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宋代音乐中的音乐文献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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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近代以来,对宋代音乐文献的研究具有几个特点：1.体现了传统音乐史学和现代音乐史学的结合及写作体例上的转变；2.对部分宋代音乐专门史料的研究体现了从着眼于基础性问题向着眼于细节性问题延伸的过程,而对部分宋代音乐专门史料的研究又体现了从着眼于局部性问题向着眼于全局性问题延伸的过程；3.重视发掘新材料,在以往研究基础上依托新材料、对宋代音乐史实取得进一步认识；4.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多样化的倾向.对宋代音乐人物的研究具有几个特点及研究趋势：1.对音乐理论家的研究成果斐然；2.对文人音乐家的研究将得以延续；3.对音乐表演实践者的研究较薄弱并将得到弥补；4.多视角建构宋代音乐人物历史.
[关键词]研究成果/价值/特征/趋势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36（2016）04-0008-5
一、宋代音乐文献研究
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始终建立在对史料的挖掘、辨析、解读之上.早在唐代文人的研究中,就将对音乐史实的探寻,追溯至周秦汉魏晋时期的音乐史料；[2]大量宋代文人笔记对音乐历史事件的探寻,其方法仍表现为对以往史料的辨析.[3]
近代以来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无论是二维证据法的推广、还是三维证据法的提倡与涌现,均遵循了以史料为基础这一基本方法与传统：萧友梅博士学位论文《17世纪以前的中国管弦乐队历史研究》（1916年完成）、王光祈博士学位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1934年完成）均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础之上.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1930年出版）中,仅宋代研究就用到《宋史·乐志》《文献通考·乐考》《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词源》等诸多史料.而在宋代音乐研究的累累硕果中,王国维《唐宋大曲考》（1909年完稿）《宋元戏曲考》（1913年完稿）中,更是大量使用宋代音乐文献.
文献史料是音乐史研究的基础,因此,对宋代音乐史料的探讨,就成了宋代音乐研究的一个分支.
(一)老一辈学者的辑录与注释
老一辈学者对宋代音乐史料的研究,常致力于对散存史料进行辑录和研究：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1957年出版）将宋代音乐分成大曲、曲破、鼓子词、转踏、赚词等七类,分别摘引其唱词,并就唱词作者、来源、典故、所属音乐结构等方面进行笺证与注解,辟“总论”一章展开大曲结构及歌舞剧目种类研究.任半塘《优语集》（1962年完稿）摘北宋优语52条、南宋优语28条,分别进行校点、注解与汇考.
其后学者的研究则表现为对文献进行注释：民族学院艺术系文艺理论组《〈梦溪笔谈〉音乐部分注释》（1979年出版）,对《梦溪笔谈》中的51个音乐条目进行注释及译文.吉联抗《宋明音乐史料》（1986年出版）,摘取《宋史·乐志》中的史料并提供了译文,其中内容涉及宋代黄钟音高制定、郊庙音乐、鼓吹乐、教坊音乐等.金千秋编《全宋词中的乐舞资料》（1990年出版）,对全宋词中有关音乐描绘的词作进行汇编与分类.
赵如兰博士学位论文《宋代音乐文献及其诠释》（1960年完稿）是较早以现代方法研究宋代音乐文献的专著,其视野涉及《宋会要》《皇祐新乐图记》《乐书正误》《梦华录》《事林广记》等各类宋代典籍.她在分类梳理与版本研究之余,也将文献阐释用于乐谱解译.
(二)众多学者对部分专著的集中研究
近20年来,对宋代音乐史料的研究,尤其在几部常用专著与典籍方面,成果比较集中：
关于陈旸《乐书》的研究：苗建华《陈旸〈乐书〉成书年代考》、《陈旸〈乐书〉的历史价值》均发表于1990年代,提出了《乐书》成书的具体年份,并谈到了《乐书》首创大型音乐专著之体例、扩大了对胡俗乐的记载等问题.许在扬《陈旸及其〈乐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就陈旸生卒年、《乐书》性质等问题进行探讨.郑长铃博士学位论文《陈旸及其〈乐书〉研究》,探讨陈旸的生平轨迹、《乐书》的学术源流等.郑长铃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单蕾《清代以前陈旸〈乐书〉版本调查与研究》,对现存的清代以前版本进行梳理和比较.
