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观看参和表演：数字媒介技术驱动下粉丝文化权力的结构性演变》
该文是粉丝文化函授毕业论文范文和媒介和粉丝文化权力和演变相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傅琳雅
| 摘 要 | 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媒介内容生产的门槛降低,数字媒介技术从掌握在少数媒介精英手中到逐渐普及到普通粉丝手中,粉丝主动参与媒介内容生产、内容分发和消费的能力增强,粉丝的主客体地位界限模糊,粉丝文化权力发生结构性演变.本文从媒介技术为粉丝赋权的角度出发研究粉丝文化,在 SPP 范式下研究粉丝文化权力的结构性演变过程 ： 从“观看”到“参与”到“表演” ,粉丝文化权力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 关 键 词 | 媒介技术 SPP 粉丝 文化权力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大数据为核心、以技术融合为特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人类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冲击,这场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融合的革命刚刚开始,已经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技术变革将导致人们生存环境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与现实存在的关系.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从传播的角度而言,改变了人们的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数字媒介技术使媒介类型丰富、信息的存在方式不囿于时空的限制、粉丝的交流方式多元化,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博弈的结果使粉丝文化权力产生了的结构性演变,粉丝作为文化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边界开始模糊,粉丝不仅作为媒介文化的消费者,也是媒介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
早在 20 世纪,西方学者就开始了关于媒介技术的研究,其中有乐观的媒介技术决定论,也有保守的媒介技术批判论.关于媒介技术理论的理论溯源,主要有四种代表性的话语流派 ： 一是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技术乐观派理论,二是以恩芩斯伯格为代表的意识形态乐观派理论,三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技术批判论,四是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媒介技术批判论.这些先行学者对媒介技术的研究为当今学者研究数字媒介技术对粉丝文化权力的影响提供了多种研究视角.媒介变革进化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毋庸置疑,数字媒介技术的变革瓦解了媒介精英者文化霸权地位,粉丝文化权力的崛起是未来媒介文化的研究热点.
媒介技术观的主要理论溯源
（一）技术乐观派理论
20 世纪 20-30 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开始研究技术的社会效应,他是技术社会学研究的先驱,较早研究技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他用“历史的技术解释”对技术的正面社会作用进行研究,认为技术是推动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社会变迁是技术变迁的结果,这是一种比较系统的乐观技术决定论.
最早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造成重要影响的是多伦多学派的哈罗德?英尼斯,他具有经济学教育背景,他提出了传播技术决定论.他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研究传播的,他认为媒介技术的变迁和社会文明变迁有着同步关系,传播媒介是传承人类文明的智力形式和技术手段.他使用“偏向性”这一概念来描述传播技术对人类文化的塑造作用,认为传播技术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组织形式和历史进程[1] .他主张媒介研究学者要大胆运用媒介的权力偏向来研究媒介发展史.
在 20 世纪 60 年代,著名的北美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继承了他的思想,提出了有关媒介的技术思想,他认为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麦克卢汉被誉为神话般的媒介技术预言家,他预言了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世界、虚拟世界和地球村等, 在当下的网络社会已经基本实现.麦克卢汉的主要观点有媒介即讯息,电子媒介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 电子媒介的社会影响就是 “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过程.麦克卢汉的观点属于媒介技术乐观主义,他认为,电子媒介时代可以消除很多工业社会的弊端,人类社会从此进入新时代,媒介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新的整合.但是他忽视了技术发展和传播中社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技术转移和技术传播的社会因素带来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二）意识形态乐观派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了另一位媒介技术乐观主义的代表恩芩斯伯格,他是德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他的研究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把生产力与意识形态的决定和被决定关系运用到媒介技术的研究上,他认为媒介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的一种最先进的形式对文化和受众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性作用.传统的技术媒介带来的是权力的垄断形式,可以统治和垄断信息,而新技术媒介的出现有利于受众意识的解放和获取更多的信息及知情权,这将打破传统媒介技术对受众的垄断.媒介技术的发展必然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尤其是依托现代技术发展的数字媒介技术是新的技术生产力的代表,会对社会和受众的生活形成正面的影响.
（三）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技术批判论
20 世纪 20 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兴起,该学派的核心观点主要集中在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媒介技术的批判,该学派学者认为,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他们有着各具特色的技术决定论思想.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 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奴役,就其本质而言,是科技的意识形态奴役,而科技的意识形态奴役归根结底是支配媒介技术的社会力量——统治者的权力对社会的奴役[2] .他们认为技术带来了文化工业,意识形态通过文化工业对公众进行操控,而文化工业是为资本主义的统治服务的.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不是中立的,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技术是统治阶级的有效治理工具,技术理性统治下的社会是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 .这种技术控制造成了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人.他肯定了技术带来了科技文明和物质文明,但同时又认为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病态社会,这种美好生活是一种虚假的幸福,麻痹了公众的批判意识.
