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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论文范文文献 与异曲同工:中外两种明代藩府刻书成果比较类论文范文检索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研究成果范文 类别:职称论文 2024-01-19

《异曲同工:中外两种明代藩府刻书成果比较》

该文是研究成果相关论文范文检索跟异曲同工和研究成果和中外两种有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宋光宇,何朝晖

摘 要 中国学者陈清慧的《明代藩府刻书研究》与法国学者热罗姆·凯卢埃甘的《为声望而刻书?明代藩府出版业和出版物》均是研究明代藩府刻书的成果.陈清慧主要利用文献学方法研究藩府刻书的概况以及藩府刻书在内容、时间、地点上的规律,着眼点在于物质形态的“书”;凯卢埃甘从书籍史角度,将藩府刻书置于宗室的社会和文化史大环境下,围绕藩府刻书的动因、来源、过程、主体、流通等论述.文章比较两书,以管窥中外学者在藩府刻书研究上的同异.

关键词 明代宗藩 藩府刻书 书籍史 出版史

引用本文格式 宋光宇,何朝晖. 异曲同工:中外两种明代藩府刻书研究成果比较[J]. 图书馆论坛,2016(9):71-78.

朱元璋建立明国后,为巩固江山,大规模分封,藩王“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明成祖以藩王之身“靖难”而有天下,对藩府防范愈严,藩王领兵、参政之权大受钳制.自是藩王宗室,或优游卒岁,沉溺于声色犬马;或“述学继前修”,刻藏书籍.除赐书外,又收罗民间藏书,择其善本、秘本加以雕椠,于是明一代藩府刻书、藏书蔚为壮观,超越历代王朝.明代藩府刻书校勘精审、版印精湛、纸墨精良,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笔重彩.

明清各家书目,如周弘祖《古今书刻》、高儒《百川书志》、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朱睦?《万卷堂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徐?《徐氏家藏书目》、叶德辉《书林清话》和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等皆著录藩府刻书;许多文献学和出版史的研究著作,如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论》、张秀民《中国印刷史》、陈彬龢、查猛济《中国书史》、傅璇琮《中国藏书通史》等设有明藩刻书的章节;有关藩府刻书的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台北昌彼得的《明藩刻书考》[1]是较早的专门研究藩府刻书的文章,考论较为详尽,对明藩刻书时代背景、诸藩刻书梗概、特点、影响以及书目收录情况均有所涉及,并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列举所见藩府刻书.曹之《明代藩府刻书考》、徐庄《明代的庆藩刻书》、刘蔷《明代晋藩刻书研究》、郭孟良《试论明代宗藩的图书事业》、《明代中原藩府刻书考论》、余述淳《明代藩王的著书与刻书》、何槐昌、沈雅君《明代藩府刻书》、罗凤莉《明代藩府刻书概述》和于蕾《明代湖南藩府刻书》等从不同角度对藩府刻书予以论述.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亦有论及.

南京大学博士陈清慧的《明代藩府刻书研究》[2]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13年7月出版,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分为上编和下编两部分.上编是明藩刻书总论,主要介绍明代的分封制及其影响、明藩的学术文化成就、明藩刻书的概况以及刻书的时空规律、内容规律等;下编主要是明藩刻书的个案研究,对宁、周、代、吉、晋、鲁等藩的刻书以不同的角度进行考论,并于结论中归纳明藩刻书的地位、价值及影响.陈书最大的特点是资料占有丰富,在参考众多论著、古籍书目和藩府刻书的基础上,对明藩刻书作了横向和纵向的论述,并以列表的形式列出583种藩府刻书的主要版本信息,观之可见明藩刻书之全貌.