关于王灼《碧鸡漫志》的研究：早在1960年代,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就对《碧鸡漫志》“诗与音乐的关系”问题有一定篇幅的阐释与评价.1990年代,谢桃坊、王德埙分别就《碧鸡漫志》的音乐文学历史观与审美观、写作宗旨问题、全书体现的乐曲考古学观念进行探讨.2000年以后,又有部分硕士学位论文讨论《碧鸡漫志》的音乐思想与编撰问题.此外,也有不少研究对《碧鸡漫志》作者王灼进行生平卒年、活动事迹的研究与考证.
近年来有关郭茂倩《乐府诗集》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音乐文学研究者对《乐府诗集》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其中与音乐学关系密切的研究成果包括：王小盾《关于〈乐府诗集·琴曲歌辞〉的几个问题》,立足于《乐府诗集》“琴曲歌辞”,讨论其结构和编纂原则、古代琴曲与琴歌的类别、琴歌的句式和句逗等.王小盾指导的多篇博士学位论文也着力于《乐府诗集》的研究：喻意志《〈乐府诗集〉成书研究》,探讨《乐府诗集》郭茂倩的生平、家世、资料来源、编纂体例等,其中尤其对郭茂倩的家世与教育状况、编纂《乐府诗集》的学识背景作了细致探究.尚丽新《〈乐府诗集〉的刊刻和流传》,探讨《乐府诗集》的版本与流传情况,尤其阐述《乐府诗集》在南宋的流传版本及其作为音乐类学术著作得以流传的史实.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韩宁《〈乐府诗集〉 “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研究》,对《乐府诗集》中的鼓吹、横吹品种进行音乐学探究,尤其对 “鼓吹”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另有周仕慧、颜敏的硕士学位论文也分别探讨《乐府诗集》的琴曲歌辞、杂舞歌辞,由此追溯当时的琴歌传统与舞蹈情景.
对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郑樵《通志·乐略》的研究也有若干成果.如：尚红、黄敏学探讨《文献通考·乐考》的史料来源、史学价值、编撰方式.廖朝琼、黄敏学探讨《通志·乐略》的成书、版本、文本特点、史料渊源及编撰体例、音乐史学思想等.
此外,对《全宋词》《全宋诗》中的音乐资料的研究也已起步.
(三)其他专门研究
对宋代音乐史料的深入考察也体现在其他一些专门研究中.李方元博士学位论文《〈宋史·乐志〉研究》,探讨《宋史·乐志》的编纂过程、史料来源等,尤其对《宋史》的修纂时间、过程、主导者、版本作了细致探究.黄大同博士学位论文《沈括〈梦溪笔谈〉律论之研究》,探讨沈括撰写律论的缘由,沈括的二重律数观,其律吕观与阴阳观之间的关系等,尤其对《梦溪笔谈》中的应声与逸调声作了阐释.曾美月博士学位论文《宋记音乐文献史料价值研究》,整理宋记中散见的音乐文献,探讨其叙述内容、撰述特征、补史之阙的价值,并由此获得对宋代音乐史实的新认识,其中对学术考辨文献的撰写特征、以周密为代表的文人笔记音乐叙事文献的特征等,作了深入考察.丁淑梅《宋代禁毁巫舞“淫”戏资料编年辑注》,对《宋史》《宋会要辑稿》《宋朝诸臣奏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宋代典籍中涉及禁毁音乐的史料进行汇编和注释.
此外,对古琴文献的考察,涉及古琴演奏、琴史、斫琴等多方面,司冰琳、刘佳、隋郁等人,均有专门研究.
