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荀子应时观与其生态学意义》
该文是生态学类有关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和应时和生态学和生态学意义方面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范 兴 昕
（青岛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荀子提出了“应时”的观点,认为人类在思想上要尊重“时”,在行动上要遵守“时”,然后才能“应时”而动,利用自然规律满足人的需求；农业渔业等以自然为对象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以人为对象的国家治理活动,都应如此.荀子的“应时”观建立于“天行有常”“天人有别”的理论基础之上.荀子的“应时”理论所体现出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立场,较为适合我国国情,对于当前减缓环境污染问题、建设现代生态文明具有理论和方法上的双重价值.
关键词：生态危机； 《荀子》；时；应时；天人有别；弱人类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6）06-0102-07
在当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中,生态危机是其中极为严重也亟待解决的一个.我国以30多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西方用几百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进程,该进程可谓“压缩的现代化”进程[1].在这个“压缩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社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危机、资源限制等生态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产业升级等科学方法之外,还大量采用将污染严重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途径,通过损害转移法缓解本国生态问题.我们可以借鉴西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科学方法和成功经验,但不能照搬其损人利己的转嫁手段,而是要在中国和谐传统的大背景下,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寻求传承和建立新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生态伦理,找到缓解乃至解决当前生态问题的中国途径.
在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先秦儒家哲学中,“时”是一个与现代生态文明理论关系极为密切的命题,其中蕴藏着中华先民对于人与自然关系这个现代生态理论基础论题的深刻认识.而在先秦哲学中,孔子、孟子、荀子这三位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对“时”这一范畴都较为重视,如据笔者简单统计,“时”字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有11次；在《孟子》中,已有49次；在《荀子》中,则多达131处.由此统计也可看出,荀子对“时”的重视程度与思考维度远超孔孟,他在孔孟的基础上,吸取先秦各家思想,明确提出了“应时”而动的观念.因此,本文拟以《荀子》中的“应时”观念为研究对象,探析荀子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及其对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进而寻求缓解或解决当前生态问题的方法.
一、《荀子》中的“时”
对于“时”的意义,《说文解字》（卷七·日部）仅释为“四时也,从日寺声”；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又强调了其引申义：“本春秋冬夏之称,引伸之为凡岁月日刻之用.”笔者对《荀子》中出现多达131次的“时”字统计后发现其意义多达10种,详见下表：
由此表可见,应用较多、且较有哲学意蕴的,是前9种.而前9种又可按其哲学意蕴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包含前4种,其意义均与生态有关；第二类包含第5至8种,主要指“时间”,与现代汉语中“时间”一词的含义基本相同；第9种单列为第三类,特指人类行为的“时机”与所谓的“时运”,是传统命运观的命题.根据生态文明理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现代生态观中最基本的问题；而《荀子》“时”论的后两类,与这个问题的关系较弱,故不列入本文的讨论范围.综此,本文仅讨论上表前4种所涉《荀子》72条原文,特此说明.
二、荀子的“应时”观
《荀子》一书中,关于“时”的论述中包含了荀子及中华先民对于人与自然关系丰富而深刻的认识.上表前4种关于“时”的论述中,“时”所指涉对象主要有二：一是自然界,二是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界,“时”意味着四季转换,以及由四季转换而推导出的自然界时序变化,以及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即天时.而人类的活动需要与自然变化相一致,因此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天人相应”.自然界的“时”范畴被广泛应用到人类社会中,国家军事行动、社会治理等人类行为只有遵循自然的时序变化,才能不妨害社会正常运转,取得更好的治理效果.“季节”更替是中华先民观察到的自然界最基本变化规律,而随着人类认识的加深,深化扩展为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因此“时”可以看做“规律”的同义词,荀子思想中的“时”范畴的这些方面,用现代词汇来表示,就是“自然规律”.荀子的哲学体系中,“时”集中体现了荀子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这一思想对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最具有启发意义.本文将重点论述荀子思想“时”范畴中这一类意义所包含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及其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启发意义.