对明代刻书的研究是西方汉学界近年来兴起的中国书籍史研究热潮的重要课题.继贾晋珠(Lucille Chia)较早在其研究成果《明代藩府出版物:私刻书的一个特例》(Publications of the Ming Principalities:A Distinct Example of Private Printing )[3]中从书籍史的角度对明代藩府刻书详加探究之后,热罗姆·凯卢埃甘(Jér me Kerlouégan)的《为声望而刻书?明代藩府出版业和出版物》(Printing for Prestige?Publishing and Publications by Ming Princes )[4-7]在荷兰博睿(Brill)出版社出版的期刊《东亚出版与社会》(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 )上于2011- 2012年分4期连载,“意欲通过对大约240种藩府刻书的研究,探求藩王与助其刻书的文人之间的关系”[8].在开篇简介之后,前3期分述藩府刻书的概况(包括藩府刻书的时段和数量、主题和定义、藩府刻书举例、明代宗室概况、藩府刻书与朝廷的联系、藩府刻书的来源及其代际继承性等)、藩王与文人的关系(包括与王官、学者、赞助人、当地文人的关系及其自身素质的讨论)、藩府刻书类型(包括自著、翻刻前人作品、翻刻司礼监刻本和之前刻过的藩府本等)、藩府刻书的工艺、目的、在明代乃至后世的地位等6个部分,大体按照确定刻本内容到付诸实践到流通的结构详细介绍明代藩府刻本,并在第4期附录了许多图表,如藩府刻书时间分布图、藩府刻书表(按省份和府系细分)、有刻书记录府系的地域分布图、藩府组织结构表、藩王字号堂号表.陈书和凯作在研究角度、方法和重点上存在明显的差异,通过两部著述的对比分析,可以管窥中国学者和西方汉学界对“藩府刻书”研究的共性和个性.

1 研究角度和方法

关于明代藩府刻书的定义,陈清慧将其定义为“泛指有明一代各藩府亲王、郡王以及其他皇室支属所雕刻、监刻或主持刻印的书籍,包括刻本、活字印本、拓本和抄本”,并特别提到“之前或有旧版流传而明藩重印,入清而后明室后裔零星刻印之书,或仍有以藩府版修补重印及别有据藩府本翻刻者,均不在研究之列”,严格限制研究对象(藩府刻书)的范围[9].凯卢埃甘则认为一部书的刻印地点和时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是否是“藩府刻书”:就地点来讲,如果以藩府书版(也许经过买卖)在藩府外所印的书且用于商业流通,严格来说不能称为藩府刻书;就时间来说,藩禁政策放松以来,藩府成员为了谋生逐渐融入社会,从事“四民之业”,此时他们多是作为刻书的参与者而非领导者,这样的刻本能否称为藩府刻书有待商榷.要准确地定义藩府刻书,“超乎物质标准之上”,需知道“在藩王刻书的时候,他是以文人还是宗室的身份来构思他要刻的书的”[10].他列举朱谋参与刻梓的《水经注笺》《蔡忠惠公文集》二书作为例子,朱谋的藩王身份似乎被刻意淡化了.凯作并未对“藩府刻书”给出确切的定义,而是试图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一篇文章中界定“藩府刻书”的概念与一个对版本学有涉猎的人想要鉴定一部书是否是“藩府刻书”一样,都需要多方面考量,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两位学者对藩府刻书的论述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各自独特的发现,但两人在论述时侧重点有所不同.诚然,篇幅不同是陈书与凯作侧重点不同的原因之一,但更深一层的原因应是学术思维的差异.这一点在二者对个案的论述中尤为明显:都提到了吉藩长史谢汝韶主持刊刻的《二十二家子书》,凯作欲借此例说明藩府中的长史等官员对于藩府刻书文本选择的影响,围绕此书叙述了谢汝韶生平、底本来源、作序者、刊刻时间、书籍内容、各部分的刊刻顺序及流通情况;而陈书在集中介绍此刻本时,除谢汝韶生平外,主要阐述其版式、刻工、序跋责任者、文本异同、文献价值、校勘细节等.可见陈书的研究集中于目录编纂、版本研究、训诂学、印刷技术史、书籍收藏和校勘等领域的资料加工,注重对藩府刻书信息的详尽搜集及整理;而凯作对此刻本论述的初衷在于解决特定书籍出版及流通领域的问题,注重对藩府刻书背景、过程的分析.

从两位学者对藩府刻书不同角度的论述,可以略见中西学者在藩府刻书上研究方法的不同.关于藩府刻书概念的界定,陈书相对严谨,而凯作较为开放.陈书更多是从传统书目文献的角度研究作为物质形态的古籍,重点在于“文本”“版本”;而凯作则本着“书籍是社会的产物”的观念,将书籍看作“媒介”,从建立在多种研究取向之上的书籍史角度围绕古籍的流通及与刻书有关的主体进行研究.对文本、版本的研究是基础,而通过对书籍出版、流通的研究来探讨当时的社会与文化发展,亦不失为独到的研究角度.