哈贝马斯继承了霍尔海默和马尔库塞等人的基本思想, 并将 “技术代表了意识形态” 的的观点进行深入阐释,他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 ,首次提出了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他认为技术不仅是生产力,更是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对大众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手段.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媒介技术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媒介的被控制”和“媒介的控制”两个方面.媒介的被控制,指的是统治阶级对媒介的控制 ； 媒介的控制,指的是媒介作为统治权力的一种控制工具对社会的控制[3] .但是,他们的理论架构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之上,离开了这个背景就丧失了科学基础.而且,他们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将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过度强调了媒介技术的消极影响.
（四）后现代主义的媒介技术批判论
后现代主义的媒介和社会理论家鲍德里亚对媒介技术的研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主要研究媒体的单向性和象征交换理论和电视媒介广告的符号研究,将原始社会存在的象征交换关系应用于大众媒介的研究,后期的研究主要关注技术的仿真和意义的内爆等.鲍德里亚对媒介技术观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提高了受众地位和颠倒了哲学上的主客体位置,重视受众的反抗力量和主动地位.他对现代媒介技术下受众的刻画比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更深入.
鲍德里亚更多吸收了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观,如分析媒介的符号和意义以及受众态度和反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媒介批判论.但对于信息的理解存在分歧,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技术能推动社会发展,而鲍德里亚则是悲观的媒介技术论者.他认为,人们始终摆脱不了技术这一致命的“物”的控制,也难免落入技术仿真的“陷阱” ,网络和虚拟空间的侵入已经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不可规避的另一个“世界” .鲍德里亚对恩芩斯伯格的观点也持有批判态度,他指出,大众媒介和社会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媒介不仅传递内容和意义,也包括形式关系,如果将交流定义为一对一的传受,就会形成大众媒介的权力垄断甚至是媒介内容或意义的丧失.
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大众和媒介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小,这符合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中的互惠性,因为在数字化时代,媒介的垄断和统治地位越来越弱化,虚拟空间的交流形式多样性增加,受众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和观点,由大众媒介技术主导下的单向交流性转向双向交流性.网络中的个体更加自由, “虚拟空间比真实的空间还要自由” ,这正印证了鲍德里亚提出的仿真理论,即仿真比真实还要真实.
从 IRP 到 SPP ： 媒介技术驱动下受众研究范式的演进
早期的粉丝研究者主要是运用 IRP 范式对受众进行研究.IRP（Incorporation/Resistance Paradigm）是收编/ 抵抗范式,将受众研究的难题界定为受众成员是否通过参与媒介活动而被主导意识形态收编或对这种收编进行抵抗[4] .莫利对 IRP 经验研究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以期揭示媒介反应的复杂程度.他通过对电视观众的调查将受众类型分为主导式、协商式和对抗式,认为受众反应的复杂性来自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比如社会阶级、年龄、性别和种族等,是社会、文化以及话语立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并非仅仅来自于个体的特质差异.这个研究试图将受众解码与霸权概念为中心的问题意识联系起来,而没有从受众与媒介的角度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早期的粉丝研究者在使用 IRP 范式时主要有两种极端立场 ： 一种是主导性文本立场,认为文本是千篇一律的,而受众是被动的受制于文本的.这种范式的代表来自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阿多诺认为,受众受制于被标准化和流程化的文化工业文本,这种标准化的反应不存在于文本自身, 而是通过大众媒体散播.另一种是主导性受众立场, 认为文本是开放的和多义的,受众不是被动的接受文本而是积极讨论和积极分析或拒绝文本的.这种立场的代表性人物有费斯克（Fiske） ,他认为受众能够主导自己的文化,受众的权力高于通俗文化的意识形态和霸权理论的权力,他将研究的重点从不确定的文本转移到了多元的受众.但他仍然是在 IRP范式中进行研究,研究重点仍集中在受众反应和霸权秩序中的权力不平等分配之间的关系上.包括后来的威利斯（Willis） ,他的研究起点也是基于受众而非文本,研究目的是探索日常生活的符号创造力.他认为符号创造了个体认同,受众是文化生产者.费斯克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主导性受众的研究视角,我们仍需要从权力的不平等分配角度来理解媒介文化建构.
