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化：我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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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荣幸在中国有许多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同道愿意以专栏的形式认真地讨论我的工作.我被要求为这次讨论提供一些个人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情况,谈谈为什么我要致力于文化研究,我是如何做的,以及我认为我已经做了哪些工作.我必须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退休的临近,随着世界继续从我为之奋斗并珍视的每一个愿景中退却,我一直在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一直在努力地将自己对事业的理解与别人对我的认识以及我的名声分离开,但是当我在继续工作和思考我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我发现我正在考虑的是,我所做的事情是否重要,以及我是否变得无关紧要了.（是的,一种自我怀疑和不安全感） 我一直致力于从那些特别“艰难” 的时刻中寻找未来,这是我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所做出和能够做出的贡献,并在一个后视镜中发现它：我寻找一个可能的未来,并在我的过去中发现它.但是,当我回顾我的过去时,却发现我的未来正在盯着我看.不过,首先请允许我概述一下我的一些基本情况和教育经历,一方面是因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学术旅行的老生常谈,另一方面是因为一路走来,我们是这一大笔财富的接受者.
一、我是谁,我们是谁？
我想,“我们是谁” 这个问题的回答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童年密切相关.我是作为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的第二代而长大的,对“二战” 后的美国梦深信不疑,这是一个白人中产阶级的梦想；但对他们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对努力工作和无聊休闲的美好生活的愿景.更重要的是,它们深深地根植于人文伦理当中,塑造着我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由于健康问题,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阅读一切我能找到的书籍.我想,又因为那个独特的时代（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喜欢另外两样东西：科学和摇滚乐.我认为科学可以拯救世界,因此我去了一个以科学和数学闻名的专业高中,我在一个遗传学实验室里实习；离开那里之后,我去了罗切斯特大学,去研究相对较新的生化遗传学领域.但是,我发现我的教授们都很无聊,他们与我们周围发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和变化隔绝了.（如果我有其他的生物和化学老师,事情可能会变得非常不同）我要到别处去找找.在大学里,有三件真正让我澎湃的事情：流行文化（尤其是音乐）、政治（毕竟是６０年代） 和哲学（一种新发现的尝试）.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很多教授,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愿意教我,甚至愿意在我迸发了一个或有时更多的的时候给予我指导.他们是历史系的教授海登·怀特（ＨａｙｄｅｎＷｈｉｔｅ）、洛伦·巴里茨（ＬｏｒｅｎＢａｒｉｔｚ）、Ｒ．Ｊ．考夫曼（Ｒ．Ｊ．Ｋａｕｆｍａｎｎ）；哲学系的教授理查德·泰勒（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ａｙｌｏｒ） 和英国文学系的教授杰勒德·拉姆齐（ＧｅｒａｒｄＲａｍｓｅｙ）.
他们分别教了我很多东西,但总的来说,他们教了我两件事.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必须致力于将研究工作尽可能做到最好、最严谨,而严谨是由谦逊感和会犯错的可能性来定义的；其次,虽然将我的三种爱好联系起来是可能的,但这需要一种实验,而这种实验就当时的学院体系而言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当我有一个机会———以奖学金的形式———去读研究生的时候,他们把我“送” 到了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简称ＣＣＣＳ）.他们谁也不知道什么是文化研究,也不知道中心具体的研究工作,但他们见过理查德·霍加特（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ｏｇｇａｒｔ）,他创建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霍加特曾在罗切斯特住了一年,他们觉得我也许能在那里找到政治和思想上的归宿.当然, 他们是对的.
因为我发现,我的三种不仅可以,而且必须交织在一起.我发现有人相信———这一直是我最基本的承诺———思想是重要的,思想工作对政治斗争至关重要,但只有当它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政治斗争之外时才能成立,因为它需要有让人感到惊讶,并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结束的自由.我找到了那些确信最好的知识关系到人类的生活和未来的人,但只有当这些知识不试图以政治斗争的速度前进时才可以.我发现有些人知道,没有的智力劳动,没有某种“乐趣” 的工作,如果只是因为它很重要,那么就不值得去做.我发现那些致力于实验的人们———不是为了实验本身———而是因为学院的既定惯例根本无法完成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工作.我发现,接受这种工作的人们总是有失败的风险,无论是知识上的（有时你无处可去,或者不在你该去的地方）,还是职业上的（被排斥、边缘化或被忽略）.我发现在人们的身体和灵魂深处,他们觉得世界需要接受复杂性且回避简单答案的知识分子,去寻求减少复杂性的答案,那些在与世界混乱的现实发生任何对抗之前就已经知道的答案.我发现有些人明白,任何与这些混乱的现实做斗争的努力,都必然会违反纪律的界限,甚至会挑战纪律本身的构成.我发现有些人反对普遍答案,并试图从历史的特殊性来理解世界.这些便是我在中心学到的有关文化研究的知识.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正是在中心, 我遇到了斯图亚特·霍尔（ＳｔｕａｒｔＨａｌｌ）,他成了我一生的导师和朋友.