2 藩府刻书的数量、性质、特点和目的

在统计明代藩府刻书数量时,陈清慧主要以张秀民《明代藩府印书表》统计的430种藩府刻书为基础,参考各类书目和《古代版印通论》《明代版刻综录》《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等著述,以及台北汉学研究中心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书,增补127种,共统计出583种藩府刻书并列出版本信息.凯卢埃甘则目验了中国、日本、美国等富藏藩府刻书图书馆的240种藩府刻书,并详细著录了其目验的藩府刻书信息[11].他认为,在统计藩府刻书的数量时,除了各种和私家书目,藩府自己编订的书目、藩王们作序跋的数量、地方志和史书也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同时,推测亡佚的藩府刻书的数量与现存的数量至少相当.相对来说,陈书占有资料更为丰富,数量更加详实;而凯卢埃甘所指出的此前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部分藩府刻书也值得重视.

关于明代藩府刻书的性质,陈清慧认为藩府刻书的主体是诸藩,不属于明代官制体系,非政府出资,自编自著等特点与官刻不符,反而较为符合家刻本不为逐利、多善本、内容丰富、多牌记和题跋识语的特点,所以倾向于认为藩府刻书是家刻本.凯卢埃甘认为藩府刻书与朝廷仅是“微弱的联系”,“在书目里并不著录藩府刻书,藩府刻书和内府刻书几乎没有任何精神和物质上的联系,且藩府刻书的内容和朝廷几乎没有重合”[12].这样看来,凯卢埃甘亦不赞成将藩府刻书归为官刻本.同是西方汉学界对明代藩府刻书的研究者,贾晋珠在《明代藩府出版物:私刻书的一个特例》(Publications of the Ming Principalities:A Distinct Example of Private Printing)中明确将藩府刻书归为私刻书.凯卢埃甘认为,从刻书资金来源看,藩府刻书更像是官刻(因为藩府刻书的资金乃至俸禄都是由朝廷负担的);但从刻书机构的组织形式和刻书题材的选取看,藩府刻书又有某些私刻的特色[13].虽然两人的结论有相似之处,然而得出结论的方式截然不同,陈书多聚焦书本身的特点,而凯作倾向于从藩府刻书的产生过程进行考量.

对明代藩府刻书的特点,陈清慧从底本多宋元善本、多自著自刻的原始刻本、校勘精审、内容丰富、装印考究、书画多精品等方面评估了藩府刻书的版本、文献和艺术价值;凯卢埃甘则认为从艺术价值看,藩府刻书很少采用复杂的工艺,在工艺上亦有保守主义倾向,很少应用当时兴起的铜活字、套印法、版画等技术,因此藩府刻书很少有套印本,其目验到的只有一部活字印本.虽然如此,藩府刻书有许多是纂图本,且大多数藩府刻书与明版书版式的主流保持一致.从文献价值看,有些藩府财力雄厚,刻下了大部头书籍,他们是明代丛书编辑的先驱.大多数藩府刻书校勘精审且很漂亮,但也有一些粗制滥造的.凯卢埃甘认为,总体而言,藩府刻书难以媲美内府刻本.和陈清慧一样,凯卢埃甘特别提到藩府刻书中法帖和画谱的独特价值.

对明代藩府刻书的目的,陈清慧未作详细阐述,然而从相关表述中归纳发现,基本上包括藩禁政策下的韬光养晦和自身对刻书事业的兴趣.凯卢埃甘则列出了除以上两种之外的多种目的,如赠送(赐给王官和地方官员,但主要是赐给宗室成员)、进献(给朝廷,并非惯例)、满足宗室对某些书籍刊刻的要求、为封地代言、地方上的庆典需要、对坊本质量的不满、肉体受到禁锢转而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保存传统文化、通过立言洗刷污名、教育子孙[14].

另外,陈书在总结晋藩的藏书印和藏书楼时,总结其藏书印有“敬德堂图书印”“子子孙孙永宝用”“晋国奎章”“道济书府”“晋府书画之印”“清和珍玩乾坤清气”等,但笔者在查阅晋藩藏书相关资料时,发现常用的藏书印还有“晋府图书”“王国文学书记”等.同样,陈书在记录晋藩藏书楼时记录了宝贤堂、志道堂、虚益堂、养德书院,而据现存的书目和史料记载,晋藩的藏书楼尚有敬德堂、尚贤书院、文思堂、明德堂、宝善堂等[15].凯卢埃甘的著述虽然有大量例证,但有些例证的选取和论证有待商榷.比如,凯卢埃甘提到有些藩王刻书是为了通过这样的“雅事”来令朝廷对自己“劣迹斑斑”的印象有所改观,朱彦汰主持刊刻《雪峰诗集》即是为此[16].虽然朱彦汰确曾因“讦阴事”而被革爵,且在被革爵期间刊刻《雪峰诗集》,但没有史料证明朱彦汰此举是为了“洗刷污名”.

