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唐宋时期湘赣禅宗网络（下）》
本文是禅宗类学术论文怎么写和禅宗和湘赣和网络相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三、“湘赣禅宗网络”与南禅僧人的“走江湖”
本书题名为《湘赣禅宗网络研究》.湘、赣指的是湖南与江西两省；禅宗指的是唐代兴起、以崇奉六祖慧能为创派宗师的南禅；“网络”一词虽然为现代技术语词,但已经被学术界广泛地应用到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研究中.作为宗教区域史专题研究的“湘赣禅宗网络”,也已经被禅宗史研究者约定俗成地表述为“江湖（江西和湖南）禅宗网络”.据当代对“网络”语词的定义,网络是由“节点”和“连线”构成,表示诸多对象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湘赣禅宗网络”的研究对象,为唐宋时期湖南和江西地区之禅宗寺院丛林的建置历史情况及其驻锡僧人的分布,以及这些寺院丛林所驻锡的重要僧人及其法嗣弟子之间的相互参访交往.前者即“网络”的“节点”,后者即“网络”的“连线”,两者共同建构了“诸多对象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网络”.
禅宗与佛教其他宗派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如前所述,僧人的禅修证悟既不能够通过学习佛教经书（包括听经和读经）获得,也不能够完全通过个人的冥想获得,而是需要通过僧人之间的走访、参谒、交流、启发,在反复的言语行为之激扬碰撞、勘问钳锤中,才能最终获得渐悟或者顿悟.既然如此,游历参访便是僧人走进禅修生涯的必行之路.禅宗灯录文献所记载之许多僧人的参访契悟经历证明,哪怕是一位最杰出的宗师,他也不可能接引并使所有前来拜谒习禅的学僧契悟,哪怕是师、徒两人均为龙象高僧.这与师、徒之间的性格是否契合、接引启悟的方式是否恰当,乃至机缘是否成熟等密切相关.例如,禅师甲、乙、丙均为高僧,禅僧丁先后遍参这几位禅师,与禅师甲、乙没有契合之因缘,最终是在禅师丙的座下获得契悟；又如,禅僧丁先后参谒了禅师甲、乙,禅师甲、乙也认为禅僧丁是一位不错的学僧,但认为自己无法使其契悟,便主动推荐禅僧丁去参谒禅师丙,最终丁获得契悟；又如,禅僧丁在最初参谒禅师甲时便已经获得契悟,但禅僧丁觉得自己是否真正获得了契悟,这种契悟是否能够被丛林所认同,尚待印证或印可,故又到禅师乙、丙等处参谒以求获得印证或印可；又如,禅僧丁先后参谒了禅师甲、乙、丙,最后又回到禅师甲或禅师乙的座下获得契悟,等等.正是如此,灯录文献记载僧人的参访契悟经历时,经常出现“遍参丛林”和多次前往同一处丛林游历等记载.例如唐代钦山文邃、岩头全豁与雪峰义存三位禅师结伴游方,便“三登投子……九上洞山……遂参德山”,最终钦山文邃成为洞山良价的法嗣,而岩头全豁与雪峰义存成为德山宣鉴的法嗣.前述多种形式的参访契悟情况在他们三人的经历中得到集中展现.
正因为参访游历是禅宗僧人禅修生涯的必行之路,而唐宋时期南禅著名丛林的分布乃至高僧的数量又以湘、赣两省为最多,故自唐代南禅兴起之后,就有大批禅僧频繁地往来于湘、赣两省之间的丛林禅寺游历参访,包括原籍为湘、赣两省或出家剃度于湘、赣两省的禅僧,以及其他地区前来湘、赣地区求习禅道的僧人,以致出现了“走江（西）湖（南）”或“跑江（西）湖（南）”的专有名词,并在文献中记载不绝如缕.如《宋高僧传》记载：“自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头,往来憧憧,不见二大士为无知矣.”以致有青原系下第三世僧人丹霞天然禅师往返于江西、湖南之间先后参谒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而留下“石头路滑”著名公案的记载.又如宋代著名文士王十朋《哭纯老》诗中有句云：“少年走江湖,丛林参大士.”诗题自注“纯老”云：“永嘉僧,住福州寿山,予表叔也,有名行.”宋王炎撰《赠轮上座》诗云：“念旧今归楚,寻师久入吴.有缘依梵释,何事走江湖.休问传心印,当先觅髻珠.直须言语断,方不堕凡夫.”宋代僧人希叟和尚《蚬子和尚》诗偈云：“除了捞波一窖无,逢人谩说走江湖.虾针取你性捞摝,不到得拿龙颔珠.”宋代著名僧人绍昙撰《五家正宗赞·序》云：“愚生也鲁,瘦藤挑月,破笠包云,奔走江湖几五十载.虽透关眼未甚明,至理言未甚的,然于古人不恰好处略窥涯涘.”当然,这种所谓“走江湖”之语,由最初的特指行走于江西、湖南的寺院丛林之间,进而成为禅宗僧人不局限于湘、赣地区参访的代名词,以致奔走江湖、云游各地的禅僧被俗称为“云水僧”,最终超出了僧人行脚游方的局限,演绎成为众所周知的成语.