我离开英国时相当突然,我和一个说法语的无政府主义者、实验主义的戏剧团体在欧洲旅行了一段时间.我在这段时间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如何表演,如何使想法和政治观点吸引人,并且充满,如果不一定具有娱乐性的话.我了解到,交流思想是一种知识的、情感的、具体的实践.我相信,这帮助我发展成了一名成功的教师和演讲者.当我最终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向斯图亚特·霍尔请教研究生课程的进一步指导,他把我推荐到伊利诺伊大学詹姆斯·Ｗ．凯瑞（ＪａｍｅｓＷ．Ｃａｒｅｙ） 教授那里去工作.吉姆知道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虽然他不知道很多详细的工作.他在独立地发展他自己的文化研究路径,这种文化研究根植于与伯明翰学派不同的传统.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加拿大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哈罗德·伊尼斯（ＨａｒｏｌｄＩｎｎｉｓ） 的追随者］,一个技术理论家.他的理论基础在于实用主义,特别是约翰·杜威（ＪｏｈｎＤｅｗｅｙ） 的著作和芝加哥学派的早期社会学家的著作.吉姆是传播研究系的系主任,我必须承认,在我到达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我要进入一个传播学的博士项目.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传播”,作为一个学科指涉我至今仍然不确定,特别是在我做了近４５年的传播学教授之后,但这并不重要.这一学科———也许只是吉姆———给了我自由的时间去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花了精彩的四年时间与吉姆交谈,在这两个版本的文化研究之间,我自己的思想路线基本上形成了.
正是在这个空间里,我意识到了一些对我来说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这看起来像是语义学的问题,但在当时———甚至在今天———看起来更为重要.我认识到文化研究对复杂性和历史特殊性的承诺有其特定的形式和实践,我称之为“激进的语境” （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不仅是针对一个人的研究语境,而且他的理论、方法和政治本身也与语境密切相关.如果知识总是只与上下文的语境有关,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谈论真理,谈论更好的故事.文化研究可以避免倒退到相对主义,后者谴责许多其他拒绝客观和普遍真理概念的努力,因为文化研究与其上下文语境的关系不应简化为总是损害其对真理的要求的前政治立场.文化研究在它所提出的问题上是政治性的,并且在努力寻找能够开辟新的政治可能性的答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认识使我得以探索我对理论和哲学的热爱,并尝试探索不同的哲学如何使文化研究能够更好地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人们一直对探索现有的文化和社会理论感兴趣,但他们并不赞同我对哲学的纯粹的热爱.现在我发现我可以将这两者联系起来,扩展我的批判工具箱,这一方面引导我去阅读海德格尔,各种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特别是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另一方面也让我回去巩固我对（至少是西方的） 哲学史的认识.我已经知道一些历史,也有一些东方哲学的东西,正如我希望你们在《文化研究的未来》中看到的那样.我最近试图扩大我对非西方哲学的了解,虽然斯图亚特·霍尔（和其他人） 并不总是理解或赞同我的一些哲学上的努力,但我确实作为一名哲学研究者在文化研究中赢得了一些声誉.
