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塑造国民整体性：中华民族构建的内在逻辑》
本文是关于民族类电大毕业论文范文与内在逻辑和国民整体性和中华民族方面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中华民族”概念形成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华民族的构建逐渐形成并持续推进,在历史上众多族类群体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逐步构建起了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现代民族.中华民族的构建和演变,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问题都会凸显出来,并受到广泛的关注.中华民族问题既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又有突出的时代特征.但是,繁杂的历史表象背后却深藏着一个支配性的机制,那就是将王朝国家解体后逐渐形成的松散的国民整合为一个以“中华民族”为称谓的整体.国民整体性塑造构成了中华民族构建的内在逻辑,对中华民族的构建以及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构建和文明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厘清中华民族构建的内在逻辑,方能对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构建和今天称为“中华民族建设”的再构建过程,以及中华民族的本质等根本性的问题形成全面而完整的认知.
关键词：民族国家；国家伦理；中华民族；国民；国民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8）08－0016－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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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梦提出之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便成为国家发展目标的文化性、道义性描述方式并被广泛地运用.因此,作为“伟大复兴”主体的中华民族就被前所未有地凸显,“中华民族”概念也屡屡出现于政治文件、学术文献和媒体话语之中.尤其是党的十九大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论述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以后,中华民族便成了关乎国家治理和未来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宪法以后,中国宪法文本中没有“中华民族”概念的状况也得到根本改变.为了解决中华民族认知的深层次问题,中华民族的研究也在如火如荼地兴起.
中华民族问题在今天受到如此的关注,绝非偶然！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不难发现,国家发展历程中每当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问题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凸显出来,并受到整个社会和各种政治力量的高度关注.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中,“中华民族”概念成为了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和凝聚国民力量的有效形式,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什么在重大的历史关头中华民族问题都会凸显,中华民族构建和建设的问题都会必然地出现呢？
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并非当代中国“民族关系”、“民族问题”语境中的一般主体,中华民族问题更非一般意义上的民族问题,它有着更为深刻、丰富和复杂的内涵,是影响国家发展历史的重大社会政治现象.
纵观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华民族既是具有意识形态内涵的重要社会政治概念,更是一种将国民凝聚起来并实现整体化的组织方式,以及将国民凝聚为一个整体的机制和形式.中华民族的构建过程,蕴涵着对国民整体性的内在追求.从本质上看,中华民族的构建过程就是一个国民整合的过程,甚至就是国民整合运动.遗憾的是,在以中国特有且强势的民族话语来诠释中华民族的背景下,这一本质内涵被遮蔽了,既影响了对中华民族的全面认知,也影响了对中华民族的构建和建设问题形成准确认知.今天,在中华民族建设受到高度重视的时候,更应关注中华民族构建背后的本质和内在逻辑,促成对中华民族认知的深化.
二、中华民族概念形成与国民整体观的滥觞
国家本质上是为了适应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需要而创建的政治机制.中国早在公元前21世纪便建立了国家这样一种特定的制度框架和政治实体.夏便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国家之一.但是,在那之后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并未得到有效的组织,社会并未形成对人口或社会成员进行有效组织的社会群体形式,国家政治共同体内的人口处于一种散在的状态,并非近现代意义上的国民.国家的人口成为国民以及组织成为国民整体,都是比较晚近的事,而且是一种在外部环境影响下的被动选择.
的确,延续了近2000年的夏、商、周都是部落国家.在这样的政治形态中,一个强大的部落控制着诸多的其他部落,从而管辖着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因而形成庞大的国家政治体系.这样的国家实际上是松散的政治共同体.周灭商后,周天子分封天下,周天子虽为天下共主但原先的国家权力构架却变成了空架子,真正的政治实体是积“家”而成的“国”.秦统一中国后实行集权的统治,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政治体系,才使模糊的天下成为了以王朝统治为特征的国家政治体系,建立了基于自然经济的王朝国家.
