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大国性外交：中国地区崛起进程中的主题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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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外交在战略上由以意识形态为主要价值取向转变为以国家利益为主要战略考量的转变,在价值上中国更加贴近现实,在现实中,真正将中国发展以及未来取向作为外交战略制定与政策执行的重要标准.新时期,尤其是新一届党和政府执政以来,面对全球以及地区形势发展的新特点,要不要继续执行韬光养晦、埋头苦干的外交政策以及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目前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定位？如何发挥与中国实力相称合的地区以及国际影响力？是在中国崛起进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崛起是一种历史潮流,在中国崛起这种大背景下,最重要的就是中国需要制定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对外战略：其次,综合各种因素考量,将周边地区视为中国能否实现崛起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新时期,周边地区都是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的重点：最后,外交理念的创新与发展以及新时期的外交战略主题与重点需要考虑我们现在的发展环境和具体实践.
一、战略目标与政策布局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特征 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外交新的特征以及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战略转型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对于中国外交新的时代特征以及在新阶段下的新思路,大多数学者都进行了归纳总结.1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在始终维护这个最高的价值目标,此外,对于在具体执行层面上更多的则是体现出时代性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以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政策指引下,我们更多的埋头发展自己的经济,一心一意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新世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长期奉行“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方针,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具体执行上开始推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这其中,美国是影响全局的重要因素.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更多的体现出了对外政策执行上的主动性、大国性和可操作性,主题更加明确.在战略上延续了以往对外政策的主要内涵与稳定性,在理念上更加注重体现时代特色的创新,注重灵活性与针对性.2
一方面,从国际视野观察,尽管在冷战期间世界也并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在美苏两极格局下,中国也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大国性特征并没有显现出来,冷战后期,随着美苏争霸以及国际政治发展的特点,中国逐渐在国际上展现出了一定的影响力.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体系多极化发展趋势,中国对外关系也更加开放与全面,在战略宏观上,和平与发展始终是中国外交的主题价值.此时,在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出现了“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以及“中国崩溃论”,并且这种论调随着中国发展进程一直存在.在国外,“好战”、“强硬”、“傲慢”等词语被用来评价中国的对外政策.,另一方面,从国内视角出发,随着国内国外经济发展日益互联互通,国内环境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实现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扩大开放,协调好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都是在改革不断进入深水区之后,需要进一步觯决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不断发展,制造业能力不断提升.但是,在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我们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不断抬高、国际资本相对转移、社会利益阶层固化等一系列的问题.金融危机出现以后,世界贸易市场的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也开始“减速”：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造成了世界各国商品市场的疲软,国内很多中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当消费不足、投资过剩、出口下降这些问题出现时,这本身已经到了国内经济发展必须需要转型提质的时刻,在国家层面上,这些都是制定对外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
保持战略定力,首先就是要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坚守中国外交的根本价值与战略方向,十八大报告指出,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4其次,就是要提高中国全局性外交的驾驭能力和顶层设计,在操作层面上需要发挥更大的建设能力,除了在价值和政策上进行延续,还需要统筹中国外交的阶段性目标与最高目标之间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将会髟响中国外交的阶段性成果.最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战略定力需要发挥中国的大国影响力和大国外交,平衡协调好“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之间的关系.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政策取向上更加向可执行性与灵活性转变.提出,在具体落实工作中,外交人员“要搞好策略运筹,顺势而为,根据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处理对外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s首先,在理念上已经开始有了反映时代现实的创新：在对美关系上．2012年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2013年的周边外交会议上,强调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此外,中国外交政策的灵活性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坚持战略底线与灵活应对相结合,其中典型的事件就是中国与菲律宾关系的变化．2016年10月22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华将经历了几年“阴影”的中菲关系拉回了正轨,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坚持底线的同时,并没有关闭对话合作的大门：另一方面,在地缘政治较量中,更加注重“软”、“硬”相结合,在东北亚地区中日韩三国关系呈现出了不稳定的特征,中日之间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和结构性的特征,但始终是“斗而不破”,双方都在有意的控制事态的发展,中韩之间关系的影响因素在于朝鲜半岛和美国．2016年,中韩之间的“萨德”问题成为中韩之间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尽管如此,在经济交流上,中国重视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