3 藩府刻书的时空、类型分布规律

在分析明代藩府刻书的时间规律时,陈清慧分为四个阶段:(1)起步时期:洪武至天顺;(2)发展时期:成化至正德;(3)全盛时期:嘉靖至万历;(4)趋于式微时期:泰昌至崇祯,并分析了每个阶段刻书活动盛衰的原因.而凯卢埃甘和陈清慧的划分方法略有不同,大致分为起步期、停滞期、兴盛期及衰退期.然而他并未定下明显的时间界限,第一个时期主要的活跃者是第一代藩王朱权、朱橚、朱栴,以及明朝第二代藩王、著名戏曲家朱有燉,虽然他们的书籍绝大部分已经亡佚,但为后代树立了模范;第二个时期为15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藩府刻书像所有的出版活动一样(除了内府刻书)处于几乎停滞的状态,直到15世纪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才开始复苏;第三个时期处于16世纪,也就是陈清慧提到的嘉靖至万历时期.凯卢埃甘同样认为这是藩府刻书活动的全盛时期,然而两者的差别在于,陈清慧认为藩府刻书的巅峰期约是1520-1620年的100年,而凯卢埃甘认为当在1520-1580年之间的60年.这也许与两人对藩府刻书定义的差别有关,即凯卢埃甘认为许多在明末虽由藩王参与出版却不占主导作用、与其所属宗藩没有必然联系的刻本不能被算作藩府刻书.同时,陈、凯二人都注意到了明藩刻书与明代整个刻书业之间的关系,即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凯卢埃甘认为,藩府刻书兴起并繁荣于晚明商业出版兴盛之前,它和政府出版的兴衰轨迹基本一致.藩王作为出版者在明初即开始活跃,在明代出版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在商业出版开始繁荣的17世纪,藩府刻书衰退了[17].陈清慧亦有相似的结论[18].

关于藩禁放松的影响,陈清慧和凯卢埃甘亦有不同的观点.陈清慧认为嘉万年间藩禁政策的逐渐宽松,特别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宗室科禁的解除“为藩府成员提供了从事学术文化事业的外在助动力,拓宽了他们发展才能的空间……藩府宗室在文化学术上的人才至此蔚为大观,各领域的学术文化成果也逐渐引起世人瞩目……这无疑有利于藩府刻书活动的全面繁荣,有利于藩府刻书活动的全面发展”[19].而凯卢埃甘则认为,之所以在16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帝国历史中,藩府的声望衰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宗室人口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带给帝国的财政压力,于是采取政策让宗室融入“平民社会”,在客观上造成宗室世俗化,结果到17世纪宗室影响力不断削弱,不再在明代的出版业中扮演重要角色[20].笔者较为赞同凯卢埃甘的观点,因为从现存的藩府刻书的数量看,嘉靖年间为169本,隆庆和万历年间骤减为27本、75本[21],略去年数不长的隆庆不提,嘉靖皇帝在位45年,万历皇帝在位48年,万历年间藩府刻书数量不及嘉靖年间之半,而万历年间正是藩禁松弛、宗室科禁解除的时候.史载嘉靖八年(1529)宗室载属籍者8203人,隆庆时期增长到28924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猛增至15.7万人,万历四十年(1612)暴增至60万人[22].虽然宗藩数量庞大,但嘉靖到万历年间确是明朝国势由盛转衰的时期.嘉靖年间宗室人员较少朝廷尚可负担,万历年间宗室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朝廷已然捉襟见肘,贫宗日繁,又不能自食其力,时有冻馁至死者,朝廷不得已放松藩禁,“其亲近疏远者,无禄而贫困者,或各听其便……”[23]从刻书数量看,因贫困而从事四民之业的宗室“无恒产而无恒心”,不再热衷于刻书.

