社就是其中的一项举措,但后果却是在农村地区留下了政府的真空.因此,许多只有靠政府和那些有权威来征税的单位才能有效行使的职能,不是没有被行使,就是被严重地忽略了.”[8]14-15随着政府职能的隐退和严重缺失,使得诸如教育、医疗、水利等公共设施遭到前所未有的极大破坏,随着短时间内激发的乡村劳动积极性逐渐被日益严重的高成本、低效益现状击得粉碎,乡村的人们尤其青壮年男子便日益丧失了农业生产的兴趣,于是乡村的衰败和凋零便成为不可避免的厄运.中国乡村包括陇东南在内确实存在诸多不便,如医疗和教育、公共交通、水利灌溉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职责的缺失和基础设施明显滞后等,无疑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乡村人们自身的正常生存及后展.D. 盖尔·约翰逊这样描述道：“政府放弃公社的政治和管理职能的同时,几乎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机构来代行这些职能,以致在医疗保健、教育以及其他许多应由当地政府承担的职能,例如灌溉水渠和设施等,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8]23更为严峻的是由于材料和人工成本增加、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农村普遍出现了耕地大面积撂荒,农药、化肥无处不在,转基因粮食种子和不安全食品令人防不胜防的现象,特别是青壮年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明显下降,老人无人赡养以及自杀率大幅攀升,社会秩序和自然生态急剧恶化,人们在精神空虚、生活无望的情况下不是选择自杀便是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客观上遗弃了数千年绵延不断的传统文化熏陶.所有这些几乎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国乡村史无前例的凋零和衰败.

其实即使长期致力于城市研究的西方学者也并不迷信城市化,且常常有更冷静而理性的思考.如彼得·霍尔指出：“城市是典型的混乱之地,较小镇或村庄而言极难管理.建立城市秩序——清理街道、收集垃圾、惩治犯罪——消耗了市民大部分的精力.这项苦差事是这些人为获得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好处而付出的代价；正如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这是负外部性.大量的城市创造力,那些最有独创性和最有想象力的市民的创造才能,经常被浪费在解决这种最基本的问题上.”[9]按照刘易斯·芒福德关于城市发展循环周期律的悲观阐述,必然经过原始都市（村庄）、城邦、大都市、超大都市、都市、废墟都市等阶段[10],从村庄到特大城市再到大墓地,所以盲目城市化必然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对有几千年乡村文明发展史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乡村农耕文明发展起来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乡村衰败和破落,可能直接导致中国乡村生活的不稳定,乡村的不稳定势必影响到城市的不稳定.虽然城市与乡村是相互依赖的,但一个缺失了乡村支持的城市可能比失去了城市支持的乡村更可怕.缺失了乡村支持的城市可能无法生存,甚至可能威胁到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失去了城市支持的乡村,充其量只是影响到其生存的质量,并不一定威胁到人们最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盲目城市化尤其以乡村的衰败和破落为代价的城市化是极为不明智的.

按理,事关中国社会长足发展的任何一种决策和思路都不能脱离对中国农村尤其乡村问题的深入观察和研究.或者说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诸多仇富仇官心理及其近乎变态的膨胀都可能不同程度源于某些大政方针的决策导向不接地气.正是这些看似科学实则不接地气的政策导向和具体决策最终撕裂了中国社会,使中国社会各阶层、不同地域,尤其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别被无限拉大,同时也使人们的本能与理智、私欲与良知、肉体与灵魂被彻底二元对立,且明显存在着本能战胜理智、私欲战胜良知、肉体战胜灵魂的现象.这也许不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出现的独特问题,也完全有可能是大众文化时代的世界共同问题.如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所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大众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优秀的、个人的、合格的以及精华的事物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任何一个与其他人不相像的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危险.”[11]过去有人嘲笑屁股决定脑袋的做法,其实这句话如果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或处于什么位置思考什么问题,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问题是许多人不思考自我位置的问题,不能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却眼睁睁盯着其他人位置的问题,未必进行认真理性、合乎良知和灵魂考验的思考、判断,便不计后果,妄加评论,且不惜自以为是、无中生有.