同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十八大以来的外交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更加体现出大国外交的全局性与平衡性.针对从2009年开始,美国逐渐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存在以及中国东亚地区复杂的政治安全形势等多重背景之下,国内有学者指出,当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欧印俄等“东望”之时,中国需要有自己的“西进”战略谋划.6东亚地区（东南亚与东北亚）始终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中国与东亚地区交往最早,联系也最密切,东亚地区的发展稳定关乎到中国地区崛起以及地区大国战略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南亚地区是中国在海上以及今后时期发展的主要战略空间：中亚、西亚地区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开始在地区平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二、大国崛起进程与地区秩序转型新变化
按照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当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必然要挑战守成大国的权力与地位,参照历史上主要大国在崛起过程中的主要手段,荷兰、西班牙以及英国在“王车异位”的挑战中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自己的霸权地位,美国则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带来的“便利”,在与英国争霸过程中相对和平的成为世界第一.一个国家的崛起在国际上最直接的影晌就是造成对原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改变.国际政治的权力运行组合要重新洗牌,国家之间的利益划分需要考虑新的力量的加入.大国崛起,是在一个充满荆棘艰险的道路上,遇到不同对手的的时代,这条路上有朋友、敌人,有比自己强悍的,也有比自己弱小的,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崛起的过程同样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有国外学者将中国的崛起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崛起（1949～1950年）．这个时期的主题是秩序与安全：第二次崛起（1978～2008年）,这个时期的主题是和平崛起；第三次崛起(21世纪初~),这个时期的主题可以归结为大国与主动.7国内学者认为有关和平崛起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一是“和平崛起”的定义是什么？二是实现“和平崛起”的基本条件是什么？三是“崛起”与“发展”的区别是什么？8本文认为,第一,大国崛起中的和平既是背景也是目标,和平是大国崛起的必要因素,也是大国崛起的最终目标,同时也是实现大国崛起的条件,“和平崛起”的首要条件是中国有能力让别人接受你和平崛起,即让别国不敢以战争的方式来压制中国崛起.第二,“崛起”和“发展”是一对质变和量变的关系,当发展绝对量到一定程度后能够实现中国综合实力的相对结构牲变化才是中国崛起的真正实现.
一方面,需要关注的是大国崛起的意义与大国崛起的现实条件.美国学者巴里·布赞指出,大国影响力能跨越一个以上的区域,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则能延伸至整个国际体系.o这种崛起对于世界中的中国而言,是一个民族的繁荣和国家实力和影响力的拓展的表现,所塑造的应该是国家安全稳定、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繁荣的保证,这种保证不是闭关锁国,也不是要争锋相对的与相关国家开展主权和政治竞争.在经济上发挥基础性和累积性的作用,提高我国的全球治理能力,提高我国在世界领域中的话语权,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而言,是几千年来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历史上身份认同和明,在经历了由鼎盛走向衰落,再次不断的探索走向崛起复兴的历史进程,这种大国崛起是对过去的回想,更是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身份上的证明.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所需的条件可以综合性的概括为三个要素：大国实力、崛起战略反应和路径选择.近些年,国内外对中国实力地位的认识和评价更多的是集中于经济发展的成果和国际上经济规模的位次变化,但是近些年一些国家开始争论中国巨大经济规模下的国际责任和所谓的搭便车问题.中国大国实力的变化既是纵向历史演进的发展成果累积,同时也是大国实现崛起的实力保证,要客观认识中国实力地位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相对的,但不是绝对量的变化差距.中国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评估这种实力变化,也要分析保持这种实力地位的相关要素以及未来中国大国实力能保持多长时间,等等.崛起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和崛起后都希望塑造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地区秩序.基辛格认为,似乎每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具有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改造整个国际关系的力量、意志、智慧和道德的原动力.10实现中国的大国崛起需要基于国家实力的战略理念的创新.中国能不能实现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崛起？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崛起之路没有正确不正确之分,只有这条路适不适合之选.面对中国大国崛起的趋势,和平与战争都是大国实力保证的路径选择.
另一方面,大国崛起进程中的大国外交的实施是关键.大国外交一般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基于对象界定,如果一国的外交以大国为对象,即使它是一个小国,它围绕大国开展的外交也是大国外交：第二层基于主体界定,一国自我定义为一个大国,从这个自我定义出发,界定自己的利益目标、运用与大国地位和能力相匹配的手段开展的外交就是大国外交.11第一,大国理念,大国理念不是在崛起进程中对以往外交理念和实践的否定,也不是新时期对新形势判断的绝对创新.大国理念首先是延续的过程,在和相关国家的交往历史中,要让其能够相信即使崛起了我们坚持的理念还是如此,大国是一种物质力量的体现,更应该是是对外政策理念上的保证和责任.第二,大国心态．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大国实力变化所引起的大国对自身的看法及对外心态选择、大国心态的文化价值考量以及大国心态背后的真实意图.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按照意识形态来处理对外关系,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但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使我们坚持的对外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综合实力迅速增强,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所坚持的价值理念一以贯之.中国文化深植“和”的理念,大国不欺小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是中国基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得出的.第三,大国责任,对中国而言,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自身的能力问题,对国际能够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不能实现了自身综合国力的崛起,却缺乏承担国际事务和国际责任的能力,这就是大国外交需要面对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在外交上的体现就是提升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应对处理能力,由规则秩序的接受者向秩序体系的执行者、主导者转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中国在国际多边舞台的重要作用.