就明藩府刻书的地域分布规律,陈清慧认为集中分布在江西、河南、湖广、山西、山东、陕西与四川,这些地方也是藩府最集中的地区.藩府刻书集中地区与明代刻书业发达的地区并不一致,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军事上,皇帝为防止藩王作乱,所置藩府往往远离京师;经济富庶地区要首先满足的税收需要,所以藩府多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藩府所在地往往有一定的文化底蕴,而地域文化又影响了藩府文化进而影响到刻书.明代中后期军事化城市向商业和文化型城市转型的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刻书业的繁盛.凯卢埃甘在“明宗室的历史”部分亦简要提到了藩府刻书远离明代刻书中心的情况:“刻书的藩王大多在城市,但除了开封、西安、成都外,都不是在大城市,远离帝国主要的商业和出版中心”[24],但未作详细的论述.

关于明代藩府刻书的内容,陈清慧认为是经史为辅,子(医、艺、儒道释)集(戏曲小说)为主,就集部而言,一般是刻藩王自著、乡贤之作和王官之作.之所以经史之书刻梓不多,一方面是由于明代经学发展的衰退,更主要的原因是藩府在藩禁政策下的特殊境遇.凯卢埃甘认为藩府刻书多以藩王自己的文集为主,也会翻刻前贤和乡贤的作品,这点和陈清慧的结论基本一致.藩府刻书回避了地方志、政府手册、军事著作、律令、通俗文学①等方面的著作,而且凡是对商业出版来说有利可图的出版物,藩府都不刻.凯卢埃甘认为“藩府不刻这些书的原因不言自明,作为王族和上层精英,作为有修养却远离官场的群体,他们自然选择明哲保身不陷入政治漩涡,而又不去触碰‘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学”[25].不陷入政治漩涡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宗室被明令不得应举,于是藩府刻书很少出现所谓的举业书;另一个表现就是藩王署名出版的都是主流作品②[26],此外,陶渊明等作者以隐逸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也是他们所乐于刊刻的,这不能不说是在藩禁政策下谨小慎微,向朝廷显示恭顺和无意涉政心理的表现.相应地,正因为紧跟主流而不是时代潮流,许多藩府刻书一定程度上是“过时”的.在明代心学大盛时期,藩府刻书往往恪守程朱,不敢逾矩,这与他们的复古倾向不无关系——反对宋儒对经典的过度解读.复古思想和保守主义不仅体现在印刷技术和经学书籍上,也体现在藩府所刻的科技书籍上.比如,楚藩所刻的《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早在金元时期就已经被另一部《本草》取代了③.同时,藩府刻书也与下层民众的阅读品味保持距离——藩府刻书所刻基本都是上层文人的作品,既刻名著,也会刻鲜为人知的著作,多是地方上小有文名的作者——当然这些作者也许在当时名噪一时,只是不显于今,这对保存文献功莫大焉.同时陈清慧和凯卢埃甘都注意到,在藩府刻书中,琴棋书画、唐诗、方士、药学之书很流行.凯卢埃甘特别提到藩府刻书中有很多宋代的金石碑铭目录,这在宋朝和清朝很常见,在明代却比较罕见,这些珍贵的资料可以弥补明代金石学研究之缺.凯卢埃甘还提到,就刻书的内容来说,藩王除了刻自己的文集和乡贤作品,很大部分是在翻刻前代的作品,而藩王在翻刻前代作品时,“通过设计新的结构,添加新的内容,给古籍以新生”[27].在底本方面,藩府刻书有一些以司礼监刻本为底本,这些司礼监刻本往往是通过御赐、朝会、新置藩府嘉奖以及请求献书等方式得到.最后,藩王还会刻梓宗约一类的书,用以教育后代,如朱勤■的《王国典礼》至今仍是研究明代藩府运作及其历史的重要资料.

陈书对藩府刻书的时间、地点、内容规律都有详细的论述,而凯卢埃甘对刻书时间、地点规律的论述相对简略,但对与刻书内容有关的文字资料论之甚详,认为“他们留下的笔墨成为今天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活动和想要传达给他人的信息的重要资料”[28],“这些刻书的内容不仅反映出藩王的品味,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藩王的日常活动和爱好”[29].尽管陈书与凯作都对刻书的内容倾注了较多的关注,但他们的关注点依然是不同的,陈书侧重于从宏观上分析藩府刻书内容的分布特点,凯作则更加注重细节;并且,相对陈书的严谨而客观的陈述,凯作在描述时更注重在行文中保留自身的主体性和问题意识.