理想的未来社会绝对不是乡村的极度衰败与城市的极端繁荣,而是乡村与城市的均衡协调发展,使人们生活于其间的环境既有乡村的宁静、和谐和纯真,同时也有城市的智力、交流、知识,更避免了乡村的落后、愚昧和闭塞,也避免了城市的吵闹、庸俗、伪善等,使得人们生活于其间的环境既有着现代城市所具有工资待遇好、就业机会多、生活质量高的优势,又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现代城市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生活紧张刻板；既拥有了乡村的清新空气、美丽景色和恬淡从容的生活方式,又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乡村的交通落后、教育医疗条件差、劳动效率极其低下等缺陷.如埃比尼泽·霍华德指出：“城市磁铁与乡村磁铁都不能全面反映大自然的用心和意图.人类社会和自然美景本应兼而有之.两块磁铁必须合而为一.正如男人和女人互通才智一样,城市和乡村亦应如此.城市是人类社会的标志——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人与人之间广泛交往、互助合作的标志,是彼此同情的标志,是科学、艺术、文化、宗教的标志.乡村是上帝爱世人的标志.我们以及我们的一切都来自乡村.我们的肉体赖之以形成,并以之为归宿.我们靠它吃穿,靠它遮风御寒,我们置身于它的怀抱.它的美是艺术、音乐、诗歌的启示.它的力推动着所有的工业机轮.它是健康、财富、知识的源泉.但是,它那丰富的欢乐与才智还没有展现给人类.这种该诅咒的社会和自然的畸形分隔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城市与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12]惟其如此,提倡乡村美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片面张扬乡村美学,鼓吹所谓“月是故乡明”或“故乡的月亮最明”,以及“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的乡愁乃至乡土情结,并将其作为压倒城市美学的精神加以宣扬,而在于张扬乡村美学,抢救行将衰败乃至消亡的乡村,拯救尚未全面彰显出丰富乡情、温馨和魅力便迅速走向衰败乃至消亡的乡村这一人类最可靠的精神家园,以及文学艺术灵感的源泉,工业生产发展所必须的原材料来源,健康、财富、知识等一切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源泉,尤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生理、安全需要获得最大满足的源泉,最大限度促进乡村美学与城市美学乃至乡村与城市的全面协调发展.

也许乡村美学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在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乡村行将衰败和没落的时候,为急功近利乃至乐不思蜀的人们注射一针强心剂,使他们能恢复应有的理性和良知、法律和道德意识,借助基于人类动物性最原始本能的衣食住行,基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本质课题的生老病死,以及基于源于自然又回归自然之最终归宿的春夏秋冬,来全面认识和重新把握乡村美学的基本特征和智慧.所谓哲学其实就是乡愁,就是寻找处处都像在家里一样舒坦的感觉,如卢卡奇借用诺瓦利斯的话说：“‘哲学其实就是思乡’,就是‘渴求处处都像在家里舒坦一样’”[4]20.也就是所谓哲学至少最高境界的哲学其实并不解释自然,也不解释自己,因为对自然和自己的任何解释都可能建立在将自我与世界、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二元割裂的基础之上,都可能因为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局限而导致难以避免的偏失和片面.卢卡奇进而指出：“极幸福的诸时代是没有哲学的,或者也可以说,这种时代人人都是哲学家,都拥有每一种哲学的乌托邦目标.”[4]20这种看似较为普遍的回归本原、回归自然、回归家乡的现象也可能存在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等因素.威廉斯用这一段文字总结了华兹华斯的发现：“当我们在一个满是能够影响我们的陌生人的世界得不安,当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力量以明显外在的、无法辨认的形式在我们周围流转时,我们为求安全退回到一种深深的主观性当中,或者我们会在自己周围寻找一些社会图景、社会符号和社会讯息,对于这些东西,我们试图以个体的身份与之发生联系,但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发现某种形式的共同体.”[2]400人们在相对陌生且有些不大适应,也不十分尽善尽美的城市环境中,往往出于身体或心理等安全方面的需要,会试图寻找一种在他们看来更简单、更熟悉、更安全、更便于适应的环境.这时候特别是那些童年时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人便不约而同地将希望寄托于乡村,这个乡村其实也仅仅是他们童年记忆中的乡村,而非数年来已屡遭变迁的现时乡村,甚至这个现时乡村可能已经变得比他们身处其中、有些陌生的城市更加不适应,更加不适合人居,但他们在情感上却可能宁愿闭目塞听,也不愿意也没有勇气直面真实乡村,而且越是有着乡愁的人,理所当然也多是常年漂泊在城市,没有根基的漂浮感,或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或即使已融入城市,但无法体会和享受到他们在乡村为数不多但相互熟悉的人际关系中所享有的充分自尊、自信、自强的人,虽然这种自尊、自信、自强,其实相对于城市而言其实也十分有限,但由于人们大体上能真诚相见,所以倍感融洽、踏实、幸福.