二、我的文化研究计划
我一直致力于使文化研究具有可见性和可行性,首先是在美国,然后是在其他地方.面对各种声音和压力,我为文化研究计划的特殊性进行了辩护,该计划以跨学科、语境和务实的方式对待理论、政治和经验现实,从不事先假设答案或来源,也从不假定得到了保障的历史.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坚定地倡导以跨学科的力量对抗学科的樊笼,以复杂性对抗舒适的还原主义策略,以语境的特殊性对抗泛化的规范甚至普遍主义的准则.虽然我经常将斯图亚特·霍尔的工作和英国文化研究放在突出的位置,但结果是：我一直在努力打造我自己的文化研究“构造”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一个回应“二战” 后美国混乱的环境,把斯图亚特的葛兰西主义（在马克思和德里达之间发生的变化）、詹姆斯·凯瑞的实用主义,以及我自己对海德格尔、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结合在一起.但更重要的是,我想通过文化研究的工作来展示我已经知道的东西：文化研究可以通过其经验工作和理论工作的结合,促进对“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一问题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我的职业生涯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尝试的过程,试图做一个“情势分析”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或者至少为一个不幸的隐形对话做出一些有益的、也许是至关重要的贡献.我一直被讲述更好的故事的需要所驱使,以满足葛兰西对“智识的悲观主义” （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 的要求.我一开始就试图了解战后与２０世纪中叶出现的占统治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秩序的斗争.特别是,我对一种新的反文化政治的出现以及它能告诉我们的语境和它的可能性感兴趣.当我进入这个语境时,我首先认识到,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流行音乐的重要性对这项任务至关重要.所以我必须想出如何谈论流行音乐,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对象,而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这让我想到了情感的概念和日常生活的政治.但我寻找的不是一种流行音乐的理论,而是一种特定历史“岩石构造” （ｒｏｃｋ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理论,这种理论包含在一系列特定的历史决定中,与经验和斗争密不可分.
但当我试图写这些的时候,我不得不面对,如果不是这种运动的失败,至少是在新兴的新保守主义者的攻击下,他们的效率正在下降.在我看来,它产生于某些同样的决心,并从反主流文化的大众政治中获得了许多战略、实践的层面.我的一本一开始打算叫作“又一个无聊的天堂之日” （ＡｎｏｔｈｅｒＢｏｒｉｎｇＤａｙｉｎＰａｒａｄｉｓｅ） 的书,最后以“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地方” （ＷｅＧｏｔｔａＧｅｔＯｕｔｏｆＴｈｉｓＰｌａｃｅ） 之名出版.（译者注：ＡｎｏｔｈｅｒＢｏｒｉｎｇＤａｙｉｎＰａｒａｄｉｓｅ：ＲｏｃｋａｎｄＲｏｌｌａｎｄｔｈｅ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ｏｆ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Ｌｉｆｅ是格罗斯伯格教授在１９８４年１月发表于ＰｏｐｕｌａｒＭｕｓｉｃ的一篇学术论文,ＷｅＧｏｔｔａＧｅｔＯｕｔｏｆＴｈｉｓＰｌａｃ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Ｃｕｌｔｕｒｅ是格罗斯伯格教授在１９９２年出版的著作.）
十年后,我确信,美国正处于一场相当长期的有机危机之中.在这场危机中,保守势力正在改变权力的平衡,使之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进步价值观相抗衡.我又回到了孩子的问题上,但他们是继我自己的婴儿潮一代之后的几代人.我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向更多的人宣传：毕竟,如果有证据表明,美国正在从一个善待儿童的社会（有人说得很好） 转变为一个越来越不善待儿童的社会,并把他们说成是问题,而且往往是威胁性的问题,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受到感情上的影响.但我也知道,这里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在起作用,一些必须要理解的转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美国的有机危机所导致的这场反对儿童斗争是什么性质的斗争？这促使我将注意力从流行文化转移到政治和经济文化,正如我在重读了２０世纪下半叶的诸多现象后所做出的一系列尝试,我试图重新定义“美国现代性”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真正含义,其结果是“陷入了交火”,并最终以“文化研究的未来”在此种语境中试图重建文化研究.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情势分析” 中的一些基本术语,询问人们处理经济和政治,甚至是文化问题本身.
我很幸运,因为这项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为我同２００８年美国的债务危机和从茶党开始的反动右翼的崛起的“决裂” 做好了准备.但是,另一个问题又随之而来：为什么许多积极的进步力量———其中一些来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另一些则是在它几乎消失之后出现的———在对抗似乎是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发展轨迹的保守和资本主义力量的斗争中失败了？所以我写了《我们都想改变世界》（Ｗｅａｌｌｗａｎｔ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一文,后来又写了《在混乱的幌子下》（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ｖｅｒｏｆｃｈａｏｓ）,这至少提供了一个对日益民粹主义和非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初步认识.