中国传统王朝国家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家与国的同构和一体化.这一特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文化,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歌词至今还在传唱.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人口又以家的方式存在,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则由无数家集合而成.于是,国之君主便成为最大的家长,民众则成为君主的臣民或子民.在这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体制和观念之下,既没有确认国民个体地位的体制和机制,也没有将这样的个体整合为群体的体制和机制,既不存在体制形态的个体——国民,也没有体制化的国民整体.因此,民众成为“一盘散沙”的局面就在所难免.由这样的民众组成的政治共同体,虽然也曾强大并创造了辉煌,但在与近代西方高度组织化的国家迎头相撞的时候,国家由于缺乏将人口组织起来的机制而形成的松散性特征就会显露,从而导致了国家整体性力量的缺乏,于是便出现了一击即散的现象.
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以王朝为代表的国家,既通过完整的行政系统管理人口,也通过儒家伦理教化百姓,还采取朝贡、子质、土司制等方式控制享有一定独立性并具有异质性的地方政权.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下,既没有描述国民个体的概念,也没有描述国民整体的概念,在国家与民众关系方面具有规约意义的国家道义或国家伦理,核心内容就是王朝对自己臣民、子民的维护,以及民众对自己的君主及其所代表的国家的效忠,因此,仁政、爱民以及尽忠、报国成为基本的社会政治伦理规范.
战争之后,古老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这一切便难以为继了.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并作为传统农业文明之表征的王朝,在与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的直接碰撞中颓势尽显,国家随之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逐渐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为了自救图强,率先觉醒的先贤们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最终选择了以西方现代国家——民族国家——为参照物,通过现代国家构建而实现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并最终实现国家富强的发展之路.
现代文明首先形成于西方绝非偶然！这与西方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社会组织方式和国家制度——将人口组织起来并孕育国家潜力的基本机制——密切相关.首先,西方建立王朝国家后便通过王朝国家的制度机制将早先罗马化造成的同质化人口在王朝的政治构架内进行整合,从而构建了稳定的人群共同体——nation,实现了国家政治共同体内人口的组织化；其次,在民族觉醒并成为与王朝相对的社会政治力量进而与王朝形成二元对立关系的条件下,通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改造了王朝国家制度,逐渐建立了保障民族成员权益的制度框架,从而促成了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并以这样的方式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统一,建立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本质上就是一套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机制；再次,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建立起一系列保障个人权利的社会和政治机制,完善了民族国家制度体系,既巩固了国民的公民身份,也进一步巩固了国民的整体性①,形成了制度化的国民机制和国民整体性机制.在此基础上,形成于王朝国家的民族整体性的内涵、特征等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并形成了惯性释放,对国家和社会产生了持续的影响.②
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国民个体的权利保障机制和整合为国民整体——民族,以及通过一系列机制构建并维持国民的整体性,为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而对社会活力的生成和国家潜力的孕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工业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在此背景下,国民、公民、权利、民族、民族国家等一系列的概念便逐渐形成,同时也塑造了一种全新的国家道义或国家伦理.这又成为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决定着国家合法性的形成方式,从而对国家的存续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
战争后自救图强的中国人以西方国家为参照,选择了西方的民族国家制度,自然就把这一系列的机制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概念、国家伦理引入到了中国.“中华民族”的概念创制尤其是其涉及全体国民的内涵的确定,就是在此背景下实现的.在此之前,长期处于王朝国家时代的中国既无“民族”概念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当然也就没有被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国民整体.“中华民族”概念的创制是对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思想和学术回应③,是知识界、思想界自发形成的对国民整体性的追求.当然,以全体中国人为内涵的“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国民整体性的认知,从而成为国民整体观的滥觞.