(四)宋代音乐文献研究成果的价值
老一辈学者任半塘、刘永济的文献笺证体现了深厚的古代文学功底,其史料汇编也可为后人的专门研究奠定基础.而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几部宋代音乐文献注释和译文,在资料流播不太便利的条件下,为当时学者研究与阅读提供了便利.
《乐书》研究成果方面：陈旸《乐书》属“当时人记当时事”的宋代音乐第一手资料,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中亦有不少资料摘录自《乐书》,同时,《乐书》也是今人研究宋代音乐的必备典籍.今人考察宋代音乐事项的变化发展与流传情况并涉及具体年份时,《乐书》的成书时间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对《乐书》的成书年代及陈旸生卒年及音乐足迹的考察,是对《乐书》进行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
《碧鸡漫志》研究成果方面：《碧鸡漫志》探讨的一些问题,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当今音乐史学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如《霓裳羽衣曲》的创作者与曲调来源问题）,早在1980年代就是相关学者进行研究的重要佐证文献（如秦序对《霓裳羽衣曲》的系列研究）.因此,《碧鸡漫志》文献史料研究,不仅体现在以文献为对象的直接研究当中,也体现在对史料的辨析、解读、引用中.
《乐府诗集》研究成果方面：作为一部古代歌辞集,《乐府诗集》在音乐史及古代音乐文学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今的研究涉及《乐府诗集》的成书、编纂背景与过程、分类成因、刊刻、版本、校理过程、古代流传情况、在古代的文化影响力等多方面,成果已臻全面系统.《乐府诗集》内容分“郊庙歌辞”“燕射歌辞”“清商曲辞”等十二类,当今的研究也已涉及“琴曲歌辞”“鼓吹曲辞”等至少五类.这些研究为其他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的研究提供了良好参照.
(五)宋代音乐文献研究总体特征
总览宋代音乐文献研究成果,对宋代音乐文献的研究,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成书年代,作者生平,撰写体例,史料价值,史料来源,学术源流,思想渊源,历史评价,版本,史料辨伪等.
不仅如此,已有成果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也范围很广,就文献类型而言,包括《乐书》等专门音乐文献、《宋史》等官修史书的“乐志”文献、《文献通考》《通志》等类书的“乐考”、“乐略”文献、《梦溪笔谈》等综合性笔记的乐类文献、数量庞大的宋记中散落的音乐文献、《全宋词》中的音乐资料等,几乎囊括了今天研究中常用的宋代史料的全部类型.
音乐史料汇编是专门研究的基础.音乐史料汇编立足于某一专门音乐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以史料为呈现形式、不加旁白的专门研究.史料汇考与笺证建立在广泛阅读与长时间积累基础之上,是进一步深化的考据性汇编.宋代音乐史料的辑注、汇考等研究涉及多种宋代音乐内容,包括：戏剧、大曲、乐谱、歌舞、乐器、歌唱、音乐活动等.
总体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宋代音乐文献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1.体现了传统音乐史学和现代音乐史学的结合及写作体例上的转变.1950年代以任半塘《优语集》为代表的汇考研究,具有明显的传统学术的特点,这一特点已融入后起的研究之中,成为考据与论述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以任半塘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的汇考笺注、到1980年代以《〈梦溪笔谈〉音乐部分注释》为代表的史料注释、再到今天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考证与论述,其写作体例也体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2.对部分宋代音乐专门史料的研究体现了从着眼于基础性问题向着眼于细节性问题延伸的过程,而对部分宋代音乐专门史料的研究又体现了从着眼于局部性问题向着眼于全局性问题延伸的过程.如对《乐书》《碧鸡漫志》的研究,均体现了从成书时间、作者生卒年等基础性问题考察向版本、编撰体例等细节性问题考察延伸的过程.而对《乐府诗集》的研究,其视野则近年来有所增广,丰富的研究成果构成了全局性“包围圈”.