四、本书考述研究的时空范围
及相关说明
由于禅宗之南禅最为兴盛并保持有创宗之真精神的时期为唐宋时期,故本书的考述研究范围,从时间来看为唐宋时期,从空间来看为现今湖南、江西两省的省域范围.在历史上,哪怕仅仅在唐宋时期,湘、赣两省的行政区划以及辖域都在频繁变更,因此,本书采用南宋嘉定元年（1208）设置的行政区划和历史地名为工作基准,这也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宋、辽、金时期）的依据.本书在考述的过程中,如有必要时则加注唐代或北宋时期的地名.
从南宋嘉定元年设置的行政区划和历史地名看,在现今湖南省的省域内,包括有宋代荆湖南路的潭州、衡州、道州、永州、邵州（宝庆府）、茶陵军、桂阳军、武冈军,以及荆湖北路的鼎州（常德府）、澧州、岳州、辰州、沅州和靖州；在现今江西省的省域内,包括有江南西路的洪州（龙兴府）、江州、赣州（虔州）、吉州、袁州、抚州、筠州（瑞州）、南安军、临江军、建昌军,以及江南东路的饶州、信州和南康军.据此,凡是属于这些地区之唐宋时期的禅宗寺院丛林及其驻锡的僧人均纳入本书考述研究的范围.
但是,由于唐宋时期湖南和江西的禅宗寺院丛林数以万计,仅仅被灯录及其他文献所记载的寺院丛林也数以千计.无论是从篇幅的容量看,还是从必要性看,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历史文献所记载之位于今湘、赣两省辖域内的所有唐宋时期的禅宗寺院及其驻锡僧人一一进行考述.实际上,借用网络术语“节点”的概念,网络中有重要或主要的“节点”,也有次要的“节点”；重要或主要的“节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次要的“节点”类似于人体的末梢神经,是重要或主要“节点”的延伸.从湘、赣禅宗网络研究的角度看,重要或主要的“节点”就是唐宋时期各个禅宗宗派的创派祖庭、驻锡有禅僧宗师的一些寺院丛林等,这些寺院丛林是禅僧走江湖参访游历时的必到之处；而次要的“节点”就是文献中所记载遍布于湘、赣两省各个地方数以千计的寺院,这些寺院大多为禅僧得法后“披枝散叶”分别驻锡或担任住持.如果借用从某种意义上看同样具有“网络”意蕴的古代成语“纲举目张”的语意,那么作为重要或主要“节点”的寺院丛林相互之间的关系联络,以及这些寺院丛林及其所驻锡僧人的辐射影响便是“纲举”；作为次要“节点”之禅僧得法后出住的寺院便是“纲举”所张之“目”,当然“目”与“目”之间同样有着一定的交流.
对唐宋时期的禅宗宗派法脉世系、僧人生平事迹及其所驻锡弘法寺院进行专门记载的佛教历史文献主要有六种禅宗灯录,即北宋道原编撰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的《景德传灯录》,北宋李遵勖编撰于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的《天圣广灯录》,北宋惟白编撰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的《建中靖国续灯录》,南宋悟明编撰于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的《联灯会要》,南宋正受编撰于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的《嘉泰普灯录》,以及南宋普济编集于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的《五灯会元》.由于《五灯会元》是对前五部禅宗灯录的汇编,故这些灯录所记载僧人的下限年代为《嘉泰普灯录》成书之年的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此时下距南宋王朝残余势力灭亡、元王朝统一全国之1279年还有七十五年.按照生人不入传的惯例,在《嘉泰普灯录》的成书之年之前,应该还有许多尚健在于世的禅僧未能被收入该灯录；加之还有一些禅师的生卒活动年代跨越了南宋末年至元代初年,因此,还有活动于南宋后期一百余年时间内的禅僧尚待补入.为此,本书选择了明代圆极居顶编撰于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1398）的《续传灯录》和明代南石文琇编撰于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的《增集续传灯录》作为补充,将其中所载活动于南宋后期的禅僧也作为考述的对象.