不管是受众被文本收编还是受众抵抗文本,IRP 范式的研究者大多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模式对权力的不平等分配而组织,其组织的原则大致是相同的,都是研究对特定权力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的顺从和抵抗.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兴起,媒介形式和内容越来越多样化,受众的文本处理能力越来越强,受众的反应也更加多元和难以预测,IRP 范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无力.IRP 范式显示出了研究的三个重要的难点 ： 第一个难点是积极的受众在意识形态上可能并不正确, 研究者在受众权力和文本权力之间来回摇摆；第二个难点是研究的相对小规模结论来源于单个的经验,不足以支撑霸权的大规模社会理论 ； 第三个难点是权力的一般性质和权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IRP 认为文化形塑是由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决定的.当权力的不同轴心相交叉的时候,研究者越来越难决定被抵抗或者被收编的对象,如果说 IPR 范式正在解体,那是否有其他不把受众仅仅视为收编或抵抗的范式,是否可以通过不把受众当作信息接收者的方式来理解受众？这就是 SPP 范式.
SPP（Spectacle/Performance paradigm） 是 景 观 /表演范式, 该范式是在 “媒介景观” 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描述了 “世界上所有人、 物、 事件都开始被视为一种景观、一种表演,被有意识观看的状态.人、物和事件都不再被熟视无睹,而是被有意地取景、注意、凝视、标注和控制” [5] .该理论是由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尼古拉斯?艾博柯龙比和布莱恩?朗赫斯特最早在《受众 ： 表演与想象的社会学理论》著作中提出,他们质疑了 IRP 范式,提出要用新的 SPP 范式来研究受众.
基于 SPP 范式来研究受众,更多地是回应受众经验中所出现的一些变化,更多学者开始把消费社会和受众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媒介内容生产和媒介内容分发的权力逐渐去中心化,从媒介机构转移到受众手中.受众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边界开始模糊,受众不再满足于媒介信息的消费者,更成为媒介信息的生产者以及传播者.媒介信息生产和消费日益碎片化和个性化,媒介生产系统被各种组织分割,媒介生产更加多元,受众反应分化也逐渐加强.SPP 范式主要关注受众如何通过媒介景观构建日常生活以及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媒介消费进行认同形成与身份人格角色的建构.本研究将在 SPP 范式下就媒介技术的变化探讨粉丝文化权力的结构性演变.
“观看—参与—表演” ： 粉丝文化权力的结构性演变
（一）游牧民与文本盗猎者 ： 作为观看者的粉丝
保罗 · 莱文森将传统的四大媒体存在的时代称为旧媒介时代,他认为“旧媒介是按约定运行的媒介[6] ” ,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都有其固定的播放时段或版面,呈线性传播方式.受众获取媒介信息的方式是主动的,传播大多是单向的,电视电影广播作品及新闻娱乐节目或报刊出版物刊播之前是自成体系的,作品具有完整性,其传播过程及传播方式不受观看者的影响.受众进行积极反馈的有效路径比较匮乏,大众传播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过程.
在旧媒介时代,媒介霸权主要掌握在媒介机构生产者手里,媒介赋予受众的权力主要是“观看” .粉丝是受众中最为活跃和积极的那一部分人,他们在争取媒介文化权力方面表现出了自觉性和主动性,他们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更善于表达自我,彰显个性.粉丝是过度的观看者,他们与普通观看者没有类别上的不同,只有程度上的不同.粉丝的身份是观看者或者文本消费者,媒介专业精英知识分子的权力高于普通大众粉丝.
这个时期,在媒介文化内容的生产和分发环节,粉丝是在文化上边缘和社会上弱势的群体,他们缺乏文化生产的途径,不掌握文化生产和分发的工具,粉丝具有依赖性,他们只能被动接受媒介提供的产品和意识形态信息.德赛都将粉丝这种积极的阅读成为“盗猎” ,他认为“读者远不是作者……读者是旅行家,他们在属于别人的领地上漫游,像游牧民族,在不是自己书写的领域一路, 将埃及的财富夺来自己享用[7] ” .他的“盗猎”概念将读者和作者的关系对立起来,他认为盗猎是一种持续斗争,争夺的是文本所有权和意义控制.粉丝能够以自己独特的稳定立场来解读文本,重估自身与文本的关系,从而重构文本的意义.