3.重视发掘新材料,在以往研究基础上依托新材料、对宋代音乐史实取得进一步认识,例如曾美月的宋记音乐文献研究,在全面发掘宋记中的音乐史料的基础上,取得对音乐史实的进一步认识.
4.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多样化的倾向.例如郑长铃对《乐书》的研究,将田野调查与陈旸族谱资料、地方志资料相结合,在方法上有所尝试.
二、宋代音乐人物研究
在音乐史研究领域,对音乐人物的研究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在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的过程中,无论我们将目光集中于对古代乐器的研究,或对古代音乐文献的研究,抑或是古代音乐本体、音乐技术、音乐制度、音乐思想、音乐活动、音乐现象的研究等等,我们都不能忽视音乐人.因为一切音乐事项都是人的思想与活动的产物,是人与社会互动的结果.音乐人的行为与喜好与社会音乐生活密切相关,个体音乐活动是社会集体音乐活动的反映,同时,有影响力的个体音乐行为也带动了社会音乐的发展.因此,对音乐人的研究是音乐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宋代音乐人物研究成果总览
近代以来,对宋代音乐人物及其音乐活动的研究成果至少160件.研究集中表现为如下几个方向：1.研究姜白石的文章数量最多,其中涉及姜白石的乐谱乐律、音乐经历、创作思想、歌曲风格等；2.对朱长文的研究,涉及朱长文《琴史》、琴学思想、生平事历等；3.对陈旸的研究,涉及陈旸《乐书》、生平事历、学术思想渊源等；4.对沈括、蔡元定的研究,涉及沈括、蔡元定的乐律理论、音乐思想、音乐活动等；5.对周敦颐、苏轼、欧阳修、朱熹的音乐思想与音乐观的研究；6.对王灼的研究,涉及王灼的生平事历、生卒年、音乐理论贡献等；7.对宫廷音乐理论家的研究,如范镇、胡瑗、魏汉津、刘昺等；8.对宋代大晟府乐官的研究；9.对宋代琴人琴僧的研究.
(二)研究现状
1.对姜白石的研究
关于姜白石及其歌曲的研究,早在上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就有唐兰、夏承焘及杨荫浏、丘琼荪的成果问世：其中唐兰《白石道人歌曲旁谱考》,杨荫浏、阴法鲁合著《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丘琼荪《白石道人歌曲通考》,主要涉及对姜白石歌曲十七首的乐谱考察；夏承焘对姜白石的考察,则涉及乐谱、词谱、个人系年等系列成果.
如果说近百年来对姜白石歌曲的乐谱研究体现了一定的学术延续性,那么,对姜白石生平的研究,则以夏承焘《姜白石系年》（1955年发表）最有奠基性价值、林萃青《撰写古代东亚音乐家的传记——姜夔的个案》（英文稿发表于2001年）则具有海外学者的人类学独特视角.夏承焘《姜白石系年》对姜白石年谱考察甚详,详细勾勒了姜白石从出生直至67岁去世的生命轨迹,是研究姜白石艺术人生、生平事迹的力作.林萃青《撰写古代东亚音乐家的传记——姜夔的个案》,探索姜白石的音乐生涯,从姜白石自传、不同学者撰写的姜白石传记入手,提出在不同文化背景与历史背景之下撰写古代音乐人物的特定话语和评价问题.
80年代以后的姜白石研究,仍以乐谱研究最为多见,但也有为数不少的成果涉及姜白石歌曲风格、曲体结构、节奏调式特征、词曲关系、个人情感经历等.夏野《南宋作曲家姜夔及其作品》,分析姜白石歌曲代表作《扬州慢》、《凄凉犯》、《古怨》的歌曲结构、调式布局、旋律手法等,是在早期译谱成果基础上对姜白石歌曲所作的较早而全面的音乐分析,后续的不少姜白石歌曲现代分析,多以此为基础或有所拓展.