辛亥革命不仅开启了中华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而且把王朝解体后从专制制度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居民加以国民化的改造和引导④,将他们一步步地引向同质化并且不依附于强权的国民⑤,随后又通过中华民国的国号、初具民族国家性质的国家制度、“五族共和”的观念等,促进了国民整体观的发展.“中华民族”概念形成后,中华民族的构建逐渐成为现实的过程.这一历史进程又把逐步形成的国民整合成为了整体——国民整体.于是,居民的国民化、从臣民到国民的转化和国民的整体化,这些在西方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和政治构建便在一个大体一致的历史进程中一步步地实现了.在此过程中,巴黎和会后国人对国民整体性认识的深化,中华民族概念的传播,新文化运动,国共两党对中华民族观念的意识形态化的推动等等,不仅促进了国民整体观的巩固,也导致了它所蕴涵的动员能力的释放；国民政府的建立,国民革命的推进,则扩大了国民观念的影响,促进了人口由臣民向国民的转化,掀起了人口国民化的；国民政府推出的许多包含着将臣民变成国民内涵的政策,以及推进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构建的措施,则不仅彰显了经由中华民族构建而实现的国民整体观的影响,也促进了国民整体性的构建.
在此过程中,从不同角度论述中华民族的著述也逐渐增多,尤其是中华民族史著作的出版,有效地拓展了人们对中华民族的认知,为国民通过中华民族的构建而实现整体化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支持.如常乃惪（燕生）的《中华民族小史》,“第一章即题为‘何谓中华民族’,分别论述了‘中华民族之活动范围’,‘中华民族之命名’,‘中华民族之起源’,‘中华民族之成分’等问题,犹以‘文化陶钅容’作为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认同之关系和基础.”⑥ 这样的情形也表明,在中华民族构建的过程中,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三、中华民族加速凝聚与国民整体性的定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持续14年的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社会政治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民族战争.在这场外部强加并席卷整个国家的民族战争中,中国人在“中华民族”的族称下凝聚的进程也在速度和程度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加强.因此,通过中华民族构建而实现的国民整体化运动也得到了快速的推进,国民整体性的自觉随之实现.通过中华民族的构建而增强的国民整体性,又在凝聚全民共识和国家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从总体上看,由中华民族构建而实现的国民整体性塑造与抗日战争的推进,这两个不同的进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一个以“中华民族”为称谓的国民整体便基本成型.
“中华民族”并非简单的学术概念,而是一个饱含社会政治内涵的意识形态概念.“中华民族”概念逐渐被从臣民转化为国民的中国人接受以后,其所产生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动员作用就逐渐显现,并对中华民族的构建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把巨大的威胁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以后,共同的威胁和共同的命运便把蕴涵于社会中的中华民族构建的力量激活和强化了,从而加快了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族称的认同,并在这个族称之下加强和加快了凝聚,国民的整体性程度因此而迅速地提升.因此,抗日战争时期既是作为一个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构建的关键时期,也是国民整体性形成的关键时期.
中华民族构建在抗日战争中的推进,是一个长期持续的渐进过程,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政治事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在民族危机日渐深重的1935年,包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全国范围内传唱,加强了国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在感受,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情绪；1936年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共两党决定停止内战,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其是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国内政治统一,破除了国民整体性形成的政治障碍；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为了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在庐山发表了《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庐山抗战声明》）,其中发出的“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的宣誓,以及“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以“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的号召得到国民广泛响应后,国民整体性的意识明显增强.凡此种种,加强了国民在“中华民族”族称下的凝聚,推进了国民整体性构建的进程.
