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一个逃离国家的村寨民族志《在国家边缘：缅甸那多新寨调查》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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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学学科发展史上看,无论是为了加强对他者的管理,还是为了反省自身文化进入异国进行田野调查,研究他者文化一直是人类学的传统.而在中国,国外民族志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西部大开发和兴边富民等国家发展战略影响之下,人类学越来越重视跨国话题的讨论.
中国与东南亚在地理环境上天然地连为一体,在历史上交流互动频繁,长期持续的经济合作和密切的文化交往决定了我们进行“东南亚国家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东南亚民族志丛书》凝聚了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多年来众师生对国外民族志研究的探索经验和心血,立志于消除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误解、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并推动和谐交往.该套丛书开辟了“东南亚民族志”的处女地,为后人研究海外民族志提供了一块结实的敲门砖.
马翀炜与张振伟二人合力完成的《在国家边缘：缅甸那多新寨调查》是丛书之一,该书“以处于国家边缘的角度而言”“以跨境民族的族群关系为前提”的视野来呈现作者眼中的那多新寨,并在此基础上集中思考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身处国家边缘的少数人群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国家、他们的发展与国家的关系.纵览全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一、形散而神不散的文本内容
“形散而神不散”是该书的主要特点.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就是把所研究的文化看作是一块完整的玻璃,研究者要把它敲碎,越碎越好,然后将这些碎片重新粘合.经过我们的加工,玻璃成了什么样子,这当中离不开逻辑,而这个逻辑便是贯穿全文的主题.没有主题的民族志就是一堆毫无意义的素材.
民族志作为一个学术文本应该具有整体性,尽可能将文化全貌展现出来,这就要求内容能细则细.
那多新寨是缅甸掸邦第四特区南板县一个靠近中缅边境的阿卡人寨子.该书共有九章,包括那多新寨的基础设施、人口、婚姻家庭、建筑、民具服饰、经济生活、社会组织与社会问题、宗教与巫术和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为读者呈现一个近乎完整的文化概况.第一章介绍了那多寨的历史、自然环境和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情况,让读者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一个发展相对滞后的寨子.第二章通过详细的户籍统计资料,分析出当地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如战乱、迁徙、瘟疫,以及适龄男青年的婚姻困难等；而人口流失严重的原因则是经济落后、发展机会少,很多人迁徙或外嫁他地,还有部分人去服兵役.第三章从“提亲、结婚、生育、养老、离婚和再婚”和“家庭类型、父子联名制”等方面分别展现了当地婚姻和家庭文化.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细致展示了房屋、民具和服饰等物质文化要素,并记述了它们变迁的动态过程.第六章通过描述传统的生计方式如水稻和旱谷的耕种,养殖、采集与捕鱼,以及新兴的生计方式如茶叶、橡胶、魔芋与咖啡的种植,来反映当地发展机会的缺乏与努力发展中的成功与失败.第七章讲述的是当地传统和现代的社会组织情况,以及吸毒、家庭间冲突等社会问题的地方调解方式.第八章介绍了当地宗教与巫术信仰、节日及相关节日,并分析了传统节日的消失及其原因.第九章从家庭与学校两个层面来谈当地的教育问题,并尝试从自办学校的半途而废来展现那多人改变自身命运面临的现实困难.
在近乎详尽的民族志资料的基础上,不忘围绕主题铺陈章节.《在国家边缘》顾名思义,其讨论的主题是身处民族国家边缘的族群的发展问题.该书紧扣“发展”,展示了那多新寨的发展所具有的三个显著特点,首当其冲的是其受到来自中国的巨大影响.文中多次提到那多人从中国习得提高其生活质量的技能,如使用发电机发电和建造木制干栏式建筑；那多新寨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市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那多新寨的生产供应,如养生态猪、种植茶叶和橡胶等；同时,那多人前往中国求学,也说明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中国的紧密联系.那多新寨的发展所具有的第二个特点便是政府的缺位,统观全书,仅一处提到了南板县政府对那多新寨的资助——一台二手的手扶拖拉机,除此之外,便不再有其他由缅甸各级政府主导的发展行为.当地发展的第三个特点是那多人不屈不挠地追求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在此基础上,该书进一步揭示那多新寨发展受限的原因.作者认为,发展受限是由于他们缺乏“自上而下”的支持,包括资金注入、技术引导等.
二、理论与现实立意高点
既回应了发展人类学的相关理论观点,又关照到我国与缅甸边境的现实境遇是该书的第二个特点.
20世纪70年代,学界兴起了一股对“自上而下”发展模式的反思,一些由国家推行的发展项目和政策的失败遭到了人类学家的抨击.在那些发展人类学理论中,人们成为了发展的受害者,而国家是罪魁祸首.发展不再是一桩美事,反是一种遭遇.发展被解构,并且陷入尴尬的境地,让人摸不着头脑——到底要不要发展、如何发展、国家该不该介入？那多新寨的个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几乎脱离国家“自上而下”发展计划的实例.在那多新寨发展的过程中,缅甸各级政府缺席.而在这种“逃离”国家的情况下,当地根本无法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也无法实现当地人的发展愿望.
由此可见,那多新寨的民族志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下面的问题：国家如何承担起它的责任并且尽量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及管理艺术；国民如何进入国家化进程,如何在多民族共存的民族国家框架下实现自己祥和、安定、富足的生活目标.
该书还体现了作者以“他”为镜,观国之“边”的学术关怀.“边”在书中强调的内涵有两种,即“边境”和“边缘”,国境线中国一侧的哈尼族身处国家边境地区,但绝对不是国家的边缘,拥有国家的大力扶持；而缅甸一侧的阿卡人却陷入“国家边缘”,落入“无国问津”的处境.生活在中国边境的人们享受着“三通工程”、新农保、义务教育等优惠待遇.而这些都是那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该书虽将镜头聚焦在缅甸的那多新寨,但我们从中也不难反观到中国边民备受国家关注的幸福感和优越感.
三、“主位”和“客位”之间的研究视角
国外民族志对研究者而言是一种挑战,作为文化的他者,研究者应该将自己放在田野调查中的哪个位置？作者开篇便给我们指明了一种在“主位”和“客位”之间的研究视角.用这样的眼光观察到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远离“偏见”.如文中提到的,那多人一直被与他们毗邻的中国边民误解为“懒”,作者经过观察、分析得知,那多人并非天性懒惰,而是由于机会匮乏和技术水平低等因素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于是他们被迫“闲暇”.采用介于“主位”和“客位”之间的视角去进行民族志研究,实际上是教导我们在田野的过程中如何去看、去听、去思考——摘掉“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眼镜,意识到“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存在并注意克服；教我们以谦逊的态度、平常人的心态和行为模式去面对我们的访谈对象,去掉头上任何可能带来“骄傲”的光环,融入他人社会,学会倾听被访者的话语,去理解受访人话语和行动的逻辑.
坚持使用中立的眼光进行调查研究,用“发展”的主线串起异文化各方面的丰富素材,通过一个“逃离国家”来发展的典型村寨的案例,回应发展人类学中的相关理论观点,还不忘表达作者对我们国家大力建设边疆的学术关怀——这些特色共同奠定《在国家边缘》一书在国外民族志研究中的地位,其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文本内容上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 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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