关于乡村的想象重构,多基于中老年人的童年记忆特别是乡村情结,很大程度上有着虚构乃至梦幻的成分.虽然这个乡村生活本来也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人们宁愿忽略不计或视而不见,甚至愿意将痛苦的经历作为甜蜜记忆来加以追忆,使得许多原本并不痛快、幸福的东西也都有了耐人寻味的幸福成分,而且这种幸福成分往往随追忆者年龄的增大和追忆次数的增大而获得无限放大.许多离开乡村、多年生活于城市的中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更愿意将乡村特别是基于童年印象的乡村视为一生最美好,最令人魂牵梦绕,最能彰显出生活本原和生命本真的记忆.如加斯东·巴什拉所说：“童年一贯是我们身心中深沉的生活的本原,是与重新开始的可能性一致的生活的本原.”[13]正是由于受童年记忆的深刻影响,使得基于这一记忆的乡村想象和重构往往成为乡村文学乃至美学的观察和表现对象,甚至乡村文学乃至美学的核心内容.威廉斯指出：“一种关于乡村的观点往往是一种关于童年的观点：不仅仅是关于当地的回忆,或是理想化的共有的回忆,还有对童年的感觉：对全心全意沉浸于自己世界中的那种快乐的感觉——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最终疏远了自己的这个世界并与之分离,结果这种感觉和那个童年世界一起变成了我们观察的对象.”[2]402鲁迅笔下的绍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莫言笔下的高密等其实都是其童年乡村生活的重构,都是富于诗情画意和艺术魅力的乡村文学重构,甚至堪称绝笔的乡村文学重构.但这种文学虚构乃至重构的幸运却并未降临于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乡村,好多乡村甚至绝大多数乡村常常由于时过境迁、缺乏基于乡村记忆的文字记载重构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乃至知识经验视野中消失.虽然明恩溥的《中国的乡村生活》、禄是遒的《中国民间信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以及2015年以来火爆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都以近似全景式的标题标识了中国乡村生活或乡村生活中的中国,大多专著或专题片都不同程度选择以小见大的方式来描述和展示乡村生活,以期最大限度折射中国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及其最深层内涵,但没有哪一部专著和专题片能真正将中国乡村生活全部囊括.

