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桃花源是大同社会吗？《桃花源记》所寓社会理想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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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名作《桃花源记》虚构了一个美妙的理想社会“桃花源”,亦即 “世外桃源”,含蓄地寄寓了作者心中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社会给人以极美极深的印象,千百年来一直令人无限憧憬.那么,这个理想社会究竟是何种社会形态？有何社会特征？在中国古代儒、道两个主流思想派别中,它符合哪家主张？
就笔者所见,一般涉陶选本皆泛泛而论,未作细究；只有个别选本的论述较为具体,认为其具有儒家“大同”社会的特征,是“大同”社会理想的体现,如与人教社的现行中学语文课本相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云：“‘世外桃源’的境界显然是根据‘大同’社会的体制构想出来的,是艺术地再现‘大同’社会的生活风貌.”然而,仔细考察,却可以发现,它与“大同”社会甚为不同,而与道家理想社会更为相似,更具道家“小国寡民”社会理想的特征.
道家的社会理想是怎样的呢？有什么特点呢？《老子》第八十章作了集中描述：“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个社会理想的特点比较明显,大致有三个方面,即无为而治、和平安乐、封闭保守.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桃花源记》是如何体现这些特点以寄托其道家社会理想的.
其一,无为而治.在老子构想的理想国里,虽有君主,但由于国小民少,统治者取法天道法则,顺应自然,不事扰民,实行“无为”之治,人民过着自治、宁静、快乐的生活.这就相当于没有君主统治.而在“桃花源”里,干脆就没有君主,甚至连民间首领也未出现.人人劳动,个个平等.正如北宋王安石在《桃源行》里中肯地指出的,该社会的本质特点是“虽有父子无君臣”.这种无君而治,与老子主张的无为而治相似,而且“更胜一筹”.由于无君主,所以也就无剥削,无压迫,亦即《桃花源诗》所谓的“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如此是否导致社会混乱了呢？没有,而是秩序井然.人们的劳作是积极主动、充满主人翁热情的,互相勉励,不需催逼,亦即《桃花源诗》所谓的“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他们热情地邀请陌生的渔人到家做客,充分表现了其为人的厚道、淳朴,没有提防戒备之心,完全保持着古朴的民风.他们中更不存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情形,所以必能和谐相处；在处理公众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时必易形成共识,从而达到自治.
其二,和平安乐.在老子的理想国里,“至治之极”,社会秩序极为安定,没有纷扰,没有争斗,更没有战争.而且,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风俗纯正,生活在和平安乐之中,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在“桃花源”中,与此完全相同.试看文中的精彩描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花源诗》亦云：“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可谓环境优美,物质丰裕,生机盎然,社会安宁,民众快乐,是个多么美妙的天堂！与老子描述的理想国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既是陶氏憧憬的理想社会,也是老子构想的理想社会,两者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但是,这不是两者之间的“巧合”,而是陶氏对老子社会构想的高度认同与刻意体现.和平安乐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生活理想,也是历代圣贤倡导的社会理想.老子生于兵连祸结的春秋末期,陶渊明活在晋宋易代之际,两者皆生逢乱世,饱受其害,所以,和平安乐自然成了他们共同主张的社会理想.
其三,封闭保守.老子的理想国是封闭保守的,不与外界交往与联系：“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是复古的,拒绝文明,保持蒙昧,退回到原始社会：“民复结绳而用之.”“桃花源”也与此极为相类,处于封闭状态.此处与世隔绝了五六百年,经济上自给自足,从未与外界发生过任何关系,甚至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村民虽然对偶然闯入的渔人热情招待,但在其离开时却特意嘱咐：“不足为外人道也.”不让外界获悉“桃花源”的存在,既表明他们欲继续保持生存状态上的封闭,也表明他们在观念上的严重保守.《桃花源诗》亦云：“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由于长期与世隔绝,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小天地里,这个小群体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变化发展也是极为缓慢的,甚至是基本静止的,仍然停留在先前状态,亦即《桃花源诗》所谓的“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这与原始社会几乎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在陶渊明的“主导”下,“桃花源”人的思想观念与老子的理想、主张毫无二致.
这三个方面,对于道家理想社会而言,既是其基本特征,也是其基本要素.三者的作用与意义各不相同.其中,无为而治是制度保证,属于根本手段；和平安乐是生活状态,属于核心目标；封闭保守是存在方式,属于基本前提.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那么,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又是怎样的呢？《礼记·礼运》里有较为集中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于此观之,“桃花源”与“大同”社会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首先,“大同”社会要求“天下为公”,着眼“世界”,视野恢宏,显然是一种开放阔大的社会,当然也是发展进步的社会；而“桃花源”却是一个封闭保守、停滞落后的狭隘社会.两者迥乎不同.其次,“大同”社会要求“选贤与能”,主张实行管理,表明认同君主统治,只不过是“贤能之治”而已；而“桃花源”却直接否定管理,向往无君而治.相较而言,“桃花源”的无君而治与“大同”社会的贤能之治相去甚远,而与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治较为接近.“桃花源”与“大同”社会的相同点,其实仅仅主要表现在一个方面,那就是和平安乐.这应该也是儒道两家社会主张的共同点.而这一点恰恰最具迷惑性,往往容易使人将两者等同起来,把“桃花源”视为“大同”社会.
也许有人会问：陶渊明思想中究竟有无道家的成分？《桃花源记》为何会寄寓道家的社会理想？
研究表明,陶渊明的思想成分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是发展变化的,总体表现为儒道融合,并逐渐由儒家思想主导向道家思想主导转变.所以,陶渊明的思想中是有道家成分的.关于这一点,学界论述颇多.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卷）明确指出,陶渊明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有70篇诗文引用老庄典故；其思想融会了儒道二家之说,并表现在人生实践上.其他论述如《陶渊明的道家思想》（窦树发,《人文杂志》,1991,5）、《陶渊明与道家思想》（巫称喜,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2）、《陶渊明转向道家的思想轨迹》（任重、陈仪,《重庆社会科学》,2006,3）、《试论陶渊明诗文中的道家思想》（张盛桥,《语文学刊》,2011,9）,等等.只不过,陶渊明的道家思想主要表现在其后半生特别是晚年时期而已.
《桃花源记》正是陶渊明的晚年作品,其中之所以会寄寓道家社会理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道家思想影响外,还有陶氏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经济水平及其个人的自身性格与社会认识等方面的“合力”作用.在其晚年,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战乱频仍,民生凋敝.陶渊明由于长期穷困潦倒兼“躬耕自资”,接近了下层人民,体察了民间疾苦,因而对现实更加不满.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陶氏无法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钥匙,甚为苦恼,只好逃避现实,“躲进小楼成一统”.与此同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发育得十分成熟,封闭保守的庄园经济体制遍布各地,男耕女织的生活形式十分常见,人们几乎不需要与外界发生联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一幅“小国寡民”式的人间乐土“桃花源”的美妙图景,遂于陶渊明的心中逐渐清晰起来,并最终被其生动地付诸笔端.
综上可知,“桃花源”并非儒家“大同”社会的艺术再现,而是道家“小国寡民”社会的生动写照,是对道家社会理想的巧妙寄托.它是作者在道家社会理想的深刻影响下,因不满现实又无法改变现实而躲进理想的塔进行幻想的产物,也是其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在现实中不得纾解的产物,因而是消极的、不可能实现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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