与孔子、孟子思想相比,荀子对于“时”的认识与阐述丰富得多.在《论语》 中,除了时常、时令、时机、时运、季节等常用义外,孔子关于“时”的最为重要的思想是提出“使民以时”是治国基本方略之一：“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P84）统治者要按照季节来役使百姓,初步提出了人类要按照自然的季节更替规律来活动的基本思想.孟子关于“时”的思想较孔子丰富了一步.在孟子看来,富足是民仁,也是王治的基础,“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2]（P615）如何能做到使百姓富足？孟子反复强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如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2]（P345）如此,可以做到“养生丧死无憾”这是王道之始,“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P345）不违“农时”,依“时”利用自然资源,依“时”繁殖家畜,民就会衣食足,这是王道的基础,进而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就能实现“王道”.
荀子在孔子和孟子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法家等各家思想,极大地发展了对“时”范畴的哲学认知.荀子认识到了“时”的客观性,故强调在思想上要尊重“时”,在行动上要遵守“时”的限制.在此基础上“用时”,即发挥人的能动性来创造条件,使自然规律发挥作用而实现人的需求满足.
在荀子看来,“时”具有客观性,人类要尊重自然客观规律在行动上要“应时”,即顺应“规律”所提供的时机而动.首先在农业、渔业等以自然为对象的物质生产活动中要顺应自然的季节变化等自然时序更替规律；其次是在社会治理中,要顺应规律在合适的时机出台政令进行社会活动,更不能违背规律进行不合时宜的活动.这样才能够百姓富足,国家富强.
（一）农业渔业等要“应时”进行生产活动
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馀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馀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馀材也.[3]（P127-128）
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县鄙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3]（P187）
四季转换是先民们观察、总结出的最基本的自然规律.植物萌发、生长,黿鼉魚鱉等动物的繁殖、生长,都有一定的季节性规律.荀子提出农业生产要顺应自然界的四季变化,适时安排生产.春季耕种,夏季除草管理,秋季收获,冬季做好收藏.这样就有足够的粮食收获,百姓有足够的粮食可食.对于森林资源的利用,也要按照季节进行,草木生长茂盛的季节不去砍伐而是进行保护,就会有足够的木材可用.渔业、养殖业等,也是如此,在动物繁殖季节进行保护,不去狩猎,不打断动物的繁殖,就能使这类资源源源不断.顺应四季的变化进行农渔等以自然为对象的物质生产,最终的结果就是“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百姓衣食富足、财用充足,自然就能做到国家富强.
（二）国家治理要“应时”而动
荀子指出,在社会治理中应时而动,就能使国家物质财富充足,获得民意的支持,实行“圣明”的统治.荀子对于“王道”极为推崇,而对于如何才能行“王道”,他提出两个措施——富民和教民：
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王事具矣.[3]（P452）
在此,荀子明确指出,行“王政”的两个事项就是给百姓以饮食和教化百姓.教化能够顺理民性,而使百姓富裕是涵养百姓性情的基础.不耽误百姓耕作的时节,是使百姓富裕的途径.因此,荀子明确提出统治者要顺应时节而采取各种统治措施.
从为王者到各政府部门、官吏,都要“应时”而施政.这是因为：
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为人师.是王者之法也.[3]（P124）
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3]（P146-147）
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硗,序五种,省农功,谨蓄藏,以时顺修,使农夫朴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闲树艺,劝教化,趋孝弟,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修采清,易道路,谨盗贼,平室律,以时顺修,使宾旅安而货财通,治市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则,而时稽之,度其功劳,论其庆赏,以时慎修,使百吏免尽,而众庶不偷,冢宰之事也.[3]（P129-130）
根据时节,对山林、水泽等进行保护与开发,是“王”者为利用自然界各种资源而需要采取的经济政策.负责军事、水利、农业、林业渔业、工业等部门管理的“将帅”“司空”“治田”“虞師” “工师”等官员应当遵守农时督促百姓勤劳耕作,依据时节放开或关闭水库,督促百姓依照时令播种,依照时令禁止或开放林木砍伐、渔业捕捞,根据时节确定要做的工作.而负责文化、地方管理、工商管理等的“大师”“乡师”“治市”等官员也要在合适的时宜整理修订法令,按时整顿地方,按时整顿治安等.做为政府主要官员的“冢宰”更是要按照时节对各级官吏的职责履行状况进行整顿.
