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化扶贫和农村居民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
该文是关于文化论文写作资料范文与自组织和文化扶贫和建设相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边晓红 段小虎 王军 刘亚玲 闫小斌
摘 要 文章借鉴自组织理论和方法,分析我国贫困地区文化“他组织”建设与“自组织”建设的关系,探讨当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面临的多重困境.文章提出“文化扶贫”需要充分尊重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将“文化扶贫”与“经济扶贫”“教育扶贫”相结合,将文化“精准扶贫”与机制创新相结合,构建以培育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为中心的“文化扶贫”新机制.
关键词 自组织 贫困地区 文化扶贫
引用本文格式边晓红,段小虎,王军,等．“文化扶贫”与农村居民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Ⅱ1．图书馆论坛,2016 (2)：1-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本服务均等目标下西部贫困县图书馆财政保障研究”(批准号：15BTQ029)研究成果之一
2015年在已有文化建设战略规划的基础上,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推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和法律法规（草案或征求意见稿）,内容均涉及“文化扶贫”问题.2015年1月15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第五条提出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集中实施一批文化扶贫项目．促进地区对口帮扶,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2015年5月11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第四十八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经济发达地区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援助.2015年12月9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第七条规定国家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2015年12月9日,等七部委印发《“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将“文化扶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国家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表明,“文化扶贫”作为国家扶贫攻坚战中的一场“硬仗”,一方面“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与“经济扶贫”“教育扶贫”协同推进：另一方面也要“激励各类企业、社会组织、个人自愿采取包干方式参与扶贫”.从自组织理论角度看,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社会力量,“文化扶贫”的基本手段就是要打破贫困地区文化固有的平衡与封闭,使其获得与外部环境进行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能力,即培育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文化建设的“自组织”能力.
1 文化建设的“自组织”与“他组织”
文化建设特别是现代公共文化建设有两种相互关联的组织方式：一是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方式,二是自上而下的“他组织”方式.
“自组织”概念来自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自组织理论,该理论主要是由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的“协同学”理论、艾根的“超循环”理论共同构成的一个研究自然系统中自组织现象的理论体系,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有广泛应用.就本质而言,文化具有鲜明的“自组织”特征,主要表现为文化的生成、变异、发展乃至融合、消亡,无不与“自组织”能力相关联.所谓“自组织”能力,是指长期生活在特定空间中的共同体成员自发形成的具有一定同质性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社会习俗、传统习惯、价值观念、族群意识、地域心态等.在没有外部力量干预或影响的条件下,它们往往会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自然”状态.哈肯对此的解释是,“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我们便说系统是自组织的”.
与文化建设的“自组织”不同,文化建设的“他组织”是一种“外部力量主导的”组织方式.“自组织”与“他组织”并非截然分割或对立的组织方式.首先,“自组织”不是绝对的封闭与平衡,对“自组织”能力较强的共同体而言,其内部通常存在一定的“遗传”“变异”或“优胜劣汰”的演变机制,表现出良好的自我完善和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对某些受到社会、自然条件限制的共同体而言,其文化往往难以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要借助“他组织”力量打破既有的封闭状态和平衡秩序,使其获得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能力并发展到更高层次的平衡.其次,“他组织”力量介入“自组织”内部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持久的文化冲突、文化霸权或文化消亡.利用“他组织”力量开展“文化扶贫”最理想的结果是推动文化的融合发展,而不是简单地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
从社会治理角度看,参与治理、自主治理和合作治理是当今社会主要的治理方法.“文化扶贫”的基本任务是挖掘农村居民文化建设的参与治理能力,培育其自主治理能力,提升其合作治理能力,从而将有计划的外部干预转变为农村居民建设文化、创造文化、消费文化的内在能力,将“送文化”转变为培育贫困地区“文明生长点”的过程.