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凝聚和觉醒及其对国家的影响,也反映在文学家的作品中.朱自清在纪念“七七”事变两周年的短文《这一天》中就写道：“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片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从前中国在若有若无之间,现在确乎是有了.”⑦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国家的整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
在中华民族构建的进程中,“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背景下,针对国内人类学、社会学学者根据中国人在文化、语言、体质上有差异而强调中国民族的多元性的观点以及相应的实践日渐突出的情况,顾颉刚于1939年在昆明的《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了《“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一文.随后,受到傅斯年在回信中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观点的影响,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文章一开始就指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⑧ “顾氏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顾氏所主持的《边疆周刊》栏目也收到不少讨论文章.”⑨ 除此之外,许多学者也以多种方式参与了讨论,从而形成了一场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个根本问题而展开的大讨论,其中也不乏激烈的争论和观点的交锋.光是针对费孝通的不同意见,顾颉刚就“连作两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分别发表在《益世报》1939年5月8日《边疆周刊》第20期和1939年5月29日《边疆周刊》第23期上.”⑩ 从总体上看,“顾颉刚、白寿彝、傅斯年他们这些学历史的,认为中国是整体的,非常反感民族学家对民族的识别；甚至认为吴文藻、费孝通他们搞民族识别,实际上是怂恿国内各民族发展自我意识,是在分裂中国,是在给帝国主义提供借口.”?輥?輯?訛 这场讨论伴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而延续了很长的时间,最终以“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占了上风和广泛传播而结束,并使“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认识得到了确立.这场讨论本质上是思想界和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的自我反思,最终实现了对中华民族的自觉和国民整体化的自觉.这对中华民族的构建,以及通过中华民族构建而实现的国民整体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构建的总体进程,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新的特点.“民族”概念引入中国之时,中国同时存在两种可以用“民族”概念指称和描述的现象：一是历史上的各个族类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日渐凝聚,一个由众多民族群体凝聚而成的整体呼之欲出；一是历史上的各个族类群体的独立性和相互间界限依然存在,从而使中国的族际关系中具有多个可以用“民族”指称的主体.为了适应这样的现实,“中华民族”概念和“中国各民族”的概念随之形成.梁启超最终通过对“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划分而作出了中华民族是国内诸族“组成的一大民族”的论断,从而使“中华民族”概念有了稳定的内涵,也包含着对“国内诸族”的肯定.此后,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构建,就出现了中华民族的构建与中国各民族的构建交织的状况.?輥?輰?訛 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少数民族的构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各民族构建的进程明显放缓了步伐.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中,强调中国民族多样性的观点并未得到赞同.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国民整体性构建的特点,尤其是由当时历史和时代主题凸显的国民整体性构建处于主导地位.
毫无疑问,在通过中华民族的构建而实现的国民整体化进程中,抗日战争是一个关键性的时期,国民的整体性塑造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如果说辛亥革命后出现了人口“国民化”的运动,那么,抗日战争期间则出现了国民“民族化”的.通过这样一个国民民族化的进程,“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便逐渐凝聚成为了一个以“中华民族”为称谓的国民整体,从而在将从王朝国家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人口定格为国民的基础上又将分散的国民逐渐凝聚成为了国民共同体——中华民族.因此,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就浮出了水面,一个现代民族已经凝聚成型.
四、中华民族的演变与国民整体性的再确认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此前就已凝聚成型的中华民族与国家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使中华民族具有了国家的形式,披上了国家的外衣,成为了现代意义的民族（nation-state中的nation）,即国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构建的完成.?輥?輱?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便以一个现代民族即国族的身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如宣告的那样：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輥?輲?訛 这也标志着辛亥革命开启的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国家.?輥?輳?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华民族构建的完成,促成了从王朝国家传统中走出来的国民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新中国的成立促成了人口由臣民向国民转化的最终完成,国民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即民族国家中享有权利的国民个体；另一方面,随着将国民整合起来的社群——中华民族——具有了国家形式,国民整体化也就具有了国家的形式和保障,成为了制度化的安排,从而为国民整体性的巩固奠定了制度基础.