2.对朱长文的研究
对宋代琴家朱长文的研究,不仅涉及到朱长文的《琴史》,同时也涉及朱长文的个人经历.在朱长文《琴史》研究方面,许健《朱长文》、郑锦扬《朱长文〈琴史〉初探》均是较早的成果,近年来的多篇宋代古琴史研究博士论文与专著,也多涉及对朱长文及其《琴史》的考察.有关朱长文琴学的研究综述在《宋代音乐文化阐释与研究文丛》（下文简称《文论集》）“琴学形式与内容”中有所阐述.
有关朱长文个人经历方面,邓小南《朱长文家世、事历考》,对朱长文祖辈父辈的家世、朱长文个人事历及其后辈著述、朱长文家族的文化影响等,均作了详细考察,文章指出：朱长文的祖父朱亿因琴艺而待诏翰林,朱亿之女也因善于琴工而入征宫掖,朱长文的父亲朱公绰从学于范仲淹,朱长文的五世孙朱梦炎作有《朱长文事略》,朱长文一生主事著书立说,后担任苏州州学教授及朝廷太常博士.此外,陈志平的《朱长文散考三则》,对朱长文的生卒年、遗留书迹、苏州交游人物等作进一步考证,是基于前人研究成果之上的补缺式研究.
3.对陈旸的研究
早在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已对陈旸《乐书》有一定程度关注,并引用《乐书》文献佐证宋代乐器发展问题.1982年,王毓杰《古代音乐的重要文献〈乐书〉》对《乐书》的内容、版本、陈旸身份作了概要性介绍.1990年以来,音乐史学界对陈旸《乐书》的研究成果甚丰,苗建华、许在扬、郑长铃对《乐书》历史价值、成书年代、学术渊源、版本均有细致深入的考察.在人物经历研究方面,郑长铃《陈旸生平及其人文背景研究》一文,立足民族音乐学视角,从田野调查、陈旸族谱、地方志资料入手,考察了陈旸生存的时代文化背景,编写了陈旸年表.
4.对王灼的研究
对音乐理论家王灼及其音乐观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就王灼“诗与音乐的关系”观念问题有一定篇幅的阐释与评价.20世纪90年代至今,陆续产生了一批有关王灼的研究成果,除了对王灼《碧鸡漫志》音乐理论价值与编撰体例进行研究（如谢桃坊、王德埙、姚锋、丁霞等的研究）外,[1]也包括对王灼生平进行探究.谢桃坊对王灼及其《碧鸡漫志》的考察均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王灼事迹考》是较早对王灼生平进行考察的成果,该文指出：王灼的籍贯在四川遂宁,王灼的生卒年是1081—1160年,该文还考察王灼生平主要事件、交往人群、及王灼的主要著作《碧鸡漫志》、《颐堂先生文集》、《颐堂词》、《糖霜谱》等.岳珍《王灼行年考》勾勒了王灼一生的大事年谱,包括出生、乡试及赴京赶考年份、在江南、成都、遂宁三地辗转的具体年份等,岳珍《王灼生卒年补考》,对王灼生年问题进行了一步补正.总体而言,对王灼出生时间问题,目前尚有争议.
5.对乐律学家的研究
对乐律学家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沈括、蔡元定、魏汉津、胡瑗等人的乐律理论或声学理论研究,由于本《文论集》有“音乐律制与乐调”分卷收集这些理论研究成果,本分卷更注重选择对乐律学家音乐经历进行研究的成果.杨慕震《参与创建朱子学的主将——理学家、乐律学家蔡元定》,主要叙述蔡元定与朱熹之间的密切交往及学术上的相互影响.对于宋代历史上倍受争议的第六次雅乐黄钟音高制定者魏汉津,迟乃鹏《魏汉津及其雅乐乐律理论》文,较全面地阐述了魏汉津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理论要旨,对魏汉津其人其事也作了阐述.