4 对刻书相关主体的论述

对明代藩王的描述,陈清慧主要沿用昌彼得的说法,即“下焉者以声色犬马自娱”“上焉者则右文刻书”,把明宗室分为两大对比鲜明的群体:一个是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的社会寄生虫;另一个是寄情山水,陶冶文章,为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以文人身份闻名的藩王.凯卢埃甘则认为藩王更多是矛盾的综合体:“藩府刻书活动和他们寡廉鲜耻,饱受争议,穷凶极恶的名声似乎很不相称,但后者有助于我们了解前者.”[30]《明实录》充斥着藩王在地方上暴戾恣睢的影子,许多藩王综艺术文化修养和违法乱纪于一身.许多留下文集的藩王如徽藩的朱厚爝、朱载埨,辽藩的朱宪■等皆声名狼藉,犯下的罪行甚至累及宗族[31].笔者认为,不妨采用庞朴“一分为三”的观点来看待:这些藩王中确实有陷入政治漩涡和不学无术的宗室成员;也有像朱睦■、朱载堉这样身份相对单纯,以文名流传后世的“文人藩王”;还有像上文提到的集矛盾人格于一身,一方面为非作歹,一方面却希望通过刻书这样的“雅事”来换取声名的藩王.对于明代藩王的文化素养,陈清慧基本上支持叶德辉的观点,即“大抵诸藩优游文史,黼黻太平.修古好学,则河间比肩,巾箱写经,则衡阳接席”,认为藩王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凯卢埃甘则认为藩王常让生员编辑他们的作品,也许意味着他们不能胜任这个工作,藩王可能从未阅读过所刻之书,只想留名以获得声望.确实有些藩王能写出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且大多数藩王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但并不足以被称为文人,如果藩王故作文人姿态,有时反而会遭到文人的嘲弄.另外,藩府中的宗学并没有显著地提高藩王的文化素养,它只是一种制度化的象征,这与陈清慧提出的“宗学教训专重德行”并无经世致用之学的观点基本一致.尤为有趣的是,凯卢埃甘引用多米尼加教士克鲁兹对宗室成员的描述:“因为他们缺乏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并且被给予优裕的生活,他们往往很胖,多是性情中人,和蔼而友善,情商很高,很有礼貌和教养.”[32]

对于明代宗藩与王官之间的联系,二人有着不同的观点.陈清慧认为:“虽然各王府内设有隶属于明代官职系统的各类王府官员,并且在明代的藩府刻书活动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他们大多是参与其事而已,对于明代藩府刻什么书,选用什么样的版式等等都无决定权,明代藩府的刻书从内容到形式,都由藩府成员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实际需求决定.”[33]凯卢埃甘则认为,王官往往与藩王过从甚密,虽然暗地里肩负着监督藩王的重任,而且有些时候关系紧张,但由于相似的境遇,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关系是亲密友善的.王官不仅仅参与刻书,还一定程度影响着刻书的内容.比如,吉藩长史谢汝韶编辑的《二十二家子书》由吉藩崇德书院刊刻(此事在陈书《吉藩刻书与〈二十二家子书〉的编刻》中有详述).刘国瀚在秦藩任教授时完成了著作《记事珠》,但刊刻半途中断,与其友善的周藩朱同鏆承诺为其完成未竟之业.有时藩府的文人会为藩府提供一个刻书项目,如为衡府服务的袁袠的外甥推荐衡藩刊刻了《衡藩重刻胥台先生集》,几乎没作任何改动.凯卢埃甘还认为,王官和藩王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王官在为藩王编辑书籍时可以进入藩王的藏书楼.长史、纪善、伴读、教授、良医、审理、太监等都可以参与刻书.总之,王官和藩王之间存在一种服务交换的关系,王官是藩王的老师、朋友、刻书事业的协助者,甚至遗作的校订者;而藩王以出版王官(或其亲属)的作品作为报答.同时,两人都列举了藩府所刻的王官著书.