除了定义和捍卫文化研究的计划,以及对构成文化研究核心的那种“情势分析” 的具体实践,我的计划总是有第三个维度.自大学以来,我一直是个“理论怪人”,对我来说,理论作为文化研究的必要部分更为重要.理论总是被双重阐释：一方面,它是我的和游戏（比起电子游戏,我更喜欢它）；另一方面,对于我在文化研究方面的工作来说,它是一种工具,它从特定的语境中产生,使人们能够对特定的语境做出反应,并讲述更好的故事.（我最后的一本书将会是对一些文化研究理论的介绍） 太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美国学术界,认为文化研究是“高级理论” （ｈｉｇｈｔｈｅｏｒｙ）.在他们看来,理论可以事先给你答案,如此一来,政治知识分子真正的工作就是去找到那个正确的理论.有时候,他们甚至认为理论本身就是政治.我从来不相信有一个“正确” 的理论, 只相信“有用” 的理论.我一直认为,对“你的理论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是“我所要解决的问题和语境是什么”.所以我一直很喜欢斯图亚特·霍尔所提出的“与天使搏斗” 的隐喻.（这一形象甚至成为我手臂上的一个刺青来哀悼他的死亡） （译者注：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及理论遗产》中指出：“我希望为理论研究提出一种不同的隐喻,即与天使搏斗的隐喻.唯一值得拥有的理论是你必须将之打败的理论,而不是你轻松谈论的理论.”） 你不能简单地接受或拒绝任何理论,你必须与它做斗争,即使你是在为赢得一些东西而斗争,这可能对你的批判性努力有所帮助.也许我的工作对当前理论和哲学的关注以及对理论的政治学的讨论做出了一些贡献.我知道, 我一直试图将一些概念（如情感） 和一些理论家（如德勒兹和瓜塔里） 引入文化研究（或许是更广泛的论述）.
三、我在学术机构上的努力
我从我的导师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机构工作的价值和必要性,即创造各种空间,例如程序、组织、出版机会.我相信并且知道这项工作是我们作为政治知识分子的责任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是对未来的一项义务,改变可能性的条件,以便于下一代不必总是进行同样的战斗,重复同样的工作和同样的错误,承担同样的风险,以便于他们能够选择自己的战斗,并承担新的风险.我的许多努力都是为了给被排斥或被忽视的主题开辟一个空间,作为调查和教学的场所,并为后来者提供一些支持.
多年来,我帮助（从来不是孤军奋战但也不居于主导地位） 创建了许多项目（伊利诺伊大学批评和阐释理论小组,以及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文化研究项目） 和若干组织（ＩＣＡ的传播哲学系,它是“哲学怪人” 和文化研究者的家园）、国际流行音乐研究协会（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Ｍｕｓｉｃ） 和文化研究协会（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我帮忙组织了一些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会议（马克思主义与文化阐释、文化研究的现在和未来,观众和景观）,其中的一部分通过书籍和网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尽全力支持许多寻求类似目标的其他努力,即使它们不是我自己的.在某些情况下,我的努力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至少对我来说）.例如,我从来没有着意于使流行音乐、青年文化、反主流文化,或受众研究成为新的子学科.对我来说,这些都是进入非常时刻的唯一途径,是进入到我试图绘制的那个更大力量和斗争的地图中的唯一途径.不过,在此过程中,如果我至少以某种小的方式间接地促进了其他人想要做的工作的合法化,那么我认为这是个好事情.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对把理论甚至文化研究变成学科本身特别感兴趣.但毫无疑问,我从事的最重要的一项机构工作是《文化研究》杂志（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的编辑工作,该杂志即将创办３０年.长久以来,它已经变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最近有人问我,当我做编辑时,我希望完成的事情是什么.我想表明,就质量上而言,文化研究工作能够在与任何其他严肃的学术研究的抗衡中保持自身.我想维护文化研究这个具体计划的价值,即使这意味着我可能会被指责为“维持边界秩序” （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同时,编辑杂志让我认识到文化研究的多样性；它教我要认真对待我对自己的告诫,即文化研究的本质是语境研究.它向我展示了我自己论点中的矛盾之处,即我如何知道哪些文化研究是需要在不同的语境中进行的.结果,我发现最重要的文化研究工作不是在美国,甚至不一定是在北大西洋进行的,而是在亚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因此,我寻求扩大、鼓励和支持文化研究构成和声音的范围———从政治、地理、理论等方面加以界定.我想开始放松对严肃的政治—知识工作的认同,包括学术规范,甚至适当的语言使用.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算是成功了,但我希望如此,至少我已经从杂志的编辑工作开始这样做了.我还想要补充的是,杂志的编辑工作让我发现有大量糟糕的研究正在被生产出来,通常不仅仅是那些显然不知道什么是文化研究的人.