不过,新的形势以及由此决定的党和国家在新中国初期的任务的落实,也将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构建再次凸显,把此前缓慢前行的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构建的进程加速推进：首先,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矛盾——民族矛盾,在新的形势下凸显为领导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政权和统一国家制度面临的突出问题,对党和国家重大政治任务的落实具有根本制约；其次,在这样的形势下,延续了自己在民族问题上已有的认识和政策,并为实现这样的政策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最后,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上,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得以确立,拥有了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权利,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
众多的历史文化群体获得了民族的地位,拥有了法定的族称,享有特定的集体权利,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以及一系列支持少数民族权利构建和维持的政策——民族政策——的实施,解决了一系列历史形成的社会政治问题,但同时也在国民整体结构的框架内构建了一套国民差异化的制度机制.关于新兴国家的“多民族国家”的自我定位,又进一步强化了这套机制.此种机制在运行和发展过程中,与国民整体性之间的张力不可避免地凸显了出来,并导致了一系列的现实矛盾——当代中国“民族问题”中的相当一部分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使二者之间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平衡,至少是将二者之间的张力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相应措施也逐渐形成并加以实施：一是提出了中华民族由各个民族组成的理论,以一种对各民族具有规约意义的方式突出了国民的整体性；二是大量使用“各民族人民”这个由“各民族”和“人民”结合而成的综合性概念,对异质性的因素进行中和稀释；三是以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方式和行政手段,调整和平衡异质性与整体性之间的张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民整体性与差异性的关系问题上,一系列政治运动所发挥的作用也需要关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并不以促成国民整体性为目标,甚至根本就没有促进国民整体性的考量,但其对国民整体化进程中出现的异质性的结构和力量起到的抑制作用却不能低估,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提出这一点,无关价值判断,只是对事实的描述.
“文化大革命”后,此前实施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得到了全面的恢复.诚然,这样的做法有特定目的和指向,其所带来的政治收益重大而突出,但也导致了始料不及的后果：这些理论和政策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促成了少数民族的发展,导致了少数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增强.在此背景下,一些民族的民族意识的意识形态化特征逐渐显现并日渐增强；西方的族际政治理论引入国内后受到了欢迎,并为一些民族的民族意识的理论化提供了支持；一些未被识别为民族因而未获得民族地位的历史文化群体争取民族地位的努力日渐突出.这些因素的出现和增强,为中国社会的异质性构建注入了新的力量.必须正视的是,促成国民整体性构建的中华民族本身,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具有突出的结构性特征.?輥?輴?訛 在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越来越实体化和国民结构中的异质性因素日渐突出的背景下,中华民族本身的虚拟化问题也日渐突显,国民整体性因此而受到侵蚀甚至是解构,对国家发展的支撑性因此而被弱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民族问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再次被突出出来.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期间发表了著名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该理论在肯定“多元”的基础上,强化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体”的存在,以及“多元”发展为“一体”的必然归宿,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了国民整体性的诉求.这是在国民性问题被长期淡忘后对国民整体性或一体性的再次正视和突出.这一理论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传回大陆后,迅速受到学界和政界的欢迎并广为传播,从而将中国人是一个整体的国民整体观凸显于主流意识形态之中.执政意识日渐增强的中国对这一理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党的十六大修改的党章,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表述.这实际上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国民整体性进行了再次确认,并为以中华民族实体化的方式来提升国民整体性的进程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多元一体”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引起国人的关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在中华民族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这一理论提出以后,一些人便纠缠于“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不仅在二者的虚实问题上展开激辩,而且提出了“多元”为实“一体”为虚的问题,进而还演绎出多种否定中华民族是民族实体的观点.在此情况下,在厘清民族国家的本质和规律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性质予以肯定,进而把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国家结合起来的创新理论应运而生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理论把中华民族置于现代国家的框架中进行论述,确定了中华民族的国族性质,强调了中华民族与其他现代民族的共性和特点,使中华民族概念有了强大的现实支撑,从而将中华民族的认知和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华民族的地位在新的理论框架中的强化,也将国民整体性问题置于一个更高的平台上,进一步夯实了国民整体性的内涵.