通过对上述宋、明时期八种主要灯录文献中所载禅僧事迹及其驻锡寺院的考述,在唐宋时期,湖南的禅宗丛林以潭州、鼎州、澧州、岳州等地的分布密度最高；江西则以洪州、江州、袁州、筠州等地分布密度最高.唐宋时期湘、赣两省的禅宗丛林便是在这些地区形成了若干个相对密集的中心.参考唐、宋驿路研究的相关成果分析,这也正是湘、赣两地驿道的主要辐射区域.唐宋时期禅僧参访游历,主要就是循着这些传统的驿道行走的.
在对这八种禅宗灯录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过程中,建立了“八灯”禅师关系型数据库,分析、收集了一万一千零七十九条禅师信息.在此基础上,以唐宋时期为时间范围,对湘赣籍与非湘赣籍的禅师数据进行数据比较,对在湘、赣地区寺院驻锡的禅师按所属州县进行分类汇总,得出《唐宋时期在湘赣地区寺院驻锡的禅师名录表》等六份详细数据统计表.在获得了具体数据后,再对禅师驻锡地分布的历史特点以及他们参访游历的路线进行考述,并绘制出《禅宗丛林地理分布图》、《驻锡禅师分布密度图》和《禅师游方路线图》三幅历史地图.以数据地图的形式展现唐宋时期湘、赣地区禅宗存在的网络分布样态.
这八种灯录文献记载了有机缘语录的禅师约有六千六百一十四人（去除帝王、官吏及进入元代的大鉴下第二十三世者）,而在湘、赣两地驻锡或籍贯为湘、赣的禅师总共有一千八百二十六人.也就是说,唐宋时期在湘、赣地区驻锡的禅师,或者湘、赣籍贯的禅师在外地驻锡者,约占这一时期禅师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点六.这一数据说明,湘、赣两地是唐宋时期禅师最为活跃与集聚的主要地区.这一统计数据的分子、分母当然均包括了同一位僧人在几种灯录文献中的重复出现.如果剔除重复因素,则在湘、赣两地驻锡或籍贯为湘、赣的禅师共有七百一十八人,与同样剔除重复之“八灯”所记载僧人总数中的比例大致相近.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南宋时期由于宋廷建都临安,致使包括禅宗在内的佛教中心转移到了江浙一带,灯录文献所载这一时期驻锡与活动于江浙地区的僧人明显增多.基于此,那么在唐代至北宋时期,驻锡与活动于湘、赣地区的禅僧数量便超过了八种灯录文献所载禅僧总数的百分之三十.须知,唐代至北宋时期为朝廷所控制的地理版图较之南宋时期更大,禅僧分布活动的地域更为广阔.因此,湘、赣地区作为禅宗主要活动区域的重要地位也就更为突出了.这一结论不仅表现在湘、赣禅师的人数总量上,而且也表现在湘、赣地区名山、丛林的分布密度之高.尤其在唐末五代,禅师从其师父处得法而去,随处游方,若遇到合适的山头便驻扎下来,薙草结茆,渐成佛宇.仅据八种灯录文献所记,衍至两宋时期,在湘、赣地区分布的丛林寺院至少有二百四十所,分布于湘、赣两地共二十二州（或府、军）的六十一县中.当然,这二百四十所位于湘、赣地区的禅宗寺院并不一定都是在当时或后世享有较高声誉、吸引天下衲子奔辏的名山丛林.