在媒介文化的消费环节,粉丝一直拥有着文化自主权.粉丝文化与文化工业的商业利益相关,粉丝成为文化工业之外的另一个消费市场,粉丝不仅消费文化产品本身,并且提供有关市场趋势和产品偏好及其他需求的反馈,甚至还会经常消费文化的衍生产品.粉丝能够利用从媒介文化中得到的产品, 从大众文化中盗猎的素材,为个人提供经济利润,维持粉丝的活动开销,并且用媒介提供的符号打造自己及从属于粉丝族群的专属文化.
（二）文化融合与集体智慧 ： 作为参与者的粉丝
全球互联网新媒介技术的出现颠覆了“旧媒介时代的约定格局” ,粉丝获取信息资源的方式更加多样,信息不再囿于时空的限制,互联网时代信息共享、互动和参与的特点更加明显.文化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粉丝开始与媒介权力机构相抗衡,通过新媒体平台发表意见,争夺话语权.媒介内容生产从 PGC （professionalGenerated Content） 到 UGC（User GeneratedContent） .粉丝主动参与到文本的创作中来,越来越多的粉丝作品通过互联网进入文化生产环节和分发环节.媒介精英和媒介机构对媒介文化文本生产垄断的地位被打破,粉丝逐渐拥有和媒介机构文化权力的对等性.
在新媒介时代,媒介赋予粉丝的权力更多的是“参与” ,普通粉丝不仅拥有文化消费的能力,同时拥有参与媒介内容生产、发行的权力,新媒介技术还能使得粉丝的文化参与能力增强.美国媒介研究的领军学者亨利 · 詹金斯最早提出“参与性文化”的概念,他认为,粉丝是所有新媒介技术最早使用者和传播者之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粉丝的媒介内容消费模式.新媒介技术可以让普通公民能对媒介信息内容进行存档、 评论、挪用、转换和再传播,参与性文化指的是在这种环境中浮现出的消费主义的新样式[8] .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将媒介内容整合,粉丝信息选择权和文化生产权力增大,互联网为粉丝提供了草根文化表达的平台,提供与主导型媒体相异的内容.
大众传媒自上而下的权力驱动格局和粉丝的自下而上的权力驱动格局共同统治着媒介生态系统.在多种媒介共存互融的新格局中,媒介工业和粉丝文化之间的关系既有冲突又有合作. 媒介融合不仅是一个技术的融合,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转变.亨利 · 詹金斯作为“学者粉丝”的特殊身份为这一新兴的媒介生态提出了 “媒介融合”的观点.亨利 · 詹金斯认为, “技术融合对媒介工业极富吸引力, 因为它将打开进入消费过程的多个入点,同时让消费者更快找到一个流行叙事的新显现形式[ 9] . ”
新媒介技术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媒介内容生产和消费的方式,还帮助粉丝打破进入媒介市场的壁垒,互联网媒介技术使得粉丝媒介生产的内容有了更高的可见度,并可以快速通过互联网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草根文化崛起,个人和群体在传统组织结构之外的能力增长迅速,粉丝不仅可以进行单个作者的创作,也可以通过集体智慧打造社群文化. “集体智慧”一词最早由加拿大集体智慧研究中心主席皮埃尔 . 莱维（Levy,2002）提出 ： “我们对新技术最好的利用不在人工智能上,而在集体智慧上” .在媒介融合的生态环境中,粉丝的文本生产过程不是孤立的,往往是在社群中与其他成员分享和交流的产物.如维基百科就是借助用户自发力量的集体智慧的文本创作.亨利 · 詹金斯针对新媒介中无处不在的参与式文化景观指出, “融合发生在消费者个人的大脑中及与其他人的社会互动中. ”媒介内容生产和消费是一个集体过程,不仅在于粉丝自身对媒介的摄入程度,更重要的是粉丝在媒介生产和消费行为中的社会互动.
（三）身份认同与虚拟幻想 ： 作为表演者的粉丝
随着移动互联网媒介新技术的发展,各种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运用到媒介文化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形式上,媒介内容生产形式从 UGC（User GeneratedContent）再到 AGC（Algorithm Generated Content ） .粉丝主客体身份已经界限模糊 , 专业媒介机构和媒介精英不再掌握内容生产和内容分发特权.在移动互联网平台上,粉丝拥有更大的文化权力,粉丝对文本的投入是更加积极和热烈的、甚至是狂欢式的.从共享、合作到集体行动,从海量信息到个性化推荐,社会化工具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通. “只有一项技术变得普通,普通,直到最后无处不在而被人们视若无睹时,变革才真正到来……使这一阶段的变革非同凡响的是对称参与（symmetrical participation） 和 业 余 生 产 (amateur production) 的接合.对称参与意味着一旦人们有能力接受信息,他们就有了能力发送信息. [10] ”
数字媒介时代,粉丝更加狂热,媒介赋予粉丝的权利不仅仅是观看和参与,粉丝更成为表演者.表演是一种戏剧概念的延伸,粉丝在观看的同时也是被观看者.数字媒介技术创造的虚拟现实已然成为粉丝生活的一部分,日常生活的所有事件都是一场演出.费斯克认为,粉丝是有着独特辨识力的,他们只有对进入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产品有接受度. 粉丝也是有着生产力和参与力的,他们通过媒介内容生产参与文化创作,将商业化的叙事和表演转化为粉丝自己的文化.
