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五月风暴对中国经验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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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错综复杂, 两大阵营斗争激烈,呈水火不容之势.当时洞若观火,写道： “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 在理查德·沃林笔下,一股强劲的“毛主义东风”盘旋于巴黎的街头巷尾,掠过大学的教室饭堂,激发了青年学生的革命,造反的浪潮一接踵而至,最终演化为一场波澜壮阔的“五月风暴”.毛主义如星星之火一般焚野燎原,孕育了后五月时期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直接催生了持续影响当下的日常生活政治.
关于法国“五月风暴”的研究著作多如牛毛,既有当年参与者的回忆录与反思作品, 也有当年旁观者的所见所闻,更有形形色色、视角迥异的研究著作.如何从这些繁多的研究之中独辟新径,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这就是理查德·沃林在《东风》一书中努力要探寻的问题.《东风》之所以有别于其他著作而颇具新意,就在于它从众多研究者经常忽略的“毛主义”出发来重新打开那段鲜活的历史,重新描绘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法国危机重重
“五月风暴” 前夕,世界各地爆发了学生造反运动, “革命幽灵”一再重现,青年学生开始创造一种反映自身诉求的青年文化.当时法国社会虽处于“光辉三十年”的经济繁荣时期,但是法国社会危机重重,“革命”一触即发,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夏尔·戴高乐的“帝王式总统制” 令人压抑、窒息,消费社会的来临令人无聊、平庸,大学扩招导致的就业压力,令青年人苦恼不堪.这些不同的要素相互激发、重叠,持续加剧法国的社会矛盾.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戴高乐控制了法国政治局势,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不过,总统制共和国逐渐蜕变为“帝王式总统制”,爱丽舍宫蜕变为旧式“王宫”.这种政治发展趋势与法国持续进行的现代化完全不同步,出现了政治上的“返祖现象”：“政治制度被认为处于第三共和国时期,而法国到２０ 世纪６０ 年代已完全进入第五共和国时代”［１］,与此同时,６０ 年代法国处于“光辉三十年” 的重要发展时期,出现了爆炸式的经济增长,法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超现代的后工业国家.法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性变化,农民阶级消失,工人阶级锐减,出现了一个以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人员、公务员、教师和中层管理人员为主体的工薪阶级,这进一步瓦解了根深蒂固的代代因袭的社会文化观念,显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解释这一快速发展的社会问题.
“二战” 后法国人口急剧增长,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成为有见识有教养的公民,他们开始寻求政治参与的新途径与可能性.前所未有的“光辉三十年”的经济繁荣使青年人、特别是来自中产阶层的青年人不再受制于物质条件的约束,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物质保障来接受教育,进行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他们开始寻求那更加重视归属感、注重自我表达、追求生活质量的日常生活变革.大学的快速扩张虽然满足了更多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的诉求,但大学的课程和管理没有及时进行调整,以便适应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课程内容枯燥乏味,令人窒息,与青年学生的政治文化诉求极为脱节,大学被讽刺为“贩卖知识的机器”和“文凭工厂”.与此同时,学生人数激增,造成学生宿舍过度拥挤,生活条件恶劣,而宿舍探视权的规定［２］与当时如火如荼的性革命格格不入,压抑了学生正当的情感欲求,一场力比多的革命即将爆发.
消费社会的来临促使企业想尽办法来推销商品,尤其是使用各种性意象的广告接踵而至,撩动着青年男女的深层与情感需求,这无疑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持续深入的性革命.广告无处不在,时时传颂丰裕社会的赞歌,诱惑着消费者购买各种商品.让·波德里亚在《物体系》中描绘了现代消费主义的本质： “广告扮演的角色,是作为整个社会,真实或虚拟的购买力的永久海报.……产品是以被观看、被操纵的方式呈现：它被化了……加入了爱情游戏的所有成分： 主动接近、竞争、亵渎、调情、卖淫（甚至是反讽的）.（已经存有一份原欲负荷的）购买机制,为一体整套化的选择和花费所取代…… 而购物和消费的程序本身,便被如此地配上插图、打上灯光,玩弄和,就好像作为前戏的舞蹈一样.”［３］.无处不在的广告,无处不在的“物”,充斥着整个世界,物的世界处于支配地位,而人变成了多余的附属物.面对消费社会的侵蚀,法国思想界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出现了一股“日常生活批判”思潮.虽然富裕丰足的社会给人提供了一系列的文化选择、职业选择、生活方式选择与消费选择,让人貌似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然而消费社会的到来将人整合到社会权力运行机制之中,日常生活失去了自然性、非正式性,权力无孔不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受工人自治传统的启发,法国左派提倡一种“横向的”、平等主义的化模式.