6.对文士名流音乐活动的研究
近十年来,对宋代音乐家的研究也逐渐扩展到对历史文化名人的音乐活动的研究.如对理学家朱熹、文学家苏轼、欧阳修的音乐活动的探讨.郑俊晖博士论文《朱熹音乐著述及思想研究》,对朱熹的音乐活动和音乐著述进行编年及系年考证,并对部分音乐著述进行文献学研究,该文指出,朱熹音乐思想表现出“求实创新的《诗》乐观、精邃玄妙的乐律观、经世致用的乐教观、以理节欲的俗乐观.”衡蓉蓉博士论文《苏轼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阐述苏轼一生有蓄伎唱乐、品琴鉴乐、度曲作乐、乐论阐释多种音乐活动,认为苏轼在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音乐审美体验,也经历了从倡导“乐教”到“泛美”、“悲美”、“淡美”的音乐思想发展历程.
7.对文人音乐家的研究
对宋代音乐人物的研究,还涉及对宋代大晟府音乐家的研究.
近年来,张春义撰写《大晟府乐官刘诜琐考》《刘昺及〈大晟乐书〉辑考》等4篇系列论文,考察大晟府乐官刘诜、盛允升、朱维、蒋瑎、彭几、刘昺等人的音乐活动,系列文章指出：刘诜通音律而参与宫廷大乐制定,曾在崇宁年间任礼乐房检讨官与大晟府典乐,撰有《历代雅乐因革》、《宋制作之旨》等文,参与编写《大晟乐书》；盛允升任大晟府制造官,是大晟燕乐乐器制造的负责人；蒋瑎是宣和年大晟府大司乐；刘昺分别于大观年撰写《大晟乐书》、政和年撰《燕乐新书》；他们对南宋音乐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曾美月《谈几位被疏于关注的宋代音乐家》,对宫廷乐官兼琵琶演奏家冯吉、宫廷音乐理论家王洙、刘几、词乐创作家康与之、大晟府乐官朱维等人的音乐活动进行探究,并试图探索个体音乐活动所折射的社会音乐状况.杨成秀《范镇雅乐观研究》则涉及宫廷音乐家范镇的身份、音乐观念与制乐经历.
8.对宫廷乐工及民间音乐家的研究
音乐表演实践者是音乐表演完成的主体,古代称之为“伶人”或“乐工”.但由于史书对他们的记录较少,所以有关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少.丁仙现是宋代神宗、哲宗两朝的民间艺人兼教坊伶人,他的优语表演以切合社会时弊、勇于嘲讽各级官吏而被宋代文人津津乐道.丰家骅《宋代名优丁仙现》对丁仙现的身份、表演风格与演出场景,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康瑞军《宋代教坊大使丁仙现其人其事》一文认为,丁仙现的存在意味着此类伶人在宫廷中拥有较高地位.
孔三传是宋代说唱音乐诸宫调的首创者,宋代多种文献虽提及汴京孔三传与诸宫调之间的关系,但对于孔三传其人,并无更多记录.车文明《诸宫调创始人孔三传新解》一文,为理解孔三传的文化身份提供了新见解,她认为,孔三传就是乡贡“三传”科中举者,宋代“乡贡三传”实为中乡试而未中省试者,在文化普及程度低的古代中国,乡贡三传实是当时乡村社会的精英.由此来看,孔三传即姓孔而具备乡贡“三传”身份的文化人.
(三)研究特点与趋势
近代以来对宋代音乐人物的研究,发端于上世纪20年代,而成果的较大涌现则集中于上世纪90年代直至当今.
1.对音乐理论家的研究成果斐然
总体而言,音乐理论家由于留有乐谱或著述于当今,故而他们也成了今人研究的重点对象,而乐工或伶人因在古代社会的较低地位而未大量进入史家视野,故而他们的音乐踪迹也大多随风而逝.正因如此,今人研究成果当中,对音乐人物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对音乐理论家的研究,并将人物经历与著述观念的研究紧密结合,对姜白石、陈旸、王灼、朱熹、刘几、范镇等人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一点.