2贫困地区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面临的基本问题
贫困地区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是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以及丰富自身文化生活的能力.在我国社会转型发展以及城乡二元分割、区域经济二元结构的大背景下,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2.1公民社会基础薄弱
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CiviISociety）是指具有共同利益、目的和价值的非强制性的行为集体,其范畴主要涵盖社会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我国在1949年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国家垄断了几乎全部社会资源,国家行政权力也渗透到社会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个细胞”,清未民初以来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连同千百年存续的传统社会组织（如宗族、庙会、乡贤会）与规范（习惯、家法、族规）几乎消亡殆尽.为重组农村社会结构、再造农村社会基础,国家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构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村社会组织一度得到强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力量对农村地区的介入有所弱化,“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成为解决农村社会“去组织化”问题的基本方案.
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村民组织化程度与农村社会秩序和公共服务自我保障能力高度关联.在组织化程度较低的历史时期,农村居民的文化维系力、公共服务自我保障能力都会明显下降,社会秩序相对混乱．相反,在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历史时期,农村居民对集体事物的关注度和参与热情都会有所上升.这种现象表明,一方面农村社会的“组织再造”或“公民社会”建设是“文化扶贫”和农村居民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另一方面,“文化扶贫”和农村居民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又服务于农村社会的“组织再造”或“公民社会”建设.因此,对贫困地区而言,“文化扶贫”除了基础设施“补短板”之外,文化软实力——农村社会“组织再造”和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更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2.2“文化生态”制约严重
文化生态是指“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它是由自然、经济、人口、文化、民族、社会制度等共同构成的一个交互而又相互制约的动态系统.从宏观方面看,贫困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经济条件相对落后、教育和文化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导致地区文化的贫瘠、封闭、保守,很难融入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之中.从微观方面看,在社会转型发展以及土地承载力、经济驱动力的作用下,贫困地区人才或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失又引发地区人口结构的变化,“具体表现就是老人多、儿童多,年龄结构失衡,女性多、男性少,性别结构失衡”．文言半文言多,高学历者少,“人口教育结构和劳动力素质结构失衡”.而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道、得过且过的幸福观；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生产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方术迷信、崇拜鬼神的宗教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多子多福、香火旺盛的生育观”等“贫困的价值观”又使“文化扶贫”工作难以获得扶贫对象的积极回应.
2.3“公地悲剧”现象犹存
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方面实行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城乡二元体制.尽管这一时期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组织建设和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主要采取“社办公助”或由集体经济、村民分担方式给予保障”,从而在制度设计上有失公平,但这种“自给自足”型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培育农村居民文化建设“自组织”能力的作用.比如,在人民公社时期,类似于农村图书室管理这类公共事务通常可以通过“自组织”的方式予以较为妥善的解决——如果有必要,管理者可以在协商的基础上,从生产队公益金中或通过工分补贴方式获得合理劳动报酬.相较而言,当前农家书屋普遍存在的有人建设、无人管理的“公地悲剧”现象,一方面反映出当前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存在较为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农村居民“自组织”能力的缺失.需说明的是,这个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自组织”能力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国家为农村提供的公共产品有限,而个体农民又无力提供的情况下,培育农村居民的“自组织”能力建设是应对“公地悲剧”较有效的方式.
3基于“自组织”能力建设的“文化扶贫”新机制
文化就其本质属性而言,有鲜明的“自组织”性.强化贫困地区村民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需要顺应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将自上而下“他组织”力量与自下而上“自组织”力量相结合,将“文化扶贫”与“经济扶贫”“教育扶贫”相结合,将“精准扶贫”与机制创新相结合.
3.1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自组织理论认为,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可以通过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完成从低等秩序向高等秩序的演变过程.在自组织理论视域中,事物的发展或“自组织”能力的提升有三个基本条件,远离平衡状态、开放的系统,以及内外之间的能量、信息交换.