对于明代宗藩与封地文人和官员之间的联系,陈清慧在藩府的文化活动中,将之概括为“延纳名士,彼此以诗文相和”[34];凯卢埃甘则详细论述了藩府和地方文人和官员之间的联系.虽然朝廷严禁藩王与当地的军政官员有任何联系,但藩府在封地有着重要的地位,府邸常常和衙门相对,离试场也不远,所以藩王和官员、文人并没有社会和文化上的隔阂,他们会在新兴的建筑中集会赋诗——这些交游对藩王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要与当地官员保持友好,向朝廷传达积极的动向信息,以此获取皇帝的嘉奖.藩王和文人之间也会采用赞助的方式合作,藩府为文人提供食宿,文人则作为门客为藩王,许多藩府刻书的序跋是由当地官员和学者来撰写,如果是有声望的学者,更能提高藩府的声望.凯卢埃甘还认为,和藩王关系最紧密的文人是当地文人,藩王有时会和他们结姻,郡主嫁给当地文人的儿子,宗室取当地名门的女子作为配偶,而联姻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藩府刻书.作为回报,当地文人会和藩王互通信件,为藩王贺寿、贺年,进献诗作,为藩王的妻、妾、女儿、官员甚至宦官写墓志铭,当然这些写作都是格式化的.此外,当地文人也会为藩府刻书撰写序跋,而藩王也会让当地的文人去做一些技术含量不高却相对繁琐的工作,因为藩王本人对作品的预期不高,因此由二流文人完成足矣.相应地,藩王常通过出版当地文人的作品作为酬劳.

对于刻书主体,陈清慧只在“明代诸藩的学术文化活动概述”一章中对宗室成员作了比较集中的论述,在其他章节只是点到即止;而凯卢埃甘则论述了包括藩王、王官、地方文人和官员、地方生员、宗室成员(主要是刻书事业的代际继承,藩王去世后其后代和遗孀会为其完成未竟之业)、后世书商等编辑出版主体.由于凯作的核心在于“探求藩王与助其刻书的文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陈书论述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人文学术的气息较浓厚,那么凯作则隐隐透出了对明帝国“士人文化”的关注和对围绕藩府刻书的社会关系的把握.

5 结语

从两位学者对藩府刻书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两位学者在中国刻书史研究上的不同之处:

(1)陈书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理论和古典文献学的影响较深,注重在古籍本身的研究基础上,对前人观点的梳理和对特定规律的总结;而凯作遵循“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以及与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35]的书籍史研究方法,更加重视细节的呈现.

(2)陈书在研究时较为注重研究对象本身,对“书”本身的关注贯彻文章始终;而凯作在论述时注重对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等的综合性研究,而且在研究时往往带着很强烈的问题意识.

(3)陈书研究古籍更多是采用传统的文献学方法,资料占有全面,考据精详;而凯作采用历史学和书籍史的视角,虽然限于文化区隔,相对而言对藩府刻书文本(版本及校勘)方面的研究深度不够,但征引资料的范围更为广泛.

整体而言,陈书的优点在于搜集藩府刻书目录比较全面;凯作的优点在于深入揭示藩府刻书的过程及其与明代社会的关系.随着我国书史领域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完善,以及对藩府刻书研究的深入,相信对围绕藩府刻书而产生的诸如明代宗室的文化史、藩府刻书在明清时期的流通等课题也会引起重视,并不断产生新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即使有,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如秦藩刻《神僧传》九卷,宁藩刻《异林》,周藩刻《西游记》九十九回、《诚斋杂剧》三十卷.内容不外乎四类:一为点缀升平,歌功颂德的庆贺剧,如《神后山秋狝得驺虞》;二为宣扬宗教迷信的度脱剧,如《东华仙度脱十长生》;三为表彰妇女恪守贞节、宣扬封建伦理观念的节义剧,如《兰红叶从良烟花梦》;四为水浒剧,如《黑旋风仗义疏财》.

②Jérme Kerlouégan在文中提到,藩府刻书中重刻前人的书有86%,诸如《楚辞》《文选》《初学记》《资治通鉴纲目》之类的主流作品甚至被多个藩府在不同时期刊刻.

③凯卢埃甘并未说明是哪一部《本草》,但据时代来推断或是元代王好古所著的《汤液本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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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Jérme Kerlouégan. Printing for Prestige?Publishing and Publications by Ming Princes:[J]. 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2012(2):109-198.

[35] 戴维·芬克尔斯坦,等. 书史导论[M].何朝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6.

作者简介 宋光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何朝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学教授.

收稿日期 2016-04-29

(责任编辑:沈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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