五、国家崛起过程中国民整体性的重新塑造
随着中国崛起的凸显,近代以来在现代国家构建和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的国民整体性问题,再一次突出出来并具有了新的内涵和特点.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国家发展也面临着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形势及由此引起的问题.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的综合实力大幅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前所未有地增强,国家的活动范围和利益已经遍及全球.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而居于世界第二位以后,国家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国家的崛起便浮出了水面.另一方面,国家发展所处的形势也空前复杂.中国的崛起已经无法遮掩地显现于世界的面前,富有智慧的韬光养晦策略难以为继,国家发展面临的阻碍因素骤然增多.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示“美国优先”以后,特朗普政府改变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倡导建立的国际秩序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所导致的后果日渐突出,国际形势空前复杂并且不确定性大幅增强,国家间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危机重重,但危中见“机”的可能性也前所未有地增加.与此同时,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在经历百年沉浮后已接近尾声,于近期内完成这种转型的势头越来越明显.综合起来看,中国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
如此复杂的形势以及在此形势下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将国民整体性问题再一次凸显出来,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具体来看,在今天这样一种复杂而危险的形势下实现国家发展宏大目标,国民整体性不仅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并且已经形成了刚性制约.首先,国民整体性是形成国家共识,加强社会团结的基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社会团结的意义是根本性的.其次,国民整体性是凝聚社会成员、孕育国家力量、增强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条件,对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再次,在现代国家把国家认同凸显为国家伦理的重要内容的条件下,国民整体性成为巩固国家道义基础、孕育国家抵御分裂主义力量的关键因素,对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巩固和稳定具有重要影响.最后,国民整体性是塑造国家形象,团结全球华人,尤其是促进两岸中国人团结的重要条件.总之,国家发展对于国民整体性的依赖性十分突出,国民整体性已经成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所必需的基础性社会政治资源,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具有数千年王朝国家历史的中国,人口曾是皇帝的臣民或子民,而非作为独立个体的国民,因而并没有形成国民整体性的传统.近代中国的国民整体性是一步步地构建起来的,并且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机制来维持和增强.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消解或解构国民整体性的因素也不可避免地生长起来,对既有的国民整体性及其维持机制形成了挑战.从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来看,抵消国民整体性的因素中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在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成员越来越实体化的背景下,一些民族的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在朝着意识形态化的方向快速发展,甚至出现了意识形态动员的行动；二是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分化长期持续的条件下,社会分化功能持续释放并形成了累积效应,从而导致利益诉求多样化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问题逐渐突出；三是在国家发展的外向特征日渐突出和外向化程度大幅提升的背景下,国民全球移动的规模迅速扩大,移居国外的人口大幅增加,从而使国民的居住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四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近年来呈现增多的趋势,随着移入人口数量的增加,来自特定国家的移入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抱团的问题也逐渐突出,并出现了聚众成族的趋向.
这样的现实情况表明,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现实状况来重新塑造国民整体性,已经成为今天国家建设、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在既定的国民整体性和相应的维持机制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发展的目标和要求以及新的形势提供的条件和机遇重新塑造国民的整体性,是今天国家发展和实现国家目标进程中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今天,加强国民整合和整体性建设的有效形式,仍然是中华民族建设.中华民族的构建和凝聚,是中国近代以来实现国民整合的有效形式,也是今天国民整合中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中华民族与国民整体性之间内在和本质的联系表明,对中华民族的强调和推进中华民族建设,都包含着塑造国民整体性的内涵.
2012年十八大后不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便成为国家发展目标的描述方式.此后,中华民族问题便以前所未有的频度、广度和深度凸显于当下中国的历史舞台.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已经成为时代课题.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更是不仅频繁使中华民族概念,而且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明确要求,把中华民族的建设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对国民整体性的诉求作出了有力的回应.