远离平衡状态是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的基本要素,也是构建开放的文化系统并进行内外能量、信息交换的前置条件,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系统,可以主动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或信息交换,从而使自身保持远离平衡并获得持久的发展动力,这是文化良性发展或“自组织”能力较强的表现,通常不需要外力的特别干预．二是文化本身长期处于相对落后、封闭和僵化的系统之中,与外部环境较大的文化差异使其难以进行有效的能量或信息交换.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通过“他组织”力量实施特别干预.例如,我国一些贫困山区生态环境恶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当地民众生活一直远离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特殊的文化生态使他们形成随遇而安、惟命是从、与世无争的“小农意识”和养鸡为吃盐、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的“贫困文化”.如果没有外力打破这种消极平衡或原子化状态,他们的命运就很难得到彻底改变.
运用自上而下的“他组织”力量开展“文化扶贫”,需要把握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1)尊重文化发展规律.贫困地区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多元性特征,“文化扶贫”过程需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文化传承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要尊重文化的“渐进式”“包容性”“非线形”发展规律.
(2)实施“精准扶贫”.所谓文化的“精准扶贫”,就是要找准扶贫的“支点”、用好扶贫的“杠杆”.有学者将其结构性安排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按照农民需求位序结构,安排不同性质和不同层次的资源,提供公共产品；二是建立农民参与的不同层级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制度．三是建立有效的农民需求表达和显真机制,克服集体非理性的公共选择困境”.
(3）明确政府职能定位.在“文化扶贫”过程中,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做好项层设计、构建保障体系、拓展共同体“自组织”能力建设的政策法律空间；“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过度干预不仅“极易导致供给脱离农民的实际需求”,而且会“削弱人们进行自组织和协作的能力”.
3.2 “文化扶贫”与“经济扶贫”“教育扶贫”相结合
我国是一个自然环境复杂、民族众多、文化多样的国家. 《“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划定的22个省级行政区、167个地级行政区、839个县级行政区“文化扶贫”范围,几乎也是经济和教育相对贫穷的地区.因此,从文化“致贫”因素出发探讨“治贫”策略,是“文化扶贫”的基本思路.
（1）“文化扶贫”要与“经济扶贫”相结合.课题组成员对西部贫困地区实地调研表明,尽管每个地区的文化都有相对的独立性,但经济发展状况仍然是制约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因素之一.比如,秦巴山区的宁陕、佛坪、宁强,四川藏区的小金、甘孜,六盘山区的西吉等六个贫困县,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积淀,有“苦甲天下”之称的西吉县更是全国首个“文学之乡”.但受到地方经济和地方政府财力的限制,这些贫困县的文化基础设施普遍比较落后,图书馆平均财政拨款额度不足全国县级平均水平的32%,没有“经济扶贫”特别是、省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的支持, “文化扶贫”工作难以为继.
(2）“文化扶贫”要与“教育扶贫”相结合.2014年,课题组对西部四个贫困县中具有代表性的行政村调研表明,农村居民教育结构与闲暇消费结构”、信息形式结构、信息内容结构高度关联.以宁夏西吉县玉丰村为例,613位受访村民中,文言、小学学历、初中学历、高中学历、大学学历分别为218人、224人、121人、31人和8人,人均每天构建性闲暇分别为045小时、308,小时、393小时、516,小时和6 75,小时,信息形式结构中首选文字媒介的分别为O%、16.07%、20.16%、26%和50%.文化程度越高,人均每天“构建性闲暇”消费越长,首选文字媒介的比例越高；文化程度越低,人均每天“消解性闲暇”消费越长,首选语言媒介的比例越高.这表明受教育程度与文化需求的关系很密切”,“教育扶贫”是“文化扶贫”的基础.
(3)“文化扶贫”“经济扶贫”和“教育扶贫”相结合.“经济扶贫”为“教育扶贫”“文化扶贫”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而“教育扶贫”是“经济扶贫”“文化扶贫”的根基所在.相较而言, “文化扶贫”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一方面,党的十八大将文化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彰显出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文化建设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文化扶贫”本身也是一种独立有效的扶贫开发方式,在某些地区甚至可能是扶贫开发的首选方式.