毛主义者粉墨登场
３月２２ 日运动是“五月风暴” 的导火索,直接激发了一大批愤愤不平、此前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学生.当时新建的南泰尔校园处于大巴黎地区的城乡接合部,周边是冒着滚滚浓烟的工厂和噪音喧天的工地, 学习和生活条件很差,学生正当的诉求得不到认可和满足,曾爆发了一场关于宿舍探视权的活动.１９６８ 年３ 月, 巴黎爆发了一场反越战的重要集会,警方逮捕了６名学生,于是激进学生在科恩！邦迪的领导下举行行动,这就是被后世不断提及的“３月２２日运动”.因为政府和学校的拙劣行动,学生运动中心也从郊区的南泰尔校园转移到位于拉丁区中心的索邦大学.３ 月２２ 日运动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节点,个别的毛主义者参与并支持了这场运动,也在这一运动中锻炼了自己,为日后的社会政治运动奠定了基础.
５月３ 日至５ 月１０ 日,学生与的冲突不断升级,学生们自发地使用铺路石和碎石子建造街垒,出现了法国政治史上被不断赞颂的“街垒之夜”.作为反对权力的应对,街垒变成学生们领地的象征,更充当了一种与法国革命传统的象征性联系,仿佛学生们变成了法国大革命时“无裤党员”和巴黎公社成员.［４］这些学生恰恰是法国中产阶级的儿女, “街垒之夜” 使他们接受了刻不容缓的政治教育,将他们变成一大批造反者.５ 月１３ 日, 法国工会和法国左翼天主教工会组织大罢工,声援并支持学生的活动,由此形成一个工人与学生联合的反对戴高乐派的联盟,成为史无前例的新事件.这也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法国学生运动,不同于其他各国学生运动的独特方面之一.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革命,学生们审时度势,提出了一系列适度的、合理的政治诉求,从而使五月造反者变成一个“自我限制的革命” （ｓｅｌｆ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的经典案例.
此时此刻毛主义者在哪儿？他们在做什么？面对蓬勃发展的“五月风暴”,毛主义者于５月７日在巴黎高师举行集会,讨论毛主义者如何应对最新发生的政治事件.毛主义者自认为是“纯粹的”、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是革命的忠实信徒,不屑于与一群主要不满于宿舍探视权的中产阶级青年为伍,他们不认可这场正在发展的学生造反运动,反而鼓励支持者放弃拉丁区, 建议支持者“现在到工厂去！”作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 的负责人,罗贝尔·兰哈尔不分昼夜地工作,使他产生了某种政治妄想,错误估计了学生运动发展的形势.自称是革命先锋派的毛主义者有可能蜕变成革命后卫派,错失参与这场运动的最佳时机.
“革命形势” 一发不可收拾, 学生与工人成立了工人与学生行动委员会,继续传播造反福音.未经批准的罢工浪潮接踵而至,促使工人萌发了独立自主的新意识.战后法国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人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他们寻求更高的工资报酬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对“革命”不感兴趣.一旦工人阶级的要求被满足,他们就会离开街道,返回工厂.尽管如此,社会斗争的形式仍然发生了很大改变,开始解构社会控制的专制模式,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妇女、同性恋者、移民和囚犯）,寻求社会文化.这些内容成为法国后五月时期的重要主题.