总之,荀子认为,不违背农业生产的时令,就能使百姓努力进行农业生产,这是实行“王治”的基础.顺应自然规律,就能使“财货”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实现国家的富足.社会治理的措施能够顺应天“时”,这是取得统治权的条件.国家政令顺应天“时”,就能获得百姓的支持,不需要严刑峻法、暴力镇压等手段而实现圣明的统治.所以,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顺应“天时”来实施治理的措施.
三、荀子“应时”观的理论基础
荀子“应时”而动的观念,建立在其对天人关系科学认知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理念,是其思想的理论基础.荀子认为,“天行有常”,“天人有别”.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多指代自然,“天”与“人”相对.荀子对“天”“人”关系的理念,即是自然与人类之间关系的理念.
（一）天行有常
在《天论》《礼记》等篇中,荀子对天与人的关系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探索.他提出“天行有常”,即自然运行具有规律性,其规律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3]（P268-269）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3]（P273-274）
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3]（P32）
可见,荀子眼中的“常”,即指不变的规律.他认为,“自然”自有其运行规律,并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改变；社会的“治”与“乱”,与天无关,与时令无关,与地无关.天有永恒不变的规律,地有永恒不变的规则.天不说话,人们都公认它高；地不说话,人们公认它厚；四季不说话,人们却能预知节气的变化,都是因为它们有规律.这些规律并不会因为人类的好恶而改变,即自然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性.
（二）天人有别
“天人有别”是指自然与人各有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人不能取代“自然”而行使“天”的职能.荀子对此也做了较为充分的阐述：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功.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3]（P269-270）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3]（P146-147）
荀子认为,明确天与人的区别,是最为重要的；能够做到的人可以称为最高明的人（至人）.没有行动就取得成效,不用求取就有所收获,这是自然的职能.自然保有时令,地保有资源.群星相随旋转,日月交替照耀,四季更替,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万物各得自然的和谐而生长,各自得到自然的滋养而成长.风调雨顺,高的地方不旱,低的地方不涝,寒暑调和,五谷按季节成熟；这些是自然的作用,是自然职能的体现.而人类保有治理自然与社会的努力,农夫努力耕作,圣君贤相则负责整体的管理工作,顺应时令,劝导百姓,使百姓没有冻饿之苦.
对于人类而言,非常关键的是谨守自己的职能,不去追求干涉自然：
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3]（P272）
人类最为重要的是观察自然的规律,并依据规律而进行生产与社会治理.所以“圣人”不企图知道“天”的奥秘.最大的技巧,在于不去做不应做不能做的事；最大智慧,在于不去考虑不应和不能考虑的事.所期望于“天”的,是可以根据显现的自然现象预测未来；所期望于“地”的,是可以根据所显现出来的适宜生长的物产去生产；所期望于四季的,是可以根据显现的时令变化来安排农业生产.
天、地、人三者各有其职,但“天”排在第一位,踞于最重要位置.原因即在于“时”,即天的自然运行有其规律,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具有客观性.人不能强求掌控“时”,即不能强求改变自然之规律.人类在思想上要认识到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从而尊重自然规律.然而人类面对自然是否只能被动地应对,而难以有所作为呢？或者说,人类是否踞于自然之下呢？对此,荀子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人类是天下最为贵的,人类应该充分利用万物：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3]（P127）
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3]（P138）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3]（P278）
水火有“气”但没有生命,草木有生命但没有知觉,禽兽有知觉但没有礼义.而人有“气”、有生命、有知觉还有礼义,所以是天下最尊贵的.万物同处于世界而形体不同,没有固定的用处但有用于人,这是自然的道理.