3.3“精准扶贫”与机制创新相结合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通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活动,在“经济扶贫”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某些贫困地区,“越扶越贫”“越扶越懒”“脱贫返贫”现象仍然存在.除教育扶贫、文化扶贫的短板效应之外,扶贫观念、方法和机制比较落后是主要原因.
就观念而言,以往的扶贫工作主要侧重于从自然、历史、经济、资源、人口等因素寻找致贫原因和扶贫策略,多少忽视了“文化扶贫”在整个扶贫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社会学家胡格韦特指出：“对于人类生活来说,外部环境仅仅是条件而非决定因素.人的生活需求和生理特性仅仅是限制行为反应范围的有机的基础,并不能决定人的行为的实际内容.实际上,行为的实际内容取决于人的文化和人的社会组织.”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影响人的贫困或者富裕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是人的自身素质.”从这个意义说,贫困既是“物质贫困”,更是“智力贫困、信息贫困、观念贫困、文化贫困”.贫困与富裕差异的背后是文化、教育的差异.扶贫先扶“智”应成为新时期扶贫特别是“文化扶贫”工作的重点.
就方法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扶贫方式实现了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但无论是“输血”的救济式扶贫还是“造血”的开发式扶贫,都存在一定的局限.输血式扶贫虽然起到了暂时的救济作用,但也滋长了部分地区干部群众“贫而安贫”的依赖思想, “包公放粮,犁耙上墙”就是对这种消极无为心态的写照.造血式扶贫尽管是制度设计上的进步,但受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文化、科技素质不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信息不灵,市场观念不强等影响,结果往往是上马时轰轰烈烈,经营时冷冷清清,效益上惨惨淡淡,导致大量扶贫开发资金沉淀流失.
就机制而言,美国学者福山认为,国家的作用最好被看成是间接的,其培育社会资本的机制是提供教育以及必要的公共物品.我国以往的文化扶贫大多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农村文化主体处于被推动、被教育的地位,而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常常被有着具体思路、步骤、内容和形式的行政安排所取代.陶勇认为,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是根据农村社区的真正需求来决定,而是根据地方决策者的政绩需要来做决定.部分决策者热衷于投资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热衷于新建公共项目,热衷于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产品,而农民真正需要的公共产品却得不到提供.因此,要让农村居民从自主性力量受到制约的“旁观者”变为具有文化“自组织”能力的参与者,政府需要扩大自治的法律制度空间,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4结语
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轧·班迪博士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这种社会的、文化的或心理的因素长期积淀后,就会形成落后的心态和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式、价值取向,进而形成顽固的文化习俗（或生活习惯）、意识形态（或理念）,即贫困文化.这种文化实际上是对贫困的一种适应,使浸淫于这种文化的人无法感知到它的影响作用,以至在外人看来,他们安贫乐贫、自甘堕落、没有进取精神,而不可救药.这也就是s.沃尔曼所指的“甘于贫困”的人,对于任何促使他们发展（比如教育）和增加财富的事物都不感兴趣,以至许多贫困者从贫困的泥淖之中爬起,旋即又陷入贫困的沼泽里”.
显然,“文化扶贫”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仅仅通过外部的经济扶贫、教育扶贫或增加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资源供给等,就能彻底解决.对深受“贫困文化”禁锢并“甘于贫困”的人口而言,“文化扶贫”除了需要改善整个“文化生态”环境之外,还需要重点解决物质匮乏背后的精神匮乏、智力匮乏、信息匮乏以及“贫困价值观念”等“内因”问题,只有通过“精准扶贫”打破系统内部的平衡或封闭,“外因”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正如英格尔斯所言,“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这正是培育农村居民文化建设“自组织”能力的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
边晓红,西安图书馆馆员；段小虎,西安文理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王军,西安图书馆研究馆员；刘亚玲,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闫小斌,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收稿日期2016-01-10
文化论文参考资料：
此文总结:该文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自组织和文化扶贫和建设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文化本科毕业论文文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