2.对文人音乐家的研究将得以延续
近3年以来,对宋代文人音乐家的研究产生了一批成果,如张春义、曾美月、杨成秀的相关研究.这些文人音乐家大多具备良好的学术背景与文才,居职于朝廷,深谙宫廷雅乐与礼乐制度之要,并参与了宫廷音乐活动与制乐过程.过去的宋代音乐史常识与研究中,鲜见这些音乐家的名字.
这种研究趋向的形成与几方面因素有关：其一是史料视野的拓展,随着史料发掘的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新材料涌现出来,而新材料必然带来新的研究、新的认识与新的发现.另一方面,近年来的学术界已逐渐从1960年代持有的雅乐“脱离现实”、是“统治阶级用以统治人民的手段”[1]的主流思潮禁锢下解放出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宫廷雅乐与礼乐制度,而对这一音乐事项的关注必然带来对这一群体人物的关注.第三,对不太被关注的宋代文人音乐家进行研究及史料发掘也与近20年来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涌现有关,只有在较长时间的“沉浸式”研究、较深厚的文献资料积累之下,零散的史料才有可能被发现并逐渐构成研究.前文提到的几篇对宋代文人音乐家进行研究的成果中,曾美月、杨成秀对文人音乐家的研究,均建立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宋代音乐研究基础之上,张春义有关大晟府乐官的研究,均属其宋代科研课题中的系列成果,而其博士学位论文,正是对宋代文学的研究.
由此可以判断,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关宋代文人音乐家的研究成果会进一步出现.同时,随着对礼乐制定者群体和文人音乐家群体的认识的加深,今人对宋代礼乐的认知也将愈加完满.
同样道理,近年来对宋代琴人琴家的认识越来越广泛深入,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琴学越来越成为“显学”、琴学研究深度与广度的拓展几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3.对音乐表演实践者的研究较薄弱并将得到弥补
如上文所说,目前的研究中对音乐表演实践者的认识仍显薄弱.尽管宋代乐工丁仙现与民间艺人孔三传已进入当今研究视野,但对于长达319年的南北两宋而言、对于有着丰富的音乐品种、活跃的城市音乐文化的宋代音乐历史而言,今人仅认识两位民间音乐家的踪迹——且尚无人知孔三传真实姓名——其数量实在太少,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记录音乐表演实践者的文字太少有关,民间音乐家或艺人、乐工不擅长于著述、而其社会地位的低下使史家不注重对其进行记录,虽然周密《武林旧事》卷4“乾淳教坊乐部”记录人名478个,但除了这些姓名所属的乐部以外,并无更多信息.但可以预见,随着对史料发掘的再加深、史料分析的再细致,随着对不同来源的史料的相互架构及文物资料的佐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会得到弥补.
4.多视角建构宋代音乐人物历史
目前的宋代音乐人物研究中,主要的研究方法仍表现为在文献解读的基础上建构人物经历、音乐观念、音乐活动、音乐贡献,但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或从田野调查的角度来解读音乐人物,这种方法与视角也已被加以应用,如林萃青《撰写古代东亚音乐家的传记——姜夔的个案》、林萃青《宋徽宗的大晟乐：中国皇权、官权和宫廷礼乐文化的一场表演》、郑长铃《在田野中走近陈旸——关于陈旸及其〈乐书〉研究的民族音乐学方法选择与思考》均属此类.这些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更加立体、多维的宋代音乐人物风貌.恰如林萃青所说：“要将传统与当代、特殊文化与全球文化语境下有关‘音乐、音乐家、传记’的概念梳理清晰”.[2]随着新历史理论的产生和新学科的出现,无论在新的研究视角、观念与方法下,还是在未来的跨学科研究过程中,对宋代音乐人物的历史建构都将取得新的成果.
音乐研究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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