在荀子思想中,天地所生万物,人类都可以利用,这是自然之道,也是天地人关系中的应有之义,即所谓“天政”.在这样的利用过程中,人类应该充分认识并掌握自然规律,进而利用自然规律,而不是被动地等待、祈求.顺从“天”而颂扬“天”,比不过掌握它的变化规律从而利用它；盼望着天时而等待“天”的恩赐,不如顺应季节的变化从而驱使它.人类不应该单纯地崇敬自然,遵从自然,而是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能充分地利用自然来为人类服务.
“天行有常”“天人有别”,集中体现了荀子对于自然与人关系的理念.这一理念的总体特点可以概括为“弱人类中心主义”,即：在承认并尊重自然客观性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并顺应自然规律而利用自然.
荀子承认人的独特性,认为天地万物都能为人所用,但并不是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荀子思想中,天、地、人并列,但“天”排在第一位；天、地、人应当各安其职,各尽其能,尤其强调人不能干涉“天”的职能.对于人类来讲,非常重要的是明确认识“天”与“人”的分别,不去强求人能够具有天的能力,行使“天”的职能.能做到这样的,就是“至人”“圣人”.如果人期望能够行使天的职能,而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完成自己的职责,就会造成混乱.这里,荀子明确提出了“时”即自然规律的可认知性.人类可以根据显现的自然现象预测未来,这在认识论上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人类活动不得不顺应自然规律才能成功,但人可以认识并利用自然规律来为自己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今人对荀子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认识,曾经过于强调其“用时”的观点,认为荀子“响亮地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主张人们应当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控制和利用天地万物,而不应当在自然界面前消极被动,无所作为.荀况这一‘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在我国古代思想战线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4]（P3）这一认识极为偏颇,仅强调了荀子对于人类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主张,而忽略了荀子对于“明于天人之分”的强调——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只能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人类不可能控制万物,更不可能控制自然.这一认识是对荀子的误读,因为荀子已经认识到人类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甚至是生硬地扭曲规律的利用妄图改变自然规律,以追求主观上的物有所“成”；而是要创造条件,利用自然规律,创造使物能成的条件,即“应时而使之”,从而使物自然而“成”.虽然这种认识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但这种认识所导致的“人定胜天”理念,至今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四、荀子“应时”观的生态学价值
今天看来,荀子“弱人类中心主义”影响下的“应时”观,具有多方面的现实价值,生态学即为其中之一.笔者认为,导致当前全球升温、环境恶化等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理论上是西方主客两分的对立世界观,实践上则是基于这一对立观念的工业化的征服自然活动.因此,要解决当前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变进程中的环境问题,首先需要对这种主客两分世界观进行深刻的反思,变这种人与自然对立观念影响下的“征服自然”为荀子“弱人类中心主义”理念孕育出的“顺应自然”（“应时”）观.这样,才能实现中国传统哲学一贯追求的“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一）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立场
人究竟居于何种地位？人是自然的主宰,还是自然是世界的中心？这是探讨人与自然关系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环境伦理、生态伦理的首要问题.西方国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理念上,有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与当代正在兴起的“生态中心主义”.基于历史与现实的深层原因,这两种生态伦理理念不适用于我国,而荀子“弱人类中心主义”理论中的人与自然关系,较为符合我国当前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证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要求,应作为中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理念.
当代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从思想、文化上应当归咎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这种观念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秉承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即以人为自然的绝对主人,其它的存在都是计划中的附属者.正如《圣经》所说,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可以被人拿来食用,人类统治海洋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牛羊以及所有的野生动物和爬物.正是基于这种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西方社会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以征服自然为使命,对自然进行无限制的索取,最终造成了当代的生态危机.[5]另以美国为例,自18世纪建国以来,美国人即在欧洲人文思想与工业文明的指导下,建立起世界最富强的工业国家；但其所谓的“工业文明”与“现代”生活方式,正是导致目前全球性环境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人类大规模的工业活动和奢侈生活方式对于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力,从而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指导理念上开始转向以生态为中心的“生态中心主义”.这种“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一是赋予人以外的生物以道德身份,二是对工业社会人类借以征服自然的工具性装置——科技——持怀疑态度,认为使人类之所以为“人”的科技最终会给人带来“巨大的灾难”.[6]而美国地广人少、人均资源相对丰富的现实条件,为这一指导理念的实施提供了较好的资源基础.