本书从唐宋时期分布于现今湘、赣两省辖域内的这二百四十所禅宗寺院中选择了三十八所,其中湘、赣分别各选十九所寺院.这些寺院大多或者为唐宋时期各个禅宗宗派的创派祖庭,或者曾经有禅僧宗师驻锡,或者在湘赣禅宗网络的建构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或者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这些寺院丛林大多是禅僧走江湖参访游历的必到之处.本书对这些寺院丛林的建置历史沿革,在这些寺院丛林担任过住持或驻锡弘法过的主要禅师,这些禅师的法脉世系、生平事迹,与士大夫居士的交往,主要的禅修思想和影响,以及这些禅师的主要法嗣弟子的播散分布情况等进行考述.
此外,本书还将对考述时已经涉及或未能涉及之籍贯为湘、赣的僧人,籍贯非湘、赣但曾经出任或驻锡于湘、赣寺院丛林的僧人,以及籍贯为湘、赣但出任湘、赣地区之外寺院丛林住持的僧人之名号、法系及法嗣等,均以表格的形式进行罗列统计,以求据此勾勒出唐宋时期湘、赣地区禅宗发展的历史概貌.
关于寺院丛林的建置历史,佛教的灯录文献一般对此均未有记载.本书予以详细考述之湘、赣地区的三十八所寺院丛林,绝大部分都没有寺院志书传世,即使少部分的寺院有寺院志,也大多出自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例如,湖南历史上有数以千计的寺院,包括数十处祖庭名寺,就笔者所见,只有寥寥几部寺志.江西的寺院志书稍微多一些,例如光是创建于唐代的著名禅宗丛林江西云居山就分别有编纂于清代康熙年间、民国时期以及当代的三部寺院志书.但是,这些寺院志对唐宋时期的早期修建历史,或者大多记载不详,或者错讹百出,几乎无法放心使用.正是如此,关于许多寺院丛林的修建历史沿革记载,不是模糊不清,就是似是而非乃至错讹甚多,甚至还有许多伪造的内容.这种情况在笔者所读的数十部寺院志中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其原因便是编撰者未能寻觅并利用唐宋时期的原始文献,但为了某部寺院志历史的完整性,便只能作臆想或假托了.本书在考述时,发掘出许多唐宋时期文士、僧人所撰写之关于寺院及其建筑物的修建、藏经塑像等相关碑铭文献,廓清了一些寺院建置历史中许多原本模糊不清的史实.关于僧人生平事迹的记载也是如此,灯录文献的记述往往过于简略,本书在对某些僧人的生平事迹进行考述时,也在其同时代的文士、僧人的文集中发掘出一些墓塔碑铭及交往行实资料,廓清了一些僧人的生平事迹.
前述寺院丛林及其主要驻锡僧人的活动固然构成了考述湘赣禅宗网络的要素,但是,绝大部分的僧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所驻锡、弘法、担任住持的寺院丛林远远不止一处,有些甚至有十几处之多,因此在一些灯录文献中对某些僧人的名号记载,因其在不同时期所驻锡或住持的寺院不同而存在差异,故将某些僧人系于某地区之某所寺院丛林的名下,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他们的奔赴四方弘法授徒的业绩.例如马祖道一禅师,他在南岳怀让禅师座下得法并侍奉师尊十年后,离开南岳外出云游弘法,先后开法于福建及江西等地,其结庵弘法之地有数十处之多,最后于唐大历四年（769）驻锡钟陵（南昌）的开元寺,毕生“说法住世四十余年,玄徒千有余众”.又如慈明楚圆禅师,他在汾州善昭禅师座下得法后,先后出任江西宜春南源广利寺,湖南浏阳道吾山寺、石霜寺,南岳福严寺和潭州（长沙）兴化寺的住持.杨岐方会最初就是在江西宜春南源广利寺拜谒慈明楚圆并成为其法嗣的,黄龙慧南则是在南岳福严寺参谒慈明楚圆并成为其法嗣的.但是,由于慈明楚圆曾经担任过上述一些寺院的住持,在文献中或被称为“潭州兴化禅院慈明禅师”,或被称之为“石霜楚圆禅师”.这样,便很容易被人们误解为慈明楚圆的许多法嗣都是这位禅师在潭州兴化寺（禅院）或浏阳石霜寺所收的弟子,例如黄龙慧南在灯录文献中就被称为“潭州兴化禅院慈明禅师法嗣”.其实,慈明楚圆是在晚年才来到潭州兴化寺出任住持,不到一年时间后便圆寂于该寺；文献中根本就没有黄龙慧南来过这所寺院的记载.因此,在灯录文献中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模糊不清或似是而非的情况,便干脆以某位禅师驻锡最久,甚至毕生驻锡以致约定俗成地成为该禅师代名词的寺院丛林名称,或者是某位禅师的名号,冠以“禅会”的名称,来赞誉某位禅师弘法的盛况,称之为“某某会”,以及囊括其所有之门下弟子,称之为“某某会中人”,而不必区分细辨某位禅僧是在某时某地某寺院成为其法嗣的.例如,以“马祖会”之名作为马祖道一毕生弘法处所的代名词,其中既包括他驻锡时间最久且地址相对稳定的道场——钟陵开元寺,也包括他在福建、江西各地之所有弘法授徒处所；只要是马祖道一的弟子,不论是在何时何地拜谒依止于其座下,均可以称为“马祖会中人”.又如慈明楚圆禅师,灯录文献以其圆寂后的谥号“慈明禅师”而名其弘法道场为“慈明会”,正是如此,无论是黄龙慧南或杨岐方会,都是“慈明会中人”.