各派对“五月风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分析,致力于探寻“事件”的“解释”.来自右翼的雷蒙·阿隆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将这场造反运动描述为一出“心理剧”,暗示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在心理上是失调的,需要进行治疗.而来自左翼的解释则认为“五月风暴”是一种全面消费社会的表达,是一种生活方式选择的变革,个人身份可以进行自由选择,不再受制于社会阶级预定的身份.纵观各种解释,理查德·沃林对“五月风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左翼批评者还是共和主义批评者,双方都误解了‘五月风暴’ 的政治特殊性.‘五月运动’ 的独特性在于它向传统的政治斗争形式提出了挑战,不管这些斗争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还是共和主义的.‘五月造反’ 符合一种新的、具有多种价值的政治动力,而这种动力早已超越阶级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式.学生和工人援引了开放性、公开性和直接的准则,以便反驳控制社会的新型专家治国论模式.由此,那些卷入五月运动的人对统治的变更形态和当代社会作用的限制性本质具有敏锐的认识.”［５］
毛主义者的“革命时刻”
当法国社会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如火如荼地进行变革时,６０ 年代的共产主义中国又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观？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呢？这是《东风》重点研究的议题之一.
众所周知,于１９６６ 年５ 月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巴黎公社的中国版本,希望红卫兵作为现代的巴黎公社成员停课闹革命、搞批斗, 消除官僚主义,重建共产主义中国.早在６０ 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之时,就开始从苏联夺取革命主义旗帜,输出中国革命的思想和模式,在欧洲左派、拉丁美洲、美国黑豹党中间引起巨大反响.伴随着苏联劳动集中营丑闻和“布拉格之春”,苏联的革命模式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而法国的亲斯大林主义立场,也令法国知识分子与学生所不耻,难以对法国现实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文化大革命”恰逢其时,中国道路给青年左派学生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有效的反抗模式,在巴黎学生中间产生了热烈回应.１９６７ 年成为“中国年”,巴黎街头到处流行着毛主义元素,毛式服装供不应求, 《语录》持续热销, 法国人似乎从领导的“文化大革命” 寻到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国范例.“文化大革命” 也在巴黎高师一群阿尔都塞的学生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逐渐地演变为毛主义者.他们对“文化大革命” 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尽管他们不会汉语,对当代中国了解甚少,但是革命中国变成法国毛主义的一块投影屏幕,符合他们内心深处对激进政治的希望与幻想,也成为他们寻求政治反抗模式和解决西方现代化危机的最佳样本.
面对毛主义与红色中国的诱惑,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领导人员罗贝尔·兰哈尔、雅克·布鲁瓦耶勒等人奔赴中国,开启了一次人生转折的革命旅游.他们在中方人员的监督和陪同下参观了预先炮制好的波特金村庄（Ｐｏｔｅｍｋｉ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看到了光辉灿烂的“马托邦”未来,满足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幻想和希望.他们一回国就赞美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认为中国“可能是世界文明的化身”.这次朝圣之旅满足了他们的“马托邦”幻想,他们只是重蹈了前辈左派分子罗曼·罗兰等人１９３０年对斯大林主义唱颂歌的覆辙,再次佐证了法国文化自１８ 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出现的“东方主义”修辞———试图从非西方国度获取“原始的”能量来注入衰落的法国, 以激发法国的新活力.对于大多数毛主义者而言,毛主义变成他们“救赎” 或“拯救” 的入口,的理论非常符合毛主义者的造反言行,亦有助于激发他们虔诚信徒一般的革命.面对“天空另一半”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毛主义者们癫狂不已,中国变成了他们激活政治之希望与幻想的投影屏幕.与此同时,面对国内蓬勃发展的“五月风暴”,他们错误估计了政治斗争的形势,变成了政治教条主义的囚徒.他们没有察觉到法国正在崛起的工薪阶级,没有充分理解“日常生活政治”, 以致他们与“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革命浪潮失之交臂,错失了那发生在他们宿舍窗户下的革命斗争时刻.毛主义者教条式地看待马列主义正统学说,没有理解学生造反的政治本质和意义,也没有理解５０年代以来“文化革命”的本质和意义.