我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全面发展工业与科学技术的时间只有30多年,目前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发展经济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从历史与全球的角度看,占据世界20%的西方国家人口消费了世界80%的资源,因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环境污染的责任相当有限.另一方面,我国尽管国土面积广大,但人均资源相对较为缺乏.因此,就当前我国的现实状况而言,一方面生态压力很重,工业化所造成的污染已经达到了环境的最大承载力；另一方面,生存与发展的压力很大,必须发展现代工业.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采用为保护环境而人类“退出”的“生态中心主义”理念.但也不能采取西方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完全“人类中心主义”,为了发展而不顾生态的承载能力而无限制地榨取自然资源,损害环境,否则发展也将失去其意义.最佳的选择是“弱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主导,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顺应自然规律来利用自然；积极贯彻“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环境,建设好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和谐发展.
（二）按时节安排生产的实施途径
依照荀子的观点,人类应该在尊重自然客观性的基础上“应时”而动,即首先要尊重自然规律,在此基础上顺应自然规律制订措施,实施行动,从而实现对自然的可持续利用.这种“应时”而动的观点,对我们今天如何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供了途径的启发.
四季轮回,是大自然最基本的时序体现,不同季节具有不同的环境条件.不仅农业生产要遵行时序而进行,工业与人类的其它活动同样可以遵循自然的时序而进行.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南方大部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的季节性变化明显：夏季多雨,水资源丰富；冬季多为干旱,降水量较少.因此,需水量大的产业完全可以依据降水量的季节性变化来安排生产：在水资源较为丰富的夏季增加生产力度,而在水资源较为缺乏的冬季降低生产力度.这样不仅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利用夏季丰富的自然降水稀释污染,从而降低水污染的表现强度.
我国当前环境问题中最为突出的大气污染,亦具有季节性,往往冬季严重,夏季减轻.这不仅仅是因为冬季排入自然环境中的污染物增多,也是因为冬季植物进入休眠期使得环境容量减小,而夏季草木生长茂盛,环境对污染的消纳能力强.所以,根据季节的变化来安排相关产业的生产,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措施.如媒体报道,2016年环保部防治大气污染的一项主要举措就是“错峰生产”：从当年的11月1日至次年3月期间,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20个城市内,水泥企业一律不得生产；铸造企业,除设施到位、较大规模的,一律停产；不达标的钢铁企业也停产.[7]此外,北京、河南安阳、河北石家庄、陕西西安等城市,都采取在入冬以来的重污染天气时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的措施；有些城市甚至采取建筑、市政及拆迁等施工工地室外作业立即停工,部分重点工矿企业立即采取临时限产限排的措施.在难以从根本上降低污染排放的情况下,根据环境对于污染物消纳能力的季节性变化来调整生产,不失为一种暂时性的有效手段.当然,解决生态危机的最根本手段,还是需要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强化人类对自然的尊重；应时而动,发展科技以实行产业升级,调整产业结构,在总体上降低环境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是我国当前现代工业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促使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活与经济发展方式,反思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指导理念.通过反思,我们发现,在中国当前的发展背景下,不应采用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理念,也没办法践行西方当代的“生态中心主义”理念,而是要从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出发,以荀子“弱人类中心主义”理念为指导,采用“应时”而动的具体生产措施,真正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倡导、追求的“天人合一”.荀子“应时”观及其所反映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理念,对我们今天的生态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这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当前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与理论宝库作用.正如总书记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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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贝克,邓正来,沈国麟. 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J]. 社会学研究,2010,（5）.
[2]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3]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 荀子新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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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积龙. 中美环境新闻杂志的编辑思想差异之比较研究[J]. 中国出版,2009 ,（1）.
[7] 赵静.华北再陷“霾伏” 环保治理升级二十城三类企业限时停产[EB/OL]. 中国证券网,http://stock.cnstock.com/stock/k_gszbs/201611/3941011.htm?page等于2, 2016-11-04.
责任编辑：潘文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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