周边地区对中国这样一个由地域大国向全球大国迈进的国家来说,既是崛起的地缘战略依托,也是发挥大国影晌、承担大国职责的主要区域,更是需要有效掌控的战略重地.12当前,在中国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与特征,其主要体现在因地区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导致地缘政治以及地区秩序发生了一些改变：从国内以及地区内部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来看,十八大以来实施的周边经济外交战略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布局,中国主要目的是实现国内外经济发展的互联互通,统筹内外经济发展资源,同时,在地区经济发展平衡以及共享上实现地区内部发展的包容性,但是目前在东亚地区存在着经济与政治安全双重结构性问题,东北亚地区朝核危机以及中日政治领土问题争端影响着东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东南亚地区在与中国合作中存在着南海争端以及合作机制上的主导权之争等问题：随着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加紧实施其所推行的“印太战略”,将目光更多的投向亚太地区,其主要指向就是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增强：中俄以及中国与中亚、西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的主要依托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及经济发展的互补性的巨大优势.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整体性特征开始显现,并且呈现出了“陆海统筹”、“东西并重”的特点.从外部影响因素看,其主要影响因素就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经济与军事部署.美国卷入亚洲事务的历史由来己久.二战之后,随着朝鲜战争、中苏结盟等因素的影响,美国改变了二战结束之后撤出东亚的想法.13整个冷战时期美国都在东亚地区扮演者主要角色.目前,美国在亚洲地区由五组军事同盟关系：美日、美韩、美菲、美澳、美泰,这种“轮轴一辐射”式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区稳定,但是随着中国崛起这种对中国“包围式”的战略部署,给地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美国学者和美国政府始终关注中国对亚洲地区的政策,在对中国亚洲政策关注的背后,美国更多的是担忧自己本身对亚洲事务影响力的下降以及随着经济增长背后亚洲地区权力结构和秩序正在朝着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危险.2009年,奥巴马政府第二次上台以来,高调宣布“重返亚太”．2013年1月,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提出用“亚太再平衡”战略取代具有争议的“重返亚太”战略,但政策的实质并未发生改变,.美国希望通过在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多个方面加大对亚太地区的物质和精力投入,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牵制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14_2009年11月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APEC)美国宣布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简写为TPP).随后的2010年3月,美国开始TPP谈判,则将美国重返亚洲的概念推向了.15-2010年10月28日,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夏威夷发表了关于“美国领导亚太”的讲话,她指出,美国现政府的总体亚太地区战略目标孰是要保持和加强美国在亚太区的领导能力,改善安全,扩大繁荣,促进美国的价值观.16美国“重返亚太”有多种原因：第一,从亚洲各国自身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亚太国家对中美存在“二元依赖”,即在安全上更多依赖美国,在经济上更多依赖中国,与此同时,对中美又存在“双重依赖”,即经济和安全上都与中美两国相互依存.17这种交错的关系让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谨慎地寻求平衡,在利益互动中权衡.第二,从美国角度看,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认为,随着中国在亚洲国家的崛起,必然主导亚洲地区秩序,使得亚洲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增强,美国需要联合亚洲国家遏制中国的崛起.第三,亚太地缘因素,亚太地区是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随着整个地缘格局从大西洋转到太平洋,主导亚太秩序是美国的主要外交战略之一,美国积极构建“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一方面想主导亚太地区的贸易规则,另一方面,通过主导新型贸易游戏规则来防范和遏制中国的崛起.
三、地区崛起进程中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重点与主题
从中国大国崛起与大国外交实施的战略目标与过程实施来看,周边地区是中国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重要着力点,在地区层面上的崛超一方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是新时期世界以及地区客观现实的重要体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以及亚太地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中国随即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从政策实施的效果来看,在短期内中国顶住了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但是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几十年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以及经济发展结构的严重不协调已经给中国经济的转型带来了很大的阻力.因此,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寻找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战略方向与战略重点是中国能否延长“战略机遇期”的外部选择.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及2013年周边外交会议以来,围绕构筑“大周边”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在理念与措施上都进行了一定的创新：
第一,提升周边外交的战略地位,将中国崛起融入到周边外交之中,打造“大周边”发展格局.中国崛起既是地区发展的客观事实,也是中国在制定周边政策时的重要考量因素,中国崛起的前提条件和目的都是地区和平.对于周边地区而言,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合作规模和合作范围最大、最广：政治安全关系到中国对地区的影响和地区内国家对中国崛起是否是一个威胁的认识.“大周边”格局在范围上囊括了包括中亚、西亚、南亚、东北亚以及澳大利亚、美国等在内的主要国家,在合作机制以及合作内容上逐渐提升中国的话语权.