安德森那个“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著名论断,揭示了“想象”对民族的形成和巩固的意义.如果国民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共同体,他们就会以共同体的方式存在并加强内部的凝聚.反之,如果他们朝着其他方向去想象,这样的共同体就无法形成也无法维持.因此,引导和促成全体中国人朝着中华民族一体的方向展开想象,而不是朝着其他方向去想象,是中华民族塑造或建设的关键所在.然而,影响中国人朝着自己是一个整体的方向想象的核心问题,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标志,是中华民族意识的巩固.因此,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及其牢固的程度,是衡量中华民族建设成效的标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抓住了中华民族建设的根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抽象的命题,而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政治任务,需要一步步地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和政治建设当中.在现有的条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键是要用好三种资源：一是意识形态资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造,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内涵,许多工作都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今天的中国,执政党掌握着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用好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有了强大的引领.二是行政资源.行政资源即国家的行政力量,具体表现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华民族之所以会走向虚拟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中支持中华民族实体化的力量明显不足,无法有效抵消解构中华民族的力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重大决策提出的今天,通过相应的政策来推动具体的行动,定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三是历史文化资源.将中国人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因素,要么直接来自于历史和文化,要么与这样的历史文化直接相关.因此,挖掘和利用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来塑造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和巩固的基础.在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与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充分挖掘和利用丰富的中华历史文化资源,塑造一种巩固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意识就有了牢固的基础.
今天,推进中华民族建设并以此来实现国民整体性的塑造,也面临着中国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所提供的难得的机遇.今天的中国正在实现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此目标的实现已经指日可待.随着这样的文明转型的实现,那些将国民塑造为多个民族的基础性因素——生产方式——正在被新的因素所取代,尚未被取代的旧的生产方式也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了.与此同时,将国民向同质化方面推动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正在快速地发展,这些因素对国民的塑造功能又在代际交替加速的条件下被放大.这就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就以及国民整体性的塑造,提供了难得和有利的条件.在此条件下自觉、主动地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必将为中华民族建设注入强大的动力,并将国民整体性大大向前推进.
六、结论与讨论
中国在选择了以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的构建来促成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发展道路之后,尤其是辛亥革命终结王朝国家以后,如何将王朝国家分散化、异质化的人口整合为国民整体的问题就横亘在国家发展的道路上.从现代文明形成的实践来看,将散在的国民整合为一个整体,以此来凝聚国民共识和国家力量,是现代国家构建和由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的客观要求.而古老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中的国民整体性塑造,是通过中华民族构建的方式实现的.
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的“民族”（nation）概念被引入中国以后,促成了“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当“中华民族”概念被定义为“合国内诸族为一体”的人群共同体以后,它便具有了将国民整合为一体的内涵,并被作为塑造国民整体性的资源来运用.此后,中华民族的构建便与国民整体性构建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了一起.中华民族的构建,一方面为民族国家的构建塑造了有形支撑,另一方面又以中华民族的形式实现了对国民的整合和组织,既巩固了人口的国民身份,又为现代文明在中国古老土地上的生长提供了土壤.
中华民族构建将人口的国民化和国民的整体化这样两个西方国家并不完全同步的进程合并推进,既实现了人口由臣民向国民的转化,又实现了国民的整体化.中华民族构建在历史紧要关头的凸显,本质上就是对时代所提出的国民整体性要求的回应.中华民族构建的现实过程,蕴涵着国民整体性的价值诉求和内在逻辑.中华民族的构建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以及现代国家的构建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因而在中国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今天中国正在快速地崛起,既要实现国家崛起的目标（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又要完成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而当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构建的世界格局和秩序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崛起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在这样的时候,国民整体性的意义前所未有地凸显,也将塑造国民整体性的问题凸显于历史舞台的.在此背景下,应加强中华民族的建设,充分发挥中华民族这个特定的现代社群形式的整合功能,挖掘和运用国民整体性资源,以促进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通过中华民族的建设来重塑国民整体性——基于认同而形成的整体性,应该成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进程中重要的社会政治工程.
