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明朝为何纵容太监插手国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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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特殊群体,明朝宦官权势可谓空前绝后.明朝宦官之所以被皇帝倚重,跟明朝初年设定的政治统治架构密切相关,为了让宦官势力与文官集团互相制约,明朝宦官们不仅在政治、军事上被委以重任,而且还逐渐把持了国家经济命脉.
据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对宦官的使用有过国策性的规定,《明史》记载,明太祖规定宦官“官无过四品”,同时“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而实际上,他的儿子朱棣成为永乐皇帝以后,就把他的“家规国法”束之高阁了.
众所周知,明朝初期郑和七下西洋,其领导者郑和就是永乐皇帝深为信赖的综合能力很强的太监.郑和率领的巨大船队既是一个政治出使团,也是一个军事集团,同时更是一个从事国际海外贸易的商队.熟悉明史的读者都知道,与外廷的文官团队相比,长期身处大内的皇帝更把作为皇室“家奴”的宦官看成“可靠的自己人”,而那些有头脑、懂权术、识文断字的宦官更成了那个时代的能人.可以这么设想,明朝早期的七下西洋,即便不是由郑和组织实施,也会是另一个太监带队.
从史料来看,自明成祖永乐皇帝以后的240 多年,明朝每一个皇帝都赋予宦官中的领导者“太监”以极重的政治、军事、经济重权,但本文只谈明朝太监们对帝国经济的作用与影响.
出于统治考虑,明朝建国初期为体现民生情怀,以及当时主要承担赋税的农民的有限缴税能力,从顶层设计上,朝廷定的税率较低,明朝的国家赋税收入远低于400 年前宋代的国家税收,然而,明帝国皇室的开销并不见得比宋代皇室少,而且政府运营开支、国防支出等也不会减少,于是除了正常规定的税收外,实际上各级官府都不同程度增加了额外税赋,这是“公开的秘密”,从地方到帝国都心照不宣.诚然,明朝宦官群体中也出现过能力较强、品行较好的“好宦官”,这在《明史》中有记载,如上文所说的郑和等.但是作为一些长期身处皇宫大内,与帝国最高权力异常接近、生理心理上都发生了畸变的特殊人群,宦官在明朝历史上对国家经济的作用还是弊大于利的.
作为明朝皇室“经济代言人”的宦官们插手帝国哪些经济领域呢？明朝皇帝绕过管理国家财政的法定机构,直接派出一批批太监到全国各地搜刮财富,沿海和内地的关税、林产品的征用、盐税、矿税、织造等,都成为宦官监管控制的领域.明朝皇宫内宦官机构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衙门也”,各“监”的负责宦官被称为“太监”,威权很重.久而久之,“太监”就成了对宦官的尊称.在明朝各地出现了很多“经济太监”,如北京附近的林产品税征收名义上是归工部征收,实际上却是由宦官掌控,他们征收木板和圆木供皇宫使用,权力很大,谁也不敢招惹他们.
到15 世纪后半期,明朝宦官势力几乎控制了军队所有的军需品的生产采购,控制了纳贡制度下的大部分对外贸易,还替皇室管理皇家丝绸、瓷器工厂,为朝廷采购和运输国内的产品,负责很多帝国的大工程——如皇宫、皇陵和寺庙的建造等.可以说,这时候的宦官们成为国家一个特殊形态的官僚集团,他们的触手延伸并掌控着帝国每一个重要的经济角落.《明史》卷304 这样记载：“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
派遣到各地的“经济太监”绝大多数是贪婪狡猾之人,他们将搜刮来的巨额财富,除了进献给皇室以及向更高等级的掌权宦官行贿之外,大部分都中饱了私囊,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都知道“经济太监”是肥差,在选派宦官到各地去担任税使、监督的时候,宦官集团内部早就明码标价出售职位了,所以,他们一上任就想着法子盘剥搜刮也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正史上关于明朝太监巧取豪夺、骚扰地方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李广,孝宗时太监也,以符箓祷祀蛊帝,因为奸弊……又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巨万.”“谷大用者,（刘）瑾掌司礼监时提督西厂……建鹰房草场于安州,夺民田无数”等等.“经济太监”们为所欲为,甚至连朝廷大臣都不放在眼里,隆庆时期的太监滕祥得到皇帝的信任,骄横跋扈,“传造采办器物及修补坛庙乐器,多自加征,靡费巨万.工厂存留大木,斩截任意”.国有资产,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经济太监”们掠取社会财富的情形很疯狂.《明史》中如此描述：“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搜刮的财富90%进了太监的腰包.当然,贪婪作恶的太监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16 世纪初,明朝正德年间的大太监刘瑾,专恣骄横,权倾天下,据说刘瑾因谋反罪被抄家时,抄出家中“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八百两”,其他珍贵物品不在其内.如果所记不虚的话,数额堪称贪污史上绝无仅有的例子.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可看出,当时的宦官势力掌握了大明帝国多少财富.因为刘瑾的巨额家财相当部分是来自各地“经济太监”的孝敬.
明朝末期,宦官势力对经济的掠夺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万历二十六年（1598）,宦官杨荣到云南任矿使,杨太监名义上是为皇帝开矿理财,实际上“搜取宝石,诈扰诸夷,土司俱蠢蠢谋乱”,他的贪婪狡诈造成边境局势不稳定.像他这样贪婪阴狠、为非作歹的“经济太监”在当时很普遍,文人沈德符随手就列举了一批“坏太监”,他们是：天津之马堂,福建之高采,辽东之高淮,徐州之陈增,湖广之陈奉,广东之李凤、李敬,通湾之张烨,湖口之李道……几遍天下,其播毒皆杨伯仲也（对地方百姓的毒害与杨荣不相上下）.
总而言之,明朝宦官掌控国家经济首先是出于皇室需要,而实际操作的“经济太监”们敲骨吸髓地从中渔利,骚扰地方,扰乱天下,受难深重的就是最低阶层的无权无势的纳税百姓,宦官控制国家经济于国于民毫无裨益,给明朝经济打上了一记灰暗烙印,助推了明朝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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