第二,认识并重视大国对周边地区的存在与影响,推进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融合发展,运筹新时期我国外交全局与重点区域.中国大周边集中了美、俄、日、印等当今世界主要大国,处理周边问题,无论是领土（领海）争端还是区域经济合作,都必须与这些大国打交道,可以说周边外交很大程度上就是大国外交.18在中国整个外交布局中中美关系是核心,对美外交在宏观上关系到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对全球主导权的争夺,在周边地区,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各种影响力关系到地区稳定.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强调构建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19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突出“以我为主”的大外交格局,先周边关系,后大国关系,而不像以往把重要位置和篇幅放在与大国的关系上,真正体现了立足地区和着眼全球.20因此,新时期周边外交的重点是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融合推进.
第三,处理周边经济关系的理念升级一从“互惠互利”到更强调“惠及”,打造经济发展的“利益共同体”.中国将自己的发展成果惠及到周边其他国家,表明中国对实现地区经济的包容性发展持开放态度,希望在发展经济关系的同时,提升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中国崛起在周边地区造成的恐慌.“惠及”在利益关系上是单向度的,打造“利益共同体”的前提是中国的发展对地区来说不是威胁,这种利益输送的通道是通畅的,周边国家愿在与中国的发展中看到自己的价值存在.
除此之外．在周边外交的战略重点以及主题的选择上,东亚地区以及东亚经济外交是中国地区崛起的重点区域以及战略主题.19世纪之前,东亚秩序表现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秩序.21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世界殖动在全世界进行,西方列强开始在东亚地区进行渗透,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多方均势”的地区秩序.冷战期间,东亚地区表现为受美苏两个大国控制的两极均势状态.两极格局解体之后,日本因为二战的影响以及20世纪90年始日本国内经济衰退,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刚刚开始恢复发展,东南亚国家之间经济合作层次较低.因此,在东亚地区形成了“权力真空”.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在东亚地区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影响力,冷战期间,先后与日韩等国签订了“轴心一轮辐式”外交结构,形成了主导东亚事务的力量格局.同时,在地区内部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地区内部国家主要围绕中国崛起对地区权力结构的影响以及本国主导东亚事务的意愿来不断博弈.在东亚地区经济秩序上．2010年,中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东北亚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91.7%．而包括东盟4国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规模为美国的103.1%.22同时,在东亚地区肉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东亚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以日本为主导的“雁行模式”为更精细化的产业分工模式所代替,地区内部经济秩序产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主导地区经济议程的“10+3”、“10+1”模式.在政治权力秩序上,主要变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日美同盟以及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趋势：第二,朝核问题依此带来的包括韩国安全政策的调整对东北亚安全局势的影响：第三,东盟谋取主导地区事务在大国之间开展大国平衡外交.任何一方面政治权力秩序的改变都会对中国东亚地区经济外交战略产生重要的影响.
稳定是中国东亚经济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从地理概念上看,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部边缘地带,太平洋西岸,地处东亚的枢纽位置,属于海陆复合型大国.作为东亚的地缘政治枢纽,中国对东南亚和东北亚两部分起到了连接和纽带的作用.中国居于地缘板块的重心位置,国土面积广大,综合实力较为强大,周围分布着一些较小的国家.因此,中国在东亚地区发挥着地缘重心国的作用.此外,对参与东亚经济外交是中国地区崛起战略布局的优先方向.从20世纪90年始,中国始终积极主动参与多层次的东亚经济合作组织,并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东亚地区强调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开放性,坚持“开放地区主义”的发展模式.但是东亚地区在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合作机制的背景下存在着内部经济合作竞争加剧以及受到美国等域外经济势力的挑战.美国通过“重返亚洲”战略到“亚洲再平衡”战略,以及在经济领域试图构建排除中国在外的封闭性的经济合作架构“TPP”,使这一地区成为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争夺的重点区域.最后,中国在经济规模上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单一经济体,对地区发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由此带来的在地区内部对“中国威胁论”的看法却一直存在,东亚地区是中国的“家门口”,中国将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与东亚内部的多数国家都为发展中国家,都在面临着国内经济社会转型,在经济发展互补性与产业发展层次上与中国更容易开展合作,开展好对东亚经济外交在地区层面上将决定中国能否实现地区崛起.◇
进程论文参考资料：
简而言之,本文是一篇关于大国性外交和崛起和进程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进程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进程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