一般而言,在灯录文献中能够以“某某会”得名之僧人应该分别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其一,该僧人禅学修为深厚,为一代宗师,享誉丛林；其二,所开堂说法的寺院具有一定的规模,能够容纳较大数量之四方求法的僧人；其三,住持僧人胸襟博大、气度容人,其门下弟子较多,从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群体,否则也难以以“某某会”名之.例如,作为临济宗杨岐派创派宗师的方会禅师,虽然他是“慈明会中”之“龙象”,但由于其性格的原因,又“开法皆远方小剎,众才二十余辈.诸方来者,必勘验之,往往望崖而退甚多”,门下弟子太少,故并未形成“禅会”的规模；又如青原行思禅师,他结庵禅修于江西青原山,灯录文献记载其法嗣仅仅只有南岳石头希迁禅师一人,而且还是通过石头希迁的弘法张扬,才产生了后来的南禅青原系,因此,在禅史文献中没有“青原会”但却有“石头会”的记载.本书为此专列《唐宋时期湘赣地区的禅会》一章,以补充以寺院系人之不足.
在本书的行文中,对所涉及的具体人物生平事迹、寺院修建历史、禅史事件等,均通过夹述夹议、以史带论的方式,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论述.为了能够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现唐宋时期湘、赣地区禅宗网络分布情况,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本书除“绪论”外,又分为三编,即上、下两编以及补编.其中上编考述唐宋时期湖南地区的著名寺院丛林及其驻锡的重要僧人；下编考述唐宋时期江西地区的著名寺院丛林及其驻锡的重要僧人；补编除了考述唐宋时期湖南和江西地区出现的一些“禅会”外,并附以相关图表,以作为考述研究之参考.
还有一点值得说明的是,在原始文献中,有些丛林或僧人的名号存在不同的异文,例如“惠”与“慧”（涉及的僧人有“南岳惠思”或“南岳慧思”、“六祖惠能”或“六祖慧能”、“惠洪觉范”或“慧洪觉范”、“黄龙惠南”或“黄龙慧南”等）,“价”与“介”（涉及的僧人有“洞山良价”或“洞山良介”,甚至出现了“俍价”的异文）,“黄蘗”与“黄檗”［涉及的寺院丛林有“黄蘗山（寺）”或“黄檗山（寺）”,涉及的僧人有“黄蘗希运”或“黄檗希运”］,等等.本书在行文时,取较为通行的或较为合理的文字,但在引述原文时则保留引文的原用字而不擅作改动.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原来预计的篇幅没有这么大,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由于需要考证廓清的史实太多,其中有许多问题没有他人的前期相关研究成果作为参考,均需要依据原始文献并发掘新的史料,一一进行深入的考述.如此,便最终成为七十余万字的篇幅.实际上,进行本课题研究所收集整理的资料数倍于此,涉及唐宋时期湖南和江西的大部分禅宗寺院,哪怕是本书已经述及的寺院,也还有许多资料因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加以使用.好在唐宋时期湘赣禅宗网络的大致构成已经能够据此得到较为清晰的了解.即使如此,仍然有一些问题尚待更加深入研究,也可能还存在疏漏舛误之处,只能祈请方家指正并留待以后再做补充和修正.
禅宗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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