鲍德里亚提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的仿真时代,现代技术带来了新的情景,那就是“超真实” ,即比真实还真实.尼葛洛庞帝提出的数字化生存预言也被证实.虚拟网络空间成为粉丝活动的重要场域,观演关系从分离的状态逐渐走向融合.媒介技术赋予粉丝更多表现自我的能力,粉丝可以尽情挪用文本,用技术发挥强大的创造力,实现更多意义的满足.如通过 VR、智能交互及仿真等技术,虚拟和现实融为一体,粉丝可以深度互动并且成为互相观演的对象.
新媒介技术更能激发粉丝的表演、自恋等心理因素,炫、秀的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身份的认同和对虚拟世界的幻想.粉丝的社会身份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形式的社会交往可以使粉丝的社会身份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粉丝的自我表演无疑加深了粉都成员之间的辨识和信任.粉丝渴望消除自我与偶像间的界限,通过模仿、复制、再现、超越偶像来消费粉丝文化激起衍生文化产品,将自我和偶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与偶像在一起的快感和幻想.粉丝与崇拜对象之间也会形成“类社会交往” ,粉丝会通过媒介交流产生与偶像之间是朋友的感觉,获得一种权力和认可的心理补偿.粉丝无法与偶像之间进行正常渴望的社会关系,但可以通过类社会交往来获得自身需要的某种身份认同. “类社会交往”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霍顿和沃尔提出的,他们认为电视使观众与媒介人物之间建立了某种类的社会交往关系.
粉丝渴望得到粉都成员或其他社群成员的身份认同,当不被认同时,他们将会感到沮丧、失落,心理需求不会得到满足,而当得到认同时,将容易找到归属感和成就感.虚拟空间的超现实提供了粉丝获得身份认同和幻想的平台,虽然平台是虚拟的,但是却有约定俗成的规则和规范,藉由数字媒介技术,粉丝可以形成共建文本和共享文本的可能,并且能够尽情表演、释放自我,甚至将虚拟社会关系延伸到真实世界中,通过粉丝情绪资本构建粉丝经济.
粉丝在粉都的身份认同和群体中的社会地位由他们所在的等级来衡量.布迪厄指出,粉丝的等级存在于多个层面,可以按照知识程度的不同、参与程度的不同或者接触机会的不同、领导者的不同和场所的不同进行划分.媒介技术能够使社会实践和粉丝等级产生区隔,数字技术为粉丝提供了拥有更高权力等级的能力,粉丝可以围绕一定的话题进行文本再造和精神建构,通过虚拟符号建立不同的身份认同标签构建虚拟主体身份.
正如麦奎尔所言, 真正的传播革命最直接的驱动力,一如既往,是技术[11] .技术带来的媒介进步是毋庸置疑的,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逐渐普及的今天发挥着革命性的作用, 粉丝文化权力产生了结构性的演变.当然,我们在享受技术为粉丝权力带来红利的同时,也要看到技术的进步可能产生粉丝权力的两级分化.由于经济和文化等多种因素使得粉丝的媒介使用能力不同,生产内容水平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权力等级.网络新技术的使用在某些社会领域的权力上不利于弱势群体,由于算法和数据挖掘技术使得粉丝的隐私权受到一定程度的剥夺,由数字劳工到免费的受试者,等级低的粉丝参与者由于媒介技术的使用能力低,提供的数据有限或不能具有代表性,而有可能被隔离在依据算法而生成的公共决策之外,媒介技术为粉丝文化权力带来的危机同样值得思考和反思.
（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6CXW002）,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立项（WGD2016010、WGD2017014）,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2018lslktyb-096）阶段性成果）
粉丝文化论文参考资料：
上文总结：此文为一篇大学硕士与粉丝文化本科粉丝文化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媒介和粉丝文化权力和演变方面论文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