本来毛主义者只是“五月风暴”宏大背景下的小角色而已,他们的故事本无足轻重,基本上被人遗忘.然而,蓬皮杜政府的拙劣政治行动将一小撮不成名的毛主义激进分子一夜之间变成巴黎最著名的群体.１９７０ 年春, 法国当局查禁《人民事业报》,逮捕了两名编辑,这是法国自１８８１ 年以来对报刊出版自由的最严重干涉.几周后,法国当局逮捕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分裂后的毛主义者组织“无产阶级左翼”领导人阿兰·热斯马尔.整个巴黎知识界怒不可遏,纷纷声援毛主义者的事业.萨特同意毛主义者的请求,出任《人民事业报》主编,他与波伏娃公然反抗政府的禁令, 到巴黎街头散发《人民事业报》.这一系列事件促使本已错失革命良机的毛主义者重新焕发活力,使他们成为后五月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开始抛弃派系意识形态,广泛地参加新的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推动了女权运动、同性恋解放、犯人权利和环保主义的长足发展,实现了从“革命政治”向“文化政治”、从“历史唯物政治” 向“歇斯底里唯物主义”的转变,促进了解放和“日常生活政治”.
知识分子的“悔悟”
“五月风暴” 令法国知识分子感到很意外,他们没有预料到这场革命会来得如此突然,如此地令他们不知所措.自１８世纪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就开始享有世俗贵族的地位,是真理、正义与美德的仲裁者,尤其是左拉为德雷福斯事件奔走控诉,充分发挥了先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而“五月风暴”却给法国知识分子上了一堂谦逊课,令知识分子处于追随者而非领导的尴尬境地.他们不再是“主人思想家”,不再承担向大众解释历史进程的重任,也不再为社会变导提供指导理论, “五月风暴” 的造反理论来自“情境主义国际”、《论辩》、“社会主义或野蛮”等左翼边缘群体.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萨特、福柯等知识分子接受了经验教训,与毛主义者接触密切,与毛主义者共进退,极大地改变了法国知识分子的角色.
６０年代, 萨特及其代表的存在主义遭受了结构主义者列维施特劳斯、福柯等人的猛烈攻击.他几乎毫无提防,似乎已成明日黄花,被扫到历史垃圾堆了.而“五月风暴”对萨特的存在主义进行了一次有效的辩护,令他东山再起,对结构主义展开了“报复”.萨特密切关注“五月风暴” 的发展局势,联合签署宣言,支持学生们的请求.而真正将萨特推向法国政治生活中心的,是他与毛主义者的合作, 他一度担任《人民事业报》《我控诉！》和《一切！》等毛主义出版物的名誉主编,沿街散发《人民事业报》,声援被捕的毛主义者,公开表达他对毛主义者的诚意.萨特还为毛主义者自传作品撰写序言,与毛主义学生领袖皮埃尔·维克多联合出版政治谈话录《造反有理》,又与毛主义者塞尔日·朱利共同创办《解放报》, 该报后成为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之一.
萨特与毛主义者的这一系列亲密合作使萨特重新发出政治活力,意味着他重获政治新生.这一系列合作也促使萨特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就其他法国知识分子来说,萨特的毛主义插曲是容许他摆脱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责难的中继站与必经阶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与毛主义者的联合允许他彻底想清楚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萦绕他心头好多年了.……从此时开始,知识分子将不再体现为一种外在于大众的绝对.相反,他或她反而可能是‘人民的朋友’.”［６］
福柯错失了“五月风暴”, 当时他正在突尼斯教书,他的伴侣丹尼尔·德菲尔通过电话告知了他巴黎正在发生的事情.福柯一回法国就出任新建的、“实验的”文森大学哲学系主任,他聘任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等一批毛主义激进分子来系任教,以致福柯被警方怀疑是文森大学毛主义支部的领导者,而这些毛主义者日后成为法国哲学界的中坚力量.福柯与毛主义者并肩作战,成立了以毛主义者为主体的监狱信息小组,而监狱信息小组的毛主义调查策略和政治战斗精神直接影响了福柯日后的写作, 促使他的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福柯提出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洞察到权力在微观物理学、微粒子层次上起作用的方式, 从而发展和完善了“生命政治” 思想.当福柯领导监狱信息小组时,他开始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他有意与萨特所代表的普遍知识分子区分开来,他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就是“特殊知识分子”.面对权力的渗透,特殊知识分子不是拒绝进入权力之网,反而是进入权力之网内部进行工作,以“局部知识”与权力展开斗争.虽然福柯区分了普遍知识分子与特殊知识分子,但他在具体的斗争实践中还是承继了萨特衣钵,变成了介入型的普遍知识分子.