四、回首我的学院生活
有趣的是,当我们把自己想象成知识分子时,我们经常会取代那些占用我们大部分时间、精力和热情的东西：教学.我记得几十年前,当我在一所重要的研究型大学得到一份工作时,系主任助理对我说：“你会喜欢这项工作的,但对学生的教学工作确实会妨碍你的研究工作.” 我从来不觉得这是正确的；我总是发现,学生就是我工作的道路.当我回忆起过去的５０年,我把自己看作是一名老师和导师———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一路走来无数的年轻学者,这是我情愿花费一生所做的事情.
作为一名教师,我有做得很好的地方,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被多次告知,我是一个非常好的讲课者,特别擅长解释复杂而深奥的思想.问题是,这越来越不是一个政治上正确的教学法,但我没有太多选择,因为我不太擅长那些正在迅速成为新标准的各种讨论式和积极的学习方法.我想我只是太焦急了———时间很紧,而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我不太能容忍无知和懒惰,因而也变得太暴躁,太焦虑.与此相关,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写作者,虽然我写了很多,可能太多了.当然,我并不享受写作的过程,但我写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是以演讲开始的.在我的教学中,我认为我也很擅长塑造一种成为知识分子的方式：既充满热情和政治性,但也是严谨和负责任的.我不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谈论我没有研究过的事情.在没有事先了解别人已经完成的工作的情况下,我不会谈论想法或提出分析.我不太关心独创性和创新性的需要.我确实试图把自己推向最坏的情况,这是智识的悲观主义（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ｍ 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但只是为了找到可能的机会,这是意志的乐观主义（ｏｐｔｉｍ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ｗｉｌｌ）.
我必须承认,我从未真正想出如何直接教授“文化研究” 这门课.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是通过流行音乐和摇滚文化来做到这一点的.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转向了教授“正典” 的捷径,这无疑受到了理论的影响.多年来,我一直尝试沿着多轴来展开正典的教学.当前的时代迫使我尝试这样的教学方式,即通过组织课堂将其作为一种协作和集体的努力来进行“情势分析”.我不确定它是否有效,但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把这种协作的工作方式作为我教学和研究的基石.
作为导师,我认为我向学生和同事们兑现了严谨的批判性工作的承诺和一种热情,这种热情来自对这种工作的承认,无论是体现在哲学中还是体现在文化研究中,无论是针对流行文化还是针对政治行动主义.我想我已经教会了他们,理性和热情总是不离不弃地并存着.我一直在尝试,而且比我应得的更加成功,不是为了去定义他们,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知识分子.我试着告诉他们,成为一名知识分子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份工作（把后者留给学者去做吧）.我努力教育大家,如果问题是值得被问, 那么总会面临风险（失败或者是专业上的挫败）,但他们并不是第一个或唯一一个面临这种风险的人.有些人失败了,有些人成功了,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重要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为了避免风险而放弃行动.因此,我不得不说,我最引以为傲的是我的学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我提供过指导的那些人.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能得到他们如此的信任,因为我非常荣幸有机会与这样优秀的学生一起工作———他们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所能完成的工作.
（然而,有时候我也有那么一点点遗憾,因为我曾经如此成功,以至于我从来没有完全“复制” 过自己.）
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始,我说我有时候怀疑我的工作是否重要,我的知识贡献是否变得无关紧要.我认为我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失败了,并且在许多重要的“战役” 中也失败了.我可能在美国学院派的文化研究之战中输了（但我还有别的希望）.也许我不够有说服力,不够博学,政治上不够正确,无法使文化研究计划的特殊性,以及让它与学术和政治习惯相矛盾的方式更加引人注目.尽管我多年来（在我的经验—历史工作中） 试图证明“情势分析” 对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价值,但我从未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将其纳入知识和大众对话的主流当中.我希望我已经在学习如何向更为广泛的听众发表言论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时我也希望这不是如此的必要,但我想事实就是如此———为了赢得学术信誉.