当代中国具有强势的民族话语体系,受其影响而将中华民族问题纳入到这样的话语体系中述说在所难免.但是,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民族研究限于少数民族”?輥?輵?訛.这样的研究内涵决定了其视野是特定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话语当然也是特定的.但是,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演变,是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其背景和内涵都十分宏大,用狭隘的视野将其作为一般的民族现象或民族关系的一般主体来认知和界定,就无法对其形成完整的认知.只有将其置于历史长时段中进行考察,方能形成全面而准确的认知.?輥?輶?訛 跳出当代民族问题研究的视野,将中华民族的构建和发展置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进程中来研究,才能看清中华民族问题的全貌并抓住事物的本质.在中华民族的内涵已经充分体现的当下,对中华民族和推进中华民族建设的认知,应有更高的站位、更大的视野.
注释：
① 这样的整体性就集中表现在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上.由作为社会群体形式的民族实现的国民整体性,并非正式组织中刚性化的整体性,而是一种基于认同而形成的共同的心理、共同的意识、共同的命运的整体感.
②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口成为国民,国民又凝聚为一个整体,是由一系列的机制构建并维持的.其中,作为人群共同体的民族的成员成为国民,在国家政治体系中拥有平等的权利,因而具有同质性,进而又通过保障国民权利的机制而促成了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并在认同的基础上凝聚为一个整体,是关键性的内容.
③ 有学者指出：“梁启超率先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因为一方面要维护大清帝国遗留的族群和疆域,另一方面要顺应当时国际上所谓‘民族国家’潮流.因为当时世界趋势是建立‘民族国家’……为了符合这个‘民族国家’的模式,就要塑造整个的‘中华民族’.”葛兆光：《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
④ “国民”概念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等重要政治概念中的运用,体现了人们对“国民”概念的认知,实际上这也是人口由王朝君主的臣民向国民转变的过程在思想上的反映.这样的观念以及逐渐形成的机制为国民的整体性构建,即中华民族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⑤ 对于长期处于王朝国家时代的古老中国来说,人口的国民化对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进程来说是关键性的一步.作为一种制度化机制的国民个体的形成,为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创造了条件.在人口是依附于王朝的臣民的条件下,包括经济组织在内的现代社会组织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⑥ 黄兴涛：《重塑中华民族：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6页.
⑦ 朱自清：《这一天》,载《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5页.
⑧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 《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
⑨⑩ 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輥?輯?訛 葛兆光：《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
?輥?輰?訛 关于中国近代的二重性民族构建进程,可参阅笔者的《中国民族构建的二重结构》,载《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
?輥?輱?訛 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历史上各种族类群体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形成的,与历史上的族类群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与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族类群体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今天的中华民族就是历史上众多族类群体发展演变的结果.
?輥?輲?訛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名言已为世人熟知,其实,在同一篇讲话中还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载文献研究室编：《民族工作文选》,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輥?輳?訛 我国学术界、理论界常常把民族国家理解或界定为单一民族国家,进而把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对立起来.其实,把民族国家界定为某个民族的国家,认为民族国家是单一民族国家,不过是民族主义的诉求,由此形成的理论和判断并不是对民族国家的科学界定.从人类国家形态演进的过程来看,民族国家是国家形态演进中的一个阶段,也是近代以来主导性的国家形态以及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而“多民族国家”的说法,不过是基于一个国家内民族结构的复杂性而做的一种界定,并不是对国家形态的准确界定.纵观世界国家形态演变的进程和历史,并不存在“多民族国家”这种国家类型.
?輥?輴?訛 关于中华民族的结构和特点,可参阅笔者的《中华民族的性质和特点》,载《学术界》2015年第4期.
?輥?輵?訛 费孝通：《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载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輥?輶?訛 历史研究长时段理论的倡导者布罗代尔说过：“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他还指出：长时段的历史—结构是人类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它以半个世纪、一百年、二百年的时段为基本量度单位,是人类深层持久、恒在的结构.在这种时段中,人们可以观察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结构的变化.［孙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及其评价》,《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作者简介：周平,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昆明,650091.
（责任编辑 刘龙伏）
民族论文参考资料：
点评:上文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内在逻辑和国民整体性和中华民族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民族本科毕业论文民族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