《太凯尔》杂志一反萨特的“介入”概念,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如变色龙一般追逐新小说、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知识时尚.因忠诚于, 《太凯尔》派与“五月风暴”失之交臂,站到了造反学生的对立面,痛失其表达“文化革命”信心的绝好机会.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 《太凯尔》杂志开始赞扬“文化大革命”,大胆宣扬“革命中国万岁！思想万岁！”１９７２ 年, 《太凯尔》出版两期中国专号,介绍和宣传中国革命.《太凯尔》主编索莱尔斯开始穿毛主义者的服装,与同人用大学报布置编辑部.他还与妻子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学习汉语,并将的诗歌翻译成法语,还译介了的《矛盾论》等哲学文章.一旦时机成熟,索莱尔斯和克里斯蒂娃等人在罗兰·巴特的陪伴下前往共产主义中国朝圣,进行了一场由中国政府支付的“革命旅游”.他们在中方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模范工厂、模范学校和模范出版社,享受了皇室般的待遇.回到巴黎后,索莱尔斯及其同人保持了他们的约定,撰写并发表了歌颂中国社会主义成就的文章和著作,克里斯蒂娃出版了《中国妇女》,巴尔特出版了《中国行日记》,也基本上为他们的“中国迷”时期画上了句号.一旦革命幻想破灭,《太凯尔》派成员于７０年代末期转而支持东欧持不同政见者,变成了坚定的人权主义者.他们解散了《太凯尔》,创办一份纯文学刊物《无限》,以埋葬他们的“文化革命”的过去.
当一切尘埃落定, “五月风暴” 及其后五月时期的文化思潮持久地改变了法国的政治文化生活.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法国社会党上台,曾活跃于后五月时期的毛主义者也逐渐退出了历史的前台,不过“五月风暴”及其后五月时期所追求的改革诉求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获得实现,最终法国社会从“文化革命”转向了结社,法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篇章.尽管毛主义者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他们代表了法国一代人的政治文化诉求,改变了政治与文化的边界,对法国当代社会产生着持续的影响.“只要毛主义者的故事代表了一种建设性政治学习过程的范式实例,它就值得一讲.毛主义者开始是政治教条主义者、虔诚信仰者,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他们不可能调和他们亲华的‘意识形态眼罩’ 与‘五月风暴’ 的解放精神.一旦他们不再以革命口号欺骗自己,他们就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来理解政治.因此“文化革命”的观念完全被改变了,它不再是一个中国独有的参照点,它反而逐渐代表一种思考政治的全新方法：这种方法放弃夺取政治权力的目标,反而试图在习俗、习惯、性征、性别角色和一般社会交往中发起一场革命.”［７］
［本文系２０１６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２０ 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１６ＺＤＡ１９４） 阶段性成果之一, 译者亦将本译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遗产》列入该项目.本书即将由编译出版社出版.］
注释
［１］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ｏｌｉｎ,犜犺犲犠犻狀犱犳狉狅犿狋犺犲犈犪狊狋：犉狉犲狀犮犺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狊,狋犺犲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犺犲犔犲犵犪犮狔狅犳狋犺犲１９６０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４５．
［２］宿舍探视权规定是指, 当时学校规定男同学晚上１１ 点之后禁止进入女生宿舍,女同学只有到了２１ 岁才可以探访男生宿舍,进驻校园,保证探视权规定的严格执行.
［３］鲍德里亚： 《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９４—１９５页.
［４］同［１］,第８８—８９页.
［５］同［１］,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６］同［１］,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７］同［１］,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作者单位：北方工业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责任编辑郎静）
经验论文参考资料：
该文总结,本文论述了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风暴和中国经验和误读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经验本科毕业论文经验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