但事实不止如此.当斯图亚特·霍尔描述新左派“退入学院” 成文化研究时,并不是对学院的侮辱,正如有人读到的那样.这是一个信念的声明,对学院作为一个严格的、有基础的分析和批评工作的空间的声明.但我必须承认,我不再能维持这样的信念.一方面是由于学院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机构,而我们的学者们常常屈从于由此产生的需求和对不断变化的学术成就的计算,由此导致了太多太多的废话,以及被宏大的声明所遮蔽的独创性和创新力；另一方面它也是变化着的气氛和知识可能性的配置的结果.我认为批判、否定和悲观的政治价值很快就被恐慌的惊叫所淹没,随之而来的就是反抗和预想的庆祝.在特定的经验性语境中,与理论搏斗的政治需求正被一种理论的拜物教所取代.作为长期复杂的知识对话的一部分的政治优势,通常被分布在许多维度上,正被孤立的高度专业化群体所取代.政治上的进步使我们远离各种还原论和各种形式的二元思想的同时,也正被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新形式所抛弃.许多对学院新政治经济学的理性调和都是以政治上的自以为是、道德上的确定性和人类科学上所谓的“本体论转向” 的名义进行的.（我写了一篇非常疾言厉色的文章ＴｉｌｔｉｎｇａｇａｉｎｓｔＷｉｎｄｍｉｌｌｓ来谈论这些事情.也许有一天,我将成功地回答“现实已经够糟的了,为什么还要用本体论来徒增烦恼呢？”） 我们的知识资源和战略方面的这些变化特别令人不安,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当代关于后启蒙时代的斗争中更大的知识危机的一部分.
但是,这种悲观情绪也必须有点乐观,我也为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回顾过去,我感到自豪的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跟随了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我想做某些工作,解决某些问题和领域,但大多数时候,人们告诉我,我不能这样做,至少如果我想有一个成功的学术生涯的话.没有人在意我,没有人愿意出版我的著作,没有人雇用我,也没有人会支持我.（也许你也听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对的：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关于摇滚乐和青年文化,关于传播哲学,关于文化研究.而关于“美国危机来临时刻”（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ｕｒｅ） 的研究并不受欢迎,而且常常遭到断然的拒绝.但我做了这项工作,愿意承担任何风险,因为———好吧,这也是为什么知识生活重要,我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原因.做一名学者是一种便利、一份工作、一种资源.我努力成为我的老师（尤其是斯图亚特·霍尔和詹姆斯·凯瑞,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人们） 和朋友们所体现的那种政治知识分子.我从不想让学院定义我或我的实践工作,我想遵循我们生活中不断变化着的问题空间的要求.我还感到自豪的是,一路走来,我愿意吸取一些我需要吸取的教训,即使这些教训涉及痛苦的自我批评.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朋友们非常认真地对待我,促使我正视自己的狭隘思想,并至少在我的写作、编辑、组织工作中尝试解决这些问题,由此,扩展了思维对话的深度.
而且,如果允许我可以暂时拒绝我们职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简单和常规的分离的话,请允许我说,我感到自豪的是,我非常明智地支持我的妻子努力地成为小说家和我的儿子的创造性才能,以及他们共同决定成为反对蔑视精神疾病或他们所称的无形缺陷的斗争中的公众倡导者.
说句实话,归根结底,当我展望未来的时候,我对我作为知识分子和作为政治一代的失败感到绝望；但是我拒绝简单地离开舞台,因为我认为放弃对下一代的支持是一种进一步责任缺失的表现.我们必须找到方法来认识和传达：我们是一个更大和更长的对话的一部分,对话要继续下去,就必须继续下去,将其过去和未来带到现在.谢谢大家！
（感谢南开大学外语学院刘洁莹老师的校对.）
作者单位：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程成）
文化研究论文参考资料：
本文评论:此文为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奋斗和事业和文化研究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文化研究本科毕业论文文化研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