虽然不能将改革开放尤其城市化作为造成一切问题的根源,但片面城市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乡村的衰败和凋零.前些年政府倡导新农村和城市化建设,不仅无助于乡村的复兴和繁荣,反而加剧了乡村的更加衰败和凋零.近年来政府大力实施乡村精准扶贫计划,提倡美丽乡村建设,出台诸如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等一系列计划,为乡村脱贫致富,改善生活和居住条件,提供了很大政策支持；尤其大力发展乡村学校教育,最大程度拓宽受教育面和提高教育质量,修建乡村公路和通讯设施、推广农业技术等一系列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举措明显有益于改变乡村衰败和凋零现状,但这一任务距离真正意义的缩小城乡差别,尤其城乡收入和消费差别,消除将乡村作为二等乃至三等公民聚集地的消极观念,为城乡人们提供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发展机遇和空间的理想还有很大差距,或者说到目前为止诸如乡村精准扶贫计划,以及美丽乡村建设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一种政策导向和理想设计.所以人们尽管可以历数城市化导致的诸多问题,但许多人事实上还是只能义无反顾地选择城市而逃离乡村.既然进不去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噩梦,而且有很多人还得继续这一噩梦,那么乡村美学作为对人们乡愁及回归家园情结的想象重构,必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西方人往往将思想、言论尤其个性的自由作为自由的基本内涵.如约翰·密尔指出：“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14]10东方人虽然也强调自由,也更多强调内在精神的自由,对这种内在精神自由的强调,还往往侧重于诸如婴儿之心、赤子之心乃至清净之心的回归.更准确地说,中国人乃至东方人常常将回归自然的本心乃至本性,与回归乡村紧密联系起来,而且作为获得内在精神自由的根本途径.这种回归精神家园的设想,并不是某些多愁善感之人的无病,也不是某些学者的故弄玄虚,而是许多人们实实在在的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甘地强调：“我确信,如果印度准备赢得真正的自由,通过印度,世界也将获得真正的自由,那么迟早人们会认识到,大家必须居住在乡村而不是城镇,居住在茅屋而不是宫殿.生活在城市和宫殿里的数千万人绝不可能彼此相安无事.他们没有可以依赖的,只能求助暴力和谎言.”[15]虽然人们应该看到中国乡村习俗尤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古训可能以消灭乃至扼杀人的个性为基本特征,如约翰·密尔指出：“凡在不以本人自己的性格却以他人的传统或习俗为行为的准则的地方那里就缺少着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所缺失的这个因素同时也是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中一个颇为主要的因素.”[14]60但相对于不同的人往往阅读基本相同电视节目和数字信息,经历基本相同工作节奏和生活方式的城市生活,乡村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不同品味、不同爱好、不同性格的人们可以享受不同工作节奏和生活方式的自由度.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明白相同的工作节奏和生活方式并不对每个人都有益.约翰·密尔指出：“同一种生活方式,对于这个人是一个健康的刺激,足以使其行动和享受的一切官能得到最适当的应用,对于另一个人则成为徒乱人意的负担,足以停歇或捣碎一切内心生活.”[14]73而且几乎所有的教育都以同化为基本形式.虽然不同的选修课在某种程度上强化着理论上的个性发展,但事实上强求统一的考试大纲,以及缺乏基本思想空间的考试命题,都极大地束缚着学生乃至教师的个性发挥,最终使会应付考试以致取得好成绩的人们而不是真正有思想自由和个性品质的人们获胜.惟其如此回归乡村仍然不失为一种选择,虽然人们回归乡村充其量也可能只是精神层面的回归.

无论人们对中国乡村在某些时候做出多么偏激的决定,或发表多么片面的看法,其心灵深处仍怀有无限的乡愁,以及回归家园的情结.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那些面临既进不了城市也回不了乡村二难境地的人们身上,也表现在融入城市,不愿意选择回乡道路的人们身上,也表现在那些懂得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只能寻找天堂,却宁愿选择旅居海外不愿回国定居的人们身上.虽然他们可能每每以“梦到家乡,胜见爹娘”的乡村谚语妆点自己的精神生活,但没有人或很少有人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到乡村这一精神的天堂.这除了乡村的破落和衰败的原因之外,主要因为乡村医疗、教育、交通乃至生产效率的整体落后,有失公平公正,更重要的是近年来日益严重的人情腐败,以及不讲诚信、没有法度,没有医疗和法律上的安全保障,甚至很大程度上存在朝令夕改现象等种种社会问题的困扰.没有改革便没有社会进步,但几乎所有轮番轰炸式改革尤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前瞻性、全局性、系统性改革都以打破原有社会秩序、重构新的社会机制和秩序为特征,都不同程度存在以影响甚至破坏社会信任度和政治诚信度为代价的问题.

既然当今社会要彻底地全身心回归乡村似乎有些不大可能,精神层面的回归乡村便成为许多人挥之不去的一种情结.虽然这一情结可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想象乃至幻想和重构的特征,但有了这一心理慰藉比没有这种心理慰藉,更能够平抑近乎暴戾而变态的心理苦闷、迷惘和焦虑.这虽然不是灵丹妙药,但也不无作用,至少人们可以在幻念上将其重构为一种理想的自由的乌托邦社会.人们可能以为老子所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197所描述的“小国寡民”社会图景有消极倒退乃至保守倾向,但这恰恰是老子对理想生活图景的一种憧憬和建构,而且也是诸如陶渊明、王安石等后世文人所向往的近乎乌托邦社会的“桃花源图景”的重构.相对于西方梭罗《瓦尔登湖》之类,中国似乎有更悠久更强烈的乡村情结,而且无论老子笔下的小国寡民,还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其实都建构甚或重构了一种没有强制、没有竞争、没有矛盾,人人安居乐业、自得其乐甚或自得至乐的自由生活图景.其实所谓西方式自由,也不过是如约翰·密尔所阐述的这样的生活图景：“要想给每人本性任何公平的发展机会,最主要的事是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14]68惟其如此,提倡乡村美学,只是为人们重构和呈现一种使人相对自由乃至能自得其乐的理想生活图景而已.

其实乡村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桃花源,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矛盾、竞争甚至强制,只是相对于城市而言,似乎由于更接近本性、更接近地气乃至自然,而更有使人获得心灵的最大限度自由和解放的空间和机缘.无论陶渊明《归园田居》所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便揭示了这一点.人们可能并不真正理解梭罗,其实他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现实的乡村生活方式,一种基于现实乡村生活方式的生命自由和解放,而不是所谓乌托邦式的理想生活图景.虽然人们可能理性地期待乡村与城市的和谐统一,但城市的快速发展似乎总是以牺牲乡村乃至咄咄逼人地吞噬乡村为代价,而且总是背负了诸多现代城市文明的副产品,以致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自由.穆旦在《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中也表达了近似的生命体验：

我们终于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

那以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

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的城市呵！

而今天,这片自由阔大的原野

从茫茫的天边把我们拥抱了,

我们简直可以在浓郁的绿海上浮游.

这是因为人类创造了城市,同时也出于方便生活和管理的需要创造了不少制度规范规则,但这些制度规范规则除了具有维持某种特定秩序的功能外,似乎只是平白无故地增加了人们的负担,使人们的生活无端变得有序而忙乱、充实而焦虑、紧张而低效,以致使人们几乎忘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是闲适、宁静、纯真和自由.逃离城市、返回乡村其实是诸如老子、陶渊明、王维、王安石、穆旦等人的共同追求.这种追求不是简单地消极退让,而是对生命本真自由的积极进取,是对生命智慧的顿然觉悟.人类的文明发展在这种意义上讲是以牺牲人类生命的本真和自由来换取肉体的安逸享乐和物质生活的充裕奢靡.人们是向往奢靡享乐的物质生活,还是想获得自由自在的精神生活？是期待污染的水源、空气和貌似丰富的转基因食品,还是需要安全、卫生,没有污染的水源、空气和绿色食品？相信有人会作出理性选择.人们应该看到,今天享受着充裕物质条件和繁华城市生活的人,其实并不比老庄、孔孟、陶渊明、王维过得更幸福,至少并不比他们享受了更多、更本真、更纯粹、更自由的生活.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现代中国社会一味追逐西方城市文明,将所谓科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力,强调人类自身征服自然伟大力量的时候,西方现代城市文明正以十分理性的态度反思着这种科学技术的片面发展给人类带来的严峻后果,并以极其开放的协同态度给予中国“天人合一”乡村文明以高度重视.狄百瑞指出：“西方以其文化的与政治的多元主义接受了东亚传统的某些方面,而现代的东方几乎是带着一种复仇心理经历了工业化和商业化之后,却在控制污染的斗争中落后了.”[16]

乡村美学的现实意义在于使人们重新认识乡村作为自然产品与城市作为人工制品的各自差别,以及乡村的本真、恬淡、自在与城市的伪善、竞争、强制,使人们重新认识人类商业化、工业化尤其城市化的进程其实是以牺牲人类的本真、恬淡、自在来换取伪善、竞争、强制的得不偿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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